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拜登政府積極推動與中國高層交流，目的是什麼？

【文/黃靖】

近來，拜登政府積極推動中美的高層交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長耶倫、環境特使克里先後訪華，百歲老人基辛格也聲稱帶着拜登高層的“口信”來到北京。他們和包括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內的中方高級官員會晤，進行了“有建設意義的坦誠交流”。這對“競爭”正酣的中美雙方而言，美國高層訪華尋求交流是利好現象。

拜登政府高層訪華究竟要達成什麼目的呢？美國國務院對此的解釋是：第一，促進交流和溝通；第二，維護美國的價值和利益，第三，尋求兩國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國際（transnational）的合作。

中美兩個大國必須也應該保持高層的溝通。畢竟兩個超級大國合則有望雙贏，鬥則兩輸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而美國的官員要“維護美國的價值和利益”，也無可厚非。因此，輿論的關注點自然聚焦於中美在哪些“國際事務”上有共同的利益，又將能夠以怎樣的方式合作？

當地時間2023年7月13日，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雅加達應約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圖自外交部網站

首先要看到的是，今年上半年，拜登政府對內與共和黨達成了“賬務上限”協議，因而無懼共和黨的羈絆；對外通過G7和北約峯會等活動，整合了與盟友的對華立場。在這樣的形勢下，拜登政府想要抓住總統大選來臨前的這個“窗口”期，通過上層交流來“把控”中美關係，在國際和國內政治中佔據道德制高點和主動權，並企圖在國際事務和雙邊關係中的關鍵問題上“鎖定”(lock in)有利於美方的中美“合作與諒解”。

因此，布林肯訪華的根本目的，是要營造一個美國引領“重塑”(reshape)中美關係的形象，但跟隨其後的耶倫和克里的訪問則有更具體的政策靶標。顯而易見，維護全球秩序的金融穩定以及管控（各自的）貨幣和債務政策帶來的風險，是中美之間可以、也應該合作的領域之一。毋庸諱言，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對中國——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中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各類金融風險和隱患滋生的情況下，防範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符合中國的利益。

美聯儲自去年三月以來便連續劇烈地加息，以圖壓制有“脱繮”之勢的通脹，但也引發了一系列的金融震盪，加之美國債台高築以及美元武器化導致的“去美元化”的負面效應，使得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疊加。有效管控風險、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不僅對經濟至關重要，而且關乎其美國的政治穩定。

其實早在今年年初，美國財長耶倫就飛往蘇黎世同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劉鶴副總理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私下”交談，尋求雙方對防範金融危機的“理解和默契”。但由於美國政治的內部因素，耶倫遲至布林肯訪華之後才得以正式訪華。從有關報道及耶倫的講話來看，她的訪問富有成效的。中國7月份逆勢增持205億美元國債，這顯然是中美在金融領域相向而行的一個積極信號。

2023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

環境保護是中美之間另一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克里訪華也取得了相對積極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反覆強調，環境保護不是中美雙邊問題，而是一個“普世”問題。如此高調，其實是唱給美國的盟友聽的，尤其是那些將環保問題視為重中之重的歐洲的主要國家。

因此，我們必須看到美國高級官員連續訪華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維護美國對其盟友和戰略伙伴的“領導權”。美國高官們訪華時都反覆強調，美國不與中國搞對抗，不和中國打冷戰，不謀求同中國脱鈎；而是要在環保、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等方面尋求與中國的溝通與合作。這些高調與其説是尋求與中國的妥協，不如説是在安撫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畢竟他們中的大多數、尤其是歐洲主要國家都明確反對美國與中國搞對抗，不願意（也不能）與中國脱鈎。

拜登政府在對華關係中的實用主義，導致其出爾反爾，言行不一。布林肯訪華剛一結束，拜登就在舊金山的競選演説中對中國最高領導人口出惡言。而且，布林肯訪華後不久，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邁克·羅傑斯等9名議員旋即於6月27日抵達台灣。拜登政府對這次“訪問”保持低調，因為這個行動有悖於布林肯剛剛在北京作出的“美國堅持一箇中國政策”的承諾。

因此，儘管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接踵而至地訪問中國，也和包括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內的各級高層進行了“具有建設性的交流”，但這些交流的成果能否落實到行動，還有待觀察。而且，我們必須看到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訪華也同時服務於國內政治的需要。

毫無疑問，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中國將再次成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攻防議題。尤其是對於執政的拜登而言，在中國問題上更易成為對方的攻擊靶標。在總統大選開打前，執政的拜登一面希望通過密集的“高層溝通”為中美關係設置“護欄”，以此安撫反對與中國“脱鈎”的華爾街大資本和國內的“現實主義”力量；一面又持續攻擊和打壓中國，以此回應來自共和黨和右翼鷹派勢力的壓力。

但拜登是否真的能在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中左右逢源、阻止共和黨佔據“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呢？對此也待觀察。畢竟拜登政府自執政以來管控國內局勢的能力就不強；而中期大選後的“跛腳”更加劇了拜登政府的弱勢。顯然，一個不能有效掌控國內政治的政府，也難以有效把控中美雙邊關係。

正因如此，我們對拜登政府高官的訪華不能抱過高的期望。這些交流與溝通不可能使中美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有任何實質性的改善。而且，隨着美國總統大選的到來，中美“競爭”必將成為大選中的一個關鍵議題。能否在總統大選的“狂熱”(frenzy) 中保持有效管控中美關係，確確實實地考驗着中美兩國決策者的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