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不要辦公室的材料包，要解決問題的泥腿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清晨，在小區門口遇到幾位鄰居。互問早安時，兩名身穿紅馬甲的基層幹部從我們身邊經過。他們明顯才清理了垃圾，一人手中還拿着清潔工具。另一人拿起手機，熟練地對着幹淨的街道咔咔一陣拍，急匆匆地離開了。

我腦中蹦出一個詞“留痕”，而一位鄰居對着他們離開的背影努努嘴，嗤笑一聲“你看，形式主義。”另一位鄰居連連附和，並談起了創文創衞期間民眾各種看不懂的基層管理。

當我就此類事情詢問基層幹部們時，有幾位覺得有口難言。“早上8點多，誰想沒事找事一大早就來清潔或檢查街面？更何況，街道兩旁乾淨整潔，不也是為小區居民創造更好的人居環境嗎？”

民眾覺得假，幹部覺得冤。過度留痕，越發影響着幹羣關係。

資料圖：新華社

01.留痕，留痕，還是留痕

從羣眾的角度看，基層幹部下來做事，和民眾還沒聊上幾句，先忙着拍照合影；工作還沒開展多少，先請民眾簽好評估單；一次活動現場，工作人員換上不同單位的橫幅、衣着，手機相機咔咔響。這些現象，難怪“不明真相”的圍觀羣眾唾一句“形式主義”。

“過度留痕”不是新鮮事，也曾遭羣眾及基層質疑、媒體否定，甚至中辦發《通知》明令制止，並要求各級政府“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但當下，“案牘留痕”仍是不少地區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逐漸內化為少數幹部的工作慣性。

實際上，説到工作留痕，不僅民眾怨懟，很多基層幹部們也頗有微詞。

最近一段時間，2020年入職的小李在補部門2018年的材料。他告訴我：“配合檢查督查的人比抓落實的還多，有時候羣眾辦事都找不到空着的人。”他苦笑着連連搖頭，似乎很不贊成卻又無計可施。而鄉鎮一級，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牌子太多，牆面空間太小。掛不過來時，上面哪個部門要材料，就掛哪個部門的牌子拍照。”

小李補材料，是因為已完成的某項程序在當時看無足輕重，如今看來是缺少依據，比如簡短的內部意見交流沒有會議紀要，某次檢查沒有現場照片。從民企考入體制內的小李，覺得此舉效率低下，對此頗為抗拒。“説實話，補的材料裏實用的就一兩句，字數不夠就編空話套話，沒話寫話。”

而基層掛牌的初衷，原本是為一目瞭然地告知羣眾，此處辦何事。但一些地區，同一個辦公室各類“中心”“之家”“協會”“服務站”的牌子鋪滿了牆面。牌子越掛越多、攤子越鋪越大，不僅讓“身兼數職”的基層人員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讓辦事羣眾頭暈眼花。牆上牌子亮閃閃，羣眾的問題卻得不到解決，損耗的終是公信力和幹羣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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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科技進步也“造福”了留痕——範圍擴大、方式也越來越“卷”：從文字表格、圖片照片，到微信、APP實時打卡，再到GPS定位、水印相機刷臉。一名“鄉村振興”包村幹部告訴我，“有時候鄉下信號不好、角度不好，換着位置採集幾次才能成功。羣眾在旁邊看着，知道是走程序的覺得反覆倒騰，不知道的以為你在自拍邀功。”有一位“河長”則補充：“這個問題在巡河巡路方面特別突出。”

退役局的小軍自嘲“圖文並茂太落後了，我都用上視頻留痕了”——對於小軍來説，逢年過節，登門拜訪老戰士、同老戰士交流，本是一件汲取精神力量的快樂事。但為了留痕，不得不請堅信“訥於言而敏於行”的老戰士們與禮品合照，由此產生了一些誤會。如此，小軍索性自費購買了小巧的掛式攝像機，為老人送物資時錄下需要存檔的部分，送完後再加班整理，耗費着大量時間精力。

而在大量交流中，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步步留痕”似乎在帶歪許多年輕幹部的工作觀、責任觀，在部分年輕公務員羣體中造成價值倒錯的趨勢，給基層有效治理造成消極影響。

畢業後，立即成功“上岸”的小A説：“我覺着程序化還是很有必要的，就比如各單位聯合搞個活動，如果你是領導，你也不可能什麼活動都親自來看着吧？那你怎麼知道手下人是幹了活還是騙工資呢？就必須要留痕。換位思考，如果你是A單位的，B單位扯個橫幅在活動現場集體拍照了，怎麼證明你A單位也參加了？也必須留痕。所以留痕是有必要的，即使繁瑣，但也證明做事了。”

另一位則説：“只能説看似形式主義，但在沒有好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拍照做材料就是基層應對的上策。我覺得比起流程中貪污或完全不幹事，總體是在向好的。”

02.“督查檢查”與“過度留痕”空對空？

處處留痕成了目前基層應對的上策？注重程序規範勝過務實的結果？對此類看法，相信“大道至簡、實幹為要”的人一定不會同意。

工作“留痕”，原本是為了明確責任、加強管理、推動落實。但在執行過程中，有的地方為“留痕”而“留痕”，以敷衍了事的拍照代替羣眾工作，拍完照片後拍屁股走人，冷了羣眾的心。而基層幹部大量精力牽扯在案牘留痕之中，羣眾實事推而難動、基層做事勞而無功，極大損耗基層韌性。

但問題表現在基層，根源卻不在基層。此類怪像癥結不僅在於部分領導幹部的政績觀出了偏差，還在於上級部門對基層管理考評方式出了問題。

時下，留痕工作常與督查檢查、部門考核捆綁在一起。首先明確的是，上級對下級督查檢查是必不可少的，是保障各項政策落實和查漏補缺的重要手段。但一些地區，督查考察的重點不是實際工作有無成效，而是“材料考察”。文件包一打開，程序規範、環環相扣，圖文並茂、內容豐富，就能換來正反饋——簡而言之，只要在文件堆裏體現出“工作落實的過程”和“各種台賬背後的辛苦”，就可能得高分。

同時，個別地區領導還喜歡“大包大攬”，基層堪比“一個媳婦對付八個婆婆”。各種材料要得多，基層疲於應付；材料催得急，基層瞎編亂造。下級逐漸摸清了上級安排工作和檢查考核的套路，久而久之，上下也就形成了一種平衡與默契，基層幹事的着力點就開始奔向“紙上談兵”。

一開會，各種會標不斷變換，各單位甚至各科室不同工作人員輪番照相留底。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材料就裝進了各家文件袋裏。“更尷尬的是面對羣眾的活動。比如敬老慰老進社區，領導要求我們A單位和B單位去20人，現在基層大包大攬得太多，哪能調出20人在一個活動？於是就幾個單位人員互換馬甲湊人數拍照，實在不夠時，請物業或羣眾穿上馬甲湊一下人頭。”如此“脱實向虛”的活動，羣眾怎不心寒？雖然基層幹部也深知這是一種弄虛作假，直面羣眾時也無比尷尬難受，但迫於上級要求，也只能尷尬到底了。

面對羣眾的無感或怨懟，上級若只要求基層幹部“多做做羣眾工作”是極其不妥的。説到底，還是因為部分上級幹部或相關部門自身缺乏務實精神，“自身不做實地調研者，卻在辦公室拍腦門”，把控着基層考核升遷的命門，論英雄卻唯材料論。這也是為什麼個別受訪幹部説，“事事拍照留痕做台賬，是基層和上級磨合出來最經濟的打法。”基層用形式主義應付上級的官僚主義，就會越發“空對空”，再層層向上傳導，誤差便越來越大，也難怪現在一些專家政策被羣眾吐槽“不接地氣”。

督查考核只是手段，為的是推動工作，但如果把“留痕”當目的、當成績，以“留痕”代替工作落實，甚至替代了工作本身，實屬本末倒置，其本身就是一種形式主義。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03.“分鍋大會”中的保命符？

基層幹部苦於“案牘留痕”。但當我詢問“倘若減少留痕是否更好時”，出乎意料的是，所有的基層幹部都贊成留痕。

一位頻頻為同事“兜底”、被領導勸慰“能者多勞”的幹部告訴我：“最開始同事説做不來又學得慢，我又屬於做不完工作心裏不踏實的類型，就幫同事做了幾次。後來同事乾脆不學了，領導和稀泥也推給我。那我做也可以，每一步溝通我都錄音，發微信我就截屏，下班後存在自己電腦裏。單位米蟲不幹事，我卻多做多錯，索性全部留痕。萬一哪天追責，我做錯的我認，但別人甩來的鍋我不接。”

部分慵懶散幹部波及着其他務實幹部，且正在產生“溢出效應”和“傳染病效應”，帶來內部生態惡化，令人嘆息。而與佛系同事相比，“任務佈置一下”、“會議傳達一下”、“業績上報一下”、“問題甩鍋一下”的“二傳手”，令基層更為頭痛。

如今，“向下層層壓實責任”是上級文件中的高頻句，原是精準落實各項工作的必要之舉。但不少地方卻將壓實責任變異為“甩鍋”，有的上級部門把風險甩給基層，一旦出問題，就把做事的幹部推到最前面。究其本質，是上下級部門的權責失衡。權力資源在上，落實與責任在下。為了避免“多做多錯”或不接“飛來之鍋”，部分基層幹部做事畏首畏尾、浮於表面，不求進取、只求無過，應付上級的“規範化程序”即可，哪管民眾眼中的基層效率如何。

今年夏天，多地遭遇重大水災。在某受災地區停留數天，我見到了許多幹羣一心抗洪搶險、災後清淤重建家園的感人事蹟。該地區工作推進也極其迅速，早已恢復正常秩序。但災害過後，一個事情引發了一線救災幹部們的反覆思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周邊縣區很多志願者趕來幫助我們清淤，也有大量青年返鄉重振家園。在新聞裏得知家鄉受災，有位在外地創業的企業家自掏腰包，僱傭卡車拉着大量新鮮蔬果、肉類食品趕到了其中一個志願者休息點。他們帶來了農村辦壩壩宴（可就地搭建）的炊具，還聘請了兩名廚師，希望一線救災的大家能夠就近吃上熱乎飯。”

但駐守在志願者點位的政府工作人員不敢收。“捐贈者沒有提前聯繫報備，食物沒有經過檢查、登記、入庫，政府部門也沒有直接接手企業捐贈的資格。”工作人員知道企業家的一片好心，也知道接連幾日辛苦勞作的志願者們希望快點吃上熱乎飯，但“只有聯繫當地紅十字會趕緊派人過來。這種突發情況，沒有事事留痕，哪個該收？萬一食物中毒怎麼辦？萬一以後有人舉報不規範，甚至造謠政府或紅十黑了物資或丟棄，我哪裏説理去？”

他的擔憂不無道理。2013年雅安蘆山地震，大量民間力量自發救援，雖不可忽視其積極作用，但也引發了諸多負面事件。一位幹部説：“民眾眼中的諸多不合理，有時候是他們看不見程序與效率、短期和長期之間的平衡點而已。”另一位長期紮根羣眾的基層幹部，對此類看法嚴厲斥責：“這種想法，就是預設了那羣志願者中有刁民，然後一邊提防着一邊做事！老百姓不傻的啊，把他們當自己人，先把物資發下去，大家真的會十分感激。哪怕真的有極個別後來無理取鬧，其他羣眾也會為真正做事的基層幹部發聲證明的！”

輿情敏感、急難險重的救援現場有其特殊性，事後民眾也多能理解。但日常的安全檢查這方面，一位中層幹部悄悄分享的“內幕”令我驚奇。

“抓安全這塊，現在已是重災區。”疫情期間，由各部門各領域抽調人員組成的疫情小組保留，原地改為安全檢查小組，檢查內容也很寬泛——從培訓機構火災隱患到大型遊樂設施鎖釦有無上油，從無人值守的山嶽崖壁網紅點拍照風險到市民電動車停放。

“燃氣安全、遊樂大型設施安全檢查，本應是專業技術部門的工作。但領導居然同意了安全部門的提議，全面下發。首先給所有在編人員進行莫名其妙的安全培訓。所謂安全培訓也沒實操性，厚厚一本，每條每點照本宣科、面面俱到，你聽不聽、懂沒懂是你的事，我每條都講了就盡到了我的責。”阿圓無奈地説，“實際就是為了分擔責任主體，出問題後誰檢查的誰倒黴唄！”

“不少單位這麼幹，本來是職能部門深耕本職工作可以幹好的事，卻非要拉一大羣人蔘與。”另一位分管幹部補充，“話難聽但事實就是如此。因為誰都不想擔責任。只能這樣一層一層又一層，儘可能讓更多的人蔘與進來，疊的層數越多，最後出問題打擊面也越大，自己承擔的責任越小。”有幹部反映，安全問題，在某些地區已變成“萬無一失、一失萬無”。

工作中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是應該的，過度追責也並非普遍現象。層層加碼及部分領導的問責濫用，看似在倒逼基層幹部有做事擔當，實則更易造成政策層層異化、無法真正落地。而一些地方因過度追責導致的極端案例，很容易在基層幹部中傳播擴散，進而成為基層幹部的心病，助長“慵懶散”和“躺平擺爛”現象。

部分地區的基層怪象，不管是熱衷留痕工作細節，還是忙於撇清責任，其根源還是唯上而棄下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基層無法把真實信息傳遞到上層，而上層完全不受低一層的制約評判，最後變成領導脱離基層，基層脱離羣眾。

04.解決問題才是唯一評判標準

中央曾多次強調，要把幹部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脱出來。而針對問責濫用泛化，中央曾以《通知》形式明確提出，不能簡單以問責代替整改，也不能簡單搞終身問責。改變務虛不務實的考核現象，不要把業績評估和幹部考核簡單化、表面化，用所謂的“工作留痕”代替科學監督和精準考核。此外，還應營造良好執行環境，加強正向激勵，在幹部選拔任用時，加強對擔當的考核權重，讓想幹事、能幹事、敢擔當的優秀幹部脱穎而出。

很多地區也在採取積極行動，整治“文山會海”、“案牘留痕”和“濫用問責”等，鼓勵廣大幹部敢於擔當作為。筆者見過泥石流中“我先上、你們跟上”帶領羣眾避險的縣委常委；見過在聯席會議上怒懟不作為的政務領導，為一線警員保駕護航的公安領導；也見過專門召開媒體發佈會，及時為被誣告幹部正名的檢察官。

這些案例的上級領導，沒有大包大攬推給基層，而是權責分明、各司其職，沒有拍腦門不接地氣的異想天開，而是自基層做起、腳踏大地；沒有過度依賴問責來推動工作，而是為基層幹部創業幹事“撐腰鼓勁”。在這些地區，基層幹部所表達出的心聲、民眾聊天八卦時透露出的勃勃生機，給人的觀感，確實與“基層苦累、民眾無感”的地區大不同。

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羣眾雖看不見體制內部的彎彎繞繞，也看不見基層與上級的拉扯博弈，但自有着最樸素的評判標準。基層政府的執政效能、基層戰鬥堡壘中的幹羣聯繫，若只將審視批評、督促改正的目光對準基層，這有失公允更無濟於補。

與其要求基層少一些形式主義，不如要求負責督導檢查的領導幹部從自身做起。基層工作要不要材料？當然要。但需要的是剔除不必要的紙面檢查，需要務實、紮實的材料。那何謂“務實紮實”的工作和材料呢？筆者認為，可以換來真實的經濟精神社會效益的、實實在在解決了羣眾某項合理需求而非大量“內部消費”（財政供養體系內互相對付）的材料。現在政府工作人員也大幅加班，這當中有很多是忙於形式主義的東西，或者管理了職能範圍之外的事，勞於奔波、疲於應付，助長脱實向虛的風氣。

“不要辦公室的材料包，而要解決問題的泥腿子”、“多做實地調研者，少在辦公室拍腦門”。要想實現以上兩點，部分地區首先得破除“紙堆裏堆數據、壘優秀”的督查考核方式。讓基層幹部擺脱“文山會海”和“無效加班”的枷鎖，才能有時間精力深耕本職工作、走入羣眾。

基層也希望，當他們更多嵌入羣眾做實事而引發矛盾時，上級能明辨是非——不能為應付上級或平息輿論，選擇“出事就要有人擔責”的方式，也不能用“多處分幾個”來突出整治效果，更不能只整頓內部而不糾正事件另一方的錯誤行徑（多見造謠詆譭、巨嬰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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