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對話白宮、中情局前高官韋德寧：中美之間需要一場安靜的戰略性對話-王文、韋德寧
編者按：在美國喬治敦大學北京校友會的邀請與協調下，2023年9月2日，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前美國中情局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副助理主任、現喬治敦大學“美國-中國全球問題對話倡議”高級研究員韋德寧(Dennis Wilder)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文進行了公開的線上英文對話。《環球時報》英文版9月5日做了對話的部分內容刊登，現將對話內容中文翻譯如下，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中美關係中的信任確實處於歷史最低水平
**主持人：**作為一名資深的亞洲事務專家，您認為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關係，我們必須處理好兩國關係。導致中美關係緊張的原因是什麼？應如何穩定中美關係？雙方怎樣才能再次找到共同點？
**韋德寧：**感謝你們，感謝所有人出席今晚的活動，感謝你們成為喬治敦大學的校友。我很高興和你們在一起，和喬治敦大學北京校友會在一起。我是喬治敦大學的畢業生。我記得在上學期間曾被邀請到白宮的草坪上。那是1979年1月，吉米·卡特總統接待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那是一個寒冷的日子，但訪問的氣氛温暖而熱烈。
從那天起，我把自己奉獻給了美中之間的外交和對話這份事業。我很自豪地説，我將繼續通過喬治敦大學來推進這項事業。我想就喬治敦大學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説幾句話，然後我將談到美中關係。我們致力於通過“中國倡議”讓學生和教職人員與中國同行之間建立聯繫。新冠疫情期間，我們通過Zoom與北大、清華和復旦大學的學生與教師進行線上對話。
今年，我們渴望在華盛頓和中國恢復面對面的對話，我們期待着這些安排。另外，我們剛剛出版了一本大家可能會感興趣的、有關美中關係的書，叫《Cold Rivals》（《冷酷的對手》）。它是由我的好朋友兼同事麥艾文（Evan Medeiros）參與編寫的，他也在喬治敦大學亞洲研究項目。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收錄了美中學者思考兩國關係未來的文章。我真的鼓勵大家看一看這本書，我認為它對兩國關係的未來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見解。
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
我就中美關係的現狀談幾點看法。首先，我確實讚揚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去年在巴厘島舉行的會晤，以及他們試圖為正以危險的方式惡化的美中關係奠定基礎的做法。我認為今年夏天以來，四位拜登內閣資深成員的訪華之行邁出了非常積極的一步。其中效果最正面的就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剛剛結束的訪華之旅，期間，雙方就促進貿易、投資和旅遊業發展設立工作組的決定十分有意義。但我確實很擔心美中關係的“新地板”到底是用硬木製成的，還是由容易開裂的膠合板製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年初氣球事件發生後的七個月裏，很少有中國高級官員訪問華盛頓，兩軍關係完全凍結，（美國）針對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僵局也看不到結束的跡象。
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戰術性進展，希望在我稱之為“第二次巴厘島會議”，也就是即將在今年11月份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前，雙方能夠取得更多進展。
我們必須誠實地説，美中關係中的信任確實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中國公開表示以華盛頓為首的西方國家致力於全方位遏制和打壓中國。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聲稱，中國計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圖又有手段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
儘管目前（美中關係）的僵局看起來讓人覺得毫無希望，但我想提醒大家，我做這項工作已經40年了，我們以前也經歷過艱難時期，並且能夠通過外交途徑來彌合分歧。
請允許我回顧一點歷史。過去美中最成功的溝通途徑之一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與中國同行之間的密切接觸。這已經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因為它繞開了雙方的官僚機構，並將討論提升到兩國領導人授權的戰略層面。但這確實需要時間、也需要非常忙碌的高級官員間達成共識。我想舉幾個例子讓大家瞭解過去是如何運作的。
1995年至1996年間，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加劇了緊張局勢。在幕僚的説服下，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Anthony Lake）意識到，化解危機的唯一途徑是與中國同行進行面對面的接觸。
安東尼·萊克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並在2008年奧巴馬參選時作為其外交政策顧問
當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是劉華秋。根據克林頓總統的指示，萊克邀請劉華秋於1996年3月訪問華盛頓，但他們沒有在華盛頓會面，而是在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前紐約州州長）位於弗吉尼亞州鄉間的莊園會面，當時中國大陸正在台灣地區周邊進行導彈演習。第一輪會面並沒有結束危機，在此期間，克林頓總統宣佈在台海周邊部署兩艘航母。然而，託尼·萊克於1996年7月去了北京，兩人進行了坦率的討論，被認為重新解決了雙邊戰略框架的問題。
類似地，在1989年，老布什總統決定派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穩定關係。斯考克羅夫特在3周後便秘密前往北京，見到了鄧小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自己對中國領導人表示，兩國關係經歷了許多起伏，但總體來説一直在穩步深化，不僅僅是因為這符合雙方的基本利益，也是因為我們尊重兩國之間的多樣性。
現在看來，斯考克羅夫特之行是成功的。他後來注意到，此行的目的不是為談判，而是努力與那些傾向於孤立自己的人保持溝通。老布什不希望看到兩國關係20年的進展毀於一旦。
我的建議是，今天需要的是由兩國領導人挑選出兩位對話者，來進行類似的、安靜的戰略性討論，以尋求新的穩定雙邊關係的運作方式，形成一種允許衝突各方和平共處的安排或協議。這樣的安排或協議要麼無限期地試行，要麼一直實施，直到（雙方）達成最終解決方案。
在我看來，這正是今天需要做的事情。這樣的工作已經有明顯的候選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但兩位領導人也可能指定其他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套廣泛的、指導未來十年中美關係的原則，而今天我們缺少這樣的原則。這不是那種處理更具體事務、往往會導致分歧的談判，那樣的談判應該交給國務卿布林肯與其他人來處理。
我相信，今年5月王毅和沙利文在維也納的會晤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我指的是一個更持久、意圖更加明確的過程，不受國際媒體的聚光燈干擾。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將坦誠但建設性地努力，建立一套彼此都能遵守的原則，努力推動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王毅與沙利文今年5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晤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會反對這個想法。他們會説，雙方的國內政治已經激發瞭如此深的敵意，以至於無法想象會談能產生富有成效的結果。儘管如此，我認為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想辦法來重新建立起一個廣泛的對話框架，進入一個允許共存與激烈競爭的階段。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通話是有益的，國務卿與他的中國同行之間定期接觸也是必要的。
此外，軍事熱線可以提供幫助。但目前雙邊關係中面臨的危機、正在滑向危機的風險要求我們考慮這種高度個人化的、高強度的面對面對話形式。
我的擔憂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看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局勢正變得越來越軍事化，加劇了雙方的安全困境。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在台灣地區的軍事化部署程度急劇上升，數十架解放軍戰鬥機與重型轟炸機定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也許更令人擔憂的是去年8月的演習，那場演習中發射了短程彈道導彈，其中一些飛越了台灣島上空。
另一方面，華盛頓已經得出結論，認為北京將在未來幾年擴大軍事能力，試圖武力實現統一。為此迫切需要大力擴展台灣地區的自衞能力，包括與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接觸以加強威懾。在這方面，日本最近宣佈購買“戰斧”巡航導彈可以説是意義重大，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遊戲規則。
借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2014年出版的一本關於一戰起源的優秀著作的書名，我擔心雙方確實正在“夢遊”般地被捲入一場軍事衝突中。
我還要指出，朝鮮半島的局勢比我們目前瞭解的更加不穩定。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決心擁有全方位的核導彈能力，這使得首爾和東京開始考慮發展自己的核威懾力量。不用説，東北亞進入全面的核軍備競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方面，我們必須想辦法阻止事態升級。我曾直接參與了六方會談，我記得當時中美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我相信雙方可以再次做到這一點。
總而言之，我想説，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不會消失。美中都是世界頭號強國，這將是國際秩序的永恆主題。但戰略競爭其實可以是良性的，能夠讓雙方都實現進步。然而，它也可能演變成一場零和遊戲，導致新冷戰並帶來災難性後果。
您之前提到了基辛格，他在《領導力》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兩個龐大的國家是否能重新找到一個對彼此偉大理念與核心利益都有意義的“共存”定義？我認為這才是關鍵的問題。某種程度來説，我確實希望在21世紀能夠出現像周恩來與亨利·基辛格這樣的偉大外交家，引領我們度過這段美中關係的艱難時局。謝謝。
中美都有可以打敗對方的誤斷
主持人：韋德寧教授的意思是，由具有戰略思維的人進行穿梭外交，是擺脱當前僵局與避免潛在衝突的唯一途徑。近幾個月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總統氣候特使克里、基辛格博士、商務部長雷蒙多等相繼訪華。王文教授，您認為中美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防止類似“灰犀牛”事件的發生，並重建兩國關係？
**王文：**首先，感謝喬治敦大學校友會及高天明教授邀請，我很榮幸能與韋德寧教授對話。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最近美國高級官員相繼訪問中國，我贊同韋德寧教授的觀點，兩國高級官員之間的面對面對話是非常值得稱讚的。
8月28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京與來訪的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舉行會談 圖自：商務部網站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溝通洽談的氣氛不錯，雙方都同意未來每年保持至少兩次溝通。我覺得，只要保持定期的面對面溝通，剛才提到的“灰犀牛”事件就不會發生。
正如韋德寧教授所説，我認為，當前雙方的最大分歧是台灣問題。首先，中國人民關於實現國家統一的決心是非常強烈的。有一點我不同意韋德寧教授，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主動優先考慮使用軍事手段實現統一，相反，中國大陸有足夠的耐心。沒有外國人比中國人自己更希望維持兩岸和平。在這方面，我認為，中美兩國方面都不應該做出誤判。特別是，美國不要低估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決心，中方也絕不允許“烏克蘭危機”在台灣海峽重演。
很多人經常談論如何重建中美關係。我認為，對於兩國政府來説，重要的是如何現實地預防和管控危機。但對於我們這樣的學者來説，應該考慮如何重建中美關係，為兩國實現共存找到出路。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韋德寧教授的觀點，雙方應該加強交流與思考，並在理論上有所突破。
我有三個觀點想和聽眾朋友們分享。
當前，尤其是今年以來，中美兩國都有一個非常流行且相似的論調，即認為對方必敗。美國媒體及政客很喜歡宣稱中國“正在衰落”，已經“發展到頂”，甚至成為所謂的“一顆定時炸彈”。另外，中國也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正在衰弱、衰落甚至崩潰。
在我看來，這兩個相似的觀點都深受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他們認為，兩個大國之間的所謂戰略競爭只能是零和遊戲。
但事實上，過去幾年，歐美有一批制度自由主義者正在研究永久和平未來的可能性。我希望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我認為兩國必須突破現實主義理論的圈子。中美關係的未來不僅僅是一場零和博弈。坦白説，中國是一個有着5000年曆史、文明綿延不絕的國家，而美國是過去200年來現代化最成功的國家。雙方都必須承認對方的偉大，都不應該想象對方會崩潰。中美如何共存、共同發展，是兩國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韋德寧教授的觀點。您還提到了基辛格博士多年前的演講。他發明了一個術語叫“共同演進（co-evolution）”。
我想分享的第二點是，後疫情時代，兩國的輿論精英必須真正地相互理解。經過三年的物理隔離，兩國已經成為“陌生人”。3年後，中國對美國和美國人來説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過去3年來，中國最大的發展是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如今，由於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大發展，中國已經取代日本、美國、德國、韓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另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或變化就是低碳產業，目前中國光伏組件產能在全球佔比80%以上。那麼，如此繁榮的發展怎麼能説成是中國“已到頂峯”呢？當然，我幾乎4年沒有去過美國了，我也很想了解目前美國的發展情況，尤其是經濟、社會層面的情況。
上半年中國汽車出口再超日本，躍居世界首位，我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
我最後想分享的一點是，雙方要保持相互溝通，也要學習如何溝通。現在，兩國民眾都有一種“唐吉訶德”式情結，通過向對方叫罵來標榜自己有多勇敢。在美國，有很多人在抹黑中國。我希望，像今天這樣的面對面溝通機會未來能夠更多一些。再次感謝。
主持人：2026年將是美國建國250週年。中美兩國能否建立一個長期可持續的管理21世紀雙邊競爭的框架？
**韋德寧：**我想回應一下王文教授的發言，這是非常有見地、非常有趣的思考。美國和中國都認為自己是例外的國家。美國有“例外論”的哲學，認為自己是一個被稱為“山巔之城”的國家，一種標榜新的政治體制的燈塔。
200年前，當美國建立起民主制度、相關行政體制時，坦率地説，美國人對自身的制度充滿信心，已經到了傲慢的程度。我們相信這是人類所實踐過的最好體制。與此同時，中國擁有5000年的文化和一個基於儒家思想“家國”一體的制度。這與美國的價值體系大為不同。我們必須尋找一種方法，讓兩種截然不同的政府治理與社會模式共存。目前我們還需要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無論誰擔任下一屆美國總統，他/她都需要更好地瞭解中國、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優勢。
正如王文教授所説，我認為，美國有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推翻中國政府，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想法，不應該在美國有市場。但我確實認為，如果未來的新總統能夠得到啓發與開導，更好地理解這些文化差異以及如何彌合它們，美中就能找到一種相處之道。
中美要適應長期的緊張關係
主持人：謝謝兩位教授，下一個問題想請教二位。考慮到2024年美國大選，兩國關係解凍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從韋德寧教授開始嗎？
**韋德寧：**我很想聽聽王教授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王文：**感謝韋德寧教授。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們兩國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關於這個問題，首先，我認為今天中美對彼此存在很大的誤解。
正如韋德寧教授所提到的，在中國和美國都有一些人相信他們可以打敗對方。必須消除這些誤解與幻想，否則兩國關係不太可能緩和。因此，我認為兩國必須適應當前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會持續很久，可能10年、20年或者更長。
就算中美長期面臨緊張關係，也並不意味着我們將無所作為。我認為，至少有4件緊迫的事情可以在雙邊層面上完成：
第一，雙方應解除對對方部分人員的制裁，加強學術層面的文化交流。目前，兩國學者去對方國家的簽證被拒籤的概率非常高。
第二，針對貿易戰，我認為雙方應該取消一些關税。
第三，取消對高新技術投資的限制，讓雙方投資者共同分享技術進步紅利。
第四，在台灣問題上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
此外，還有兩個關係到全球層面的議題，雙方應該努力合作。首先是推動停止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他們不可以再打下去了。現在有將近100萬人死去，我認為，中國和美國應該合作，推動俄羅斯和烏克蘭停火，然後就結束戰爭進行談判，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建議美國應該停止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武器，俄羅斯應該停止進攻。
第二點是氣候變化問題。正如我們所知，2023年已經是地球1.2萬年來最熱的一年，中美在低碳發展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例如，中國可以帶動美國光伏產業發展。
總之，中美關係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可能變得很好。但就算我們不得不降低期望值，也可以在許多實際問題上做得更多。
**韋德寧：**我同意王文教授提出的許多觀點，特別是關於找到結束烏克蘭衝突的方法，我認為這場衝突極具毀滅性，而且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當然，從美國的角度來説，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要求烏克蘭接受停火是非常不幸的。我認為，為了讓莫斯科認清與接受現實，任何中國能夠提供的幫助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在中美關係中加強對話非常重要。但我們必須對下一個時期將面臨的困難保持清醒。美國的選舉週期將會十分激烈，這將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一場惡戰，而參選人的對華言論將非常嚴厲。
大家屆時會發現，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想把中國當作“替罪羊”，以此來分散人們對美國真正問題的注意力。我擔心明年的選舉週期會發生什麼事，美中關係會如何受到影響。
儘管諸多官司纏身，特朗普依然是美國2024年大選共和黨候選人中的絕對領跑者
坦率地説，這裏我會暴露出一定的偏見，我非常擔心特朗普再度當選總統，我認為這會嚴重損害美中關係，尤其是當蓬佩奧這樣的人重新進入政府。美國明年的大選季將會對美中關係造成困難。我認為，中國方面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才能忍受來自華盛頓、來自我們總統候選人的一些言論。因此，專業人士、外交官與學者應該在這段艱難時期共同努力，維持美中關係的穩定。
主持人：王文教授，您要不要回應一下韋德寧教授？
**王文：**一切都充滿不確定。現在，誰知道下一位美國總統會是誰呢？對於特朗普是否會東山再起，我仍然持觀望態度。
需要重新體驗彼此的國家
主持人：您對我們兩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喬治敦大學）未來的學術交流有何建議？鑑於我們兩所大學的不同優勢，可以做些什麼?
**王文：**謝謝。關於學術交流，我最擔心的是我們兩國之間交換學生數量的減少。美國來中國大陸的學生人數大約在6年前達到最高峯，當時有3萬名美國留學生，但據説現在中國大陸只有300名美國留學生。同時，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數量也在下降。我認為這太可怕了，希望這種趨勢不會持續下去。
在此，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在中國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學，尤其經濟、政治、管理、法律研究等專業，都是中國大學的頂尖專業。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所出色的智庫，我在這裏工作了很長時間。同時，我還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絲路學院副院長，熱烈歡迎美國學生來申請絲路學院的碩士課程。我也邀請韋德寧教授再次訪問中國。
我認為，我們應該呼籲加強中美學生、學校（學院）與智庫之間的交流。最好是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這就是我所希望的。
**韋德寧：**我完全同意王教授的觀點，即有必要將政治與學術交流分開。我和王教授一樣，對去中國大陸的美國學生人數之少感到不安。我知道，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將產生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多數學生學者將在台灣地區學習語言和其他科目。
現在大多數的美國學生都選擇在那裏進行中國研究。有些在新加坡，但大部分在台灣。如果你看看我們所説的“博倫學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現在都在台灣學習中文。顯然，他們學習美中關係時將從本質上帶有某種偏見。
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增加在中國大陸的美國學生數量。在我看來，另一件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情是恢復在中國的和平隊（Peace Corps）交流。這只需要一份非常簡單的總統行政命令。和平隊項目非常重要，能夠讓年輕的美國人在中國生活一年，感受中國文化與中國生活的本質。
喬治敦大學歡迎與中國人民大學進行更多的交流。我們只有這麼多的能力來做這些事情，但我們正在非常努力地建設這種能力。我們認為這件事非常重要，並繼續歡迎儘可能多的中國學生來到我們的校園。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大學校址
目前我教授的課程是關於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班上也有中國留學生，所以觀察中國學生在這門課上的表現也會很有意思。如今我們有機會將學術交流重新提升到一個更好的水平，為此必須努力克服雙方的部分恐懼心理。中國留學生對美國社會針對亞裔的種族仇恨感到擔心，美國學生也對中國的反間諜法和不能使用部分社交媒體軟件感到擔心，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克服這些因素。
主持人：現在我們進入問答環節，就兩國領導人共同參加APEC會議鋪平道路，您認為雙方目前是否發出了足夠積極的信號？
**王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讓我們對未來兩國關係有所期待。我認為，當前中美關係的發展是由兩國元首引領的。所以，我們期待今年會有更多的好消息。
我覺得，兩位國家元首更多是從長遠的視角考慮問題。中美兩國應該為人類的未來做出更多貢獻。我同意韋德寧教授的觀點，不僅在美國，在中國也有一羣人，他們把對方當作自己問題的替罪羊。我認為這種趨勢是不利於兩國發展的。
目前，人類面臨很多重大問題，比如戰爭、經濟衰退、難民、糧食危機、氣候危機、病毒等等。沒有中美兩國的合作，任何危機都無法解決。我的期待是，兩國領導人間的對話不僅應圍繞雙邊關係的層面，也應當圍繞全球層面的議題。有太多重大的全球性問題需要兩國合作解決。這是一個長期的考慮。
**韋德寧：**我認為，我們今年看到了積極跡象，拜登總統明確決定與中國接觸。如果不是拜登總統認定需要為兩國關係設定底線的話，就不會有四名內閣級別的官員接連前往北京。
今年早些時候，在經歷了“氣球門”事件之後，人們非常擔心兩國關係處於危險境地，華盛頓和北京的緊張關係過於激烈，需要降温。拜登確實做到了讓所有官員都能去北京，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
因此我認為，他傾向於嘗試取得一些進展，為穩定雙邊關係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説，我希望的是，也許拜登總統將會這樣做，那就是取消對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這將是一個重要信號。這一制裁是毫無理由的，據我所知，中國的國防部長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受到美國製裁的防長，因為他曾分管中國從俄羅斯購買武器的交易。
如果我們因為這種事情就施加制裁，那麼制裁名單上應該加入很多國家，現實卻不是這樣。因此，我認為這一制裁對中國不公平，也是對中國軍方的冒犯，在我看來應該立即取消。某種程度上來説，隨着美國已經開始進入選舉季，拜登總統希望與中國建立穩定的關係。他希望能夠在競選期間告訴選民，他正在有效地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所以這給了我們一點希望和改善美中關係的空間。
另外，王文教授剛才使用了（唐吉訶德情結）“Don Quixote Complex”這個詞，我想請王文教授再進一步闡述一下您對這個詞的看法？
**王文：**好的。我覺得這個“唐吉訶德情結”很有趣。那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説，我們都知道，唐吉訶德假裝自己是個英雄，一個勇敢的人，他與空氣戰鬥，假裝存在一個敵人。
如今在中美兩國，我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人，但是有些人在假裝向對方“開火”。我每天都會閲讀華盛頓的報紙和新聞消息，他們假裝中國是美國的敵人，要和中國開戰，諸如此類的言論。在中國也一樣，有些人將美國視作敵人，要和美國開戰，就像唐吉訶德那樣。但問題是，這樣的人一邊假裝要跟對方鬥爭，一邊自己卻收穫了熱度，比如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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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需要更多像你我這樣開展的理性對話。我們知道彼此的問題所在，以及未來需要承擔的責任。美國是第一大國，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兩國不僅需要維護各自的核心利益，也需要考慮人類未來的利益。
**韋德寧：**這個詞用得很好。在美國和美國政治中，你會注意到類似的事。冷戰期間，有些美國人總是需要找到一個敵人，那時候是前蘇聯。我記得人們曾經對日本不滿，因為日本人在美國購買土地，他們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美國人變得對日本人非常憤怒，認為日本人正在成為美國的敵人。這是當時我們在美國遭遇的一個奇怪的問題，人們似乎總是喜歡有人站出來指責其他國家。這在一部分選民中非常受歡迎，所以政客們選擇這麼做而不思考外交政策上的後果。
**王文：**我同意韋德寧教授的很多觀點。目前我們的雙邊關係，特別是經濟關係、文化關係、人員之間的交流，都受到政治的嚴重影響。每個國家在政治領域都有自己的緊張局勢。問題是，我們依然需要保持在其他領域的對話和交流。
我認為，疫情對中美兩國關係產生了相當重要與全新的衝擊。這就是為什麼疫情結束之後，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面對面溝通來預防和阻止政治的影響。我期待與韋德寧教授面對面的對話。
**韋德寧：**我也很期待。我認為疫情時期對美中關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因為很多對話都未能發生。正如你所説，自從疫情以來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需要彼此交流，重新體驗彼此的國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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