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薩文：為什麼“軟實力”在俄羅斯並不適用

【文/列昂尼德·薩文，翻譯/薛凱桓】

從2000年代中期到2020年代初期，俄羅斯的政治學界和法律界掀起了一股研究“軟實力”風潮。政治學家和法學家們圍繞這一主題發表了大量文章，進行了無數次辯論。一些俄羅斯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也雄心勃勃地試圖讓人們相信，他們能夠處理好俄羅斯的“軟實力”問題，以維護俄羅斯在海外的利益。

我必須承認，約瑟夫·奈創造的這個名詞概念確實很有吸引力。他所創造的硬實力、巧實力和網絡實力等名詞，和克里斯托弗·沃克的“鋭實力”、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的“粘性實力”等概念，一度風靡整個國際政治、國際法學界。對於如何利用權力來確立的美國主導地位，學者們持有不同的觀點，這令這些名詞的創造者之間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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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

但上述的所有概念中，在俄羅斯最流行的卻是“軟實力”概念。儘管2008年俄羅斯在南奧塞梯訴諸硬實力解決了問題，但在俄羅斯，軟實力的相關爭論仍然極為活躍。對軟實力的熱衷，可能是俄羅斯一慣喜愛用硬實力解決問題的風格所產生的反彈現象。“軟實力”概念相對傳統的“硬實力”而言，是一次“開天闢地”式的批判，它迎合了部分俄羅斯學者厭惡“硬實力”和現實主義傳統的逆反心理。

但筆者要強調的是，這種逆反心理是錯誤的。在俄羅斯，國際政治領域的學者們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概念、戰略理論和學説，而是全盤接受了對我們來説極為陌生的名詞、理論，並進行了許多無意義的反思。他們的分析並沒有足夠的批判深度，無法認識到俄羅斯以硬實力和現實主義的方式來處理國際事務的真正根源。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國國內的一些國際法學家和政治學家多年來也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但遺憾的是，成熟的、俄羅斯自己的國際領域理論並未形成。

迷戀西方並不是近幾十年來才出現的新趨勢。早在蘇聯時代，我們就開始使用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手製定的術語和概念了。我們所耳熟能詳的“兩極”、“邊緣世界”以及“古巴導彈危機”等具體的名詞定義，都是美國政府以及為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服務的美國政治、法律學家的思想成果。

對軟實力的狂熱追求正是這種現象的延續。而且，俄羅斯的政治法律學家在此基礎上，以自己的思考為基點又創造了一些在普通人看來高深無比的理論模型。他們為此而沾沾自喜，認為自己的理論已經具備了在全球層面應用的普適性，自然，俄羅斯也應適用。他們為俄羅斯對軟實力的冷漠而憤憤不平，為軟實力理論在俄羅斯的沒落而痛心疾首，有些人為此甚至走上了反對祖國的道路。

筆者必須要説的是，如果軟實力真的是一種象徵性的、無意識形態偏見的概念集合，而不是一個摻雜私貨、目的明確的理論概念，那麼這種做法的確稱不上是錯誤。但俄羅斯和美國在這方面的立場和能力卻是截然不同的，這決定了這些學者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的事實。

首先，美國在各種對外心理戰、文化和思想影響、科學和教育計劃，以及維護其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政權方面的付出，是俄羅斯所無法比擬的。這一點，即使是在蘇聯時代，俄羅斯也無法與之抗衡。

美國“軟實力”相關機構的建成始於20世紀70年代，它們種類繁多，功能強大。從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平隊（是美國政府運營的一個“志願者獨立機構”，旨在開展國際社會與經濟援助活動）、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和國際共和學會等組織，到索爾·阿林斯基和新教傳教士團體的網絡項目，他們幾十年來一直在世界各地工作。通過收集必要的信息和開發獨特的社會項目（值得注意的是，行為主義，即研究人類行為的起源和如何管理人類行為的理論，起源於美國），他們獲取了世界各地幾乎每個國家的地貌風土、社會習俗、意識形態等詳盡的人文資料。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借宣傳自由民主的名義在全球收集情報、進行顛覆活動

美國政府對這項工作高度重視，每年他們分撥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的預算，給一支由科學家、專家和執行人員組成的“意識形態部隊”，讓他們自己分配和使用。這支“意識形態部隊”會推演出影響、顛覆一個國家的最佳方案。通過數十年來的實踐總結，美國早已形成了一個發動意識形態戰爭、推廣軟實力的成熟體系。

試問，俄羅斯是否有能力復刻美國的做法？答案已經非常明顯了。

其次，軟實力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硬實力相結合而存在的。

硬實力，即強制能力，源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而軟實力則源於一個國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對人的吸引力。在當今世界中，硬實力仍然具有決定性作用。美國也並非不重視硬實力，如小布什政府時期，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正是發展軍事實力。

針對小布什政府的“硬實力痴迷症”，約瑟夫·奈也曾批判道，為小布什提供建言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犯了一個嚴重的誤判：他們過於注重利用美國的軍事力量迫使其他國家遵守華盛頓的意願，而對軟實力關注太少。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阻止恐怖分子從潛在的恐怖主義支持者中招募新成員的有效武器。同時，軟實力可有助於解決需要國家間多邊合作的重大全球治理問題。約瑟夫·奈在2004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出版的一本書中，集中談到了這一點。

但諷刺的是，美國的“硬實力支出”是俄羅斯軍事和國防支出的數十倍。約瑟夫·奈的勸告似乎並沒有能讓美國當權者改變主意。時至今日，美國仍在利用其“硬實力”權柄在世界各地人為地製造危機，俄烏衝突就是其得意之作。

第三，對軟實力的提出者——即約瑟夫·奈本人個人品性的考察，也是瞭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方向。約瑟夫·奈擁有博士學位，他同時還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這個人絕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外交政策學者。1977年至1979 年，他曾擔任負責安全、科學和技術方向的副助理國務卿，還曾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核不擴散小組的主席。1993年至1995年，約瑟夫·奈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美國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通過他的履歷我們可以看出，他外交學者身份的反面是為美國執法機構服務的官僚，是地地道道的決策者和上位者。

1994年，美國對海地進行了軍事幹預，目的是使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新擔任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是純正的獨裁者，曾數次在選舉活動公然違憲。當然，美國的軍事幹預不叫軍事幹預，叫“恢復民主”。而本質上，美國對海地的軍事幹預與民主無關，是為了提高時任總統克林頓的支持率。有趣的是，2004年，美國又自己暗中資助海地反對派並推翻了阿里斯蒂德政府。為了推翻阿里斯蒂德政府，美國殫精竭慮，發動制裁摧毀了該國經濟，建立了強力但又受控的反對派，為政變做足了完全準備。

美國的“軟實力”借民主自由之名，行顏色革命之實 圖片來源：人民網

筆者為什麼要講這些陳年舊事？因為我們所熱衷的軟實力就是一種政治工具。在這一時期，後蘇聯地區發生了一系列顏色革命，而美國是其幕後黑手。這不正是美國職業官僚約瑟夫·奈“軟實力”的實踐體現嗎？“軟實力”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概念，而是美國為了顛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刺頭國家”所發明的政治概念。遺憾的是，俄羅斯的政治法律學界最近才開始認識到這一點。

順便説一句，約瑟夫·奈本人提出“軟實力”一詞的時間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他在《軟實力》一書出版之前，就經常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該詞。

例如，他在1990年的著作《註定要領導：美國實力不斷變化的性質》中，主張美國有必要控制國際事務的發展過程。這種控制不是直接控制，而是為了捍衞美國戰略利益的“間接控制”。為此，美國必須擁有可在必要時合理分配的資源，這些資源一部分用於維持軍事實力，另一部分用於“巧妙的外交”，他稱之為“軟實力”。

我們還可以讀到以下段落：

“美國既有傳統的硬實力資源，也有新的軟實力資源來應對因國家多邊合作而產生的嚴峻挑戰。關鍵在於，美國是否能具備政治領導力和戰略眼光，以將這些實力資源轉化為真正的影響力。核時代的世界政治過渡時期對國際安全穩定的影響是巨大的，未來幾十年，我們必須向大國間複雜且相互依存的現狀過渡，這將要求美國投入巨量資源來維持地緣政治的平衡、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開放和發展新的國際機構及重大改革等，以維護美國實力的穩定。”

在上述文章中，約瑟夫·奈為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延續給出了相當明顯的指導方針。與此同時，在撰寫本書時，蘇聯還尚未解體，但奈已經發出了需要建立新國際秩序的警告，以便美國通過新的國際秩序來繼續統治世界。

俄羅斯政治法律學家所犯的另一個重大錯誤是，他們喜歡濫用“軟實力”這個概念。國際學界的從業者們經常會看到“美國在後蘇聯地區的軟實力”、“美國在中亞的軟實力”等説法，就好像美國在之前完全沒有運用過外交影響力工具一樣。事實上，美國使用文化影響力工具的時間，比約瑟夫·奈發明“軟實力”這個詞還要早得多。

根據約瑟夫·奈的定義，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基於三個來源：文化形象、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任何國家都有這三者，只是本質和形式不同而已。以美國為例，美國以新教宗教文化為基礎立國，天生具有排他性和種族優越性的社會心理，強調上帝選擇（命定論），對他國帶有道德偏見。自然，這是美國所獨有的特徵，其他國家和人民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及形成的理論，不會與美國完全相同。

萊昂諾瓦在發展這一觀點時正確地指出，“軟實力”的形成不僅基於某個國家總體文化的吸引力，而且還基於其政治理想和社會傳統的吸引力，在國際社會中，這種吸引力通常指的是政治文化的吸引力。事實上，當某個國家的政治進程得到其合作伙伴的積極響應時，其“軟實力”的潛能就會增加。因此，軟實力資源可包括一個國家的政治機構、政治理論和其在國內政治和國際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概念、理論。

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其他國家是否得到了積極的回應？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公眾對於美國的好惡程度和美國的海外軍事幹預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2003年3月，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後，許多美國盟友國的民眾對美國的觀感急劇下滑。這正是約瑟夫·奈所擔心的，他認為伊拉克戰爭讓世界人民對美國的批評，威脅到了美國幾十年來所投入的軟實力資源的吸引力。

“國會山事件”恐怕是美國多年對外輸出民主自由的反噬

但這裏有一個悖論，那就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必然也是吸引力高的地方。美國的吸引力不僅與軟實力資源的投入多少有關，也與其民眾的福祉有關。在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這個國家被認為在生活、工作和事業方面充滿希望。但最近，美國失業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生活質量下降，情況不容樂觀，對外吸引力自然也出現了下降。當然，也有一些貧窮國家的非法移民還在試圖通過墨西哥進入美國，但這種行為的源頭是對本國的絕望。這部分非法移民的素質不高，無法為美國經濟做出積極的貢獻，他們想要的僅僅只是離開自己絕望的國家到一個“正常國家”去討生活。這究竟應歸功於美國的經濟實力（硬實力），還是應歸功於美國的“軟實力”，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因此，“軟實力”的理論模型也有一定的虛幻成分。正如好萊塢電影中的畫面與美國的現實生活完全不同一樣，美國的文化形象、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也被受這三者影響的人們的想象力所扭曲。人們往往在去了美國後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想象中的美國與實際中的美國究竟有多麼大的差距，這種落差感會反過來影響美國的軟實力輸出。

根據這三個組成部分來量化不同國家“軟實力”以作比較的行為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對一道菜餚的稱呼相同，但配料的比例和質量以及準備過程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每個國家的“軟實力”國情也各有不同一樣。因此，給這道菜起相同的標題沒有任何意義，我們不能把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生搬硬套到所有國家去使用。

當然，對軟實力概念的研究也是必須的，我們必須好好研究這些概念，但必須帶着批判的眼光和思維去看待它們，研究的目的應是考慮對手如何使用這些工具來對付我們。

我們需要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結合當前的政治形勢，發展出我們自己的概念、理論和學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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