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又要保就業又要數字化，服裝產業升級難在哪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婷】
在傳統產業中，服裝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中傳統支柱產業、重要的民生產業，解決了大量勞動力就業，也是國際競爭優勢明顯的產業，這一產業的有序產業轉型升級十分重要。
對於服裝產業而言，進入到小單快反時代後，數字化成為一種必然要求。服裝產業的數字化，催生了一種針對最廣大消費羣體的數字化需求和能力，構成數字化服務的基本市場，也成為了數字化服務能力不斷提升的孵化場。
近期，筆者所在研究團隊通過和服裝產業不同主體的訪談瞭解到，漸進數字化構成了當前服裝產業數字化的主要特點或者模式。
一、小單快反時代的服裝產業數字化
小單快反時代的一個關鍵變革是，服裝產業運行經歷了從以產定銷向以銷訂產模式的轉變，推進產業組織從主要依靠社會化機制向主要依靠數字化機制轉變，是推動服裝產業數字化的主要力量。
傳統的服裝產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一）以產定銷模式：社會化協同機制主導
以銷定產模式下，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大致是：高端大牌設計師提前設計出不同季節的款式併發布。中低端大眾品牌則根據流行趨勢設計出不跳脱大牌框架的多元化產品，然後開始制定生產計劃，或者將訂單發出去給供應商，要求他們在規定時間內（一般為一個月到半年不等）完成訂單。等到生產完成，在各大市場和平台陳列給消費者，消費者在其中做選擇。
因為無法預測爆款，所以大多數產品都需要大規模生產，以確保成為爆款的產品不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每一個單品的大規模生產，又限制了每季可以生產的產品款式、顏色等。在有限的選擇中，那些被大多數消費者選擇或者在銷售者成功營銷策略主導下被銷售的產品成為爆款，其他很多規模化生產的產品沒有辦法成為爆款，其結果是要麼長期庫存，要麼被降價處理。
以產定銷模式下，在利益具有一致性的基礎上，社會化機制，即企業內部信息的處理和關係治理，企業主體之間社會關係的建立和高質量維持（相互入股、人情往來等），成為了這個產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業合作效率和產業組織化程度，降低不確定性的關鍵機制。
社會化機制，作為一種產業協同方式，在各個環節發揮作用。在企業內部，企業管理主要依託於以利益協調實現為目標的關係治理。在製衣廠，企業管理者會採取各種手段包括提升利益一致性，和客户、主要供應商搞好關係，提升訂單和生產的穩定性。在印染廠，則需要高度重視有經驗的印染師傅，儘可能提升印染成功率。在調研中我們發現，特定產業集羣內部或者特定區域內不同企業主體的社會交往非常緊密，構成一個半熟人社會。
只是，社會化協同機制，並不能夠改變以產定銷模式不確定性極強的現實。因為社會化機制主要侷限於管理者信息的有限掌控和管理能力的差異性、不可複製性，侷限於特定區域內個體之前的社會交往和關係維繫。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是消費者信息黑箱很難被打開。
（二）以銷定產：數字化協同機制主導
進入互聯網時代，不斷成熟的電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上用户越來越多，消費者需求的數字化程度不斷提升，再加上大數據算法的不斷發展，客户信息抓取、數據分析和需求引導能力不斷提升，消費者需求黑箱有了被打開的可能，為以銷定產提供了基礎。依託數字化，識別並動態回應消費者個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的能力，成為了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為了提升這一能力，在通過平台獲取消費者信息之後，企業還會依託數字化機制，對需求進行進一步的篩選，實現對消費者需求更為精準的回應。
具體過程如下：企業在獲取消費者需求之後，服裝數字化和人體的數字化為服裝設計數字化提供了可能性，短期內設計出的款式也快速增加，回應個性化需求的產品得以依託設計數字化快速在平台上陳列，產品進入到預售和測試階段。通過預售和測試，相應的反饋信息收集，更加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訂單進一步被篩選出來。這些需求被確定之後，也並不會促成太大規模的生產，而是根據需求的非均質增長進行小規模地動態跟進。
其中的主要變化是，銷售在前，生產在後，生產跟進要求高，生產週期縮短。交貨期從25天轉變為7-8天，希音最為典型，據希音的一位頂級供應商透露，自己從收到訂單、面料到將成衣送至其倉庫只需要5天：面料製作1天，裁剪、車縫和收尾3天，二次工藝（繡花和印花）1天。如果遇到爆款追加訂單，希音的供應商還可以做得更快。訂單也從原來的大規模少款式的訂單變成小規模多款式的訂單（從1-2個款每個款上萬件到十幾個款，每個款只有百千件，一些企業一條生產線要生產十幾個款）。
小規模訂單的快速生產，對柔性生產能力、產品生產週期的壓縮提出了更高要求。依託供應鏈管理的數字化系統，提高生產的精度，減少返工的需要，提高不同環節的可視性和可控性，以確保銷售和生產能夠強聯動和強協同，也成為了產業協同的剛性需求。
在以銷定產模式下，數字化的關鍵作用是提高銷售的確定性，實現製造爆款的能力提升，基於此不斷提升企業生產的確定性、彈性生產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降低庫存和浪費，提升整個產業的靈活性和協同性。
產業鏈上下游的數字化系統 圖片來源：數商雲
二、漸進數字化的實踐內涵
數字化協同機制，在小單快反時代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數字化協同機制會完全替代社會化機制；服裝產業在解決就業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是推進數字化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從操作層面看，數字化作為一種趨勢，也並非一蹴而就的。在以上這些層面，服裝產業的數字化，是一種漸進的數字化。
（一）不同規模企業協同推動下的漸進數字化
在服裝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由於不同規模企業數字化的動力和能力不同。其中小微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往往有限，因此小微企業往往是在完成數字化的頭部企業的組織下，以社會化協同的方式參與到整個產業的數字化進程中。因此，在產業數字化的推進過程中，數字化協同機制和社會化協同機制往往是共同發揮作用的。這構成產業漸進數字化的重要內容。
這一點，在供應鏈管理方面，體現得比較明顯。龍頭企業依託數字化供應鏈管理系統來管理少數頭部企業，而少數頭部企業或者中等規模企業通過社會化協同的方式來實現和小微企業的協同，以成本可控的方式實現彈性供應和快速反應。在這些小微企業的託舉下，頭部企業的漸進數字化得以實現。
出現這一狀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從供應鏈整合的主體來看，是因為數字化協同的能力和空間有限。為了提升彈性生產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龍頭企業會儘可能地將扶持企業提升數字化能力，並將其納入到數字化的供應鏈管理系統中。問題是其能夠直接扶持和管理的供應商是有限的。以安踏為例，安踏的供應商有幾百家的企業，但是真正上到供應鏈管理平台上的只有80家。三福也是隻管理十幾家頭部企業，但實際上相關的供應商有成百上千家。
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服裝產業以小微企業為主，甚至還存在大量個體户。以園洲鎮為例，園洲鎮製衣及配套企業共527家（有限公司210家，個體户317家），大量小微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和動力有限。一些龍頭企業缺少符合條件的供應商。
另一方面，龍頭企業扶持供應商數字化，管理供應商的能力相對有限，尤其是在面對大量小微企業時。這與服裝產業具有附加值低、門檻低、行業競爭內卷、勞動力密集等特點，大量小微企業可以依託靈活用工，降低勞動力成本，成本領先優勢佔有一定市場有很大的關係。
從主要供應商的角度看，是因為其不得不組織大量小微企業，來確保自身的規模優勢，提升柔性生產能力，以確保在利潤較低的情況下能夠盈利，同時維持自身在龍頭企業供應鏈中的地位。
數字化車間
在小單快反時代，行業面臨重新洗牌，再加上經濟下行，價格戰愈發激烈。從產業鏈的不同環節來看，希音等龍頭企業，依託市場佔有能力不斷擴大而在產業鏈上的議價能力不斷提升，其結果是供應商利潤的不斷壓縮。我們訪談到的供應商反映，利潤只有3.5到5個點。在利潤較低的情況下，對於供應商而言，實現盈利的關鍵在於和龍頭企業長期合作和訂單規模的維持，甚至躋身更高層級的供應商（希音的供應商被分為S、A、B、C、D五個等級）。這個過程中，供應商不斷成長，必然會催生出一批競爭力不斷增強和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供應商。
問題是在供應商成長的過程中，其面臨諸多挑戰：利潤較低且經濟下行，通過增設備實現擴產能的成本太高，而且訂單不穩定，增投設備很可能會陷入到產能不足的境況。供應商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訂單逐漸向幾個龍頭企業集聚，對單個龍頭企業過於依賴會增加風險。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一些供應商採取瞭如下方式：協同和組織多個派生工廠。一個年產值1.2個億的製衣老闆，作為某跨境電商的重要供應商，每年為後者供應的貨款達到5000多萬。他還給其他兩個大的龍頭企業供貨，以實現風險控制。為了解決臨時增加的訂單，他以投資購買設備的方式，或者直接入股的方式支持了四個派生工廠。這四個派生工廠主要承接該供銷商無法消化的訂單。
除了投資以外，為派生工廠提供技術指導和支持，經常與派生工廠的老闆互動，以提高這些派生工廠和自身的協同能力，保障生產質量。這一方式的好處在於，派生工廠的存在，提升了供應商的彈性生產能力，而且作為經營主體，承擔了主要的擴產能成本和管理成本，也成為了該供應商的風險共擔者。為了維持這些企業的有序運行，供應商也會讓渡部分利益。
在廣東，這些派生工廠，很多是個體户或者家庭作坊，往往分佈在城中村。生產空間成本低，而且能夠根據生產的需要，隨時叫到長期聚集在城中村的靈活就業或非正式就業的人員（很多城中村都有臨工羣），生產成本優勢和靈活生產能力都較強。因為單個供應商組織的派生工廠有限，組織成本較低，協同生產難度不大，因此沒有納入數字化管理系統，對整個供應鏈快反能力的影響並不大。
主要供應商組織派生工廠的協同生產和彈性供應方式，實際上是傳統的供應協同的主要方式。作為一種補償方式，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渡階段，在經濟下行期，這些派生工廠以及相應的協同方式，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派生工廠本身數字化空間和能力有限，作為託舉主要供應商提升競爭力，包括數字化能力的積極力量，使得具有競爭力的供應商的漸進數字化得以可能。
（二）服裝產業的就業功能及其漸進數字化
小微企業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託舉大中型企業數字化方面，還體現在就業方面。2022年廣東服裝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量為2500多家，平均用工人數45.25萬人。2022年，江蘇省服裝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1594户，服裝從業人員30.8萬。
實際上，如果將小微企業納入統計，其就業功能更加凸顯。截至2021年底,虎門有服裝服飾生產企業3100多家，從業人員超過20萬人，40個專業市場、1.5萬經營户，年銷售額超830億元。一個位於海珠區康鷺片區的“製衣村”，約一平方公里土地內有製衣廠、倉儲企業5200多家，聚集超30萬製衣行業從業者。一些家庭小作坊，因為就在家庭內完成生產，吸納了大量半勞動力和邊緣勞動力，比如在家帶孩子的寶媽和老人，甚至是一些退出家庭再生產的高齡老人。
店鋪老闆承接旁邊服裝家庭作坊的簡單業務
服裝產業的就業功能，遠不止於此。服裝產業的集聚，帶來大量人口的集聚和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對於解決就業問題的貢獻同樣不可忽視。以服裝產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構成了城市人口流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商業生態維持活力的重要來源。他們所支撐的相對集聚、低成本且豐富多彩的商業服務，是留住產業工人的重要前提，也為產業工人低生活成本提供了保障。
數字化以及智能化的推行，正在不斷壓縮服裝產業的勞動力消化能力和空間。但是對於我國這一人口大國而言，這一過程的推進需要充分考慮到其就業功能。服裝等產業工人集聚所孵化出來的商業生態，也不容忽視。這些都一進步強化了服裝產業漸進數字化的內涵和必要性。
（二）產業鏈上不同環節的漸進數字化
從操作層面看，漸進數字化的內涵還體現在產業鏈上不同環節的數字化層面。印染行業的數字化滯後，比較突出。在印染行業，大部分企業依然採用傳統的生產方式，產品質量不穩定，交貨慢，導致整個產業鏈的快反能力受到影響，進而影響了整個產業升級轉型的質量。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印染企業的生產成本攀升。數字化是有成本的，一個企業的數字化，意味着成百上千萬的投入。問題是，印染企業經歷環保治理衝擊的時間並不長，企業生產成本上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降低了其數字化的動力，也弱化了其數字化的能力。以Y鎮的服裝企業為例，該鎮在2016年經歷了X污染事件，大部分印染企業被清理，只留下少部分有排污證、規模較大的企業，而且這些企業被要求進園區，更新、升級環保設備，需要進行大量投入。
此外，進入到產業園區，企業的生產成本高企。東莞的A企業（印染企業）反映，該企業年產量為1246噸，年產值僅為5000萬左右，而合規成本費用為1425700元，包括安全諮詢117856.33元，污水處理費980000元等，折算下來1100元一噸。此外，因為園區廠房有限，廠房租金達到38元每方。
其二，印染企業數量少。一方面，印染企業的產量非常大，單個企業的產能大，再加上環保整治之後大量企業停產，到時整個印染產業的企業數量小。據企業反映，整個東莞的印染企業只有十幾家，佛山也只有幾十家。另一方面，由於數字化服務具有專門性和針對性，特定專門市場的規模必然會影響到數字化服務企業的投資動力，而印染企業的數量少，相應的數字化服務市場小，數字化服務發展會相對滯後。
其三，印染工序複雜，不確定性強，標準化和數字化難度大。印染行業的工序非常多，包括配缸→理布、翻布、縫接→前處理→染色→皂煮、還原清洗→脱水→理布、濕擴幅→烘乾→驗布→剖幅→柔軟→定形→包裝等多個環節。單個環節本身也十分複雜，以染色為例，燃料和助劑的選擇、温度、水位等的控制，都會影響到“染色成功率”，這給數字化帶來巨大的挑戰。
印染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難度較大
從需求端來説，雖然數字化可以提高染色成功率，但是因為數字化難度大，投入相對較大，導致大量企業數字化的能力不足；從供給端來説，數字化服務往往是“一業一案”，甚至是“一廠一案”，在完成標杆工廠打造的同時，提升能力和擴大市場，但是為印染廠提供專門數字化方案難度較大，再加上這一市場相對較小，其數字化服務供給也會相對滯後。
其四，印染企業的迭代慢，設備落後，數字化的成本高。印染企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印染企業的轉型難度大。據提供數字化服務的企業反映，不少印染企業的設備是2010年以前的，非常落後，需要更換設備才能夠接入數字化生產系統，這增加了數字化的成本，也降低了企業數字化動力。
在實踐中，為了解決印染企業的數字化困境，產業鏈上其他主體正在發力。一些布商正在試圖通過加大投資和聘請專業的程序員、職業經理人成立印染數字化的“試驗型公司”，來推動印染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從數字化服務供給端看，為印染企業數字化提供的專門方案也正在不斷發展和完善。
（三）企業內部不同環節的漸進數字化
在企業內部，數字化的過程也具有明顯的漸進特點。一些企業反映，他們的數字化開啓時間較早，一開始主要是在辦公管理和財務管理環節，最後才涉及生產類的數字化改造。整個實踐跨度較長，從1997年到2017年。主要原因在於：
在企業數字化的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數字化需求存在差異。初始階段，企業的數字化需求往往是針對某一個環節的數字化工具。隨着企業數字化程度的提升，即不同環節都完成了數字化，那麼企業的數字化需求就變成了數字化系統，即將企業內部不同環節進行系統化管理的數字化方案，並配備相應的設備。在實踐中，因為不同環節數字化的工具不同，數字化管理系統建立的過程中，就需要建立一些能夠實現不同工具對接的方案，也增加了數字化的難度。
此外，生產環節的數字化改造最為複雜，投入較大。一方面，生產環節涉及到整個企業不同環節和不同部門的聯動和協同；另一方面，隨着數字化的深入，必然會要改變原有管理模式，會觸及到既得利益。數字化程度越深，觸及既得利益，遭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也會成為數字化推進的阻礙。
生產類數字化，還涉及到一線的生產工人，服裝產業這一類羣體的數字化運用能力相對較差。對於企業而言，不僅需要不斷調試數字化管理系統，使其操作儘量簡便化，還需要不斷培訓一線工人，提升其運用數字化工具和系統的能力。這個過程往往是緩慢的。
三、完善服裝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邏輯
（一）政策思路的偏差
漸進數字化，體現的是服裝產業數字化的實踐特性。不同地區企業的數量、經營產品、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處於漸進數字化的不同階段，數字化的需求也會不同。這意味着在推進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在一般性的標準和指標指引下，還需要更加具有針對性的、系統性的產業升級方案。但是從實踐來看，政策制定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數字化推進的指標化和行政化。無論是從中央到地方，對於數字化的推進都被操作為特定的指標。比如《B省紡織服裝產業數字化轉型指引》規定，產業數字化的目標為全行業兩化融合水平達到60%以上，規模以上企業達到70%以上，培育一批5G全連接工廠、智能製造示範園區和示範工廠及優秀應用場景。並且將這一目標操作化為一些具體指標，如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90%，生產經營管理數字化普及率達到70%。這些指標也構成地方推進數字化的主要目標，會導致市縣區政府在推進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主要關注指標，而不關係區域內服裝產業的具體的數字化需求和難點。
在地市一級，推進服裝產業數字化工作，被整合到所有產業的數字化中，以量化指標和行政化的方式推進。地市一級及其以下的政府，大部分都沒有制定專門針對服裝產業的方案。《D市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實施方案》只是將紡織服裝納入到整體的數字化方案中，明確數字化轉型任務（量化指標）後，將年度工作任務分解至各鎮街（園區），加強對鎮街（園區）工信工作的督辦考核。比如《2023年全市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任務分解表》規定了每個鎮街規上企業完成數字化轉型的數量。結合市政府重點任務月度測評機制，每月督導園區、鎮街落實情況，對工作推進成效較好的，予以表揚；對工作進度較慢、執行效果差的，予以通報並加強業務指導。
2023年5月深圳成立服裝行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
這必然導致兩個方面的後果：一方面，數字化的推進邏輯，被行政邏輯主導。為了完成上述任務，一些地區地方政府會不斷上門要求企業儘快完成數字化，干擾企業決策。另一方面，不同產業數字化的系統需求被忽視，缺乏整體治理的邏輯。服裝產業因為税收有限，在推進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尤其容易被忽視。在實踐中，這一產業不僅不會受到重視，還因為負外部性明顯，如環保和治安問題，大量小微企業和污染企業面臨被驅趕的境地，可能會導致小微企業託舉下的大中型企業漸進數字化之路被中斷，也會加劇印染產業的數字化。
其二，保就業的產業政策導向被忽視。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推進產業發展的資源有限，保財税增長成為了推進產業發展的主要目標。再加上土地有限，土地指標分配遵循“畝均論英雄”原則。這不僅會抑制地方政府扶持服裝產業數字化，為服裝產業數字化制定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方案的動力，甚至會導致其以清退低端產業為由，盲目產業轉移。在各地政府經濟增長和財政壓力都在攀升的情況下，問題將會變得愈發嚴重。
其背後的問題是，一方面，產業政策推進過程中，其就業功能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另一方面，在各地政府主要圍繞財税增長的競爭性發展格局下，保就業這一政策目標也很容易在執行的過程中被忽視。在推進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亦是如此。
其三，對產業鏈上不同企業聯動和協同不夠重視。在推進產業鏈上不同環節協同數字化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不同環節在產業負外部性和成本內化層面的協同。因為環保治理的主要對象是印染企業，當前環保治理的成本也主要有印染企業承擔，導致印染企業的負擔過程。其結果是印染企業發展滯後，影響到整個區域或整個產業鏈的競爭力，包括國際競爭力，最終這些成本又以快反能力下降和競爭力下降的方式由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來分攤。如果能夠在污染治理的過程中，就加強整個產業鏈上不同環節的協同，引導產業鏈上不同主體制定有利於產業發展的污染治理方案，不僅能夠降低印染企業的壓力，也有助於提升產業競爭力。
另一方面，要加強在推進數字化過程中加強企業之間的協同。產業的數字化質量，建立在產業鏈上不同環節協同數字化基礎上，是一個系統工程。引導產業鏈上不同主體圍繞產業數字化的瓶頸問題進行集體攻關，制定利益協同實現的分配權責分配方案，十分必要。但是指標化和行政化的產業數字化推進方案，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其四，對服裝產業數字化技術、服務供給主體的支持不足。產業數字化技術和服務供給主體，在推進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當中也有產業集羣運營者，以推進集羣數字化的方式，來推進產業發展，同時擴大自身市場。從這類企業的角度看，高價值的數字化服務、技術一定要充分貼合企業漸進數字化的特點和需求，才能夠獲得服裝企業的信任。結合企業漸進數字化的現實狀況，制定低成本、具有可操作性的“一廠一案”，然後打造標杆工廠，是企業擴大業務的普遍做法，尤其是針對印染企業這類數字化需求相對複雜的企業而言。
這類企業的數字化服務、技術供給能力提升，直接決定了數字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但是這類企業也面臨不小的挑戰，比如我國在垂直化的數字化方向層面處於相對領先位置，但是通用性的數字化方面競爭力不足；算力作為基礎設施，呈現出企業強競爭，政府弱統籌的格局；柔性控制等技術研發投入還需要加強等。
（二）政策完善的可能思路
從產業漸進數字化的需求出發，結合產業政策的實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服裝產業的政策：其一，要以區域性的產業集羣為載體，以系統化的思維來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尤其要關注漸進數字化過程中不同規模企業的功能，整體性地推進產業數字化。產業集羣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應該制定出針對性的產業集羣數字haul方案。
其二，在推進產業數字化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應該強化各地政府和不同主體的協同性，兼顧就業和增長雙重目標。這意味着在推進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不能夠盲目推動城中村小微企業改造或者轉移，而要充分考慮其對於整個產業集羣的重要願意，避免對產業的就業功能發揮造成過大沖擊。
其三，要加強產業鏈上不同主體的系統，包括成本分攤的協同和數字化推進的協同，尤其要引導強勢或優勢環節參與到弱勢或者薄弱環節的數字化轉型中。
其四，在推進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要加大對數字化服務、技術供給主體的支持，通過提升其數字化技術、服務供給能力來提升產業數字化質量，尤其是要加大對基礎應用技術、算力中心建設和相應人才培養等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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