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杜金：不同文明對“歷史終結”的理解，將如何塑造多極格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亞歷山大·杜金，翻譯/薛凱桓】
第十五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作出了一項歷史性決定：新增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6個國家加入金磚國家集團。至此，多極世界核心的形成實際上已經接近大功告成。
儘管金磚國家（其前身為金磚四國）是由半邊陲國家（根據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世界上所有國家分為“核心經濟”“半邊陲經濟”和“邊陲經濟”三種國家）或“邊陲國家”的有條件聯盟，但這些不屬於西方集團（北約和歐盟）的國家之間卻能做到求同存異，展開友好的對話。
與美國主導的、尊卑分明的單極世界秩序所不同的是，金磚國家勾勒出了與之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輪廓。如果説西方文明自認為是唯一的、歷史終結性的排他性文明——這也是其全球主義和單極秩序的本質，那麼金磚國家就是有別於西方、主權獨立的文明。金磚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完全獨創的傳統價值體系，並能抵禦西方的意識形態入侵。
第十五次金磚國家領導人峯會決定擴員
金磚四國最初於2006年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倡議下成立，當時只包括四個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讓我們來捋一捋這些國家：巴西——南美洲最大的強國，也是拉丁美洲文明的最強者。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本身就足夠大，足以被視為單獨的文明。但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不僅僅是民族國家，俄羅斯是歐亞大陸的排頭兵，是歐亞之間的“大空間”與“真空地帶”。中國對東南亞的輻射力極強，在東亞地區也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印度正在將其影響力擴展到境外，其努力並渴望將手伸展到孟加拉國和尼泊爾等地。
當南非於2011年加入金磚四國時（金磚四國至此改名為金磚國家集團，南非成為“BRICS”裏的那個“S”），金磚國家集團補足了在歐亞大陸上的最後一個短板：非洲綜合實力最強的南非加入了金磚國家，至此，金磚國家集團的足跡遍佈了歐亞非三大洲。
7個文明（1對6）
而此次金磚國家的擴員，則標誌着多極化俱樂部的最終成立與多極世界秩序的雛形出現。
伊斯蘭什葉派伊朗、遜尼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三個伊斯蘭國家的加入具有劃時代意義。這樣，以遜尼派和什葉派為代表的整個伊斯蘭文明，直接參與到了多極世界的秩序中來，伊斯蘭文明的利益自此得到了保證。
此外，與葡萄牙語國家巴西一起，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西班牙語國家阿根廷，也加入了金磚國家集團。早在20世紀中葉，理論家們就將南美洲假設為一個統一的大空間，巴西和阿根廷兩國的聯繫是這一大空間的基石。阿根廷著名左翼人士胡安·庇隆將軍和巴西前總統熱圖利奧·巴爾加斯認為，南美一體化中，巴西和阿根廷之間的歷史性和解是第一要義。巴阿聯合的目標如能得以實現，拉美世界一體化進程將不可逆轉。這正是南美洲兩個主要國家——巴西和阿根廷加入多極俱樂部的核心目標。
埃塞俄比亞的加入也極具象徵意義。這是唯一一個在整個殖民時代保持了主權獨立的非洲國家，並保留了其獨立和獨特的文化（埃塞俄比亞人是最古老的基督教民族）。埃塞俄比亞正在與南非合作，加強其在非洲大陸多極俱樂部中的影響力，它的加入能夠有力填補金磚國家在東非、北非地區的權力空白。
事實上，在金磚國家的新組成中，筆者能夠提煉出該組織完整的架構模式，那就是將世界上的所有極點——所謂的“邊緣文明”、地緣政治板塊之間的“真空地帶”團結起來。西方對此恨之入骨，它們拼命維持其霸權和單極生活方式，而金磚國家正是其單極秩序的最大敵人。但現在，西方面對的不是分裂、混亂和充滿內外矛盾的單個國家，而是人類大多數人團結起來的力量，這一力量決心建立一個多極世界。
這個多極世界將由以下文明組成
1.西方（美國+歐盟及其附庸國，其中包括曾經驕傲而自成體系的日本，如今它只是美國的附庸）；
2.中國（包含台灣）及其周邊國家；
3.俄羅斯（作為整個歐亞空間的整合者）；
4.印度及其勢力範圍；
5.拉丁美洲（以巴西+阿根廷為核心）；
6.非洲（南非+埃塞俄比亞，一南一北，以及受法國殖民影響的馬裏、布基納法索、尼日爾等，若這些國家能成功將法國勢力趕出西非，西非也必定將會有一個國家進入金磚國家集團）
7.伊斯蘭世界（其內部包含兩個版本，什葉派的伊朗、與遜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國）。
這個世界的根本矛盾是1對6的矛盾。西方——7個文明中的最強者，聲稱其擁有霸權並意圖永遠保持這種霸權，而另外6個文明則否認其這一權利和“歷史的終結”，只接受多極世界的生活方式，只承認西方與其他文明一樣是其中之一，而不是例外的排他性文明。
多極化的趨勢是極為明顯的，現在是時候仔細看看這些文明如何看待他們自己所處的境地了。這裏我們應該認識到，實際上每個主權文明對於歷史的結構、歷史的性質、歷史的方向和“歷史的終結”都有自己的想法。與曾雄心勃勃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相反，每個主權文明都以自己對“歷史終結”的理解、解釋和描述來形成自我認知，並以此來推動社會的運轉。
每個文明對於“世界末日”都有自己的理論
多極世界的每個文明極點，即每個大文明圈都有自己版本的末世論，有些比較明確，有些則不太明確。
“末世論”是有關於世界末日或“歷史終結”的學説。末世論是宗教教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有世俗版本。任何關於歷史進程的線性發展及其假定終點的概念，都可以被視為“末世論”。
多極世界由多種文明或“大文明空間”組成，具有完全獨特、獨創的傳統價值體系。一個文明就是一個極點（文明由諸多國家組成，而不是一個單獨的存在），極點則是一個文明力量的體現。每個文明對歷史進程的本質、方向和目的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也有自己的末世論。
在一些“大文明空間”中，甚至存在着多種版本的末世論，以及一些相對較小的政治組織，它們的影響力無足輕重，但有時卻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甚至是發達的末世論。
讓我們用最籠統的術語概述“末世論”的不同類型。
西方末世論
西方基督教的末世論
西方基督教最初具有與東方基督教相同的末世論教義，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在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和東正教（包括新教）的教義中，世界末日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世界及其歷史是有限的，而上帝是無限的。基督正式降臨後，世界將走向末日，基督降臨這一事件被認為將在“末日的日子”之後再發生。
基督教會的整個歷史，就是一部為時間、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審判”及“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做準備的歷史。基督教教導人們説，在基督的第二次降臨之前，將會出現普遍的背離信仰的現象（叛教），各國將背離基督和他的教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也就是人文主義的核心內容）。後來，人類將徹底墮落，權力將被敵基督、魔鬼的使者“滅亡之子”奪取。
“敵基督”不會統治太久——其統治只會持續3.5年。之後，返回地球的聖徒和先知伊利亞和伊諾將譴責他，基督將第二次降臨，最後的審判將會爆發。這種“末世論”在基督教教義中是鐵一般的律條，每個基督徒都必須相信這個故事。
基督教“末日審判”的末日論
與此同時，逐漸脱離基督教單一主幹的天主教認為，教皇權威下的天主教會“上帝之城”是基督徒的最後據點，因此教會不應與世俗達成任何妥協。梵蒂岡的“神權政治”和世俗君主的“人權政治”之間存在一場精神層面上的戰爭。而在東正教的教義中，與天主教相反，“敵基督”者的主要堡壘正是天主教廷掌控下的“永恆之城”羅馬。
傳統的基督教末世論和這種比較悲觀的歷史觀曾在中世紀的歐洲盛行，直到文藝復興開啓新時代為止。這是未受現代精神影響的傳統天主教徒思考世界運行規律的核心世界觀，而在現在的西方，持有這種觀點的已經越來越少。
新教的末世論更加離奇。在德國明斯特的再洗禮派和捷克的胡斯派教義中，基督再降臨之前，人間會先實現普遍平等（所謂的末世共產主義），並廢除階級等級制度和私有財產制度。其他新教教派也有許多光怪陸離又區別很大的末世論教義。
近年來，在現代化和白左政治正確的影響下，許多新教教派和英國聖公會都修正了末世論教義，徹底打破了古老的基督教傳統。
共濟會末世論：進步理論
現代西歐文明的起源是歐洲共濟會，這裏誕生了“社會進步”的思想。社會進步的觀念社會進步的思想拒絕所謂的背道、敵基督、最後的審判、死人復活以及靈魂的種種存在，認定人是世間勞作、享樂的唯一主體，這與基督教對歷史的理解是直接對立的。
共濟會相信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必然趨勢，並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了幾個階段。一開始是野蠻時代（而不是基督教義裏的“人間天堂”），然後是野蠻社會（而不是教義中的“傳統社會”），然後是文明社會（起源於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即基於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的世俗無神論社會）。
文明的發展經歷了從對神明的傳統信仰到對自然的人文崇拜，再到科學、無神論和唯物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多個階段。此外，保守的共濟會（如蘇格蘭大共濟會）世界觀，通常止步於對自然的人文崇拜（即自然神論，承認一個非人格化、非具象的化“自然上帝”，類似於中國道教的“道”）。
而更具革命性的法國大東方社（法國共濟會組織中最大的一個，也是歐洲最古老的共濟會組織，誕生於1773年）則呼籲在人文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即徹底廢除宗教和社會等級制度。如果説蘇格蘭大共濟會是為了實現古典自由主義（即亞當·斯密設想下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為大資本服務），法國大東方社和其他具有革命性質的共濟會就是為了實現進步版本的自由民主（核心要義是中產階級數量的增長和資本從大資產階級到中小資產階級的重新分配，目的是在資產階級內部實現平衡）。
被認為是“深層國家”在幕後操縱世界局勢的共濟會
但在共濟會的這兩個版本中，我們也隱約能看到一個明確指向歷史終結的向量，即指向現代進步的全球文明建設。以資產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現代全球文明建設被認定為“歷史的終結”，這是全球主義意識形態的兩個版本——保守主義（致力於本國的現代文明建設）和自由主義（致力於對外輸出“民主”）的發祥之源。
英格蘭：第五君主國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在猶太人圈子（特別是荷蘭著名猶太拉比瑪納西·本·以色列）和安息日主義（針對聖經第二十章“出埃及記”的摩西十誡第四誡關於安息日的戒律規定，基督教徒曾爆發過激烈的爭論，一派認為應嚴守教條，一派則認為不需要嚴格遵守第四條的規定。嚴守教條一派的思想被稱為“安息日主義”，形容比較原教旨的基督教徒及其思想。）的影響下，第五君主制理論在克倫威爾及新教環境的影響下誕生了。
在西方世界觀中，世界有四大王國：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他們為傳統基督教教義作出了卓越貢獻。英國革命期間，克倫威爾認為四大王國的基督教教義已經不足以適應現實的發展。他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在羅馬衰落之後弒君（對於新教徒來説這意味着拒絕承認教皇的權威並推翻君主制），第五王國將應運而生，成為新的基督教聖國。
此前，葡萄牙也曾出現過類似的理論，其基礎是葡萄牙建立海外殖民帝國和聖化“沉睡國王”塞巴斯蒂昂（著名的葡萄牙國王，其率領軍隊與摩洛哥軍隊交戰，在撤退時溺死於馬哈贊河，終年24歲，他死後第三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併。葡萄牙人為紀念他，不願承認塞巴斯蒂昂已死，認為他“只是失蹤和沉睡了”）的需要。認為葡萄牙是“第五君主國”的版本在葡萄牙猶太人拉比（如馬拉諾）和流亡到荷蘭和巴西的猶太人中廣泛傳播。上述的瑪納西·本·以色列就深受這種理論的影響，這一理論從他那裏傳到了英國新教徒和克倫威爾的核心圈子中，並深受認可。
這一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克倫威爾本人就是第五君主國未來的“世界君主”。第五君主理論的特點是廢除天主教、君主世襲、貴族等級制度，並預言了資產階級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必然勝利。
其延續是“英國以色列主義”（British Israelism）。這種理論宣稱英國是“以色列失落的十個部落”的應許之地，認為英格蘭和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是“新以色列人”，將接替以色列人統治世界、傳播基督教義。“新以色列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世界統治時代將在四大王國時代之後正式開啓。這種理論與傳統的基督教末世論有着根本的不同，因為第五君主制理論意味着傳統基督教王國的毀滅和“選民統治”的建立，這成為了如今西方民主選舉制的思想本源。
極端的新教教派從英國將這些思想傳播到了美國。狂熱的新教徒發展了這一思想，認定美國才是真正的“第五君主國”。美國版本的末世論自此從威廉·布萊克（英國詩人、藝術家和版畫家，其被視為浪漫主義詩歌史和視覺藝術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神話故事中誕生（在《美國預言》中，美國的形象是從舊神的鎖鏈中解放出來的巨型獸人），布萊克也是“英國以色列主義”的忠實信徒，布萊克在他的詩《耶路撒冷》中表達了這些思想，這首詩是英國的“非官方國歌”。
美國：非理性主義
在美國，“英國以色列主義”和“第五君主制”的思想在一些新教教派中得到了發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非理性主義”潮流，其發展的基礎是普利茅斯兄弟會（以傳教士約翰·達比為代表人物）和《斯科菲爾德聖經》（Scofield Bible），後者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將新教各派對末世論的不同解釋納入到了聖經文本中。對於普通人來説，這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事，但在宗教歷史上，這是一項劃時代的創舉。
非理性主義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新教徒是天生的選民，並將所有關於猶太人的預言都移花接木到了他們的身上。根據教義，人類目前生活在最後一個“理性時代”的末期，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很快就會到來，在此之後，所有信徒都將被帶到天堂。
但在此之前，基督徒們還將有一場與“羅什，米迦和富瓦拉之王”的戰鬥（也就是世界末日）。所謂的羅什，米迦和富瓦拉之王，是聖經中被預言將要從北方進攻以色列、徹底毀滅基督教世界的邪惡勢力。從19世紀至今，俄羅斯一直被認為是聖經中所預言的這個“基督毀滅者”。盎格魯撒克遜人認為，在最後的審判來臨前，俄羅斯必然會入侵以色列，在那裏俄羅斯將與“第五君主國的選民”（也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戰鬥，然後俄羅斯會被盎撒人打敗。在這之後，猶太人會大規模皈依新教，進而進入天堂。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這種思想在政治上與猶太復國主義緊密相連，成了美國新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理論的基礎。
法國：偉大君主末世論
在法國，早在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之初，“偉大君主”版本的末世論就誕生並得以發展。這種理論聲稱，在時間的盡頭和歷史的終結，一位由上帝選擇的、此前從未出現過的法國“偉大君主”將出現並拯救人類，這一理論的現實基礎是羅馬教會的衰落、新教的誕生和法國王庭加強王權的需要。
偉大君主版本的末世論是以法國本國的利益為中心，價值觀偏向保守，在神秘主義風行的法國貴族圈子頗受歡迎。與傳統天主教末世論的不同之處在於，扮演基督教世界救世主角色的既不是基督，也不是梵蒂岡教皇，而是法國的世俗君主。
一些法國神學家認為戴高樂主義是偉大君主末世論世俗、簡化、為地緣政治服務的版本。戴高樂將軍主張歐洲各國（主要是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的統一，反對北約和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霸權。法國作家吉恩·帕魯維斯科（J. Parvulesco）稱偉大君主末世論為“戴高樂主義的神秘維度”。
遺憾的是，如今法國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人都被共濟會末世論所主導，其含義與偉大君主末世論恰恰相反，是為了維護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統治，這是如今法國統治階級決定追隨美國的意識形態因素。
意大利：吉伯林派和獵犬
中世紀時期，羅馬王位與皇權的對抗——尤其在查理曼稱帝后變得極其激烈，這導致了教皇的支持者圭爾夫派和皇帝的支持者吉伯林派在政治上的極端對立。兩派在意大利的勢力龐大，德國（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只有在獲得他們任意一派的支持後，才能名正言順地登上帝國皇帝的寶座。
著名的文藝復興詩人但丁是吉伯林派的支持者，他在《神曲》中闡述了吉伯林派的末世論教義，即在圭爾夫派的暫時統治和天主教會的徹底墮落之後，一位認同吉伯林派的聖明君主將來到歐洲，而他將帶領西方文明走向道德和精神上的復興。但丁以獵犬（veltro）的形象來代表這位君主，並稱其為“領導者”。但丁在另一篇文章中概述了世界君主制的思想，在這篇文章中，末世論主題與君主權力被緊密地聯繫了起來，而不是與天主教會聯繫起來。對於但丁來説，法國的君主制是站在“敵基督”一邊的，羅馬教皇也是如此。
德國：黑格爾與歷史的終結
末世論的原始版本是在黑格爾的哲學中誕生的。他將歷史視為人類精神在自然中分散的辯證過程，精神粒子在自然中散發後又在人們的聚落中重新聚集，由此形成了人類歷史。根據黑格爾的説法，這一過程的終點應該是在普魯士君主制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黑格爾在世期間，德國統一的事業還尚未完成）。在這個開明且統一的君主制德國中，精神歷史的循環將會最終結束，人類將進入歷史的終結。
這些思想直接影響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和俾斯麥主義的誕生，後來又以扭曲的形式影響了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國。黑格爾在哲學語境中提出了“歷史的終結”理論，將基督教末世論與有益於社會進步的君主集權制結合了起來。
德國哲學家卡爾·施密特（Karl Schmitt，著名的天主教徒）則將君主制帝國的概念，與東羅馬帝國對教義解釋權的壟斷行為聯繫了起來。“壟斷釋經權”是東羅馬帝國世俗權力的核心內容之一，這種做法在9世紀被法蘭克皇帝查理大帝所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思想也與吉伯林派的主張部分吻合。
德國猶太人卡爾·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的基礎上，把黑格爾頭足倒立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又顛倒了過來，建立了共產主義理論（這也是歷史終結的一個版本）。而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科熱夫則試圖將歷史的終結與全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全球勝利等同起來。需要注意的是，與他的繼承者、批判者相比，黑格爾本人是一位末世論論調的德國中心主義與君主主義者。
伊比利亞：哈布斯堡王朝和全人類的福音傳播
西班牙、葡萄牙版本末世論產生的現實基礎，是美洲殖民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查理五世及其王朝的繼承者問題。在一些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中（如《偽美多德啓示錄》，這是一篇成文於8世紀末期、用敍利亞語寫成的末世論著作），世界末日的標誌是基督福音向全人類的傳播，以及在天主教國王的指揮下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基督教帝國。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大發現和海外殖民帝國的建立，使人們有理由將哈布斯堡統治者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視為世界君主角色的有力競爭者，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視為“世界性基督教帝國”的現世。
哈布斯堡王朝的歐洲版圖
這個天主教君主制版本的末世論在一定程度上與法國相似，與法國不同的是，它吹捧的是法國王庭在政治上的老對手哈布斯堡王朝。著名的美洲探險家哥倫布在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伊莎貝拉和斐迪南統治時期，就是末世論世界帝國的支持者。他在其宗教著作《預言書》中表達了他的末世論觀點，該書於哥倫布開始第四次美洲之行的前夕截稿，在他結束探險並返回西班牙後正式完成。時至今日，《預言書》仍然在伊比利亞地區的宗教人士中頗具影響力。
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西班牙後，這種末世論就此失去了現實基礎。但他們的影響力仍在，我們可以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圈子中找到這一思想的蛛絲馬跡。在伊比利亞地區，堅信這一理論的基督會士也有着相當的數量。
葡萄牙語版本中的末世論及巴西的分支理論，在類型上與這個版本的末世論相似，這裏就不再多作贅述。
以色列：彌賽亞主義
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以色列1948年在巴勒斯坦成立，其成立的宗教意義是實現了兩千年以來苦苦等待的猶太僑民返回故地的末世願望。與傳統基督教版本末世論不同的是，猶太末世論強調“選擇”。根據教義，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在彌賽亞到來之後，猶太人作為選民將統治世界，這是對猶太人末世論的最好解釋。猶太末世論描繪一神教傳統中世界末日思想的主要情景，是所有版本末世論的基石。
現代以色列在宗教意義上，是作為一個為彌賽亞的到來而做準備的國家而創建的。這種宗教意義不可忽視，如果忽視了這種宗教意義，那麼以色列的存在將完全失去意義，特別是在猶太人自己的眼中。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以色列不能聲稱自己是一個獨立的文明，其國家規模在全面參與全球末世進程所必需的大國體量面前，實在過於不值一提。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與新保守派和非理性論新教徒的合流，以及上個世紀猶太人在共濟會會所中的角色，猶太僑民對西方統治精英尤其是經濟精英的影響，我們就能以管窺豹看出他們的能量。盎撒與猶太末世論的合流是末世論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甚至可以説是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耶路撒冷舊城
卡巴拉主義（猶太教中的一種神秘主義派系，主要觀點是宣傳一切知識都來源於“神秘的啓示”）則是這其中的代表性存在。對於猶太人居無定所、流離各國的狀態，卡巴拉主義對猶太人遷徙現象的解釋是為了追隨流放中的“Shekinah”（也就是“上帝的存在”）。
在猶太人大遷徙開始時，大部分猶太人集中在中東地區。然後開始向北方和高加索地區（可薩汗國）分散。從那裏，“上帝的存在”向猶太人們指明瞭通向西斯拉夫、波羅的海和東斯拉夫的道路，促使他們開始大量向這些地區轉移。隨後，猶太人開始深入西歐，伊比利亞半島的塞法迪猶太人則開始向荷蘭和美洲殖民地擴張。
最後，大多數猶太人集中在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猶太社區相比，美國的猶太社區既團結又數量龐大。所以猶太人們認為“上帝的存在”留在了美國，並指引猶太人在此紮根定居。以近年來，美國猶太人逐漸掀起了遷徙回以色列的“回鄉”浪潮，猶太教徒們認為，這意味着“上帝的選擇”在經歷了兩千年的循環後又再次回到了以色列，以色列最終將成為所有猶太人的最終樂土。
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將是“第三聖殿”的出現和彌賽亞的到來，這就是猶太末世論的核心邏輯。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在周邊進行的政治操弄中捕捉到猶太末世論的影子。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者都認同猶太末世論的觀點，這種人在以色列和散居海外的猶太人中佔有很大比例。任何猶太人，無論他身在何處，無論他持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立場，都能意識到現代以色列國家為末世服務的宗教本質，以及其政府相應的深遠目標。
東正教國家的“正統末世論”
希臘：大理石之王
東羅馬帝國滅亡和奧斯曼帝國佔據小亞細亞後，希臘東正教對復國的渴望，使得他們形成了“大理石之王”終將到來並拯救希臘的末世論版本。
所謂的“大理石之王”是指東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里奧洛戈斯十一世，根據民間傳統，他被稱為“大理石之王”。據希臘的民間傳説，帕里奧洛格斯在奧斯曼人佔領君士坦丁堡後並沒有死去，而是被天使帶到了大理石門前，在那裏等待着自由並重歸人世。希臘人認為，他一定會歸來並帶領東正教和希臘人免受異教徒的壓迫。
東羅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而在希臘末世論的其他版本中，拯救希臘的神聖使命被託付給了“北方的紅髮國王”，18世紀有許多希臘的東正教修士將之理解為俄羅斯沙皇。
這是東羅馬帝國時期東正教經典教義影響力的體現，也是希臘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石。希臘本土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即使是在奧斯曼統治時期，也保留了這種末世論的成分。遺憾的是，在脱離奧斯曼帝國獨立之後，希臘也開始按照西歐共濟會的自由民主模式去建立新國家，完全放棄了東羅馬帝國的傳統。
俄羅斯：第三羅馬、沙皇、宗派主義、共產主義
在俄羅斯，末世論在15世紀末才真正作為一種理論而形成，即沙俄是第三羅馬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基督教世界的正統就轉移到了俄羅斯，俄羅斯成為了新的也是唯一的東正教帝國的核心——即第三羅馬。因法統的轉移，莫斯科大公的地位發生了改變，他不再只是單純的一國之王，而是全羅斯人的沙皇、瓦西里烏斯（意為“萬王之王”，是東羅馬帝國皇帝的稱呼）、俄羅斯帝國的皇帝等等。
俄羅斯版本的末世論認為，在接過東羅馬帝國的法統之後，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的使命就是延緩“滅亡之子”（俄羅斯對反基督教者的稱呼）的到來，並千方百計地消滅他們。這構成了俄羅斯末世論的核心，它正式確立了俄羅斯人民是“上帝承載者”的地位。
俄羅斯-第三羅馬的觀念，在彼得大帝及其追隨者的西化改革時代曾一度被遺忘，在斯拉夫派的影響下於19世紀再次復興，併成為俄羅斯東正教的核心思想。
沙俄崩潰之後，末世論被舊禮儀派（俄羅斯東正教會官方稱之為“分裂派”，是俄羅斯東正教的一個分支。1666年正式從俄羅斯正教會分裂出去，是篤信東羅馬東正教、拒絕一切宗教改革的原教旨派別）和宗派主義者（俄羅斯東正教中各種異端派別的統稱，在俄羅斯正教會的定義通常是邪教分子）所接受。不同的是，舊禮儀派普遍認為第三羅馬即俄羅斯的衰落已經不可逆轉，而宗派人士則相反，他們相信“俄羅斯的基督”即將到來，第三羅馬必將繼續繁盛。
俄羅斯東正教領袖大主教基里爾在莫斯科一座新的大教堂舉行禮拜儀式
布爾什維克採用了宗派主義相對樂觀且世俗化的末世論版本，並將其隱藏在帶有黑格爾歷史終結論調的馬克思主義末世論版本之下，以共產主義的末世論版本代替了舊有的沙俄末世論，承諾將共產主義蘇聯建設成繁榮富強的新羅馬。蘇聯末期，共產主義末世信仰逐漸消失，政權和國家分崩離析，俄羅斯也再次陷入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迷惘。
諷刺的是，俄羅斯版本的末世論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再次成為了俄羅斯社會的熱門話題。這並不令人意外，俄烏衝突的爆發標誌着俄羅斯與西方文明（共濟會自由主義和猶太末世論）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隨着對抗的加劇，俄羅斯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明需要擁有能夠代替共產主義信仰的意識形態，在這種背景下，俄羅斯末世論團結社會、凝聚人心的意義就體現了出來。
伊斯蘭世界的末世論
遜尼派：第十二位神聖領袖：伊瑪目·馬赫迪
在伊斯蘭遜尼派的現存教義中，沒有對世界末日的詳細描繪。但遜尼派中也有類似的末世論版本，那就是“代替真主的十二聖人”
相傳，全能的真主曾向穆斯林社會展示了他的仁慈，他任命了十二位純潔的伊瑪目（阿拉伯語中意為“領袖”），他們將在真主的使者離開並前往另一個世界後，接管穆斯林社會的領導權。而在此之前，11位真主欽定的伊瑪目都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只有第十二位伊瑪目仍然沒有出現，他的名字名為馬赫迪。直到現在，虔誠的穆斯林仍然在等待最後一位伊瑪目馬赫迪的到來。
遜尼派教義中的先知與四大哈里發
儘管關於伊斯蘭第十二位伊瑪目馬赫迪的傳説早已模糊，然而，這個傳説是真實存在的，在伊斯蘭教的聖訓中，這位馬赫迪被相當詳細的描述過。根據聖訓，馬赫迪將是整個伊斯蘭世界軍事政治的領導人，他將恢復正義、秩序和虔誠，而正義、秩序和虔誠的到來將標誌着時代的終結。他將擊敗達加爾（Dajjal，意為騙子）並建立起正統的伊斯蘭統治。
這種思想在伊斯蘭世界中影響深遠，就連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和其支持者也炮製過一種特殊版本的伊斯蘭末世論。伊斯蘭教中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聲稱過馬赫迪的出現甚至自稱馬赫迪。比如，最近土耳其私營軍事公司SADAT的領導人阿德南·坦裏維爾迪（Adnan Tanriverdi）就曾聲稱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是馬赫迪。
伊朗：更真實的馬赫迪
在什葉派中，馬赫迪的形象更豐滿、真實一些。末世論也是什葉派政治和宗教教義的基礎。什葉派認為只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追隨者，才是伊斯蘭世界的合法統治者。什葉派相信最後一位伊瑪目並沒有死，而是作為阿里的追隨者隱匿了起來。他將在世界末日再次出現，這將是什葉派崛起的開始。接下來，基督也將出現，他將與馬赫迪一起與“達吉達爾”（阿拉伯語中的“反對者”，意為反對真主的人）戰鬥，在世界末日之前短暫地建立一個公平的秩序
這種理論受到絕大多數什葉派教徒的認可。在伊朗，它甚至是官方意識形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伊朗的政治戰略和外交政策。
什葉派末世論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伊朗在前伊斯蘭時代的拜火教傳統。拜火教擁有一個關於週期變化及其將在大復興中達到頂峯的成熟理論。在“大復興”中，“救世主”薩什奧揚特（Saoshyant）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拜火教的預言中，他註定會從最純潔的聖母那降生，並在最後的戰鬥中戰勝阿里曼（Ahriman，在伊斯蘭教世界中代表着絕對的邪惡，是純正的魔鬼）的軍隊。
古代伊朗關於光明（Hormuzd，霍爾木茲德，拜火教的至高崇拜對象，是宇宙的創造者、保護者和統治者，也是霍爾木茲海峽名稱的來源）和黑暗（阿里曼）之間鬥爭的教義始於真實的歷史，而最終光明一方即古伊朗人的勝利成為了拜火教末世論教義的基礎。但無論如何，拜火教對什葉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正是這種影響使伊朗末世論變得如此尖鋭和明確，這體現在伊朗鋒鋭的政治風格和極具進攻性的外交政策中。
東南亞
印度：卡爾基
在印度教中，世界末日的景象並不受重視。儘管如此，印度也有自己的末世論。
佛教中與時輪金剛體系相關的一些宗教著作，講述了香巴拉（梵語中意為“理想樂土”）神秘國家國王的故事。與人類社會不同，香巴拉是真正的人間樂土。在人類歷史的最後時刻，香巴拉的其中一位國王——卡爾基（Kalki），也是毗濕奴的第十個化身，將出現在人類世界並與卡利時代（印度教中一個時代週期的四時代中的第四個時代，也是最差的一個時代，該時代充滿罪惡，人性徹底墮落）的惡魔戰鬥。卡爾基的勝利將結束黑暗時代，並意味着人類社會新的開始。
卡利時代被認為是印度文明道德、傳統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全面衰落的時代。儘管印度的傳統與該國的歷史沿革相當脱節，但末世論在印度文化和政治中卻也存在並有着相當的能量。
印度教中滅世神濕婆
在現代印度，受歡迎的保守派政治家兼總理莫迪被一些保守主義人士視為神聖的化身，即“卡爾基”本人或他的先驅。
佛教：未來佛
佛教傳統中也有末世論的主題，它認為時間的結束就是未來佛即彌勒佛的到來。彌勒佛的使命是領導佛教和佛教徒的精神生活，並使人類轉向覺醒並實現自我救贖。
佛教的傳播建立在東南亞國家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其與印度支那一些國家的神道教傳統相結合。神道教傳統以“神道”為中心，對未來佛即彌勒佛的皈依，是這些國家政治運動和民眾起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打倒魔鬼，迎接佛陀”是民眾們慣用的口號。
有時，佛教末世論甚至能與共產主義合流，經典案例就是柬埔寨、老撾甚至越南等國奇特的政治制度。
中國：天命
末世論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政治主流派別——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幾乎不存在。但與此同時，它在中國道教和三教合一的潮流中得到了一些細節上的發展。
根據道教的生死循環觀念，世界歷史就是中國統治王朝的更迭史。這種變化的原因是道家所説的“天命”的喪失，中國的每一個合法王朝都有義務接受和維護這一天命。當“天命”的授權到期時，中國就會開始混亂、內戰和動盪。只有新王朝得到新的天命時，才能挽救這種局面。
中國人自己將中華帝國視為宇宙循環的具象化，王朝更替則代表着宇宙循環本身。在中華帝國，人類社會和自然沒有清晰的界限。因此，王朝週期也可以是衡量紀元的宇宙週期。
中國傳統不認為世界末日的出現會是絕對事件，但認為世界秩序在任何方向上的任何偏離都需要對等的恢復，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盛極而衰”。這一理論對中國革命做出了隱約的貢獻，並且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非洲
加維與黑人共濟會
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way）是牙買加人，他將共濟會進步主義應用在黑人，呼籲全世界的黑人團結起來反抗白人。
為此，加維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首先，他重建了“回到非洲去”運動，致力於將美洲黑人送回非洲大陸。“回到非洲去”運動始於1820年，這一政治運動建立了一個人造國家——利比里亞。利比里亞的政治制度完全模仿美國，其執政精英也深受共濟會的影響。
加維不僅把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解釋為一種獲得平等的手段，而且也積極宣揚泛非主義和黑人優越論。加維認為，經過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剝削，深受苦難的非洲人有資格至少統治整個非洲大陸，有資格向美國和其他殖民國家索取黑人應得的權力。此外，黑人迴歸運動的領導核心應當是共濟會，但那是隻有黑人精英的“黑人共濟會”。
哈維的思想是黑人民權運動的先驅。其極端代表是黑人權力運動（Blask Power）、黑豹黨和後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M。
1968年的黑豹黨
大埃塞俄比亞
除哈維外，非洲黑人也曾發展出他們自己原始版本的末世論。與哈維版本類似的是，非洲本土版本的末世論也認為非洲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歷史使命（即黑人就是新以色列的思想），並預言了黑人和整個非洲大陸的復興。非洲末世論將西方殖民和奴役非洲的時代視為對黑人種族的“一場精神考驗”，在此之後黑人將迎來“回報期”，從而進入一個嶄新的黃金時代。
在這種版本的末世論中，實現非洲復興的核心是埃塞俄比亞。埃塞俄比亞人（深色膚色的庫什特人和閃米特人，埃塞人不認為自己是純黑人）被視為非洲文明的典範。畢竟，埃塞俄比亞是近代非洲唯一沒有被成功殖民的主權國家，無論是歐洲列強還是穆斯林，都沒能征服這片土地，埃塞俄比亞人以此為傲。
在這個版本的末世論中，所有的非洲民族都被認為是埃塞俄比亞人的近親，而埃塞俄比亞君主海爾·塞拉西一世則是“大非洲帝國統治者”的模範。這種思想衍生出了拉斯塔法裏運動，是1930年代自牙買加興起的一個黑人基督教社會運動，後來在非洲和美洲的黑人中也很受歡迎。拉斯塔法裏運動的很多支持者認為海爾·塞拉西一世是上帝在現代的轉世，是聖經中預言的彌賽亞重臨人間。
這個版本的末世論，在非洲基督教和基督教化的民族中佔據主導地位。埃塞俄比亞人的基督教末世論有着與埃塞俄比亞傳統相關的原始特徵。與許多基督教版本的末世論相同，麥基希德（聖經·舊約中的“耶路撒冷聖王”）被認為是埃塞俄比亞人的祖先，埃塞俄比亞則被認為是被選中的國家和被選中的人民。這種埃塞俄比亞末世論有着額外的，有時是相當怪誕的一些特徵。
黑人伊斯蘭教
非洲末世論的另一個版本是在美國出現的“黑人伊斯蘭教”。這個教派的教義認為，摩西和穆罕默德都是黑人，上帝在一個又一個時代週期中化身為黑人宗教領袖。這一理論的創始人瓦利·法爾德·穆罕默德（Vali Fard Mohammed）認為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瓦利·法德·穆罕默德去世後，信徒們仍堅信他並沒有離開，而是終將“從星空中歸來。”
該教派也鼓勵美國黑人奮起反抗，與美國白人作鬥爭。瓦利宣稱，反抗不僅是為了獲得黑人應得的權利，也是為了讓世界承認黑人在各大文明中的獨有精神和獨立地位。
在“黑人伊斯蘭教”現任領導人路易斯·法拉罕的領導下，該教派在美國有着巨大的影響力，並對非洲黑人穆斯林的意識形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埃及：黑色埃及
非洲政治末世論還有一個版本是埃及的“KMT”運動，它發展了非洲哲學家謝赫·安塔·迪奧普的思想。他和他的追隨者提出了古埃及是一個黑人國家的設想，從他組織的名字“KMT”就可以看出這一點，“KMT”在埃及語中的意思是“黑土”或“黑人的土地”。安塔·迪奧普認為，非洲所有宗教體系都是埃及宗教的衍生產物，因此埃及必須全面恢復在非洲宗教、政治方面的主導地位。
他的繼承者凱米·塞巴則提出了非洲版本的一神教理論體系，該理論是埃及末世論的基礎。這種理論認為，政教合一的政府才是一個國家的應有之義，政府是上帝的代言人，表達上帝的意志。凱米還提出了建立社會組織的設想，認為國家日常的社會生活應以一個個封閉的黑人社區——奎羅布（葡萄牙巴西殖民帝國時期逃亡黑人奴隸的定居點的稱呼）為基礎。
“KMT”運動號召非洲人迴歸本民族的傳統，號召在其他大洲的黑人迴歸非洲，趕走歐洲殖民者並完全控制整個非洲大陸，主張黑人族羣之間互相連結，排斥與其他種族的通婚。“KMT”運動意圖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一場精神革命，以喚醒黑人的民族意識。
在語言、文化方面，“KMT”運動主張恢復古埃及語的使用，並將其作為泛非語言推廣到整個非洲。“KMT”運動排斥斯瓦希里語，認為應根據實際情況使古埃及語逐步替代斯瓦西里語。按照“KMT”運動支持者的説法，黑人是神聖、傳統和註定將創造黃金時代的種族。而歐洲白人文明則是一種變態、病態和野蠻的文明，白人文明讓物質、金錢、資本凌駕於精神之上，是阻礙世界進步的最大毒瘤。
“KMT”運動認為非洲人和黑人的主要敵人是白人，白人文明被認為是扭曲現代化、殖民主義、拜金主義和精神墮落的承載者。對白人的勝利將是黑人完成世界使命和非殖民化並創造“黃金時代”的關鍵一步。
拉美
種族末世論：印第安主義
在拉丁美洲國家，許多現存的土著印第安人將族羣的恢復（印第安主義）視為殖民化的終結。這種思想的傳播廣度在不同的國家也有所不同。
許多印第安人認為，印加最後一位統治者圖帕克·阿馬魯二世（Tupac Amaru II）的後裔，於1780年領導印第安人在秘魯反抗西班牙，認為這次起義是印第安人抵抗殖民者的起始象徵。
2006年，玻利維亞印第安人的代表埃沃·莫拉萊斯歷史性地當選玻利維亞總統，這是印第安原住民首次當選該國總統。在莫拉萊斯當選之後，秘魯和玻利維亞地印第安原住民開始頻頻發聲，要求秘魯和玻利維亞等國恢復古印第安人對土地女神帕查瑪瑪的崇拜，並將之立為官方宗教。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種族末世論與左翼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思潮相結合，創造出了融合的教義。它要求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給予印第安原住民應有的權利，恢復印第安人的種羣數量和宗教傳統。
巴西：塞巴斯蒂安主義
巴西發展出了一種特殊版本的末世論：塞巴斯蒂安主義，這與葡萄牙的“第五君主國”理論聯繫緊密。
在葡萄牙被拿破崙佔領、葡萄牙王室遷往巴西后，塞巴斯蒂安主義應運而生。該理論宣稱葡萄牙的這次遷都並非是偶然事件，巴西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宗教使命。塞巴斯蒂安主義認為，歐洲的葡萄牙丟棄了塞巴斯蒂安國王的傳統，走上了歐洲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從現在起，巴西就接過了塞巴斯蒂安的衣缽，成為了塞巴斯蒂安國王選民“最後的樂土”。
在這種教義的影響下，巴西反對共濟會自由主義的保守天主教末世論派策劃了多次旨在推翻親歐巴西皇室的起義，如卡努杜斯農民起義等。
文明末世論的地圖
因此，在多極世界中，各種版本末世論相互碰撞或結成同盟，這將是未來世界的核心圖景之一。
在西方，世俗模式（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顯然占主導地位，並以高度分散的新教各派教義作為補充，這就是福山所稱的“歷史的終結”。如果我們考慮到完全處於美國控制之下的歐洲國家的自由派精英，那麼我們可以預見到一種將幾乎所有北約國家聯合起來的特殊末世論。
除此之外，我們也不應忽視自由主義者常見的激進個人主義理論，該理論要求將一個人從一切形式的集體身份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甚至能讓人擺脱性別（性別政治）和對人類物種的歸屬感（極端動物保護主義）。因此，共濟會進步末世論的新元素與“開放社會”理論一起成為了西方社會拋棄性別、支持LGBT、支持後現代和非人類主義（這種思想否定了所有傳統宗教和哲學體系所堅持“人類核心”的人文主義前提）的思想根源。
儘管猶太復國主義不是這一末世論版本的直接延續，但在某種意義上，特別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新教保守主義者結盟後，猶太復國主義成為了共濟會末世論的核心要素之一。考慮到猶太人對西方統治精英的影響，猶太復國主義在將來甚至有可能反客為主，在共濟會末世論中佔據主導地位。
末世論情緒在伊斯蘭世界也不斷傳播着。無論是在遜尼派地區，還是在什葉派（主要是伊朗）地區，現代西方文明都表現為“達加爾”（騙子）的形象，是所有穆斯林應畢生對抗的敵人。
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逐步升温，它要求印度人迴歸印度教傳統及其價值觀（印度教的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完全不同），從而勾勒出了與“卡爾基”對抗和克服“卡利時代”特殊末世論的輪廓。
泛非主義傾向於激進的教義，即非洲人迴歸自己的身份，並與白人世界（主要是西方殖民國家）進行新一輪反殖民鬥爭，這是黑人末世論的現實體現。
在拉丁美洲，加強地緣政治主權的努力既依賴於左翼（社會主義）末世論，也仰賴於人民對天主教的身份認同，這在巴西尤為明顯。無論是巴西的左翼還是右翼，其與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政治光譜的割裂都越來越明顯。印第安版本的種族末世論雖然影響力較弱，整體上也為拉丁美洲的末世論增加了一個重要的維度。
與此同時，法國版本的貴族末世論（及其世俗版本戴高樂主義）、德國版本的統一帝國末世論，以及日本版本的佛教和神道教末世論，至少在現在沒有發揮任何引人注目的作用。這些國家本國版本的末世論式微，完全被在本國占主導地位的全球進步主義精英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末世論壓住了風頭。
這就是我們可以勾勒出的“末世論世界地圖”，筆者認為，這張地圖可以更科學地勾勒、對應出未來多極世界的基本輪廓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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