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野火煙塵籠罩下的戴維營，一場熱鬧但無用的聚會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3年8月18日，各方矚目的美日韓三邊戴維營峯會，在夏威夷和加拿大兩地野火煙塵的背景下，如期召開。

這場峯會是拜登政府精心策劃的戰略大招。從意圖來看，在現有的美日、美韓兩個雙邊軍事同盟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明顯聚焦地緣政治議題的三邊框架，是美國印太區域安全戰略調整的一個重大步驟。由於在短期內無法復現一個包含足夠多成員的亞洲版北約，也難以將北約防區從歐洲躍遷延伸到印太，所以美方此次推出的是一個次優選擇：為將來可能出現的“印太版北約”打造一個足夠堅固的行動核心。

這個行動核心需要滿足的條件包括但不限於：

其一，美國要保持充分的主導性，不能存在美國無法控制的不確定因素的存在；

其二，除美國之外這些行為體本身要有足夠的安全關切，有充分的能動性，能夠在符合美國總體安全利益的框架下采取自主性的行動，而無需美國額外投入過多的資源，為美國贏得充分的戰略緩衝區；

其三，這些行為體與美國在威脅來源和安全認知上要保持高度的一致，能夠聚焦美國最為關切的印太區域的安全議題和所謂威脅來源。

基於上述考慮，日本與韓國，這兩個處於半自主狀態的美國軍事盟友，得以有資格被邀請參加戴維營會議，也是順理成章的。

在戴維營三邊峯會的同時，美國分別與日韓舉行了雙邊會晤。美方發表的雙邊會談紀要，也清楚展示了這兩個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安全關切：

一方面，這兩個國家都接受這樣的現實，即在安全問題上通過充當美國在地區的“戰略馬前卒”，來交換自身的活動空間，謀取自身的安全利益。

拜登在戴維營迎接尹錫悦和岸田文雄（圖片來源：網絡）

另一方面，日本的核心關切當然是自身的所謂正常國家化進程，也就是徹底消除《和平憲法》第九條等條款對日本在軍事力量和國防戰略方面施加的法理制約；相關的路徑也非常明確，就是接受並利用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新挑戰，在共同應對所謂“崛起中的東方大國”的名義下，為日本爭取更多自主發展的空間，並在地區安全熱點議題以及日本自身關切的地緣政治議題上，能夠扯華盛頓的虎皮，為東京作嫁衣。

而韓國的關切具有更加明確的地緣政治指向性——對半島前途命運的韓國思考，在這屆韓國政府中表現為通過一邊倒的擁抱美日，來強化和改善韓國自身的安全境遇，即使理論上這意味着出現經典的安全困境，即韓國自認為追求安全的舉動，會構成對半島安全結構的刺激與不穩定輸入，最終讓整個半島乃至地區陷入更大的不安全之中。首爾也明確表示不想改弦更張，而更傾向於一條道走到黑，韓方領導人遭遇意外事件影響下情緒不變，堅持到美國參會的舉動，更以一種耐人尋味的方式，對外界傳遞出了頗為個性化的堅定靠攏美國的戰略選擇。

在不算很長的三邊峯會發表的三份文件來看，即《戴維營精神聯合聲明》、《戴維營原則》和《磋商承諾》，不僅顯示這次峯會取得了至少可以公開發表的成果，而且為了能讓主辦方預期成果能看上去足夠多，以至於只有2段內容、131個單詞的《協商承諾》都被作為一個單獨成果。

根據白宮網站對會議成果的梳理，大致成果分為五個類別，依次是“高層（部長級及以上）磋商機制”、“加強安全合作”、“擴大印太地區合作”、“深化經濟和技術合作”以及“深化經濟和技術合作”，相關類目下的次級合作項目合計20項左右，其中最主要的關鍵詞，大致有三個：

第一，“磋商“。就各方關切的打造亞洲北約核心圈的舉動，能夠匹配的關鍵詞是”磋商“，就是如果有事的時候，迅速相互磋商，就影響其集體利益和地區安全的地區挑戰、挑釁和威脅，通過磋商協調應對。

有”磋商“當然理論上比沒有”磋商”要進一步，但考慮到，美國與日本、韓國分別簽署了軍事同盟條約，信息、情報的共享與交流，在雙邊層面事實上已經長期持續運行，這個三邊“磋商”機制在現有機制上能夠帶來多少實質性的增量，僅從現有的文字表達來看，可能是難以確定的，還有待實際的檢驗。而且結合美國以及北約在歐洲地緣政治問題上當下正在進行的各種磋商、協調乃至合作行動來看，其真實的效能，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預計大概率會出現不確定性。

位於沖繩的駐日美軍基地（圖片來源：ICphoto）

更重要的是，從《磋商承諾》文件的內容看，雖然第一段界定了有事要進行磋商，但第二段立刻表明“我們各國保留採取一切適當行動維護我們安全利益或主權的自由。 該承諾不會取代或以其他方式違反《日本和美國之間的相互合作與安全條約》以及《美國和大韓民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中的承諾。 本承諾無意產生國際或國內法規定的權利或義務。”進一步退兩步的感覺躍然紙上，有理由催人思考，這種無意產生權利義務的協商承諾，除了讓白宮多一個成果用來發新聞，讓拜登多一個成果用來競選總統，真正能夠產生的效果究竟在哪裏。

進一步説，這個“磋商”機制最大的想象空間，是美日韓三方未來在台海、南海有事時可能介入的強度，“亞洲小北約”的想象，也是從這個角度延伸開來的。但是，如果回到文本，就會發現這樣一個無情的現實：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明確提到了“包括武力的使用”，到了《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就變成了“所有措施”，“軍事”或者“武力”的措辭沒有出現；在美韓條約第三條裏，採取的“行動”更突出一個符合國內法律過程，以及還通過備忘錄形式壓縮可能涉及提供軍事援助以及武力使用的範圍。

換言之，儘管心裏面想的是亞洲小北約，但美國自始至終謀取的是承擔儘可能少的條約義務，為真實場景出現時保留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權，美國的盟友對此也心知肚明。

由此推出，這次事前大肆張揚的“磋商”機制，在文本中明確説明了不會超過美日、美韓雙邊條約中承諾的水平，那這種機制能夠帶來的實質性影響，很明顯且很尷尬地顯著弱於此前美西方媒體爆炒的預期，更是遠遠低於簡體中文社交媒體圈內那些被網友戲稱為“北望王師”的存在們的幻想。這不能不説是比較大寫的尷尬。

第二，“合作”。讓以霸主出名、以非自主盟友著稱的三個國家坐下來談理論上以平等為基礎的“合作”，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聲明中反覆強調了三邊以及印太區域內的各種合作，包括聯合軍事演習、情報交流、信息共享、海上安全、人道主義應對、金融合作、技術合作、國家實驗室合作、技術標準合作、顛覆性技術保護合作、婦女賦權合作、供應鏈安全合作、下一代青年領袖培養合作等等，林林總總，合作議題、範圍以及推進合作的政治意願，不能説不強烈。

不過，以三國國家實驗室合作為例，這是整個三邊峯會聯合聲明中唯一涉及具體預算金額的，提到預算估計600萬美元起步。考慮到三個國家的體量、發達程度、合作涉及的先進技術領域等等因素，對比此前強烈表達的政治性的合作願望，這個額度可能更多是從相反方向，幫助觀察者對於一些可能過於高估和樂觀的預期進行初步對沖。具體如何落地，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尤其是在2024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之後的1-2年內，會有比較清晰和全面的展示。

根據美國國內政治的一般經驗性觀察，這個三邊機制中談到的合作，如果在2024年沒有取得實質性落地成果，那麼後續發展就高度依賴於2024年選舉的結果；如果本屆政府贏得連任，落地概率應該還是存在的；如果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那後續發展變化的方向與趨勢，也將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衝擊和挑戰。

第三，“東盟”。雖然這次是美日韓三邊峯會，但在聯合聲明和原則文件中，並沒有參加峯會的“東盟”都被提到了非常靠前的顯著位置。這裏透出的信息，比較耐人尋味。

根據觀察地緣政治博弈的一般經驗顯示，此類博弈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入場，一種是選擇代理人，背後拱火，間接參與。那麼問題來了，在東盟沒有成員參加的情況下，如此熱情高漲的地區安全問題上將東盟放在前列，甚至是最前列，透露出的清晰信號，似乎是這個理論上應該是未來亞洲北約核心的三方小圈子，從最開始對自身的定位還是考慮了“拱火者”的角色和定位，希望真正在相關問題，比如南海問題上，衝鋒陷陣的是缺席的東盟。

2023年7月，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參加了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俄羅斯-東盟會議（圖片來源：ICphoto）

這一點折射出了非常微妙的小心思，即使路人皆知此次峯會的地緣政治非常清晰地指向並聚焦崛起中的某東方大國，但三方不約而同的優先選項，還是讓並沒有參會的東盟先上，這三家更加天然地遵循“不死貧道”的傳統智慧，優先選擇了幕後拱火。

這與冷戰初期，美國帶着一眾歐洲盟友，組建北約，正面對沖其認定的來自當時蘇聯的戰略威脅，形成了鮮明對比。與冷戰時期，在亞洲形成所謂“的竹幕”（歐洲鐵幕的亞洲版），美國挑頭，帶着一眾雙邊軍事盟友，對沖其認定的安全威脅的做法，也形成了鮮明對比。

或許有特定認同的個體，會將之描述為華盛頓的“戰略智慧”，但從地緣政治的基本理論以及國際戰略博弈的一般分析框架來看，這更多折射出新時期力量與可支配資源不足的霸權，及其半自主盟友的某種戰略尷尬。沒有什麼盟友願意為華盛頓火中取栗，華盛頓也不願意率先親自下場，只能將沒來開會、且不是華盛頓能夠指示的行為體寫到風口浪尖，繼而表示“支持”，不能不説真的非常讓人感慨。

通讀兩份成果文件，一個初步的直觀感受是，想法豐富，主意眾多，切入點明確，但是推動落實戰略構想所需要的人、財、物，以及執行這類具有大戰略特徵的文件所需要的智慧、勇氣和謀略，但這些均呈現明顯的有效供給不足。兩份成果文件，更接近符合美國國內選舉政治訴求的象徵性成果宣誓，而非某種具有劍及履及特徵的戰略指導文件，更談不上具有清晰路徑與發展規劃的可執行版本。

對於美國來説，這次峯會最耐人尋味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美國拿出來交換日韓同意的籌碼：從直接的表現形式上看，拜登政府拿出來的是“戴維營”，即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外交禮儀籌碼，讓日本和韓國到戴維營與美國總統開三邊峯會，賦予其相對平等的盟友身份，實現對日韓兩國在與美國盟友關係中身份的象徵性提升，成為美國的優先選擇。

不過如果換個角度，站在日本和韓國的角度，在習慣了美國長期憑藉實力優勢構建的非對稱盟友關係之後，看到這樣的禮遇，是感到受寵若驚，然後“肝腦塗地地為知己者死”，還是敏鋭察覺到了“帶頭大哥”的“老邁龍鍾”，“日趨有求於昔日跟班和小弟”，繼而形成“是時候更多的討價還價”，恐怕還在兩可之間。

從最終的成果文件看，其措辭的使用、指向性的刻意模糊以及對地區熱點問題的描述偏重，可能距離拜登政府最理想的預期仍存在相當距離。雖然説在美國面前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自主性，但顯然日韓基本的理性，仍然是健全且敏鋭地存在着的。雖然目前還不知道此次三邊峯會內部討價還價的細節，但顯然儘可能利用美國更加有求於韓國和日本為印太新戰略站台的需求，來交換東京與首爾、而非華盛頓更加關心的議題，應該是三方這一輪博弈中的主要特點。

總的來説，這次峯會以及三份戰略文件，多少讓人察覺到的是華盛頓某種力不從心的尷尬。峯會開幕式三方演講時，拜登與尹錫悦都慷慨激昂地大談合作的戰略價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開場則對夏威夷毛伊島火災表示關切，並承諾提供2百萬美元的援助，可以看作是這種尷尬的某種直觀的體現。

野火當然可以説起因是天災，但對火災的救援，尤其是將野火納入極端氣候變化引發的災難性後果之後，則是讓人更多地透過對野火的救援能力去評估政府的能力。夏威夷火災威脅的是當地居民的生命與財產，檢驗的是華盛頓應對極端氣候變化的系統性能力，以及救助本國民眾在華盛頓決策者心中所處的優先順位。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説，美國這屆政府的表現，很難符合試圖通過主辦三邊峯會展示的國際體系中領導者乃至霸主應有的形象。

大火摧殘後的夏威夷拉海納鎮（圖片來源：ICphoto）

更微妙的是，通過三邊峯會編織未來亞洲北約核心圈層的舉動，在安全觀念和風險認知方面，基本已全面滯後於當今時代。冷戰時期，美國在歐洲構建北約所依賴的經濟活動模式，在當今世界基本可以説已經徹底消散。被其認定為遏制對象的崛起中的東方大國，是包括美日韓三國在內，印太乃至全球所有主要國家，在經濟、社會、政治、安全諸多領域中不可或缺的戰略性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這場三邊峯會，更像是高調粉飾過的美式抱團取暖，是一種不合時宜且缺乏必要資源支撐的“拼湊小圈子”，以及某種拙劣的服務於國內競選政治精算的象徵性表演。

中國，這個崛起中的東方大國，這個在戴維營三邊峯會中被針對的標靶，面對這種拙劣到有些尷尬的表演，要有“清風拂山崗，明月照大江”的戰略氣魄，也要在戰術層面做到迎難而上、戰而勝之的充分準備。歷史的進程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要靠開會、印文件和喊口號就復活“冷戰”，繼而意圖複製所謂冷戰勝利的圖謀，註定將成為後世歷史中的一段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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