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比德爾：為什麼高科技沒有給俄烏衝突帶來革命性改變？-斯蒂芬·比德爾

【文/史蒂芬·比德爾，翻譯/趙丁琪 校對/郭涵】

一系列先進技術在烏克蘭戰爭中得到應用，從遠程遙控的無人機到天基監視系統、精確制導武器、高超音速導彈、手持式干擾機、人工智能、通信網絡等等。許多人認為，這種配置正在改造戰爭形式，無處不在的戰場監視系統與新型致命武器相結合，即將淘汰坦克等過去時代遺留的武器系統，並使大規模進攻行動等傳統戰術變得不切實際。

正如軍事分析家大衞·約翰遜（David Johnson）形容：“我相信我們正在目睹軍事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防禦作為戰爭決定性形式的重新崛起。”軍事戰略家托馬斯·哈姆斯（T. X. Hammes）表示，在烏克蘭使用的無人機、人工智能和商業技術的快速應用正在打造“一場真正的軍事革命”。前谷歌首席執行官兼五角大樓顧問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認為，烏克蘭的現狀説明，“無人機將主宰未來的戰爭，並決定勝負”。

但在很多方面，  這場戰爭看上去卻似曾相識——徒步行軍的士兵艱難穿過泥濘的戰壕，這場景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非“星球大戰”（Star Wars）。戰場上佈滿了二戰時期常見的雷區、如同月球表面般的彈坑，可能讓人誤認成1917年的佛蘭德斯。常規火炮已經發射了數百萬枚非制導炮彈，數量多到令俄羅斯和西方的軍工生產能力捉襟見肘。程序員聚精會神地開發軍用軟件的照片，下意識地讓人回想起1943年工廠車間大規模生產常規彈藥的照片，唯一缺少的就是當代“鉚工羅茜” （Rosie the Riveter）的形象。

這便引出了一個問題，烏克蘭戰爭與過去的戰爭究竟有何不同？現代尖端技術如何同遙遠過去的遺產共存？答案是，儘管烏克蘭戰爭中使用了一部分新武器，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產生與過去戰爭不同的效果。軍隊總有辦法適應新威脅，烏克蘭交戰雙方採取的反制措施極大降低了新武器、新裝備本應產生的影響。結果是，從很多方面來看，這場戰爭更像一場發生在過去而非想象中高科技未來時代的戰爭。

俄軍在烏克蘭戰場上使用的無人機 圖自：塔斯社

美國的國防規劃者應該明白，烏克蘭戰爭並不能代表一場經常被預測會發生，但不知何故卻從未真正到來的“新軍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應該仔細研究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但不應期望其發現會推動美國軍事戰略的重大變革。相反，正如過去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通往未來的最合適情形將是漸進而非結構性的轉變。

評估新武器在烏克蘭使用效果的方法之一是檢視它們所造成的傷亡。那些認為烏克蘭戰爭引發了新軍事革命的人通常認為，新的監視技術——比如將無人機與精確制導武器相結合，極大地增加了現代戰場的致命性。然而，俄羅斯和烏克蘭武器在這場戰爭中實際造成的殺傷（而不是潛在殺傷力）與之前的戰爭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低。

以坦克的損失為例。支持“新軍事革命論”者將烏克蘭戰場上大量的裝甲損失當做坦克面對新的致命、精確反坦克武器即將過時的關鍵指標。烏克蘭戰場上的裝甲力量無疑遭受了嚴重損失：俄烏雙方開戰時保有的坦克數量已經損失了一半。戰爭剛爆發時，俄羅斯約有3400輛現役坦克。但在戰爭的前350天裏，其損失介於1688輛（根據開源統計網站Oryx通過照片驗證的數字）到3253輛（烏克蘭國防部聲稱的數字）之間，也就是50%到96%的損失率。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部署了約900輛坦克，在最初350天內至少損失了459輛（Oryx公佈數字），損失率在51%以上。兩國都在生產或啓用封存中的坦克作為補充。尤其是俄羅斯，已經將大量封存中的舊式坦克投入現役。另外，有些損壞的坦克也可以經修復後重返戰場。所以，儘管戰線上的裝甲部隊規模並沒有大幅縮減，但顯然還是有不少坦克已經損失。

然而，對於一場大規模戰爭來説，這種損失率並非特別嚴重。1918年亞眠戰役期間，英國在短短四天內損失了98%的坦克。1943年，德國坦克的損失率為113%：那一年損失掉的坦克比德軍年初時擁有的數量還要多。1944年，德國損失的坦克數量為年初擁有的122%。蘇聯在1943年和1944年的坦克損失率同樣非常高，分別為109%和80%。在諾曼底戰役的一次戰鬥（1944年7月的古德伍德行動）中，英國登陸歐洲的裝甲部隊在短短三天內的戰鬥損失就超過30%。然而，很少有人認為坦克在1918年或1944年已經過時。

接下來看看飛機的損失。有人認為，現代防空導彈對傳統有人駕駛戰機的殺傷力非常大，以至於這些飛機也將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和坦克一樣，烏克蘭戰場的空軍損失也十分慘重：近一年半以來，烏克蘭空軍損失了至少68架飛機，超過戰前機隊的三分之一；俄羅斯空軍在開戰前的庫存為2204架軍用飛機，戰鬥中損失了超過80架飛機。

然而，這種程度的損失並非毫無先例。1917年，一名英國菜鳥飛行員在戰場上的預期存活時間只有11天。1943年，德國空軍損失了年初保有飛機數量的251%；1944年的損失率則更高：僅上半年就損失了相當於1月份數量的146%。蘇聯在1943年的飛機損失率為77%，1944年為66%。然而，很少有人會説，在1917年或1943年，有人駕駛飛機已經成為過時的武器了。

一台在普洛霍羅夫卡被擊毀的德軍豹式坦克

再來分析一下大炮。至少自1914年以來，大炮在主要戰爭中造成的傷亡超過了其它任何武器。現在有一些觀察家認為，烏軍80%到90%的人員傷亡都是由火炮造成的。許多關於烏克蘭戰事的報道都描繪了這樣的場景：兩軍使用無人機發現敵方目標，然後利用通信網絡迅速傳遞信息，引導炮兵進行精確打擊。當然，烏克蘭戰場上並非所有火炮都是精確制導的；絕大多數雙方發射的炮彈都相對老舊。但將非制導炮彈與新型無人機偵察及快速定位系統相結合，往往被描述為烏克蘭戰爭帶來的一種新穎且意義深遠的戰術形式。

然而，如果假設俄軍85%的人員傷亡也是由烏克蘭炮兵造成的，俄羅斯在戰爭第一年的傷亡人數多達146820人（烏克蘭國防部的數字），而根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估計，烏軍在戰爭第一年共發射了約165萬發炮彈。那麼在這段時間內，烏軍在無人機配合下的制導與非制導火炮平均每發射100發炮彈會造成約8名俄軍傷亡。

這一比率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水平，但並沒有高出多少。歷史學家特雷弗·杜普伊（Trevor Dupuy）估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約50%的人員傷亡是由火炮造成的，也就是説，平均每發射100發炮彈將造成約3人傷亡。在一戰中，每發射100發炮彈約造成兩名士兵受傷或死亡。因此，自1914年以來，每百發炮彈致傷亡人數以每年0.05人的幅度增長，是一段持續、幾乎線性的增長趨勢。炮兵在烏克蘭造成的傷亡看起來更像是這一長期趨勢的延伸，而不是一種相對過去時期的革命性飛躍。

當然，製造傷亡只是戰爭的一個要素，軍隊還需要攻佔與堅守陣地。許多“革命論”支持者認為，相較歷史經驗，新裝備改變了烏克蘭戰爭中進攻與撤退的模式。這種觀點認為，當代新式致命武器使進攻行動的代價過高，從而開創了防禦主導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進攻方奪佔陣地的難度遠高於過去的戰爭時代。

不過，迄今為止，烏克蘭戰爭遠沒有陷入到以防禦為主導的戰場僵局。一些進攻行動確實未能取得進展，或者付出了巨大代價才能取得進展。俄軍在巴赫穆特的攻勢最終取得成功，但也是在付出了10個月、約6萬至10萬人傷亡的代價後取得的。俄軍2022年的春季攻勢幾乎沒有奪佔多少領土，自2月份對烏克蘭南部城市馬裏烏波爾的進攻持續了近三個月，最終才以優勢兵力殲滅防守烏軍，佔領該城。2022年8月到9月，烏克蘭在赫爾松發動反攻，連續數週陷入緩慢且代價高昂的消耗戰。

但是，其他的攻擊行動取得了更大、更快的效果。俄軍2022年2月的首次出擊雖然在許多方面執行的十分糟糕，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奪取了4.2萬平方英里的土地。烏軍3月至4月初的基輔反攻奪回了超過1.9萬平方英里的領土。烏克蘭去年8月在赫爾松的反攻最終奪回約470平方英里的土地，9月份開始的哈爾科夫反攻則奪回了2300平方英里的土地。因此，這場戰爭呈現的是成功進攻與成功防禦交替上演的局面，而非進攻行動持續受挫的模式。而這一切——無論是突破還是僵局——都是在運用新武器裝備的前提下開展的。相反，坦克等舊式傳統裝備在成功或失敗的進攻行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變化很難用任何由技術決定的戰爭新紀元來解釋。

在烏克蘭被擊毀或遺棄的“豹2”主戰坦克與“布拉德利”步兵戰車

這件事與過往戰爭形成了重要呼應。在大眾的想象中，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限於科技水平決定的塹壕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一場由坦克、飛機和無線電主導的攻勢戰爭。這種看法促使今天的觀察家們期待在烏克蘭出現戰爭形式的劃時代轉變。但現實中，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遵循統一的、完全由技術決定的模式：同樣的技術既被用於迅速攻佔領土的進攻行動，也導致了戰線幾乎不會移動的防禦僵持。兩次世界大戰在進攻成功率方面的表現差異巨大，且與裝備上的差異關聯不大。

例如，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主要印象，是1915年至1917年間的塹壕戰僵局。然而，1914年德軍入侵比利時與法國之初，儘管面臨敵軍現代化的機槍與大炮，卻仍在四周內推進了200多英里。1918年德軍的春季攻勢連續三次突破協約國的西線防線，幾乎不依靠坦克就佔領了近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隨後上演的協約國百日攻勢在大約180英里的正面擊退處在開闊地形上的德軍，奪取了超過9500平方英里的地區。事實上，在1918年約八個月的戰鬥中，有超過12500平方英里的土地易手。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了許多失敗的進攻行動，但僵持並不代表戰爭的全貌。

相反，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印象是坦克和閃電戰。當然，無論是德軍在1940年和41年入侵法國、蘇聯期間，還是1944年美軍在諾曼底發起的“眼鏡蛇”行動，都是靠大量裝備坦克實現進攻與突破。但這場戰爭也出現了一些軍事史上代價最慘重的、失敗的進攻行動。1943年在蘇德戰場的庫爾斯克戰役中，作為進攻方的德軍付出了超過16萬人傷亡、700多裝甲車輛被毀的代價，仍未突破蘇軍防禦。1944年英軍在古德伍德行動的進攻失敗，被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麥基（Alexander McKee）形容為“裝甲師的死亡之旅”。1944年至1945年間，盟軍對意大利“歌德防線”的多次進攻均以失敗告終，且傷亡超過4萬人。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也千差萬別：它並不是一個有關進攻行動必然成功的簡單且一致的故事。在烏克蘭，面對無人機、精確制導武器、高超音速導彈和天基監控系統，還是出現了成功的進攻與僵持的防禦戰。在以上所有戰爭中，沒有一場的結果是軍事工具能事先決定的。

技術進步之所以不能在戰爭中發揮更大更具決定性的作用，在於它們只是影響戰爭結果的一部分因素。戰鬥人員如何使用自己的技術和適應敵人的裝備，也是至少同樣重要、往往更為重要的因素。

自人類進入現代以來，情況就始終如此。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武器的殺傷力已經發展到足以給那些在開闊地大規模暴露兵力的軍隊帶來毀滅性打擊。早在1914年，四門75毫米野戰炮的一輪齊射就足以讓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區域佈滿致命的彈片。在彈藥充足的條件下，法國的M1897年式75毫米野戰炮可以在一分鐘內發射15枚炮彈。一支軍隊向配備了這類武器的防禦陣地發起進攻，無異於自殺。即使重型坦克正面衝擊現代化的反坦克武器，也會被大量摧毀：英軍坦克在古德伍德撞上德軍反坦克炮，德軍坦克在庫爾斯克衝擊蘇軍反坦克炮提供了生動的例證。

因此，面對現代化的火力，大多數軍隊都會做出調整。有時，這意味着部署新工具來反制敵方的技術：反坦克炮促使各國研發裝甲更厚的坦克，進而導致研發更具威力的反坦克炮，然後是更厚的坦克裝甲，如此循環。烏克蘭戰爭期間已經出現了多輪技術措施-反制措施的競賽。例如，昂貴、精密的無人機被防空導彈所剋制，這鼓勵作戰人員部署更簡單、廉價、數量更多的無人機，它們又被更加簡單、廉價的防空高炮與手持式干擾機所剋制，如此循環。美國於2022年6月向烏克蘭提供了使用GPS信號制導的高機動性多管火箭“海馬斯”（HIMARS）系統；俄軍現在定期干擾GPS信號，極大地降低了“海馬斯”導彈的精度。技術反制措施在戰爭中無處不在，它們能較快地限制許多新部署武器的性能。

一輛被擊毀的俄軍坦克

但最重要的調整往往不在技術層面，而在戰役和戰術層面。這關乎軍隊如何改變他們手頭工具的使用方式。一個多世紀前，各國軍隊為了減少暴露在敵方火力下的概率，發展出了分散、尋找掩體、隱蔽和火力壓制等手段。複雜的地表地形為掩體（如山坡等無法被穿透的障礙物）和隱蔽（叢林等不透明的障礙物）提供了許多機會，但前提是軍隊必須高度分散，將大規模的編制改組成人數較少的小分隊，允許他們融入成片的森林、建築物內部以及不規則的地表地形中，這些地方為避開敵方火力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數個世紀以來，各國軍隊通過挖掘戰壕、碉堡和野戰工事來加強這種天然掩體的作用。截至1917年，軍隊發現，通過結合火力壓制與“掩體到掩體”的短途衝刺，他們可以減少短暫暴露在敵方炮火範圍內的傷亡，並在戰場推進的過程中存活。進攻方學會了將步兵、裝甲兵、炮兵、工兵、航空兵等兵種結合起來，以實現這種“火力加機動”的作戰方式：步兵可以觀察到隱蔽的敵軍，坦克前出併發揮火力優勢摧毀敵人，炮兵用火力壓制掩護進攻部隊的機動，工兵負責清除地雷，航空兵則從高空發動攻擊並保護部隊不受敵機的攻擊。防禦方學會了將塹壕內的部隊分佈到多層縱深，以遲滯進攻方的攻勢。同時後方的預備兵力通過機動來增援受威脅的防禦點。這些方法打破了1918年的塹壕戰僵局，相關概念不斷延伸，一直沿用至今。

空軍與地面部隊不同，不能一邊挖戰壕提供掩護、一邊執行作戰任務。但空軍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避開敵軍火力，比如限制飛行高度與路線，避開敵方的防空系統。他們能與地面部隊或其他飛機協同作戰，通過短暫暴露的方式壓制敵方防空火力。飛機也可以在多條跑道之間轉移，減少遭受地面先發制人攻擊的可能性。空軍在飛行時還能降低編隊密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數千架轟炸機編隊組成的大規模空襲已經成為過去。隨着防空武器的殺傷力越來越大，空軍和地面部隊一樣，也要通過不斷調整減少自身遭受攻擊的幾率。

如果使用得當，這些方法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在沒有遭受火力壓制的前提下，一個BGM-71陶式反坦克制導導彈小組可以在5分鐘內於2.4公里以外的距離摧毀7輛坦克。但如果遭受火力壓制而被迫在射擊間隙躲避和轉移，這個反坦克小組的殺傷率可能降低至每5分鐘消滅一輛坦克，甚至更低。一個100人的步兵連在長約180米的戰線上密集列隊，可能會被一個炮兵營一輪齊射消滅；如果他們分散在長約900米、縱深180米的地帶，步兵連面對同樣炮火的損失可能不到10%。如果採用部分隱蔽手段，而炮彈又偏離了陣型中央，損失率可能會減少到5%。

分散隊形也可能降低攻擊這個目標的價值。一枚價值10萬美元的155毫米制導炮彈用於攻擊散兵坑中的兩名士兵，就算得到了無人機的準確定位，也顯得過於浪費。當士兵分散在戰場上時，嘗試用更廉價的非制導炮彈打擊他們才是更經濟的選擇。但這樣做也有弊端：火炮每次發射都有被發現的風險，因此向一個小目標發射多枚無制導炮彈會使炮手容易遭到反炮擊，代價很大，收益卻很小。飛越敵方防空系統的戰機更容易被擊落，但如果它們以低於敵方雷達探測範圍的高度，從友軍防線後方開火，就不容易被擊落。

不過，要正確執行這些戰術可能具有挑戰性。如果只需固守原地，大多數軍隊有能力在小範圍的層面執行分散、尋找掩體和隱蔽的戰術。這將降低傷亡率，但如果只能做到這種程度，那麼這支軍隊所能實現的目標也會受到限制。空軍可以將活動範圍限制在後方安全地域的低空，但這會限制他們對戰鬥所能做的貢獻。

大規模奪取陣地並阻止敵人這麼做，就要求部隊能夠組織機動預備隊，協調縱深防禦；在進攻作戰中實現步兵、裝甲兵、炮兵、工兵和防空兵等多兵種協同；在更大範圍內發揮火力與機動相結合的原則——這些都是難上加難的任務。有些軍隊已經掌握了這些技能，有些則尚未掌握。事實一再證明，無論進攻方是否擁有坦克或精確制導武器，具備多層縱深、精心加固且得到機動預備隊支援的防線都很難被突破。

衞星拍攝到俄軍挖掘的前沿防線

然而，面對缺乏縱深、準備不足且缺乏後備力量支援的防線，進攻方可以通過實施大規模協同作戰以及火力加機動的戰術原則，輕而易舉地實現突破並攻佔陣地——哪怕沒有裝備坦克或精確制導武器。這樣的案例包括1918年德軍步兵取得的突破，或2022年烏軍在哈爾科夫面對俄軍無人機與精確制導武器時取得的戰果。

新技術的確很重要，但自1917年以來，各國軍隊逐漸採取了反制新技術的手段，大大削弱了新技術對戰局的影響。當精確制導武器用於試驗場或針對高度集中且暴露的目標時，能夠造成毀滅性殺傷；但攻擊分散隱蔽的部隊時，所造成的傷亡要小得多。武器的殺傷力隨着時間推移不斷提升，各國軍隊也會作出相應的調整。比如，在19世紀，各國軍隊交戰的戰場密度大約是每平方英里2500人至25000人。到1918年，這些數字已經縮小了10倍；1945年時，又下降了10倍。1991年海灣戰爭時期，一支規模相當於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期間所指揮的軍隊，其地域分佈面積大約是1815年同等數量法軍分佈面積的3000倍。

如果僅僅分析武器而不考慮它們與人類行為的交互，那麼隨着時間推移，這種更致命軍事技術與更分散、隱蔽的攻擊目標之間的結合，遠沒有帶來人們預想中能夠產生的效用變化。更好的工具總是有益的，西方的軍事援助對烏軍抵抗數量上佔優的俄軍也至關重要。但軍事技術對戰場的實際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使用者的行為。而在烏克蘭戰場，正如過去100年間的大國戰爭一樣，軍事技術使用者的行為相比工具本身，往往更能體現戰爭的走勢。

儘管烏克蘭戰爭中出現了大量新裝備，卻尚未帶來革命性的結果。基於歷史標準，這場戰爭的傷亡率並非特別高。烏克蘭境內的進攻方有時能夠推進，有時無法推進；並沒有出現一成不變的僵持防線。面對新出現的致命武器，今天在烏克蘭的作戰人員採取了與他們先輩同樣的回應方式：一方面運用技術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加強延續一個世紀之久的趨勢，即進一步地分散、尋找掩體、隱蔽與火力壓制，於是雙方都降低了在敵方火力前的暴露程度。

烏克蘭戰爭中的損失依然慘重，這在大規模戰爭中很常見。但這種損失率並沒有阻止進攻方在基輔、哈爾科夫和赫爾松佔領大量土地。進攻方的成功並不容易，通常來説需要結合一系列的攻勢技巧與防守方的犯錯，過去幾代人以來的戰爭皆是如此。在烏克蘭，正如過去不斷上演的情況，當熟練的進攻方攻擊淺近縱深、準備不足、預備隊或後勤保障缺乏的防線時，他們就能取得突破；但同樣正如過去不斷上演的情況，當這些條件無法滿足時，攻勢的結果往往會陷入僵持。這與無人機或接入寬帶互聯網無關，在任何意義上來説都不能算變革。它只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趨勢、科技與人類主動適應性之間關係的邊際延伸而已。

俄軍2S19自行榴彈炮 圖自：俄羅斯國防部

如果烏克蘭戰爭更多體現了一種趨勢演變而非革命性變化，這對國防規劃和政策意味着什麼？西方國家是否應該放棄追求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並停止發展相關理論？當然不是。漸進的變化仍然是變化，而選擇適應變化的全部意義，恰恰在於軍隊必須採用新裝備與新戰法。一台1916年的坦克在2023年的戰場上幾乎沒有勝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拉鋸戰的減員率始終保持在相對穩定狀態，正是持續、雙向適應的產物。在這種適應過程中，交戰雙方始終努力避免讓對手獲得太多優勢。

然而，“革命論”的核心是圍繞變革所需的速度與性質方面的爭論。如果戰爭形式正經歷革命性變化，那麼傳統上漸進式的觀念創新與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速度是不夠的，需要更徹底的變革。比如，應該放棄研發坦克，而不是繼續從事現代化改裝；軍用機器人系統應該迅速取代人類士兵；還應放棄準備大規模進攻行動，重點強調防禦作戰，並禁止除特殊情況外的任何進攻行動。

迄今為止，烏克蘭戰爭幾乎無法讓這種觀點站住腳。戰事仍在延燒，各方面的證據還不充分，未來的戰局走向也可能不同。但迄今為止從戰場上觀察到的結果，幾乎無法支撐對技術帶來革命性變化的預期，或者激進地調整裝備與作戰理論的需求。這一點當然也符合歷史趨勢。坦克自1916年問世以來已走過近110年的歷史。一直有人認為，鑑於反坦克武器的技術進步，坦克已經過時。50多年來，也就是坦克問世至今近一半的時間裏，這種論調屢見不鮮。然而在2023年，烏克蘭的交戰雙方仍在繼續依賴坦克，並竭盡所能獲取更多的坦克。

美國空軍在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理論重構，當時的發展思路基於一個假設：核武器領域的變革取代了常規戰爭，未來空軍的主要任務將是負責投放核武器。美國空軍的發展規劃全部圍繞這個具有變革性卻從未實現的未來。當他們參與在越南的非核戰爭時，發現此前的規劃並不能滿足戰場上的實際需求。

或者看看美國陸軍的作戰理論。1976年的相關調整體現的思路是，在大多數條件下，精確制導武器的運用將導致進攻行動付出代價高昂的損失。為此，需要重新強調從預設陣地上發動以靜態防禦為主的作戰行動的重要性。這種“積極防禦”的軍事理論被認為極具獨創性，但依然考慮不周。最後美國陸軍放棄了該理論，轉而擁抱更傳統的“空地一體戰”概念，並在1991年從科威特發起的進攻作戰中成功實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持續數代人的國防政策辯論中，關於革命性改變與轉型的呼聲屢見不鮮。基於當時已觀察到的經驗，絕大多數呼聲最後並未奏效。經歷了一年半的烏克蘭戰爭，現在並沒有理由相信這些聲音會是正確的。

（原文於8月10日發佈在“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重返戰壕——為什麼新技術沒有給俄烏衝突帶來革命性變化。” Back to the Trenches: Why New Technologies Hasn’t Revolutionized Warfare i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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