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雅馨：麻嶺——日結大神的“流放地”，抑或“救濟所”？
【文/田雅馨】
每天清晨五點、下午四點兩個時間段，農業銀行門口就會陸陸續續聚集一羣農民工人，幾個勞務坐着小馬紮登記他們的信息。等到上班前一個小時，勞務聯繫的“麻木”（三輪車）就會成羣結隊地把工人們拉到幾公里以外的物流園區，開啓長達12小時的重苦力勞動。這樣的景象已經持續了近十年。
日結工人傍晚於農業銀行集合
和全國城郊的境遇相似，隨着武漢城市邊界的擴展，21世紀初的麻嶺也歷經徵地拆遷和招商引資，產業集羣的工業園區成功落地，拆一代從農民搖身一變為食租者，湖北周邊的農民工湧入麻嶺務工，工業城、村改居、農民工的三方格局就此達成。而物流園區由於其平台經濟的屬性，快遞訂單緊密地與線上消費量綁定在一起，每日波動的用工量規定了物流園區為節約生產成本而聘用日結工人的用工模式。這批依託快遞集散點而前來的農民工人，逐漸與當地配套設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日結文化。
2018年一部拍攝深圳三和人才市場的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人們》點燃了網絡輿論，也將這羣隱沒於城市邊緣的“日結大神”正式拉進人們的視野。如今，三和人才市場已經改名為奮鬥者廣場，然而“流亡”的日結大神並沒有消失。北京馬駒橋、上海車墩、崑山中華園、成都二仙橋、青島嶗山路……在全國各地大型物流轉運中心周邊，幾十個日結大神的“基地”已經成形。
這些日結基地是足夠邊緣的，它收留了大批量流入城市而又無家可歸的農村底層人士。然而它們也佔據着中心位置。日結文化經由網絡生態的加工、扭曲已然發生形變，它儼然與當下年輕人的困境遙相呼應，躺平、擺爛、佛系、低慾望、叛逆、朋克……不屬於日結大神的標籤疊加在這個邊緣的羣體之上，將其真實的結構性困境掩藏起來。筆者於暑期調研的麻嶺，也同樣是日結大神的典型片斷，它既是現實的，也變成了輿論的，既是陷入困境的，也是逃離苦難的，既是農村底層羣眾的“流放地”，在某種程度，它也成為了他們存放意義的“救濟所”。
一、何謂“大神”？
“大神”絕非一同質羣體，日結工人們又可以劃分為三個類別。
第一類，以90、00後為主力的“掛逼”，他們常年混跡於網吧，做一天休三天，餓了就去附近買點吃的，一碗素粉5塊錢，一個饅頭5毛錢，夠管一天。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神”，網絡輿論集中討論的二代農民工困境、青年人擺爛現象、寧願流浪不願進黑廠，也主要針對這部分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依然有希望，只要他們想，他們就能找到一份體面但可能不喜歡的工廠工作，擺脱“掛逼”身份走上社會正軌。
第二類，以找活為目的的短期過渡人羣，他們平時有長期固定的工作，有些人當廚師，有些人開貨車，有些人在老家工地做事，只是受限於就業環境週期性地賦閒在家。他們在家裏待不住，又想要找點活幹，於是途徑各種渠道找到了麻嶺，來這邊打幾天零工再回去做事。他們年輕結構不固定，不過大多已婚生子，再不濟也有了交往的女朋友，他們有穩定的未來預期，有需要承擔的家庭責任。
真正值得注意的第三類人羣，是由80後構成的光棍羣體、三無人員、負債人羣。麻嶺是個藏龍卧虎的地方，很多人過去犯過事，蹲過局子，十多年後被放出社會，已經成了黑名單成員，只要查身份證的工作他們基本都進不去，於是他們就縮到工地上，或長期駐足於日結基地。還有一部分人好賭，他們也是最近正火的電信詐騙的主要參與羣體，受朋友蠱惑玩起了網絡遊戲，最開始賺到了幾千塊的甜頭，就開始“孤注一擲”，直到負債上十萬，心一下子散掉了，安穩的工作既賺不到快錢，人負債後也沒有心氣踏實過日子了，也就來到了麻嶺。
前面這兩種人和普通的80後基本都是農村光棍，高額的婚姻成本和中部地區婚姻低地的殘酷現實將大批家庭條件不好、賺錢能力一般的農村男性甩出了婚姻列車，他們無兒無女，無壓力無負擔，也沒什麼生活動力。中國人是絕對的社會性動物，從來不會為了自己而活。這些光棍沒有家庭責任，人一下子就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活，賺到錢也不知道給誰花，辛苦受罪一生也無法留個後，人的精神氣一下子沒了，也就半推半就地來到了麻嶺。
來到麻嶺的人很難走出去，常駐一年的大有人在，有好多還是資歷五年以上的老“大神”。有常年在這的受訪者告訴筆者，在這待了一年以上的人，大多精神都已經不太正常，你和他聊天，他也只會木訥地看一看你再走開。他曾經見過一個人，剛來的時候拖着行李箱，幾年後改拿手提包，去年他再見到那人，那人手拎着一個帆布袋，裏面裝着兩套換洗衣服和一個手機充電線，這就是他僅剩的全部家當。
一次筆者在零工驛站羣訪時，一位在座椅躺着睡覺的男人突然高聲説到：“這裏的人都是‘活死人’！他已經死了，活着的死人。”當筆者再次追問什麼是“活死人”的時候，他答道：“誰都想勤奮，誰都想成為正常人。這裏80%都是沒有家庭的人，大部分人沒有動力，沒有責任，叫他拼命地幹，他怎麼幹得下去呢？如果你是父母的驕傲，你才有動力。人要有希望，不然就消沉下去了，一輩子就那麼回事。”
二、流浪的生活
在麻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涇渭分明而又同居共食的獨特風景。本地人大多是拆遷户，孩子小的都搬到了離主城更近的吳區，留下來的靠把房子廉價出租給農民工而過上了不勞而獲的幸福生活。相反，那些長居此處的外地人則是社會真正的邊緣人羣。一街之隔，本地人活躍於主鎮街，外地人則擠在隔街的老房子裏。這裏的房子條件不好，但勝在便宜，不開空調的話15元一晚，包空調包水電的房子則20塊一晚，一般每間房子有8-12人居住，房子裏除了幾張上下鋪，基本沒有其他傢俱。
日結工人居住的出租樓房
日結工人居住的出租平房（圖片來源：麻嶺抖音網紅視頻）
但是還有少部分人，由於窮困潦倒而選擇睡在公共場所。去年由區政府投資建成的零工驛站本意是成為代替勞務的中介平台，然而勞務與工業園區、“麻木”司機、本地房東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鏈條，工人也難以跨越勞務進廠工作，因此，零工驛站目前的最大用處，是為無家可歸的日結工人提供免費住宿。每天早上7點，驛站開門後，就會有日結工人躺在椅子上或地上睡覺。驛站早上11點到下午3點會定時打開空調，裏面還有廁所、充電口，還沒有蚊蟲叮咬，對於工人來説這委實是個不錯的住所。
麻嶺零工驛站
驛站下班以後，這部分無處可去的日結工人會選擇在驛站附近的小樹林，以及離這裏不遠的麻嶺公園裏睡覺。按照15塊錢一晚的住宿標準，每個月450的住宿費只需要打兩至三天工就能賺出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些流落在外的人大部分兜裏都掏不出20塊錢，他們因為身體條件、揹負債務等多種原因來到麻嶺，一袋子饅頭吃一天，露天睡覺也睡不好。等第二天想去做日結，日結的活他們基本上還做不好。有一句流傳在打工人之中的話：“物流就是把女人當男人，把男人當牛幹”，女人在物流園基本負責掃碼、分揀等輕活，男人則被派到大貨車裏裝車、卸貨。
筆者也曾在物流園體驗過日結工作，裏面的主管會拿着大喇叭監工，一旦發現誰幹活不得勁就會催促工人趕緊幹活。被分派到裝車、卸貨的男工更加辛苦，大熱天的貨車裏只有兩台小風扇，他們基本是光着膀子做工十小時。這樣的強度，如果沒有一個好身體，是根本沒辦法堅持下來的。於是這羣人就形成了惡性循環，他們不能吃好睡好，也就沒有力氣幹活，也就賺不到錢，也就不能吃好睡好。於是一小撥始終找不到工作的人，成為了公園常客。
在麻嶺公園睡覺的日結工人
“流浪”，既是身體的流浪，亦是心靈的流浪。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中國社會，精英階層出現了單身社會的趨向，大都市的知識分子寧可享樂主義、消費主義，也不願意被家庭負擔捆綁，然而如果將目光投射於基層社會，則會發現“家庭”意義的倒錯，單身對於農村男性來説是個懲罰。毋寧説，相對於精英羣體的個人主義，鄉村的價值歸屬依然是家庭本位的，家庭締結的失敗直接導致了農村男性心理歸屬的失能。這很大程度，但不完全地，與麻嶺興盛的娛樂產業形成了互構。對於全國各地來説都是如此，娛樂產業是大神文化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麻嶺有一大一小兩處娛樂場所，大片是香港路，小片則是出租房屋周邊。這兩處地方成了日結工人的吸金庫，麻嶺90%的男人，前腳幹苦力賺到一點錢，後腳就撒到了休閒娛樂場所。
三、勞務、“兔子”與政府
十年來，麻嶺迎來送往，每天都有新面孔到來，也有老面孔離開，然而一些相對穩定的關係慢慢沉澱下來，並形成圍繞勞務、“兔子”與政府三大主體展開的社會情境。
公交站張貼的日結招聘廣告
“日結長白班，170-190/天，麻嶺電商倉庫，主要做散貨分揀然後複檢，輕鬆不累！工作時間20:00-7:00，吃飯不算工時，17元/小時”（微信羣招工信息）
麻嶺有近十個物流園區，每個物流園的單日用工量在固定工300人、日結工600人上下波動。為了應付超額日結工需求，物流園將招聘任務外包給勞務中介。在麻嶺常年招工的勞務有五家，他們幾乎壟斷了往物流園送工人的業務，也佔據了價格談判的高地。如果一家物流企業給日結工人開的單日工資為350，50元會作為回扣返利給企業主管，70-100元會作為抽成在勞務公司分利，剩下的200元（甚至不到）才會流向工人。
一位在麻嶺幹了十年的勞務告訴筆者，他每晚的收益在3000至5000元，所以很多勞務富得流油，早在武漢市中心買了幾套房。所有人都知道抽成規則，但工人也沒什麼辦法。沒有本事的日結工人依賴於勞務提供的工資機會，而有本事的工人則轉向成為“兔子”。
農業銀行的轉角是一片小樹林，這些工人與日結工人一樣整天待在外面等活，但他們基本上不去做日結，而是等着大貨車來此處拉散工，去做一些工地小工、灌水泥袋子、清掃倉庫的活，日結工資在300-350元之間。這給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工作機會。他們也常年生活於此，但他們慢慢地在做小工的過程中積累了社會關係，從其他日結工人中脱穎而出，有能力越過勞務中介的壟斷，另闢蹊徑地找到幹活的路子。這些小工頭不僅可以聯繫到用散工的工頭，還可以把附近幾個兄弟帶上一起做事，他們就被稱為“兔子”。
麻嶺的“兔子”有十多個，他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穩定的小團體，3-5個人結成穩定的搭子，有活就互相叫着去幹，每次幹個10小時就能賺350左右，“兔子”還能從中抽成30元/人左右。這些“兔子”無疑是麻嶺的能人，然而他們也走不出麻嶺。筆者問過一位家在武漢黃陂的“兔子”，既然這麼有能力，為什麼不去其他地方做事，他對自己的經歷諱莫如深，只講他是來這裏玩的，“不玩也沒辦法”。他來這裏也有三年了，過年也沒有回到家。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狀態不正常，但也沒辦法，他離不開麻嶺。
等待散活的工人
筆者調研期間，最常被問到的一句話是：“你這個調研有什麼用？”這裏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部火了的三和大神紀錄片，有人説，這就是富了導演窮了他們，也有人説，十年前，麻嶺是那個麻嶺，十年後，麻嶺依然是那個麻嶺。作為流動人口，他們很難被歸屬到政府管轄範圍。區政府去年試圖打造零工驛站，購買三方服務零差價地為日結工人提供工作機會，然而蛋糕早就被幾家勞務分完，政府想要以行政力量撬動市場行為屬實不易。這片由市場主導的土壤難以被政府介入，它成為治理的灰色地帶，政府只有發生突發事件時才能發揮補充性作用。每年夏天，在高温與重勞力的疊加下，都會發生幾起亡人事件。由於日結工人不具備勞動關係，沒有辦法走工傷程序，大多數的死者家屬也不願意走漫長的司法流程，所以政府只能積極爭取企業的補償金額，多做私下調解的工作。
四、流放地還是救濟所？
城市治理面臨更加複雜的情境。一方面，日結工人無疑是最需要被妥善安置的羣體，他們規模龐大，且隱匿於城市邊緣地帶，加之多數工人沒有家庭責任、沒有上進動力，從客觀條件上看，他們確實構成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然而，日結羣體幾乎沒有形成牢固的社會關係，大多數人彼此照面卻不知其姓名，偶爾閒聊後又形同陌路，其鬆散、陌生的程度基本無法構成社會行動的有力單元。另一方面，日結工人自身也在呼喚政府的到場。他們面臨的困境與政府治理的以往案例不同，作為具有親屬、擁有勞動能力的成年男性，他們不可能被吸納進政策保障的行列。他們的“病”不在經濟，而在心理。
社會需要組織起來才能形成秩序，而組織的最基本單元，不像涂爾幹所構想的職業羣體和社會分工，這種有機團結可以達成經濟聯合體，卻無法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秩序。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在家庭，正是家庭構成了社會穩定的“壓艙石”。然而現代社會奔跑之迅速，將大批農村男性遠遠拋在了身後。人心散了，行動就會渙散，慢慢地他們就與日結文化簽署了契約。在這裏，做一天休三天也沒什麼不好，沒錢了就去做點工，有點錢就去娛樂場所轉一轉，反正一人吃飽全家不愁，生活也就這樣了。
所以如何去定義麻嶺，以及像這樣的幾十個日結基地？它們屬實是“流放地”，將那些被社會定義為失敗的農村光棍、三無人員、負債人羣流放在無人問津的角落，平日干最苦力的活消耗其精力，使其維持在能夠再生產自身的最低水平。然而它們也確實構成了日結人羣的“救濟所”，同樣境遇的人羣聚集於此，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在這裏至少能夠找到工作。這裏的配套設施也很完善，既能夠去做物流，有點本事的還能去做散工，網吧、飯店、娛樂一應俱全，在這裏遊蕩總比回什麼都沒有的農村要強。
我們首先必須精準定位日結基地的性質，才能夠對其做出妥善的安排。過去大多時候，治理手段是粗糙的，將三和人才市場改為奮鬥者廣場，將日結工人們趕跑，景觀沒有了，現象卻還在，那些睡在橋洞裏的流浪人羣還在。現在，治理呼喚一種更加精細的、柔性的、關懷的技術，呼喚一種可以跨越屬地管理的僵化模式，採取更加符合流動社會的動態管理模式。以日結羣體這個城市數一數二棘手的治理難題作為抓手，去思考社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治理，治理想要建構什麼樣的社會，也許是緩慢卻行之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