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一高校老師體驗當外賣員，月送2000單掙7000多元

購入一輛摩托車，在外賣平台註冊騎手。去年12月底，邢斌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外賣員體驗生活，直到大年初一送完最後一單，共計收入7000多元。身為山東臨沂大學文學院老師的邢斌，在這次體驗中感悟頗多。今年8月底，他在一次沙龍活動中分享了這段經歷，主辦方將其自述文章《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發佈至社交平台後引起熱議。

文章中，邢斌從講述自己的外賣經歷逐漸深入到行業觀察，再到對現有身份的反思。本想通過這次體驗“恢復自己的良知和敏鋭，從而更好創作文學作品”，邢斌卻認為這次體驗遠超自己的想象。

邢斌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行走3萬多步，爬110層樓梯，一個月內送2000多單，有被顧客暖心舉動打動的時候，也有被無禮對待、努力維權的時刻。體會到外賣員的艱辛與不易，他想這是“給油頭粉面的內心減減肥”，當然，更希望社會予以這個羣體更多關注。

9月1日，邢斌告訴新黃河記者，日後體驗建築工人、快遞分揀員等工作也在他的計劃之中。

體驗外賣員，送自己一份生日禮物

邢斌，1976年出生，山東青島人，西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目前是臨沂大學文學院一名講師，主要承擔的課程有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詩歌。

寒假在即，又逢49歲生日到來。2022年12月底，邢斌收到了女兒送來的生日禮物。同時，他醖釀着送自己一份禮物——去體驗社會上其他工作。考慮到手續、考證等因素影響，邢斌放棄了網約車、貨拉拉司機這類工作，選擇註冊成為外賣騎手。因為自身有本職工作，他只好選擇兼職類。下載APP、線上培訓、花9000多元購買摩托車，邢斌在寒冬迎來了新的“身份”。

休息日從早幹到晚，工作日早上跑幾個小時，然後晚上繼續幹到凌晨。一個月的時間，邢斌送了2000多單，接觸了幾百個商家，敲響2000多個房門。平均下來每天騎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層樓。身高178釐米，體重85公斤的他，一個月後體重降到78公斤。

在收入方面，邢斌總結，每小時收入10元是常態，每小時收入20元是極限。

平均每單3.5元，要取貨送貨2+3公里，取貨平均等5分鐘，騎車8分鐘，送貨進小區上門平均7分鐘，共20分鐘。1小時內3單，共計10.5元。一次送3單，排列好次序，能節省1/3時間，但會被催。1小時送4單左右，收入15.75元。最大極限是一小時送5單，比較適用於午餐晚餐高峯時段，但也很難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不過可以略微提升單位時間的收入，達到19.25元。

從邢斌在文章中展示的賬單來看，除了“有事喝酒”“家中有事回老家”，去年12月22日開始，他幾乎每天都會工作10多個小時，最多時從早上6時13分開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時41分，送外賣19個小時，單日收入超400元。而據他介紹，回家最晚的一次是凌晨三四點鐘。此外，每天給摩托車加滿油箱需要25元，再加3元保險，這是他每天固定的支出。

一個月共計收入7000多元，單光買摩托就花費了9000多元，“才一個月而已，我沒想着要回本，連購買摩托車的費用也不夠的。”邢斌説道。

成為外賣員，做騎手冷暖自知

除了妻子、女兒以及幾位詩歌老友，邢斌並沒打算告知其他人自己做外賣員的經歷。在他看來，這是“很小的一件事”。妻子雖然擔心其交通安全，但最終還是和女兒一起支持他。

在做外賣員的時間裏，邢斌總是一路小跑穿梭在臨沂的各個小區內，做好了遇上熟人的心理準備。“我不怕尷尬，更多時候是因為一些不好的行為而傷心”。

邢斌在送外賣的過程中會遇到顧客要求把垃圾帶下樓的要求，如果拒絕，對方則會拿“好評”來威脅，儘管這並不在外賣員的工作範疇之內。

最讓邢斌傷心的一次，是某天他同時接了兩單，按照平台要求分配先給一家送去，再將一份水果撈送給旁邊一學校家屬樓的男孩。“我在去第一家的路上，這個男孩就給我打電話，上來就破口大罵，問我為什麼拐去其他方向。”邢斌稍作解釋後掛斷電話，隨後來到他家門前，準備把水果撈掛在門把手上拍照時，這名十幾歲的男孩打開門並開始推搡辱罵邢斌，就連其父母也加入其中。

“我是教師，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很多學生也是中小學老師，看到這個男孩這樣，我還是挺傷心難過的。”邢斌説道。

當然，邢斌也遇上過難忘的暖心的慰藉。一個母親因為兒子半夜想吃餛飩點了外賣，收到後不僅向邢斌解釋，還特意打賞兩元；相公鎮的夫妻倆，怕邢斌半夜裏找不着路，打着手電把他送到路口；還有一對夫妻，老人住在人民醫院五號樓，心腦血管疾病中心。因為把他們給老人訂的餐灑了一些，邢斌又買了一份送去。結果，他們把第二份餐的錢退給自己，又打賞了10塊錢。

觀察外賣員，探索制度機制

“可以觀察一下，燒烤攤前會有騎手相聚聊天。”邢斌説，因為燒烤易冷，一般外賣員到店之後，商家才開始做，這就給了從各處而來準備去向各處的外賣員聊天交流的機會。

邢斌曾看到過上海騎手日賺1000元的報道，也曾看過北京人社局一位副處長王林，親身體驗當外賣騎手，送餐12小時賺了41元的新聞。究竟哪個更真實，他在這一個月的體驗中找到了答案。

對於網絡上流傳的外賣騎手之間的惡性競爭，邢斌也表示，大家雖然會有一些小摩擦，但並沒有到網傳的程度。“更多時候，大家遇上困難還是會相互幫助的。曾經就有一個同行告訴我如何才能進入不太容易進的小區”。

邢斌曾遇上一位66歲的外賣騎手，也曾見過三十幾歲年輕的女性騎手。在他看來，做外賣員是他們的生計所迫。但是反觀平台制度，卻有很多不健全之處。

他在文中舉例剖析外賣平台結構、收益以及對外賣員的罰款、意外保險等內容，並詳細介紹了自己一段申訴經歷。

顧客投訴導致外賣員被罰款的現象比較普遍。但邢斌在文中曾提到，自己給顧客取餐，到餐廳等了半小時，菜還沒有做，期間與各方保持溝通。最後等了75分鐘，跟顧客商量，顧客非常理解，先點了收貨，讓他慢慢送。然而第二天還是被平台發了警告，罰款200元。邢斌便一級一級申訴，但都顯示申訴無效，最後到第五級（最高級）總部市場部總經理時，對方依舊説無法通過申訴，並反問：“你申訴了快一天了，有這時間，跑一天外賣，也快賺200塊錢了，為什麼這麼軸？”

邢斌表示這不是錢的問題，這名經理發來一個15元的紅包，稱個人理解邢斌的經歷，但不能取消罰款。

文中提到，“外賣公司總部一般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給每個城區的運營商，然後運營商再次分包。騎手出車禍了，每天扣的3元保險(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給保險公司)提供最高6000塊錢的傷亡保險。不夠了，縣區運營商承擔。還不夠治病，縣區運營商直接跑路，你起訴都找不到人。起訴城市的運營商都起訴不了，外賣公司總部根本起訴不着，因為都是‘勞動外包’，它把自己早隔離出去了”。

記者檢索發現，關於外賣員工作期間遭遇意外或致人傷亡的案例報道不在少數。北京福茂律師事務所主任時福茂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3元意外險是商業保險，其與國家強制的工傷保險不一樣。首先，3元意外險的賠償金較低。另外，3元意外險在外賣員第一單搶單成功之後才會生效，在此之前，儘管開始上班，但騎手出了事故是沒有保障的。在時福茂看來，這3元錢是勞動者個人出，賠付率又很低，他認為，注重外賣騎手的權益保護，是有利於行業長遠發展的必要之舉。

在與外賣員交流過程中，邢斌曾瞭解到建築工人、快遞分揀員等工作的辛苦之處，他説日後一定找機會再作體驗。對於外賣員的權益，他始終保持關注。“他們（外賣員）説，夏秋配送費會比冬季低一些，我看了下後台，果然是這樣的”。

（新黃河記者：李巧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