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士談醫藥反腐：拜山頭、搞公關，違背了100多年前設立醫藥代表的初衷

2013年，英國藥企葛蘭素史克（GSK）因行賄受賄案被查，翌年被開出高達30億元的中國醫藥反腐史上最大罰單。

10年後，全國180餘名醫院黨委書記、院長等管理人員落馬的消息傳至街頭巷尾，被稱為“史上最強”醫藥反腐風暴。

中國醫藥反腐翻開新篇章，“醫藥代表”這一職業再度掀起公眾討論。

社交媒體截圖

醫藥代表最早出現於100多年前的歐洲，由跨國藥企於上世紀80年代帶入中國。按照最初的設計，醫藥代表旨在幫助醫生合理用藥，制定最佳的診療方案，以及幫助公司籌備一些學術會議和培訓，協助醫生掌握一些前沿的醫療資訊。有媒體報道稱，高峯時全國有超過300萬醫藥代表從業者。

然而，不知何時開始，醫藥代表成了一部分人眼中的“灰色職業”，屢屢與“拜山頭”、“搞公關”一起見諸報端。與此同時，藥企“甩鍋”給藥代的説法在此次反腐風波中甚囂塵上，據稱“有醫藥企業強制要求醫藥代表簽署免責説明書，如果被調查，一切刑責與公司無關”。

醫藥代表真是藥企的“背鍋俠”嗎？是否該為他們“正名”？調查組有哪些手段來發現和查實這些違規腐敗行為？大數據能起到多大作用？西方國家的醫藥反腐情況如何……近日，觀察者網採訪到了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前世界銀行廉政局調查員邱瑋鑫，請他從長期接觸醫藥行業的法律人士角度，由淺入深地解讀我國醫藥反腐歷程。

他首先明確的是，有些事情，並不是企業説想要“棄車保帥”就能做到的，監管部門、公安部門和法院會根據實際情況來評判，藥代也不可能老老實實地做“背鍋俠”。有了檢舉獎勵規定，很多藥代還可能主動披露和檢舉。

邱瑋鑫表示，“絕大部分我所知道的醫生或者院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能夠通過這次反腐敗進一步改善醫藥行業的整體環境，鼓勵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自主創新，讓那些真正技術好、操守好的企業崛起，在醫療衞生機構、醫藥生產經營企業、醫保基金等各個環節形成良性循環，那將對老百姓看病帶來積極的影響。”

以下為採訪文字實錄：

【採訪/觀察者網 童黎】

觀察者網：很多醫院診室門口寫着“醫藥代表禁入”，那麼醫藥代表與醫院接觸的正常流程是什麼樣的？但是可能會出現哪些違規操作？

社交媒體截圖

**邱瑋鑫：**醫藥代表最先出現於100多年前的歐洲，在醫生對新藥瞭解比較少的情況下，一些醫藥公司就派專業人員去指導醫生用藥。所以我認為，“醫藥代表”的初衷是非常好的，旨在幫助醫生合理用藥，制定最佳的診療方案，以及幫助公司籌備一些學術會議和培訓，協助醫生掌握一些前沿的醫療資訊。2015年，中國也已經把“醫藥代表”正式納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

但是羣體龐大以後，“醫藥代表”之間開始變得良莠不齊，不光是咱們中國，很多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

中國的特殊情況是什麼呢？大概2000年開始，國內的藥品招標制度把非處方藥和處方藥進行分類管理，客觀上擴大了醫院和醫生的決定權。**這使得一些醫藥代表更傾向於通過“短平快”的方式去開展工作，直接點就是拜山頭，搞公關，進行各種各樣的賄賂，違背了設立“醫藥代表”這個崗位的初衷。**當然了，行業競爭也是客觀存在的，這二十年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2020年，國家發佈了《醫藥代表備案管理辦法（試行）》，中國對醫藥代表的管理進入相對正式和規範的階段。雖然沒有非常明確地規定醫藥代表的工作流程，但是有明確禁止跨越的紅線，**比如醫藥代表不能夠未經備案開展學術推廣活動，不能承擔藥品銷售任務，不能參與統計醫生個人開具的藥品類處方數量，也不能對醫院內部個人直接提供捐贈或者贊助，不能誤導醫生使用藥品或者誇大藥效等等。**醫療器械領域也有類似的原則。

而通常來講，醫藥代表與醫生接觸一定要到醫院做備案，得到醫院的同意。從合規角度來説，最重要就是所有事情要透明、規範，要擺在枱面上説。醫院並不是不允許醫藥代表去做推廣，也不是不允許贊助學術會議，但都要在真實、合理的前提下進行，所有的議程、資金往來和參會人員都要經過非常嚴格的書面備案。

觀察者網：目前醫藥領域有哪些典型的腐敗現象？產生原因是什麼？此次醫藥反腐風暴又有何特殊之處？

**邱瑋鑫：**醫藥行業的典型腐敗問題主要集中在採購、使用和管理環節，最常見的就是給醫務人員的紅包和回扣，還有以進修、參觀、學術會議等名義給醫務人員個人提供比較奢侈的旅行、餐飲等費用，以及通過公益捐贈等名義私下進行利益交換，這是長期存在的典型腐敗現象。

圖自視覺中國

根據我的觀察，這次反腐風暴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國家很明確地提出要對醫藥行業的全流程進行更強的監管。國家衞健委已經表態，此次整治涵蓋了醫藥行業生產、流通、銷售、使用、報銷的全鏈條，以及醫藥領域行政管理部門、行業學（協）會、醫療衞生機構、醫藥生產經營企業、醫保基金等全領域，實現醫藥領域全覆蓋。

也就是説，除了採購、使用和管理環節的腐敗問題，此次集中整治工作進一步覆蓋到了研發和生產階段。我認為這與最近幾年出現的新情況有關，比如説國家現在非常鼓勵高校和研究院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商業轉化，這本身是非常前端的環節，但是因為大學老師和研究院研究員帶有公立性質，再加上投資基金或第三方藥企的加入，那也有可能滋生一些腐敗問題。

所以醫藥行業腐敗滋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相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咱們醫生的收入可能還是比較低的，但是很多一線醫生又非常辛苦，既有臨牀壓力，又有科研壓力。在各方面壓力和薪酬不是那麼匹配的情況下，小部分醫生可能會難以抵抗誘惑。

其次，從醫藥或者醫療器械企業的角度，它們可能原本希望通過專業和學術的方式開展工作，但是因為各方面的特殊原因，可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使得某些企業選擇“劍走偏鋒”。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絕大部分我所知道的醫生或者院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即便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他們依然能夠秉持自己的理念和原則，所以我覺得腐敗問題可能更多還是跟個人有關係。

觀察者網：此次醫藥反腐行動中，調查組有哪些手段來發現、確認、證實這些違規腐敗行為？大數據能起到多大作用？

**邱瑋鑫：**其實查實腐敗的方式無非幾種，在中國、美國或者一些歐洲國家差異不大，很多時候就是通過檢舉，這次也有一些檢舉獎勵辦法。收到信息後，公安部門或者其他監管部門可能會突擊或者提前通知到現場調查，要求企業、醫院和個人提供相關文件和資料，同時與關鍵人員進行訪談。這與20年前沒有什麼太大區別，只是可能文件和資料的載體不同，關鍵人物不同，獲得信息的渠道不同。

在理論上，根據大數據調查腐敗行為是可行的，比如轉賬會留下記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還是很難的。

首先，目前我們所知道的腐敗行為一般不會使用留有記錄的給付方式，或者在明面上看，剛剛提到的學術會議、贊助等資金往來可能都是正常的，我們很難從數據本身去看出問題來。其次，目前數據並沒有那麼方便流通，我們有《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等這方面的法律法規，那麼誰有職權去獲得這部分大數據，以及從哪些部門收集這部分大數據，現在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所以，想要更好地根據大數據來調查腐敗行為，還有需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和填補法律法規的空白。

觀察者網：那麼醫藥代表在職期間的違規行為，是藥企的責任還是藥代個人的責任？行賄方和受賄方所受到的法律懲罰力度有何不同之處嗎？

**邱瑋鑫：**整體而言，無論是藥企還是藥代個人，法律責任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依據《藥品管理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向醫師或醫療機構提供不正當利益的商業賄賂行為，會有相應的行政處罰；更嚴重的就是刑事責任，對於行賄對象不同，《刑法》也有不同規定。

至於醫藥企業跟醫藥代理個人之間的責任劃分，要根據實際情況去具體分析。我們在調查或者説進行法律評估的時候，如果是藥代的個人行為，那一般會視作個人犯罪，與企業無關；如果企業中層或者高層是知情甚至是推動的，那就是單位犯罪，醫藥企業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具體來説，第一，我們要看這是藥代的個人行為，還是企業裏的普遍行為；第二，藥企高層是否知曉、甚至鼓勵這件事情；第三，藥企內部有沒有完善的合規制度來預防腐敗行為，它是浮於紙面，還是很好地執行了，這幾個因素都要考慮到。

我注意到，7月25日提請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對行賄增加了新條款，明確提出在醫療領域要從重處罰。在以前的《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對受賄行為的懲罰力度相對偏強，所以這次要加大對行賄方的處罰力度。

觀察者網：有媒體報道稱，有醫藥企業強制要求醫藥代表簽署免責説明書，如果被調查，一切刑責與公司無關。關於醫藥代表是否藥企的“背鍋俠”，您有何評價？醫藥代表常被認為是灰色職業，是否有需要“正名”之處？

**邱瑋鑫：**關於“藥企讓藥代簽署免責協議，讓藥代個人擔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但即便真有，這份協議也是不作數的。在腐敗行為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藥企不能夠借這份協議來撇清法律責任。而且按照我的經驗，企業在實踐過程中很難做到。

第一，並不是企業説想要“棄車保帥”就能“棄車”的，監管部門、公安部門和法院會根據實際情況來評判。第二，世界各國的反腐調查很多都是靠內部檢舉啓動的，甚至競爭對手檢舉，如果藥企真的採用甩鍋的方式，我相信藥代也不可能老老實實地做“背鍋俠”，手頭肯定有最一線、最紮實的證據來證明藥企知曉和鼓勵這件事情。而且有了檢舉獎勵規定，很多藥代還可能主動披露和檢舉事件。

至於醫藥代表是否需要“正名”？就像我剛剛説過的那樣，醫藥代表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職業，理論上應該是非常崇高和專業的，是以學術為導向的。

過去二十多年，受各方面因素影響，部分醫藥代表可能會有一些不合規行為，導致大眾對整個行業或者職業產生了負面看法。我也希望通過這麼一次大反腐，能夠給合規的醫藥代表“正名”，能夠恢復這個職業設計之初的專業性和學術性。

觀察者網：與其他行業的反腐相比，醫藥反腐的嚴厲程度有何不同？考慮到醫療資源的寶貴，對醫務人員的反腐行動會不會稍微温柔一點？

**邱瑋鑫：**國家從20多年前就開始注重醫藥反腐，最近幾年幾乎是“年年反”，相對來説會比其他行業的力度更大。不過，但凡涉及到利益比較龐大的行業，都有可能會出現腐敗，從一個法律人的角度來説，我認為不同行業反腐的法律依據和手段並沒有太大區別，該查處就查處，與職業無關。

同時從客觀情況來説，目前反腐敗的主要對象可能還是以科室主任、副院長或者院長這樣的級別為主，好像並沒有太多涉及到普通一線醫生。

網傳落馬名單（截至7月25日）

但是同樣的，根據我們的經驗，普通的一線醫生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好的，手中沒有對應的權力的話，他們其實也很少有機會接觸到滋生腐敗行為的環境。我覺得，這也是國家反覆強調針對“關鍵少數”開展集中整治工作的原因，而不是一竿子打死所有人。

觀察者網：近期醫藥反腐升級以來，您作為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有什麼明顯感受？醫院、藥企和藥代有何反應？

**邱瑋鑫：**我最近明顯感受到，醫院和藥企對合規問題的關注度高了非常多。很多學術會議都延後了，贊助也都暫停了，很多藥企來諮詢如何加強合規體系的執行。還有部分藥企接觸我們，想要在內部開展合規調查，諮詢如何把問題最小化，如何降低面臨法律處罰的風險等等。

但還是那句話，合規制度並不是很新的東西，醫藥領域的反腐敗合規在20多年前就已經存在，而且2013年英國藥企葛蘭素史克（GSK）的商業賄賂事件等大案對國內醫藥反腐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使得醫療機構和藥企從十多年前就很注意搭建合規體系。

不過，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儘管大部分藥企和醫院都制定了比較好的合規體系，但不同地方、不同企業、不同高管在落地實施上卻天差地別，這次也是給所有人敲響了警鐘。

舉個例子，我在GSK的一些朋友現在可能相對來説輕鬆一些，因為他們經歷了10年前的事情，之後就非常注意反腐敗和合規問題。所以，向來切實執行合規制度的企業就會覺得，醫藥反腐對他們來説是件好事，既能證明他們做得對，也有利於他們未來開展工作。

反之，執行得不是很好的企業可能就要擔心被倒查，擔心未來面臨的法律責任。所以各方面都有聯繫到我們，身處不同處境與職位的人，心境不同，諮詢的問題也會有所不同。

不過簡而言之，藥企合規體系的重點在於真實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説，無論是推廣、銷售還是招投標，一定要是真實的事情，支付的講課費等資金必須是合理的。在真實、合理的基礎上，引入第三方的監督和審核也將有利於保證企業合規運營。最重要的，是合規體系的執行和落實。

觀察者網：能否介紹一下西方國家的醫藥反腐情況？

**邱瑋鑫：**根據我個人的直觀感受，西方國家對醫藥腐敗的監管強度可能會更大一點。首先是因為他們設計合規體系的歷史更久，其次他們有一個舉報人制度，我們也有所借鑑。比如奧巴馬時代的《醫生收入陽光法案》和《反回扣法》，再比如美國證監會有個“吹哨人計劃”，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制定《反海外腐敗法》的時候就已經提出這麼一個角色，並在2010年推而廣之。

換句話説，這是一個檢舉獎勵制度，會根據你所提供的證據等等給你提供案件處罰金10% - 30%的獎勵，這對監督企業的不合規行為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我剛剛提到的GSK商業賄賂事件，最早也是美國證監會收到了一些舉報信息，知道他們在中國賄賂醫生才漸漸扒出來的。

當然，咱們中國有一點不太一樣，那就是大部分醫院是公立，美國或歐洲有很多私立醫院或醫療集團派遣的醫生，性質上還是有蠻大差別的，不能一概而論。

觀察者網：近期網絡上出現了關於醫藥反腐的謠言，我們應該如何防止醫務人員因此被污名化，防止激化醫患矛盾，而是讓大眾看到醫療反腐的好處？

**邱瑋鑫：**關於網絡上所謂的負面討論，據我所知，醫院現在並沒有出現老百姓一下子看不到病的情況。而對某些企業來説，以前不合規模式是沒法操作了，但是對整個醫藥行業來説，這正是“驅逐劣幣”的好機會。

如果能夠通過這次反腐敗進一步改善醫藥行業的整體環境，鼓勵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自主創新，讓那些真正技術好、操守好的企業崛起，在醫療衞生機構、醫藥生產經營企業、醫保基金等各個環節形成良性循環，那將對老百姓看病帶來積極的影響。

2022年11月8日，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醫療器械及醫藥保健展區 ，工作人員調試新產品。 圖自IC Photo

觀察者網：我們未來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從根本上解決醫藥腐敗問題？是否應該加緊提高醫務人員的收入水平？

**邱瑋鑫：**從2001年以來，國家已經制定多項相關法律法規，我認為很難説有什麼明顯的漏洞或者缺陷，更多的還是在於執行，在於如何搭建良好的大眾監督環境，真正落實好合規制度。另一方面，國家也在往提高醫務人員收入水平的方向努力。

為什麼歐美的醫生收入水平會比較高，我覺得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商業保險的普及度會更高。商業保險在西方國家產生了一些負面作用，但我認為總體來説，它對藥企和醫生的影響是偏正面的。咱們中國在這方面還處於剛剛起步的狀態，主要還是依靠基礎的醫保。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個人也鼓勵多做一些創新，比如説一些城市已經在探索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模式，像上海的滬惠保，給基礎醫保沒有覆蓋到的一些領域提供保障。從更大的視角來看，它給這個領域的患者、藥品、醫療器械和醫生提供了一定支持。同時，國家現在鼓勵醫生“多點執業”，這也會從某種程度上提高醫生的收入水平。

觀察者網：近幾年網絡上關於民營醫療的討論也比較熱烈，您對此有何看法？

**邱瑋鑫：**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我就談談我的觀察。首先，行業的多元化發展肯定是好的。但是民營醫院也引起了諸多爭議，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在教育背景、科研水平和所處大環境的綜合作用下，公立醫院的醫生整體水平相對要比民營醫院高。第二，民營醫院的合規意識和合規水平可能相對沒有那麼強。我覺得這可能是民營醫院以後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有大型民營醫院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服務態度和環境可能也比公立醫院要好一些，這也是客觀事實。

總體來説，我歡迎多元化的發展，但是醫院最重要的還是看病，醫生的水平是最主要的，運營也要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