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文/樊綱】
現在各行各業都開始復甦，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大挑戰，最重要的挑戰是需求不足，增長乏力、預期減弱。
壹 | 中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
上面這張圖是中國GDP走勢，2012年是一個高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2009年中國採取了非常強勁的刺激政策，它的作用延續到2012年，增長率達到12%是一個高峯，之後一路下滑。特別是這三年因為疫情、中美貿易戰的一系列因素，我們出現比較大的動盪。
在動盪之前經濟已經出現下滑的趨勢，隨着情況變的更加複雜，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條件下，再加上疫情和經濟本身出現的問題，應該説經濟增長現在面臨重要的挑戰。
造成挑戰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我們稍微梳理一下：
第一，疫情期間疫情的管控導致產業鏈的紊亂，供需關係的失衡，經濟活動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導致經濟的下滑。
第二，現在企業預期走弱、投資下滑，有各種因素使得企業家對於投資的前景不看好，因此投資需求減弱，特別是民營經濟這些年投資的動力下滑。
第三，政府官員也承認過去出現的政策“合成謬誤”，合成謬誤有的時候會產生較大影響，包括對某些行業突然的轉向，導致某些行業的資金供應突然斷裂。不是企業自己斷裂的，而是從資金供給方面出現政策的變化，導致產業資金的斷裂。
第四，世界經濟問題（外部經濟問題），世界經濟這兩年嚴重低迷，通貨膨脹、加息、經濟下滑，因此導致我們的出口下滑。不僅我們負增長，其他的國家也在負增長。
第五，地緣政治博弈，美國對我們的遏制、打壓，長臂管轄，從貿易戰開始等等一系列的操作，跟我們脱鈎、斷供，使得產業鏈出現振盪和調整。
長期、短期、疫情、經濟、市場、政策、國內、國外等各種因素疊加在一起，對我們的經濟增長就造成一些挑戰。
第一，消費不足。很多人説要刺激消費，消費不是刺激出來的，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是就業的函數，如果就業、收入下滑，那麼消費自然下滑，至少不會有明顯的增長。所以經濟的低迷、就業機會的減少、收入增速的下降，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第二，企業投資不足，預期走弱導致企業投資不足。這是現在重要的現象，也不是躺平，大家都比較謹慎。
第三，政府的需求也遇到問題，當民間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不足的時候，這個時候政策應該擴大需求，維護總需求的增長，但是最近一個時期，政府投資也出現一些問題，地方政府因為債務負擔的問題很難再增加支出，加上前幾年的財政出現大量的支出，疫情控制等。因為整個經濟增速下滑，税收下降，使得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日益凸顯，也就是城投債的問題，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資需求出現不足。
第四，出口下滑現在已經出現深度負增長。所謂三駕馬車：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都出現了下滑，這是這幾個月，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的重要原因。
上面這張圖，着重説的是世界經濟情況不好，美國、歐洲的經濟景氣指數都在下降，全球的增長速度在放緩。越南前幾個月下滑11%、12%，韓國五月份下降15%、六月份下降16%，比我們下降還要多。這可能不是我們的問題，但這確實是全球的問題，對我們有重要的影響。我們的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而且是深度的負增長。
需求不足的重要表現就是通貨緊縮，也就是物價水平在下降，上圖是消費品價格指數，CPI6月份0%增長，環比下降0.2%，消費品價格指數是最終消費品，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數是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也就是上游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價格深度負增長。這説明現在的消費品價格指數面臨的壓力比較小，後續也不會有明顯的增長，因為上游產品的價格也在下降，傳導機制傳導到下游來，依然是負增長或者不增長的趨勢。
這個時候很多人議論是不是出現通貨緊縮？價格確實在下降，但價格下降不全都是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的定義是貨幣增加速度放慢，或者通貨減少導致需求不足，導致價格下降，但是有各種不同的因素會導致價格下降，首先是效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工業品，例如手機、電視，電子產品每天都在降價，而且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拼命壓價，並且拼命提高改進自己的效率，使得產品生產效率越來越高，成本越來越低，因此不斷地降價。
大家都知道芯片、電子產品有摩爾定律，18個月體積小一倍、成本降一倍、價格降一倍、效率提高一倍，這就是通常情況下價格下降表示的利潤提高和效率的提高。
我在2004年專門發表過一篇文章，分析當時價格下降的情況，稱之為“有效降價”。當時價格也是在下降，但不是問題，反倒説明我們的經濟在進步。
但是另外一個極端的情況就不是這樣，通貨緊縮通常説的是貨幣增發速度下降，貨幣減少導致的價格下降，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貨幣超發，貨幣增長速度現在達到12%左右，但是價格為零，價格增長是負增長甚至是零增長，這種情況顯然不屬於通貨緊縮。
經濟學將其定義為流動性陷阱，或者叫做非典型結構性的通貨緊縮。流動陷阱指的是花了很多貨幣，但是人們拿到的貨幣並沒有轉化成需求，並沒有去買東西，存在銀行賬户上搞理財，增加銀行的儲蓄性存款，而沒有增加現金存款，沒有準備花這筆錢，這就是這幾年發生的情況。
2022年銀行存款增加15萬億，其中企業5萬億，居民儲蓄增加10萬億，大部分是做了理財、儲蓄性存款，儲蓄性存款與現金性存款的差別在於M1和M2的相互關係，如果不是儲蓄性存款，放在一般的現金賬户是準備去花錢，也就是M1的增長，但是M1現在水平非常低，增長速度非常慢，而增加的都在M2，M2包含儲蓄性存款。
大概的情況確實是銀行系統增發了貸款，確實增發了貨幣又降低了利率，但當人們拿到存款、企業拿到貸款後，可能是還一些債務，補發過去沒有發的工資，居民也拿到錢，但也都存到儲蓄賬户上。
也就是説，貨幣是增發，但是人們沒有增加需求，企業仍然不投資，居民仍然不消費，典型的是流動性陷阱的情況。就是發了很多貨幣，但貨幣像掉進了黑洞，沒有真正發揮作用變成需求。
這種情況最早是以凱恩斯的經濟學家命名的，在美國歐洲三十年代大蕭條的過程中出現這種情況，大家發現原來不是貨幣增發就可以帶動需求，而是需要人們對投資的預期發生變化，如果增發貨幣，融資成本也會降低，利率會降低。
但如果預期投資的收益比利率還要低，仍然不會投資、不會轉化為需求。所謂預期減弱，也就是預期投資回報減弱，這在企業的行為中表現特別明顯。
貳 | 影響長期發展主要因素
地緣政治衝突
第二方面，我講一下中國長期增長面臨的重大問題，也就是地緣政治衝突，如何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們的遏制和打壓。
2018年之後，美國和我們打了貿易戰，要削弱我們在貿易當中的競爭力，之後弄了各種長臂管轄，中芯、華為這些都受到了制裁，打亂了國際市場的正常秩序，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對我們進行遏制、打壓，脱鈎、斷供，現在可以看到幾乎每天出一個新招，要對我們各方面的經濟活動進行限制，跟我們脱鈎、斷供，對企業採取各種非經濟手段的打壓。
這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產生的影響是，使得我們長期增長速度可能會放緩。對於投資者來説，要看到這樣的趨勢機理在什麼地方。
過去四十年的增長，得益於一件事情，我們作為後來者，通過開放、貿易、吸引外資，通過到國外留學，與發達國家進行各種學術交流，我們作為後來者用比較短的時間、比較低的成本學到大量知識和技術。
經濟學上説為什麼落後國家會比發達國家增長快？就是因為落後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可以低成本的利用人類已經創造出來的知識和技術，減少我們自己的研發成本和試錯成本，我們可以走捷徑，可以增長的更快一點。
但是我們走得更快就觸動了人家的奶酪，發達國家就看到你的競爭能力。
美國人看到我們在跟世界經濟的互動當中，發揮了後發優勢。我們學到了知識，享受了知識的外溢，所以美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要掐斷我們學習先進理論、先進知識。防止我們通過進口高科技產品、設備，購買他們的專利、學術交流、留學生留學等方式，學習到的各種知識。他們現在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要卡斷這一點，這就會使我們發展的成本比過去更高。
我們現在有些產業已經具有領先地位，特別是高科技、AI、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等。但在多數領域裏面我們仍然是跟跑者。我們做過一些調研，問一些專家，在他們所熟悉的產業領域裏，比起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大概處在什麼樣的位置。
前些年是50-60%，以發達國家最好的產業標杆是100%，我們是50-60%，最近兩年我們是60-70%，但是仍然沒有在真正的前沿，這個時候最優的選擇，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研發能力，另一方面繼續引進學習，引進吸收消化模仿。
如果現在什麼事都讓我們自主創新，可能不是現在的最優選擇，美國人想抓住這個機會把我們卡在這裏，讓我們無法做最優的選擇。因此，我們的研發投入、支付成本會更高，發展速度卻可能會低一點。
在地緣政治大變局的情況下，我們選擇自我創新是不得不走的路，比起過去沒有地緣政治因素的時候，現在成本會更高，增長速度會更低。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看到發展是非常的困難。
橫軸：1960年人均GDP水平與美國之比的對數，豎軸：2008年人均GDP水平與美國之比的對數。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2年發表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這些年，我給北京大學的研究生上課講發展經濟學，一上來肯定要講貧困的陷阱，因為發展經濟學主要是研究落後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最初的困難是要錢沒錢、要教育沒教育、要技術沒技術，因此叫貧困的“陷阱”。
我們努力發展，努力利用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使我們的收入增長到中等收入階段，這時又出現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走着走着，進入中等收入的階段，你的收入會比另外一些落後國家要高，那就失去了這方面的優勢，就像有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現在可以轉移到比我們收入更低的國家，例如越南、柬埔寨、非洲等等。這塊如果沒有高新科技的話，就可能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前幾年我們認真研究的大問題。
當比較優勢失去之後，往往經濟會出現停滯，但我們還好，當收入增長之後繼續發揮後發優勢。在過去十年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們仍然獲得比較高的增長，應該説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陷阱；如果一切正常，應該會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我們比較善於學習，積極學習、引進、消化、吸收、模仿等等。
再往前走，當經濟越來越具有科技創新競爭力的時候，新的問題又來了，這是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叫做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的政治家，當時針對雅典城邦的崛起，必然會引起老的守城大國，斯巴達城邦的反對，二者必有一戰。
希臘城邦和斯巴達城邦確實後來打了很長時間的仗，最後兩敗俱傷，希臘從此相對衰落了，這叫做地緣政治陷阱。這不是按照市場的規則來進行鬥爭，而是採取非市場的措施，違背市場規律、市場分工、市場交易等，用各種行政手段，遏制你、打壓你。
隨着經濟學不根據新的情況要不斷改寫，事實上也反映了中國發展當中面臨的各種困境。
面對這樣的情況怎麼樣？沒有別的辦法，也改變不了別人，只能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大家有各種想法，包括企業家預期減弱等等，跟地緣政治的衝突也有密切的關係，分析未來中國經濟走勢的時候，這些確實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因素。
叁 | 中國經濟的積極因素
前半段講的都是悲觀的因素，經濟下滑、外部條件的變化、地緣政治的變化等等，但我們確實也要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的亮點、韌性和潛力。
儘管現在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但也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
第一，通貨膨脹比較低。一方面是價格下降反映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我們沒有高額通貨膨脹，在世界發達國家都面臨高額通貨膨脹的時候，我們的價格比較低，就可以使我們採取各種擴大需求的措施，不必跟發達國家一樣採取各種緊縮政策。
相反我們就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降息，增加財政支出擴大需求等。在一定意義上，價格穩定總比通貨膨脹要好。
第二，當其他國家出現貿易逆差的時候，我們依然是貿易順差，現在順差有所減少，但仍然是鉅額順差。在世界金融動盪的時期，有順差總比有逆差好，有錢總比沒錢好。
第三，正因如此，我們的匯率相對而言比較穩定，我們最近人民幣貶了一些，但不是因為人民幣本身走弱，而是美元前一階段走強，美國因為加息後，美元向美國迴流，在其他地方就變比較稀缺，因此對其他貨幣而言，美元走強、美元指數上升。
但最近美元指數又有所走跌，人民幣反過來有點走強，現在仍然是7.15、7.16的水平，比過去有些貶值，但是基本穩定；如果跟其他貨幣相比，當美元走強的時候，其他貨幣的貶值程度比我們要大的多，特別是日元和歐元。
第四，我們的金融系統這些年風控比較嚴格，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國有銀行系統、保險系統高度控制風險。儘管我們有金融問題，但是總的來説，金融系統確實不存在系統性風險，在全世界的範圍裏，我們的金融系統總的來講是比較穩健的。
我們不必擔心出現大的金融危機，這是美國現在需要擔心的事情，美國的中小銀行、大銀行的倒閉爆雷事件仍然在不斷髮生，我們拭目以待。
第五，與此同時，我們有新的增長點，一些新型的產業正在發展，對整個宏觀經濟起到帶動作用。看到這些增長的時候，也能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2023年8月10日，一批汽車即將從蘇州港太倉港區出口國外市場。圖自IC Photo
首先是汽車，兩三年前都不敢想象中國的汽車出口會變成世界第一，我們去年是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超過德國，一季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二季度的數字還沒有出來，但依然是高增長，並且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新能源汽車的高增長，我們稱它為智能汽車，物聯網+新能源，帶動一系列的產業增長。也許會出現結構性調整，也許會重新洗牌，但總的來講，增長趨勢會進行下去。
第二，新能源技術，全世界一枝獨秀。我們新能源的各種技術、設備，包括太陽能面板、風能技術設備，電池、存儲能力等等，都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而且世界上的出口增長也是比較迅速的，這個產業依然是我們比較重要的賽道。
第三，人工智能和數字解決。人工智能方面，最近又被美國的企業趕超了，也就是ChatGPT，但仔細想想中國的公司，算法、算力、存儲能力在世界上屬於第一梯隊。從論文的發表、創新的能力、專利的申請、專利的應用等等，我們屬於第一賽道，具有領先優勢。
特別是數字化應用改造製造業、實業、應用於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製造業的發展，數字化一定是大的趨勢，沒有數字化就沒有持續高質量的製造業發展，從而保住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且數字經濟本身在創造產值、就業，在各行各業的應用過程中，都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生物醫藥。我們現在創新藥已經超過歐企和日企。雖然跟美國還不能相比，但比起歐洲和日本的企業，我們的創新藥佔世界比重已經超過那些國家，應該説生物產業、生物製藥也是我們的新亮點。
除了產業之外，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發展引擎——城市化。我們的城市化還在進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遷移的過程還在進行中，下一個階段的重要發展引擎就是城市羣的發展。城市羣有大的，例如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但也有很多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羣。
也許在偏遠的三四線城市，這個城市的發展已經走到一定瓶頸，但由於大家在向大城市、城市羣集中，城市化的發展包括房地產產業仍然可以支撐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
肆 | 關於城投債、城市化與走出去
這個過程中必須要解決一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也可以看到經濟的潛力，在問題的背後，可以挖掘出下一階段增長的動力。主要講三個問題：城投債、城市化、走出去。
一、城投債。
剛才説到流動性陷阱，現在增發了貨幣也不會形成需求，消費需求又不振，這個時候只能靠政府增加需求，來彌補總需求的不足。這件事不是中國政府要做的，而是世界上所有的政府，當市場需求不足的時候，政府都應該出來發債、增加支出、財政刺激政策。
而且我們還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國有資產要為公共服務、為經濟的整體發展服務，我們有巨大的潛力，國有淨資產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國有企業87萬億（淨資產—總資產扣除負債之後的淨資產是87億），金融企業國有資產25萬億，行政事業國有淨資產是42萬億。從債務的角度來講，本身也是具有保險，不光要看債務，還要看後面的資產。
總體來講，我們的宏觀債務率依然是可控的。最新的數據，2023年一季度中國的宏觀槓桿率是273%，比去年有所上升，但是比起其他國家我們不算高，日本是476%，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債佔GDP比重突破債務上限，現在是31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123%，一個政府債務相當於GDP的123%。
我們的政府債務率是60%，企業債比較高為165%，居民債佔40%，跟日本相比，日本的政府債是250%，企業債比較低110%，居民債是73%。
我們的城投債在什麼地方？有一部分是計在政府債的範圍裏，但是城投債有一大部分計在企業債，城投債不是在政府債務之外又發現一筆債務。
城投公司是企業，是政府擔保，代替政府借了很多錢，因此很多債務計算在企業債務裏面。可以説政府債沒有完全包括城投債，但不能説城投債是在中國總的債務外還有一塊債務。
比起日本我們還是可控的，日本的總債務率476%，國債比率270%，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城投債從政府債務來講依然是可控的，而且處理起來應該是有餘力的。
城投債的問題在於出現兩個錯配。
錯配一：用金融債做財政。金融債通常是投入一個項目，項目的收益來還債。但是財政的事有很多是公共投資問題，不是通過一個項目的收益來還債，財政的事情就是投了公共品，未來的收益不在於本身有多少現金流，比如修一個高鐵、地鐵，搞了環境，修了大橋，這不一定從大橋本身獲得收益，要從整個地方經濟的發展、企業的發展、居民收入的增長，未來很多年通過税收增加來還債，這叫財政公共投資的融資方式，應該是財政債務，公債來支撐地方經濟的建設。
而我們現在用的是專項債，現在很多地方不願意用專項債，因為專項投入項目中產生不了、而且短期內產生不了現金流。
錯配二：時期錯配，用短期資金做長期的事情。通常的城投債都是10年、15年最多，而一個公共項目比如建了一個大橋，三十年、五十年不會產生收益，因此政府的債務應該用長期的公共債務來支撐公共投資的增長。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還有通過發行長期公債就可以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什麼叫長期公債？有一種長期公債叫永續債，荷蘭當年要修海壩，因為沒有海壩無法生存，所以發了永續債，可以永遠不還本金，但是每年支付利息。日本有一個債務規則叫做60年還債規則，依據公共建築物的壽命是60年，因此要60年還債。
如果發行長期公債，今後就可以用長期公債支撐政府對公共的投資，捋順這個關係，可以用財政政策支撐經濟的增長。
二、關於房地產市場和城市化的走勢，主要講幾個問題：
第一，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情況自然跟企業有關，有些企業盲目擴張、盲目投資，用金融的槓桿來做一些擴張的事情，導致債務的爆雷，肯定有企業的責任。
第二，也有政策的責任，主要分為兩塊：短期、長期。
短期的問題在於過去經常要控制房價，結果去控制資金的供應，不是從需求側控制按揭貸款，而是從供給側減少對房企的資金供應，並且出現突然系統性斷供的情況，這是政策的合成謬誤。比如對於建房的企業進行斷供，就造成更大的問題，導致資金鍊斷裂。
長期的問題在於過去城市化戰略出現偏差，過去叫做城鎮化，我們拼命鼓勵小城市、小城鎮的發展，結果無限供地，小城鎮發展蓋了房子，結果人走光了，而且對大城市的發展限之又限，但是人走進了大城市，大城市的房價暴漲，所以出現的兩極分化。
兩極分化也導致大企業出現問題，大企業要在大城市有樓盤，但是大城市沒有更多的地方，小城市也歡迎他們投資，有地又便宜，結果在小城市也蓋了很多樓，但蓋完了樓人又沒了，沒有需求，資金鍊發生斷裂。因此整個公司資金鍊發生斷裂，不是沒有好項目，在大城市項目還在漲價。這也不是個別的問題，而是屬於系統性問題，屬於城市化發展戰略出現問題。
現在做的事都在矯正過去的偏差，包括現在要發展城市羣，要順應人口遷移的規律。人民遷移是追求美好生活，追求有更高收入的就業。
資料圖來自新華社
所以我們要繼續發展城市化，有兩個含義：
第一，農民工要進城。
中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工業化、二是城市化，沒有城市化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因此我們要繼續努力發展城市，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城市要放開户籍制度，鼓勵農民工進城等，這些都是對過去一些措施的矯正。
第二，小城市人向大城市遷移，這個過程中限購限的首先是外來人口，而外來人口進大城市的趨勢還會繼續保持下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化遠沒有結束，房地產的發展仍然具有一定潛力。
所以我們應該對中國經濟有信心，這也在於我們要把過去的偏差修正過來，把更多潛力挖掘出來。中國經濟可以繼續發展，我們的城市化還遠沒有結束，城市化是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三、如何看待產業鏈轉移。
現在不光外資企業在外遷，中國企業也在外遷，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產業鏈的轉移有兩種原因：
第一，經濟原因。經濟原因有兩種：一是成本結構變化，我們的收入提高了，有些產業做起來沒有競爭力，要轉到其他地方（越南、柬埔寨、東盟、非洲），這很正常，我們當年發展起來的時候，也是其他國家（日本、韓國）把他們的產業轉移到我們這裏，我們才得到了發展。
第二，是疫情使得我們發現產業鏈、供應鏈會斷裂，供應鏈過多集中在某個區域、某個國家，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因此需要分散產業鏈，在中國之外要有替代方案，還有一個名字叫亞洲替代供應鏈（Altasia），中國企業也不願意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面，我們也要分散供應鏈。
除了這兩個原因外還有地緣政治原因，美國給我們打貿易戰，加了關税，在中國生產，出口到美國競爭力就下降。現在中國有些企業是被購買商提出，要到國外建廠才能夠籤下一個單，這就是地緣政治問題，跟成本收益沒有關係，就是因為美國做的各種脱鈎斷鏈問題對這些企業產生影響。
所以我們是在改變地緣政治環境下，企業在做選擇，這種情況下也許走出去是最優選擇。不走出去可能很快就死掉，走出去在外面建一個廠就盤活了，而且可能使國內企業也可以繼續發展。
我問過沿海地區兩個比較大的企業，他們走出去第一步先去了越南。去了越南後，在國內的生產也沒有下降，反而還擴大了，出口很多半成品到越南去。不僅把自己的企業盤活了，還有了增長。
所以我們要正確看待企業選擇的這一步，而且走出去從長遠來看，符合市場規律，很多企業早早晚晚要實現跨國化，也就是變成跨國公司。現在也許還不到時候，但是地緣政治的變化，逼着企業可能先走一步，提前實現跨國化。
跨國化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也需要學習，要了解當地的制度、當地的法規、當地的習俗、當地的文化等等，避免潛在風險。
中國經濟在受各種遏制的情況下更需要開放發展，所以走出去也是進一步開放的過程，有的國家想把我們遏制封鎖起來，我們更需要開放，中國是世界工廠，世界工廠需要世界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