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為什麼民營企業家的愛國精神如此重要？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
曹德旺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説道：“我認為一個真正有作為的男人，在我手上賺的錢，在我死之前必須還給社會！（我）減持股票套現了10億元準備進災區救災。我做企業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國家的興旺發達。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這個國家的興旺發達靠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曹德旺是中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然而他的知名度不是因為他的資產排名或者中國首富榜上的排名有多高，而是因為他的愛國主義情懷。這種情懷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發展中，跟悶聲發大財的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相比，顯得有點高調和另類。
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
日本工業化依賴於民營企業家的愛國情懷
從人類近代工業化歷史的角度來看，曹德旺的國家情懷居然顯得另類，卻是一件有點奇怪的事情——因為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可以説所有依靠市場經濟而完成工業化崛起的國家，包括通過民治維新在亞洲率先引爆工業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民營企業家的愛國主義情懷來推進工業化與社會精神文化的提升——雖然對於這些西方國家曾經大批量存在過的國有企業來説，為國家的工業化目標服務是理所當然的要求，哪怕對於擁有大量私人投資和股份的海外特許公司來説（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王室與國家的全球利益服務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這裏我們以明治維新後一直靠模仿西方的工業化模式和市場經濟而實現工業化的日本為例，看一看日本民營企業在明治維新以前的小農市場經濟中，以及在明治維新以後參與西方大國爭雄的工業化市場經濟中，有何重大區別。【1】
日本啓動明治維新的最大社會動力，來自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對亞洲貿易網絡實施的軍事重商主義滲透與壟斷，尤其是在目睹大清帝國於兩次鴉片戰爭中被歐洲列強無情擊敗、簽署不平等貿易條約的慘痛教訓之後。這使得日本一大批思想家與有識之士認識到日本民族由小農經濟社會向工業化經濟社會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否則便會亡種亡國。
·工業革命更多是國家暴力開創全球統一大市場的結果
事實上，歐洲國家的工業化，正是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在文藝復興後的一系列熱兵器戰爭中，尤其是在地理大發現和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之後，所形成的國家競爭與全球殖民爭霸過程倒逼的產物。因為工業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會協助成本，然而卻不僅僅意味着一個國家在商品生產的效率上超越小農經濟，從而更有經濟實力應對來自鄰國的商業競爭和挑戰；而且在軍事技術和槍炮的生產效率上超越小農經濟時代，從而更有戰爭實力應對來自鄰國的軍備競賽和挑戰。
凡是不願意或者無法開啓工業化的國家，只能像非洲和美洲那樣淪為歐洲人的殖民地和資源掠奪對象。而沒有民族國家的出現和強有力的軍事化重商主義政府通過國家暴力來創建統一的國內、國外市場，提供基礎設施和開拓全球商業網絡，工業化便不可能發生。
因此，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蘭德斯在《國富國窮》一書中將英國引爆工業革命的成功因素之一，歸功於英國在“充滿戰爭權力和財富競爭的歐洲世界”中最早成為現代化民族國家，由於“英國擁有最早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早期優勢….國家可以調和個人願望、行動和社會目的，並增強個體在集體協作的表現，整體效應大於各部分的總和。一個國家的公民將對國家的鼓勵和倡議有更好的反饋和回應；相反，國家也將更好地知道要做什麼和怎樣去做以符合積極的社會力量，國家才可以有競爭力。”然而，蘭德斯既沒有重視偉大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教誨：“戰爭創造了資本主義”，也沒有重視他的同行蒂利的名言：“戰爭創造國家，國家制造戰爭。”
因此，自從英國都鐸王朝實現中央集權並採納統一的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和紡織業扶持政策以後，經過好幾個世紀的軍事重商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和全球市場開拓，第一次工業革命才得以在歐洲的邊陲島國英國爆發。因為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就是紡織業機械化的革命）前夜，英國的鄉村工業和紡織作坊都在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基礎設施建設主導下，被全國性的具備成熟供應鏈和運輸（運河和收費公路）系統的商業和貿易網絡連接起來了，並且其所需物流可以“安全”通向全球（因為有強大英國海軍護航）。
人類必須組織起來才能競爭，並且通過競爭而組織起來。工業革命絕不僅僅是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是由私人企業的一系列使利潤最大化的新技術發明所引發的產業革命，它還更是一場由統一國家意志和強大軍事重商主義政府，通過用國家暴力開創全球統一大市場的結果。只有統一大市場才能支撐規模化大生產，並使得這種生產技術給資本家帶來滾滾利潤。
比如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紡織技術完全來自印度，可是當印度甚至連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都不是的時候，誰會在17-18世紀去組織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紡織作坊開展全球競爭？類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和20世紀連模仿和複製英國紡織業的工業革命都不可能，更別説率先引爆工業革命了。同樣的解釋適用於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和四分五裂的民國時代。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企業家是商貿戰爭的卓越將軍
正因為工業化是國家競爭和生存的手段，作為後發國家的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湧現出很多像華為一樣的愛國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將商場當成國家競爭中的戰場，好多都有自己創作的愛國歌曲，激勵工人為國家富強而努力工作，贏得與外國企業的競爭，並在掙錢的同時儘量關愛社會福祉。這些民企號召大家與國家共命運、共繁榮、共進退。
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1874），通過總結歐洲工業化崛起的經驗時説道：明治維新是日本在天皇的工業化意志領導下，“用生意手段進行戰鬥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通過“發動對外貿易戰爭”而為本國創造全球市場是“商人的公共義務”。“當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實地稱之為生意和戰爭的世界。” 他認為在軍事衝突中是武器之戰，而在和平時期則是工業和貿易之戰。日本必須“在貿易和工業、科學和藝術以及其它一切領域於外國人抗爭。”他主張日本需要通過殖產興業來養精蓄鋭，“將對外軍事戰爭推遲到將來某一天，目前我們只想發起貿易之戰。”
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其思想體系也是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盛行一時的基石
因此在福澤諭吉看來，商業就是戰爭，而且是立國之戰。他認為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必須依靠“萬眾一心”的愛國精神從事戰爭和商業，方能在歐美殖民帝國主義的叢林世界生存。可是慘敗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大清王朝卻沒有產生這樣的洞見和國家意志。
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思想家將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經濟的商校畢業生比作“偵察敵人陣地的秘密部隊”，而那些傑出的商界領袖則被比作“商貿戰爭的卓越將軍”。整個日本與海外日本人所到之處，所聞之聲都是“企業戰爭”、“外貿競爭是和平時期的戰爭”。
在福澤諭吉看來，和平時期的戰爭與真刀真槍的戰爭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該界限與其説是分割線，不如説是交匯線。如同歐洲強國戰勝歐洲弱國時所帶來的高漲的舉國士氣一樣，日本也需要用一場戰爭的勝利將自己推向經濟的騰飛。因此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始終效法歐洲列強的弱肉強食政策，一直在準備同當時亞洲最大的弱國清朝進行一場殊死戰鬥，以便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並在物理上獲得它們的認可。
關於這一點，二戰後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衞説道：“如果不成為西歐帝國主義的追隨者的話，怎樣才能成為亞洲民族主義的先驅呢？⋯⋯為了成為亞洲民族主義的先驅，在弱肉強食的時代裏，除了成為西歐帝國主義的追隨者，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嗎？”“為了建設日本的近代化，我們就不得不學會近代西方邏輯——即西歐帝國主義邏輯——此外別無他法。”
而且關於這一點，美國第26屆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19世紀末擔任海軍助理部長時，也清楚地指明過：“備戰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證，⋯⋯那些希望看到一國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的人如果依賴的是一支由一流戰艦組成的一流艦隊，而不是靠聰明人設計出的任何仲裁條約，那才是睿智的。”“所有最偉大的比賽都是戰鬥。”那些不能或不願為自己而戰的人，必然會被那些願意為自己而戰的人所統治。“一旦一個種族失去了頑強拼搏的美德，那麼，無論它還能保留什麼，無論它在商業、金融、科學或藝術領域多麼精通，它都失去了與最優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權利。種族的怯懦，就像個人的怯懦一樣，是不可原諒的罪。”
·日本的企業家精神與大清滅亡的必然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大清的滅亡是必然的。正如馬克思在評論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時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基於道義的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用武力去】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樣離奇的悲劇題材。”
而明治維新的日本通過國家主導的市場化改革逃脱了這場悲劇，贏得了與歐美海盜國家在亞洲殖民地市場的叢林競爭。日本這個彈丸小國居然能夠贏得這場叢林競爭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懂得利用國家組織能力與愛國主義來從事市場經濟。福澤諭吉號召日本民營企業將國家利益凌駕於公司利益和個人利益之上，高呼民族重於利潤。認為商業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因此明治維新期間流行的日本企業家精神，是“勿問經濟能為你做些什麼，且問你能為經濟做些什麼”，他們總是把利潤一律重新投入工廠，對工作懷有巨大熱情。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二戰日本戰敗以後很長時間，以至於今天人們看到的日本工人、技術員和企業家的團結精神其實皆來源於此。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鑄造廠（資料圖）
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和企業家將公司看成是為百姓連接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橋樑和媒介，是經濟參與者履新職責並表現出個人對國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年，一位銀行總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熱愛祖國的精神不僅限於君主和臣民之間的關係，它還表現在企業業主和僱員之間的關係中。”那個時期的企業家們希望從農民中招收的工人成為“企業戰爭”的士兵並分享“實業家”的榮耀。
明治維新時期形成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提升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會共榮風氣，而且在明治結束以後繼續發揚光大。比如1930年代一家日本民營自行車廠的公司規章如下：
——為了幫助國家實現工業化，我們將努力以兄弟情誼組織勞動大眾發展社會事業。
——為了促進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我們將致力於建立生產銷售自行車的最佳機制。
——我們將不遺餘力地保護每一個有關成員的利益，確保他/她生活無慮。
——為了促進工廠、銷售站和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們將努力使整個企業精誠團結、眾志成城。
——每個成員都將一心一意地努力促進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時刻將整體的要求銘記在心。任何人不得做有違整體利益的事情。
這家工廠的《廠歌》這樣寫道：不管四海波濤多麼兇悍，任潮水肆虐氾濫，萬眾一心堅如磐石，團結一致用鋼鐵般肩膀力挽狂瀾。正義的力量和勇士的胸膛，助弱扶強，兄弟情誼可赴湯蹈火，萬眾一心自豪昂揚。盼望和諧共處的烏托邦，實現我們那高尚的理想，啊！萬眾一心永放光芒，熱情激盪萬事輝煌。
一百年前的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指出：日本學習歐洲列強提倡國家主義，它的傑出領袖們認準一種產業政策便大力推行，很快從一個無法抵禦外辱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工業化強國，廢除封建，收權於中央，創建強大的海軍，打敗了中國和俄國，吞併了朝鮮，滿洲和內蒙古也淪為了日本的保護領地，大力發展工商業，普及義務教育，宣揚崇拜天皇，人為地製造對天皇的崇拜。
羅素認為日本實行的西方式工業化所導致的內在經濟邏輯和必然採納的地緣政治戰略，一定會導致“全面入侵中國”，並且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註定了它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兇殘的敵人。羅素還指出雖然都是黃種人，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天性迥然不同，認為西方人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所有罪行日本不僅會再犯，而且其邪惡程度會加倍，因此他在1920年代就警告中國人必須永遠警惕日本人。
羅素還認為如果中國學習西方列強和日本，變成一個尚武的基於愛國主義的軍事重商主義國家，那麼一定能夠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工業化大國。但是這樣一來西方人就會遭殃，而且會使中國摧毀自身的崇尚和平與藝術的幾千年道德主義文明。
面對辛亥革命以後繼續在西方戰爭資本主義掠奪政策與自由貿易騙局打壓下奉行開放政策的中華民國，羅素指出：“中國如果不變成尚武的國家，或者西方列強不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那麼中國的經濟難免要為外人所控制，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形成了弱肉強食的關係，無論是在本民族內還是在民族之間。但是如果中國變為尚武的國家，對世界來説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社會主義在歐美取得勝利。”
讓羅素沒有想到的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勝利。這對於全人類，尤其是對奉行對外掠奪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來説，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當時超過4億的中國人效法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式的軍事重商主義、殖民主義對外掠奪道路而實現工業化，而不是通過一種公平、正義、不對外殖民擴張的社會主義方式實現工業化，那麼毀滅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估計早就開打了。
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為什麼只有中國成功了？
問題在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通過舉國體制從事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現代化建設，以此對抗戰爭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與市場擴張政策，雖然大大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組織動員能力，併為中國打下了一個初步完善的工業化體系，但在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全球商業競爭、科技競爭與軍備競賽方面，仍然無法迅速縮小與發展了500年戰爭資本主義的西方的差距，尤其是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半個世紀後的1980-90年代，所有當年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反殖民、反侵略戰爭而獲得獨立解放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都面臨市場化改革的必然任務。計劃經濟是一種不計成本、不貪圖利潤、強調公平分配的福利經濟，這從當時中國大多數企業、機構、單位甚至農村社隊都儘量辦自己的託兒所、衞生院、養老院，大學都有自己的附屬小學與中學，可以看出來。而且後來的“市場化改革”首先就是企圖去掉這些福利包袱——這使得俄羅斯90年代的人均壽命陡然降低了近10歲。
眾所周知，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中，中國是最成功的，是唯一成功複製西方工業化歷史上三次工業革命的國家，因為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完全忘卻了西方國家當年通過強大國家能力所主導的市場經濟和軍事重商主義而崛起的歷史，把它們在進入20世紀以後才由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倒逼而實現的民主選舉和福利社會，當成是西方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發跡的迷信和靈丹妙藥。
當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不可能不受到這種錯誤意識形態的影響，只不過由於鄧小平時代對“四個堅持”的堅定奉行，和一大批在國防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頂大梁的國有企業的存在，而沒有像東歐國家、拉美國家、非洲國家那樣犯顛覆性錯誤，將當年社會主義時期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戰略性國企全部私有化。市場經濟的強大之處在於能夠充分發揮隱藏在民間，尤其是民營企業中的巨大創造力，而忽視這種創造力正是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本原因。但是市場經濟不能否定國企的頂樑柱作用，因為市場經濟賴以運作的所有公共產品，比如電力和運輸基礎設施，基本都來自於國企。
這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忘記了在歐洲列強工業化歷史上曾經大量依靠國有企業的頂樑柱作用的歷史，比如威尼斯兵工廠對於威尼斯的崛起，葡萄牙國家艦隊主導的十三次大航海遠洋探險對於葡萄牙帝國的崛起，荷蘭與英國上百家由皇室主導的海外特許公司對於這兩個日不落帝國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每一次產業升級與技術吸收方面起決定性作用的國有企業對於日本的崛起，等等。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通過保留國企順利完成了公共產品的充分供給，又激發了私營企業的發展活力。圖為電力工人在靈紹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紹興換流站進行檢修作業，來源：科技日報
中國進行了大大刀闊斧的國企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下利潤導向的經營目標，但是並沒有一刀切全面私有化國企，使得中國能夠在市場化改革以後，順利完成中國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幾乎一切公共產品的充分供給，比如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現代化的供電網和自來水供應網，廉價的高等教育體系與醫療體系，現代化的軍工體系與航空航天工程，等等。
歐美日工業化歷史上普遍奉行的愛國主義，以及中國自身在改革開放前通過萬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所激發出來的愛國主義，由於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後的媒體宣傳和基層治理中，沒有很好地繼承或者根據新的國際形勢做出應有的調整後繼續發揚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乾脆放棄了——比如市場化以後的醫療和教育領域。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一些經濟學家和民營企業家們，誤以為單靠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人的自私自利行為，就能成就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奇蹟，無需愛國主義和政府的產業政策，無需每一個企業和個人自覺承擔和肩負起救國救民的社會義務與責任。這是一種相當的不幸。
雖然新自由主義思潮一度成了主流，但是中國民間仍然有強大自發的愛國主義傾向，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在創新領域走到了全球前沿，讓中國製造走向世界，使中國人揚眉吐氣。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在當前中美競爭的背景之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又到了腹背受敵的關鍵時刻，這種自發的愛國主義精神需要在更多、更廣範圍內得到弘揚。
缺乏愛國主義的私人資本，在國家競爭中根本不願與國家和民族同患難，一有風吹草動就紛紛出逃。同理，缺乏愛國主義的基層政府部門，便會常常濫用監管執法權力，隨意打壓民營企業，違背 “為人民服務”的行為宗旨。
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化改革以後的經濟崩潰和瓦解，更是由於愛國主義的嚴重缺位，不僅民營企業缺乏愛國主義，就連執政黨都放棄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樹立起來的愛國主義傳統。
大變局：呼籲愛國主義企業家精神迴歸
沒有愛國主義意味着什麼？其實兩百多年前，中國和印度是相似的，兩者都不具備發生工業革命的市場條件和愛國主義精神。而市場的缺乏，當然是因為“市場創造者”的缺乏。對於印度來説，這種缺乏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市場和市場創造者的情況，在19世紀英國殖民者已經在印度修建鐵路之後變得尤為明顯，因為雖然所修建的鐵路在當時是全亞洲最先進的鐵路網絡，但即便如此，100多年過去了，印度依舊沒有依靠它出現工業化；因為它缺乏組織起來的國家，和由國家力量去調動人們利用鐵路系統的能力。
當時的中國和印度一樣。雖然17世紀和18世紀的中國和印度比英國人口要多很多，但手工紡織業市場卻很小很分散，因為各個村莊之間和它們與其它國家之間的運輸成本如此高昂。換句話説，中國和印度紡織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給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與本地化的，並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由這個政府所扶持的商人階層，來幫他們開拓統一的國內外市場，來組織生產和銷售以及原材料供給。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比俄羅斯、烏克蘭、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加成功，不是因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比這些地區的民營企業家更聰明，而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通過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立國的國家，在改革開放時沒有完全放棄毛澤東時代創建的國家能力與獨立自主精神，因此在改革開放以後，在為自己的民營企業打造全球市場、組織遠距離商業貿易和物流運輸方面的能力更強——比如沒有像東歐國家那樣自廢武功，一刀切地私有化所有國企——從而擁有比其它發展中國家更加能夠迅速提供市場所需的電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鐵路的國有企業，也有像華為這樣把大量積累用於研發的愛國民營企業，還有像曹德旺這樣樂善好施的愛國民營企業家。
中國1978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和民營企業的誕生，本該如八路軍出發奔赴抗日前線那樣：“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着祖國的大地，肩負着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可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好多地方政府機關、學校、醫院和民營企業直到今天也沒有意識到，改革開放與抗戰一樣是國家和民族存亡的戰爭，就像鄧小平當年在決定改革開放時説的，是為了要重新“殺出一條血路”。
當然，商業是更加和平的戰爭，發展市場經濟需要擁抱西方，然而這並不能掩飾工業化背後的國家競爭本質。這種競爭並不總是和平的，而是充滿刀光劍影的。資本主義誕生以來500年的西方戰爭史與國家競爭史就是證明，英國與荷蘭之間爆發的四次英荷戰爭就是證明，兩次鴉片戰爭就是證明，兩次世界大戰就是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之路也是證明。
毋庸置疑，發展壯大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經濟發展偉大成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擁有強大的民營企業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國在實現工業化的路上正面臨來自美國和西方陣營的遏制、打壓和巨大競爭壓力，因此更加需要向曹德旺這樣的企業家情懷，這種情懷是構成企業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
1961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向美國人民和民營企業公開呼籲：“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一下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如果就連資本主義國家都在號召民企為國家着想，社會主義國家難道不更應該如此嗎？當下，中國正處於大國競爭的歷史時刻，需要向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呼籲——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一下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
註釋：
【1】文章中關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思想家的引文主要來自著名美國社會學家裏亞-格林菲爾德的名著《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第三部分“日本之路”，張京生、劉心義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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