林小英：縣域教育何以成為一個話題？
【文/林小英】
一、不被期待的
2012年，我到富士康在深圳的觀瀾和龍華兩個廠區調研。這兩個廠區工人數量達到十幾萬，平均年齡是23歲，90%的工人學歷只有高中或者中專，大部分來自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換句話説，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縣中的孩子。
三次進入富士康廠區，我和團隊訪談了120多個工人。我曾問過他們，來富士康之前，在學校裏過得怎麼樣？他們的回答通常是，在學校裏，是不被期待的。這句話挺刺痛我，這些縣中的孩子在學校裏時是不是已經被放棄了？但正是這些大部分來自縣域學校的學生，畢業後走入社會，為珠三角、長三角的企業提供了優質的年輕勞動力，可以説是他們的付出成就了我們國家的“世界工廠”之名。
今天我們的媒體不斷討論“雞娃”“內卷”，中產階層關於育兒的焦慮被無限放大，相比之下，這些縣中的孩子對於教育的需求有時候卻經常性地被忽略。我們過去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國2000多個縣容納了全國50%以上的學生，可以説這部分學生的受教育狀況關乎我們未來社會的面貌和發展。
我問富士康的工人們，“你為什麼到富士康來打工？”“你未來的規劃是怎樣的？”。很多人的回答是，“我想在這裏掙到第一筆錢”“我想在這個工廠裏學習‘排人力’，然後回老家開一個店”。在他們的人生規劃中，是把自己的未來安放在縣城甚至是農村的。因此，他們的狀況如何，也關乎未來的縣域如何發展。他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縣接受了生命中最後一個階段的正式學校教育，那麼，他們在學校裏到底獲得了什麼？每次想到這個問題，我就有一種感覺油然而生：我們的整個學校教育系統對他們是有虧欠的。
縣或者説以縣為代表的農村，是目前基礎教育最主要的承擔者。我們不得不慎思，基礎教育的目標到底是什麼？一般來説基礎教育的目標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基礎性，一個是預備性。基礎性是指學校應當為每一個個體一生的成長提供最基本的知識、能力、情感和價值觀的培養。無論這個人將來從事什麼行業，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預備性是為人的下一個生涯階段做預備，包括升學預備和就業預備。而在今天，以升學預備為主的學校教育系統在堅持了一種價值的同時，到底忘記了多少東西，又忽略了多少人合理合法的正當教育需求呢？
二、縣域教育的歷史發展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們的縣域教育為什麼在今天成了一個被眾人所關注的對象？特別是2021年的“兩會”提出要振興縣域教育，可是縣域教育從來都是如此地需要被振興的對象嗎？它怎麼就成為這樣一個渾身都是問題的領域呢？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梳理一下。
1980年至2000年，國家對於教育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認定，叫作“窮國辦大教育”，那個時候需要完成兩件事情——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這兩項工作在1990年代末就已經完成了，但是完成的過程用很多地方校長總結的話來講就是：“城市教育政府辦，農村教育農民自己辦。”
在1980年代，農民基本上都要繳納“教育費附加”，錢上交到村裏，用來為“村小”聘請民辦教師。很多村小就是在這個階段興辦起來的，農民家裏有錢就出錢，有力就出力。那個時候有大量的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廣泛地散佈在縣域裏面，支撐着中國的基礎教育。儘管質量可能不怎麼樣，但至少讓村裏的孩子在家門口有學可上。當然，農民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即税費負擔過高。但是農民為什麼還是能夠積極地參與農村教育呢？其實，農民自己辦教育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傳統的。清末年間，為了在鄉村興辦教育，光緒皇帝就曾下令在縣以下設立勸學所，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縣教育局及其派出機構。
勸學所下設很多職務，比如視學兼總董，需要去各地考察選址建校，挑選老師，還需要規劃學校建好後到底怎麼發展。設有教育講習科，專門培養農村教師。勸學所的首要職能就是“推廣學務”，即在本學區調查學齡兒童數量，登記造冊，挨户勸導，負責介紹入學，根據每學期勸募學生入學數量確定工作成績優劣;調查學校選址、用房、經費等情況，商承總董擬定辦法，勸令各村董事切實舉辦學校等。
勸學所的這些職能在中國的農村延續了近百年。在新中國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的過程中，“控輟保學”依然被作為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任務，很多校長和班主任都要到學生家裏去勸孩子來上學，其實這種做法從清朝末年就開始了，也變成了我們國家老百姓參與教育的慣常做法。基礎教育在農村的興盛、發展乃至普及，就是靠着這種意志和傳統走到了今天。
這樣的歷史與現實成就了學校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係”，相互包容，也相互守望，來自鄉民的支持和監督使得村小的校長和教師都不太敢偷懶和混日子。為了實現教育現代化，提高教育質量，我們國家從1985年開始就發文清退代課教師，但20年以後還沒有清退完畢，就可以推斷出它背後有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
直到2000年以後，國家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整個社會都對新世紀有着非常美好的規劃和想象。國家富裕了，教育發展的方針就變成了“大國辦強教育”。於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提出要實施“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這項政策在2000年以後得以全面落實。“以縣為主”意味着村和鎮不再承擔任何教育行政職能，所有的村小都由縣來管，村民不再直接負擔村小教師的工資和村裏學校的開支等，當然也就不再參與教師的聘任和資源籌措等事務。它一方面確實大大減輕或者是全面免除了農民的教育負擔，以縣為單位統一來籌措資源，統一來招聘教師，使得村小的教育質量有了一個階段性的提升。
三、魔幻現狀
當所有的教育經費由縣級政府來統籌的時候，如何發放和配給這筆教育財政的款項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也造成了當前縣域教育的一些“魔幻現狀”。
第一個魔幻現狀就是“撤點並校”。這個政策最開始並不叫這個名字，它原本叫“農村中小學佈局結構調整”，是2001年國務院頒佈的。這個政策的初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後卻被執行成了撤點並校，把教學點撤掉，把村小合併，大部分學生全面集中到鎮裏，變成鎮中心學校。如果我們用經濟的視角來理解這件事就會很簡單——提高辦學的規模效益。學校那麼分散，很難管理，每一筆錢花到每一個村小，也看不出效益。
因此，對規模效益的追求使撤點並校在鄉村地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很多村小就在這個過程中消失了。直到2012年，國家審計總署開始審計過去的十年到底撤了多少學校，撤掉的村小數量是非常驚人的，甚至有人以小時為單位來計算村小消亡的速度。201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調整的意見》，在肯定佈局調整“改善了辦學條件，優化了教師隊伍配置，提高了辦學效益和辦學質量”的同時，也看到了“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大幅減少，導致部分學生上學路途變遠、交通安全隱患增加，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並帶來農村寄宿制學校不足、一些城鎮學校班額過大等問題”。
“撤點並校”帶來的農村學校和學生的減少 圖片來源：光明網
撤點並校帶來的這些現實問題中，第一個是縣裏的中心學校超大班額。一個小學動不動就上千人，我調研時去過一些鎮裏的小學，一年級的一個班可以達到90—110人。在這樣擁擠的空間裏面，一個6—7歲的孩子怎麼學習？教師又怎麼上課？
第二個問題是村裏學生上學路途遙遠。當城市正在倡導就近入學的時候，農村正在實施撤點並校，這些鄉村的孩子們是不是也應該實現就近入學？當孩子們要走很遠的路去上學，需要坐校車的時候，校車由誰來提供？回顧一下就知道，2011年的11月至12月媒體曾報道過時間間隔非常短的三起校車事故，首先是甘肅正寧縣，然後是江蘇豐縣，再就是浙江杭州。三起事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最後人們都轉向質問這樣一個問題：這些孩子為什麼上學這麼遙遠？家校之間路途上的安全誰來負責？2012年，國家出台校車質量標準，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有需求的學校幾乎都配備了校車。
第三個問題是低學段學生寄宿。撤校並點後學生上學路途遙遠，誰都能想到，解決的方式就是實施寄宿制。然而對於小學甚至是更低幼階段的孩子來説，他們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上才幾年，就得投入一個由陌生人組成的環境中去受教育和生活，這不但不符合教育心理學的要求，不符合倫常和常識，也容易導致家庭教育過早缺位。
第二個魔幻現狀可以簡單地總結為村裏“躺平”。我去過一所縣中，校長説：“中考結束之後前100名只剩15個學生留下了，好學生全都走了，再怎麼教都沒有辦法體現我們的工作價值。”所以老師們也不好好教了，學生也不好好學，每天都在混日子。這種情況直接往下複製和波及，一直漫延到村裏的學校。
我曾路過一個村裏的小學，順便進去看看，看見大冬天的一個老師就穿着毛茸茸的睡衣睡褲坐在講台邊上打瞌睡、烤火。還有的學校，課桌椅、黑板都很新，配備了電視機和多媒體教學設備，教室裏的物質環境跟城裏學校差別很小，但是這個學校一個人都沒有了。是家長不願意送過來嗎？因為很多家長都去城裏打工了，把孩子也帶走了。
學校也覺得冤，我把一切都配備好了，是你自己不願意來。但是何為不願意？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每次看到條件這麼好卻人去樓空的學校時，我似乎看見了一種人心的“塌陷”。人們不再信任一個村小可以安穩地紮根在這個村子裏頭，能給家長和孩子提供一種穩定的對未來的預期。
生源流失的縣級中學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第三個魔幻現狀是縣裏“內卷”。其實這個當下時興的詞還不足夠準確，我還要用一個詞來概括它，就是“內耗”。通過撤點並校把散落在村鎮裏面的學生集中到縣城來上學，把所有人都放在一起，很激烈的競爭就開始了。縣裏面的班級之內和班級之間，甚至是縣與縣之間，都開始了非常嚴苛的競爭。
這種競爭給市場資本的進入提供了很便利的機會。在過去十幾年中，很多縣都在努力引進外部名校資源。外部名校輸入品牌，縣政府根據本地土地財政給出一些政策優惠，結合房地產開發，三方一拍即合，就能迅速地在一兩年之內崛起一所“新貴高中”。通過學校優越的經濟條件，提供學費減免或者獎學金，把優秀的學生都集中到這個學校，再重金聘請幾位知名教師，一下子就能讓這個學校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
而縣裏其他學校的重要工作就變成了留住生源，過不了兩年連這個舉措都變得非常困難。在有的縣甚至明確規定，縣裏中考前600名的學生給某所新建的高中，剩下原來老牌的兩所高中就只能招收上了普高線但是在600名以後的學生。可是這樣的一個學校好並不表明整個縣域的教育好，雖然它表面上看起來很繁榮，教育競爭的活力被激發了，但是整個縣域的教育生態可能就被破壞了。原本一個縣裏的幾所學校可以基於本地的民情風尚相安無事而踏實地辦學，但是現在所有人卻要被迫參與這種人為製造的競爭當中，突然多出來好多事情，也多出來好多要處理的問題。
在這樣的競爭機制下，縣裏的學校是不會眼光向下關心村裏、鎮裏發生了什麼事的。他們只會眼光向外向上，去看城裏的學校是怎麼搞的，看北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怎麼做的，派學校的骨幹教師去一線城市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不知不覺地就成了城市精英教育的追隨者。但是精英教育其實是不太適合縣域的，這種教育理念一旦進入縣域，就全面地忽略了類似富士康工人的教育需求。這些工人的存在時時刻刻在挑戰這種縣域學校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淪為精英教育追隨者的正當性。
而縣域學校也逐漸在這種追隨當中，變成了被幫扶或淘汰的對象。
四、以教育扶貧的名義進入縣域到底應該怎麼做？
有很多人關心農村教育的發展，以幫扶的名義進入縣域學校。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也許我們要思考的是，縣域教育能夠容納和希望接受的到底是什麼？
從1990年代開始，很多大學就派學生去鄉村支教。這個舉措的出發點是好的，希望大學生可以帶去更加開放和孕育更多可能性的教育理念。很多支教老師在課堂上開展項目式學習、合作式學習，卻忽略了這些孩子的實際情況和真實需求。在一些情況下，支教有時候成為一種“交易”，讓支教的人可以獲得保研加分，“支教”和“保研”這兩件事就這樣組合到了一起。
縣域教育只能靠幫扶才能搞好嗎？我就發現在縣裏真的有很多“教育家”型的校長，真的能做到了解學校裏每個學生的家庭情況。在這些校長身上，我看到了，教育可以是很樸素的。從他們的經驗裏，我總結了這樣兩條：回到教育常識，恢復教學常規。
我自己就是這麼經歷過來的。我高中在湖南省長沙縣第六中學就讀。1990年代我上高中的時候，我們縣有10所高中，這在今天看來好像是不可想象的。我由於中考沒考上一中，就被分到了第六中學。我們這所學校在縣裏排不上號，比不過一中，也比不過一中之外的其他高中。在開學典禮上，校長就告訴我們要認清自己的位置。他常常對我們説，不要去管一中怎麼教學，怎麼成天補課，我們就關起門來把自己的學習搞好就行了。我覺得這就是常識之一，在一所學校裏，師生相互守望，相互呵護，就這樣過日子。
在校長的帶領下，我們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不好高騖遠，老師勤勤懇懇教書，學生安安心心學習。在高一的好幾次月考當中，我都考了總成績第一名，但是我的班主任在成績單的後面給我的評價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多麼言簡意賅，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學校教會我的樸素真理：你固然是很好，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雖然偏安一隅，但心中一定要有大世界。
第二個常識就是勞逸結合，不過分地壓榨學生。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的高三語文老師喜歡把一句話掛在嘴邊，就是“只有玩好才能學好，先要學會玩，才知道怎麼學”。這句話現在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但是當時聽起來覺得特別正常。他還告訴我們一個學和玩的分配方式：“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不是像今天這樣，逼着孩子只爭朝夕地玩命學習。
我們校長負責管紀律，他的做法就是要求我們嚴格遵守學校作息時間，該學習的時候學習，而凡是不應該學習的時候堅決不允許學習。晚上三節晚自習，誰要是在晚自習課間休息的時候還在教室裏看書，他是會把你轟出去的，課間休息時間必須休息。他們深深地知道，只有在玩的時候好好玩了，學習的時候才能好好學。
在雲南保山施甸縣，踐行30年素質教育的校長 圖源：視覺中國
再説説回到教學常規。第一個常規就是應該在高中階段給學生提供完整的文理通識教育。為了應對高考和大學專業定向，絕大多數學校都會從高一就開始引導學生進行文理選科，但我們學校從來沒這麼幹過。高二結束的時候，我們學校才通知學生要分科。我最後選的是文科，可是我在高一、高二的時候幾乎參加了所有的理科類的學科競賽。雖然成績都不怎麼樣，但是我們學校總是非常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可是，2014年國家開始搞新高考改革，實行選科和選考。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還沒有對不同學科建立充分的認知，就要做出如此重要的選擇。到了大學反而要進行全面涉及文科、理科、藝術、體育類的分佈式通識教育，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
第二個教學常規就是對體育課的重視。我高二的班主任是體育老師。南方經常下雨，很多時候不能去操場上體育課。我們學校也沒有體育館，老師就會在教室裏給我們上體育課。我們會在教室下象棋、軍棋、跳棋，做室內廣播體操，學校雖然看起來很簡陋，條件有限，但是一些室內體育課的小器材都有。有的時候好不容易等到天晴了，班主任就會把自習課也改成體育課，一定要把體育課給補回來。
我們學校的校長、黨委書記和教導主任三位校領導都是籃球愛好者，經常在傍晚去籃球場打球，搞比賽。所以，我們學校的一道常規風景是，吃完晚飯一定是全校的籃球時間和足球時間——當然，學校也沒有足球場，就是踢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球場。我雖然文化課成績很好，但是體育連及格都困難。我們老師經常嚇唬我：“你林小英光成績好有什麼用，你體育不好，未來肯定是發展不好的。”儘管那個時候體育成績都沒有納入中考和高考，但我的這些樸實的老師就會告訴我們，體育對人的一生很重要。
社會組織組團幫扶榕江縣素質教育特色學校建設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今天教育焦慮遍地都是，把過去的經驗放到今天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然而，不論身處何種情境、什麼時代，教育，總該是有一些更高遠的追求，目標不一定能實現，但總得去想一想。有一些老師和校長會把“好學生走了，工作價值體現不出來”作為藉口，這雖然也是事實，但是身為教育者，應該要有好好對待每一個學生的基本職業道德。本書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所“被抽空的縣中”，在我調研後的三年裏，通過託管改革，讓留在縣中的學生重拾信心，對他們不拋棄，不放棄，實現了本科上線人數和上線率逐年遞增。
2022年該校參加高考考生1246人，本科上線788人，本科上線率為63.2%，創學校高考成績有記錄以來新高。儘管我不應該以高考分數和上線率作為縣中振興的唯一指標，但至少這是他們所付出努力的象徵和結果。
這也讓我感受到，縣域教育就像一塊乾涸太久的土地，只要澆一桶水下去，真的就會有種子發芽。可是它被遺忘得太久了，它在整個優質教育改革的滾滾大潮當中被碾壓，被忽視，變得不被期待。
故事講到這裏，我發現縣域內實現普惠式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我又發現，當教育辦得越來越好的時候，面臨的誘惑也會越來越多。本科上線率提高了，那我們能不能多出幾個北大清華的學生？有的學校或者教育行政官員就會想，要不我們把資源重點投向某些個別學生，讓他們更有希望衝擊清(華)、北(大)、復(旦)、交(大)。這考驗的就是地方教育行政官員對於教育KPI的態度，普惠式教育和精英式教育，到底選擇哪一種？
我在2021年夏天採訪了一位校長，我問他：“幾百個一本和兩個北大清華，你會選擇哪一個？”他的回答是：“一個清北學生掩蓋了學校多少瑕疵！”只要這個學校考出了幾個清華北大的學生，很多在辦學中的不完美都可以被掩蓋，這是多麼痛的“領悟”。
河北四所縣級中學成為清北“生源地”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五、教育生態該不該採取適者生存模式？縣域教育出路何在？
有人認為，縣域教育的衰敗是自然演進的結果，適者生存，優勝劣汰。那麼，教育生態該不該奉行這種進化論模式呢？縣域教育作為整個中國教育改革版圖當中的末端和基層，到底應該怎麼辦？進化論在自然界可行，在經濟領域也許可行，但是教育作為人類社會最具奠基性的領域是不可行的。今天的媒體輿論特別喜歡錶彰個體的情懷，我們會去宣揚某一個校長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拯救了一所學校。但是，個體的情懷很寶貴，可它是不可持續的，制度化的出路才會讓縣域教育更具有自我造血功能。
我們也不能只把希望放在對口扶貧上，希望也許就在本地人身上。我在調研縣域教育的過程中遇到的很多令我感動的校長都是本地人，他們在這裏出生，在這裏長大，他們守護着這個學校和一方教育。他們瞭解當地的人，他們走在街上都會有很多老百姓主動跟他們打招呼，構成了一種和諧的共生共榮的場景。這種場景不是簡單的某一次改革可以建造起來的，但是卻可以因為剛才我所説的這些魔幻現實而消失。
有兩個本地人辦教育的積極案例我一直記憶猶新。2020年，我去了河北易縣的大龍華中心小學，這個學校的校長讓我很感動。易縣經濟不發達，學校的辦學經費非常有限，他就想方設法從有限的資金裏節省錢來讓孩子們可以接受很好的音體美教育。他在學校裏給學生們開辦了各種各樣的社團，相當於城市的家長送孩子去上的課外班，但是這裏的課外班都是免費的。
校長為什麼要免費給孩子們開課外班呢？他説這個地方經濟不好，很多家長都出去打工了，大量的孩子都是留守兒童。孩子們的家庭也拿不出上課外班的費用，但是他又希望他學校的孩子能接受基本的素質教育。學校放學後提供的社團有足球課外班、手工課外班、美術課外班，甚至還有軍樂隊。這些社團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把孩子們儘量多地留在學校，免得去學校外面瞎玩，怕不安全，可見學校的良苦用心。
也許這些課外班不是很專業，但已經足夠可貴。可能有的人會覺得這是在農村，學校這麼幹不會受到來自家長的反對。其實在北京海淀也有這樣的學校，上莊中心小學被稱為海淀區的“農村小學”。這個學校的校長也是上莊本地人，他在這個學校待了30多年。我去過這個學校很多次，我發現以校長的能力，他是可以跳槽到城裏其他的好學校去的，但是他卻選擇待在那裏不走。
他説：“我就是上莊人，我就在這好好地教我們的孩子，條件確實艱苦，但是我不覺得苦，我們學校的孩子儘管也算是農村學生，但是我得讓他們見過世面。”所以他們學校除了有一般的體育活動以外，他還給孩子們開辦了旱地滑雪課外班。在這個“雞娃”的時代，一看到課外班，可能就會想到要多少錢，但是這些也都是免費給學校裏的孩子們開設的。這兩個學校都沒有太多的辦學經費，但是他們都想盡辦法解決。因為他們都是本地人，沒打算逃走，沒打算跳槽，他們就在這兒好好地跟着孩子們一起過日子。
我們今天常常帶着一種居高臨下的眼光去看縣域教育，覺得它需要被拯救，但是這些樸素的校長讓我看到了縣域教育中也有一些應該被保持和留住的東西，這些東西甚至應該被教育改革確認、吸收和倡導。
第一，學校要儘可能多地滿足教育需求，儘量無須家長補充額外的資源。
第二，要考慮到初中和高中也許就是一些學生的最高學段，學校應該提供最完整的文理通識教育。縣域裏面的校長都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很多學生從他們的學校畢業，可能一生都不會再踏入學校了，後面就是忙忙碌碌地謀生。如果他一輩子註定了只能高中畢業，那麼高中就有義務讓他獲得最基本的文理科知識。
第三，學校應當賦予孩子一生中重要的情感資源。如果一個人只接受了高中教育，那麼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關係很可能就是在高中建立起來的。但是現在很多學校片面地強調成績，同學之間的惡性競爭導致彼此關係冷漠。學校本應該是人與人之間建立情感聯結的一個場所，它的這個功能不應該被消解掉。在學校裏收穫到的友情，甚至是愛情，這種情感資源可以滋養一個人的一生。
也許最樸素、最真摯的教育，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間的互動中完成的，很多教育的結果是無法用成績或者數據來衡量的。並不是只有成績才是我們所看到的真實，才是我們應該得到的數據，情感和關係的養育也是學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關於縣域教育的現象，有好的，也有壞的，它們都是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部分。經濟發展賦予城市和工業以絕對優先權，縣域或者説農村，有時候成為一種遙遠的文學懷舊或是歷史研究的對象，縣域教育更是處於競爭生態鏈的末端。但是，基礎教育不應該是這樣一種適者生存的模式。經濟越落後的地方，教育越應該給人以希望。
（本文內容來自林小英《縣中的孩子》一書）
林小英：《縣中的孩子》，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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