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新時代的“通三統”——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

甘陽：這次演講的題目“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源於2004年底《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編者注：見2004年12月29日該報第三版）的一個採訪。當時説了一個很不成熟也很簡單的看法，即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25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詞彙，基本上都已經深入人心，融入中國人詞彙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權利等等。

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這樣一個傳統。我們今天可以看得出來，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從90年代中後期以來表現得非常強勢，從90年代中期以來關於毛澤東時代就有很多的討論，九十年代後期以來這個平等傳統更是非常強勁。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當中的一個強勢傳統。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常常難以準確描述，但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和鄉情。

我們經常會看到，在當代中國的有些討論當中，這三個傳統似乎常常被置於一種互相排斥的狀態，有些人會特別強調其中的一種傳統而排斥其他的傳統。大家可能都會感到，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充滿着爭論，這些爭論有時候甚至影響到個人生活。已經有十幾年友誼基礎的好朋友，突然之間朋友們的看法不太一樣了，分歧很嚴重了以後，朋友都很難做下去，很傷感情。

這就是因為一些比較大的爭論，特別是涉及到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現在大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似乎正面看法比較容易被接受了，至少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如果有分歧也不一定會引起那麼強的感情糾紛。但這僅僅是最近兩三年的事，以往一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會爭得劍拔弩張。因為實際上所謂中國文化的問題，背後帶出來的是一箇中、西文化的問題。你談中國文化意味着你怎麼看西方文化，隱含着一種比較中國跟西方的看法，這就是貫穿整個20世紀不斷的中西文化爭論。

一直到80年代的時候， 當時知識界的最大焦點是所謂“文化熱”，文化熱的主題就是又一次的“中西文化爭論”。80年代文化爭論的好處在於，它使當時知識分子重新接上了晚清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的問題意識，這就是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晚清以後整個中國文明突然徹底的瓦解了，從頭到尾地瓦解掉了，不但是政治制度瓦解，經濟制度瓦解，而且是文化和教育體系都全盤被瓦解。由於整個中國傳統文明被瓦解，因此20世紀以來，無論是關於中國還是西方的研究，中國人引用的權威都是西方的。我們或許也會提到孔夫子，但是並不把他作為一個權威。但是最近兩年情況似乎有變化，2004年底《南方週末》等國內幾家報紙都説2004年是傳統文化迴歸年。

今年是廢除科舉100年，我們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廢除科舉是什麼意思，廢除科舉對於當時的中國讀書人是什麼樣的衝擊。打一個比方説，今天這裏清華的學生，從小學考到初中，從初中考到高中，從高中考到大學，畢業的時候，突然下一個通知説，你們所有這些學的東西都是沒有用的，你學了這些東西都找不到工作， 你們會怎麼樣呢？你們肯定會瘋了，有人恐怕會跳樓，這是非常震撼的。你們可以想見這樣一種衝擊嗎？當時中國社會的瓦解是徹底性的，全面性的。

什麼叫科舉？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習慣用輕蔑的眼光去看所謂的科舉。但科舉説到底是整個中國社會維持精英系統再生產最基本的機制。在傳統中國，理論上只要是讀書人就都會去考科舉，能考上進士的誠然不會很多，但你只要是讀書人，就會想着去考科舉，你下意識中就已經認同了一整套中國傳統精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以儘管你考不上進士，也是中國社會的基層精英。而且你可以一年一年的考，從前中國傳統考進士沒有年齡限制，可以考到七、八十歲。你考到七、八十歲還沒考上，皇帝見這麼大年紀還沒考上，或許賜你一個進士。為什麼？因為要給社會的潛在精英永遠存一個希望，如此就可以維持精英系統再生產的運作。從隋唐開始，科舉至少有1300多年，是傳統中國最基本的政治－文化機制。

晚清廢除科舉無非意味傳統中國的整個政治－文化機制的徹底崩潰和瓦解。整個科舉制度的廢除，整個機制崩潰了以後，中國面臨一個全面重組中國社會的巨大任務。這樣的一個社會怎麼重新奠定組織一套新的機制，絕不是容易的事。在西方，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用了數百年才完成，而中國從晚清瓦解到現在是百年左右。我們今天仍然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從晚清瓦解到中國革命和中國改革的整個過程看成是尋求奠定現代中國的一個連續統。

Ramo提出的“北京共識”認為“北京共識”已經取代了“華盛頓共識”，他的具體看法是可以爭論的。但Ramo提出這個看法的意義在於他提醒大家，理解中國是非常困難的，不能按照各種流俗的看法來了解中國。從西方的角度來説，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是中國。中國對西方是一個問題，因為西方統治全世界已經數百年，以西方為主形成的這個世界有一套他們的規範和程序，現在中國似乎像一個突然闖進來的人，導致整個系統都在搖盪。

怎麼辦？中國以後會怎麼樣？沒有人知道。

兩、三個月前，美國《波士頓環球報》有一篇社論，批判美國國防部長，他在接受採訪時，關於中國講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説：“我們禱告中國能夠規規矩矩地進入文明世界”。《波士頓環球報》的社論對美國國防部長的這個説話很不以為然，社論開頭就説，中國是有三千多年文明的國家，美國建國一共只有兩百多年。人家的文明已經三千多年了，你卻以為中國好像是一個化外之民，要人家規規矩矩地進入你的文明世界。社論認為美國人要去看看中國的歷史，中國是在恢復他從前的光榮和偉大。當然我認為《波士頓環球報》的這個社論很有見地。

但是問題在於，我們中國自己很多人也是象這個美國國防部長那樣看中國。國內近年的有些説法我是不大認可的，比如很多媒體常常説“中國要融入國際主流文明社會”，言下之意是認為我們中國人應該把自己看成是野蠻人，要脱胎換骨想辦法去“融入西方主流社會”。九十年代以來因此常常有這樣的心態，認為中國正當性的根據不在於中國自己，而是在西方的認可。本來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但是中國人有時候經常為美國而辯論，爭得面紅耳赤。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想就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應該一切都站在美國一邊，如果美國打伊拉克，中國當然也應該跟上，總而言之最主要的目的是一切希望讓西方高興，得罪不起，尤其是美國。但是我想最近幾年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就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知道，很多東西中國人是沒有辦法滿足西方的，沒有辦法老讓西方高興的，除非你自己不要活。

例如突然之間，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談中國人民幣的問題。中國人民幣該不該貶值我不懂，但是我想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該由中國人自己決定。又如，本來大家都參加WTO了，都自由貿易了嘛，可是你看美國、歐洲都可以通過他們國家的立法來限制中國的紡織品，我們對比一下中國，中國很規矩，加入WTO以後，我們就一直宣傳WTO了，我們要做好準備，意思就是要你作好準備被淘汰。人家就可以立法規定你中國的紡織品限制有多少額，我們中國人卻似乎相信我們加入WTO，那麼我們就歸WTO管了，其他什麼都不可以作了。

天下只有中國人天真地相信國際組織比中國政府大，但任何美國人都知道他們的美國政府高於任何國際組織。美國什麼時候把國際法國際組織放在眼裏過？

西方有兩種人，一種比較看好中國，比如説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到多少，2030年中國經濟可能僅次於美國，等等；還有一種是崩潰説，按照西方很多理論出發，中國一定會崩潰，這麼多的問題，比如基尼係數早就超過警戒線，現在又有能源的危機等等。但西方人對我們惡意還是善意，我從來不大在意，善意惡意並不那麼重要，只看他判斷的根據在哪裏。

現在問題的複雜性是在於，所有關於中國的談論幾乎都有一定的根據。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中國人自己就很懂中國，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就一定懂中國呢？我想不是。至少我是不懂，我是真的不懂。部分的原因和我的專業有關，我的專業是研究西方的，我在北大讀的是外國哲學研究所，我在美國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我在美國很怕別人問我中國的問題，因為我真的不懂。我一點都不是謙虛，我覺得我懂一點西方，但是很不懂中國。

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實際上中國很難懂。我會提倡大家放謙虛一點，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就懂中國，我們誠然知道中國很多很多事情，但正如老黑格爾説過，“熟知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所以就不是真正瞭解的了”。為什麼？因為這些東西你自以為熟悉，你就以為知道，就不再去追問一個“為什麼”，而其實你並不知道這個為什麼。關於中國，可以提出很多問題，未必在座的人能回答出來。例如中國改革開放25年來，經濟成就絕對非凡，為什麼中國這麼成功，我沒有看到很滿意的答案過。

從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整個西方學術界沒有人看好中國的經濟改革。原因很簡單，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都不成功，中國又怎麼可能成功呢？特別是蘇聯，工業化、現代化、教育的程度比中國高得多，農村人口也比中國少得多，各方面的生活水準都比中國高得多。

比方説西方學界發現，到1978年前後，中國所有的廠長和經理的平均教育水準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畢業，11年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畢業要12年，而蘇聯當時的經理廠長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學畢業。那時比較中國和蘇聯東歐的生活水準就更不用講了。我剛到美國時有一個朋友是南斯拉夫人，那時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都宣佈獨立了，國家已經是戰火連天，炮彈到處打。他是塞爾維亞人，到中國去呆了三、四個月以後回來和我説，你們中國現在是從下往上走，我們南斯拉夫是從上往下掉，但中國和南斯拉夫還差那麼多。你可以想象他們那種優越感自豪感。80年代時中國人一般家裏都沒有電話，更不要説汽車了，但是蘇聯、東歐那時候電器汽車早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了。按照常理來説，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認為，既然同樣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國怎麼可能改得下去？這個看法是很自然的。西方一般都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像中國這樣成功，以後的瓦解就不會發生，是因為改革不下去，才會有這樣的全面崩潰和全面瓦解。

我們都知道中國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但整個八十年代，經濟改革並不是中國知識界的話題和關心，當時大家談論的都是思想和文化的問題，亦即八十年代的所謂“文化熱”。我們現在都知道，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經濟每年遞增10％，但是在八十年代我們住在中國自己沒有感覺，我們不知道，也沒有這個意識。我想絕對不是我個人，我想所有八十年代活躍過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意識到當時中國經濟已經起飛。

所謂中國經濟起飛首先是西方説的，美國是1992年第一次報道，大概是9月份《紐約時報》頭版頭條，一整版説中國經濟起飛了，根據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有一張很大的照片。我們看了都大吃一驚。因為在這個之前，所有的談論中國都是説中國哪一天垮台。92年突然提出來，而且西方學者説不但整個80年代中國經濟每年近10％的增長，而且中國經濟從1949年到改革前也一直都經濟高速增長，只不過那時的錢都用去再投資了，沒分給老百姓。所有這些初聽時都讓人大吃一驚，因為我們住在中國的中國人好象還不如西方人瞭解中國。

所以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要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也就是檢查我們以前對自己對中國的看法。有些看法非常根深蒂固而且非常流行，但是這些看法未必站得住腳。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就一定了解中國，不一定。我們需要重新來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我們需要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中國。

第一點，我們需要從世界文明歷史角度來了解中國歷史。中國文明是最外在於西方的，是和西方文明最相異的，這是西方人的感覺，我們需要了解。我們可以舉出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比如説埃及、印度、波斯，但是他們和中國都是不一樣的，他們都是從上古時代，很早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舉個例子，大家知道埃及是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四大文明古國，但是埃及並不是到近代以後才和西方發生關係的。即使對埃及再不瞭解，也知道埃及歷史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女王，非常妖豔的女王Cleopatra，她是埃及女王但卻不是埃及人，她是希臘人，整個家族都是希臘人，統治埃及兩、三百年，他們家根本不會説埃及話。因此埃及和西方從上古就已經糾纏在一起，這是因為西方文明發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帶，埃及、非洲原來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西方文明的發展是從南往北走，即從今天的所謂南歐為中心逐漸轉移到今天的西歐為中心。我們中國文明正好相反，是從北向南發展。

另外還有印度，印度也並不是僅僅在英國人殖民印度以後才和西方發生關係。早在羅馬以前，亞歷山大大帝已經征服了印度。亞力山大大帝的擴張方向和羅馬帝國的擴張方向完全相反：羅馬是從南向北打，是北伐，亦即從今天的南歐打今天的西歐。亞歷山大大帝則對那時的歐洲沒有興趣，他的興趣是東方，是從西往東打，要打到印度。他果然達到了目標，印度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向他屈服。

還有波斯，也就是現在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帶，就更不用説了。對於中國人來説，“波斯灣”這個詞是很中性的詞，聽了以後不會引起任何的歷史聯繫。但是對於西方人來説，波斯灣引起的是整個2000多年曆史的記憶。西方人會馬上想起希臘和波斯之戰，想到馬拉松之戰。19世紀西方自由主義的鼻祖穆勒（J.S.Mill）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説以後歐洲和英國歷史上所有的戰役根本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馬拉松戰役，馬拉松戰役波斯人如果打敗了希臘，以後整個西方文明就沒有了。任何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西方人自然都讀過希羅多德的《歷史》，因此一提起“波斯灣”這個名字，馬上就會聯想起這些歷史。美國人兩次打“波斯灣戰爭”，心裏自然就覺得好象自己就是從前的古希臘人和波斯作戰那樣在保衞西方文明。

還有阿拉伯人，和西方的關係就更不用説了，從頭就糾纏在一起。我們知道古希臘文明所有的文本都失傳了，整個中世紀歐洲沒有一個人懂古希臘文，從奧古斯丁到阿奎那都不懂希臘文，連文藝復興最早的創始人也不懂希臘文。歐洲人重新瞭解古希臘思想文化首先是通過阿拉伯世界的，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臘文本，近世歐洲人最早是通過阿拉伯譯本瞭解希臘的，因此研究中世紀歐洲政治哲學必須研究中世紀阿拉伯政治哲學例如法拉比的思想。阿拉伯人的歷史從來和西方分不開。

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説明，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國與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中國在歷史上和西方沒有任何關係，是完全外在於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於中國。

誠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中西文明交往史或所謂交通史，但我想中國人不要象窮人攀富親戚那樣心理去誇大中西文明的交往史。中國和羅馬之間或許有些非常間接的貿易，但絕對談不上有任何關係，中國沒有影響羅馬，羅馬也沒有影響中國。很長時間以來，不但中國不瞭解西方，西方也不瞭解中國。中國是完全外在於西方的，西方也是完全外在於中國的，沒有任何親戚關係可言，不必套近乎。

我們需要認識的是，中國是一個西方很難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於他們的，中國是一個西方很不容易瞭解的一個文明，西方也是中國很不容易瞭解的，兩大文明之間的差異太太，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較而強調中國與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膚淺的，沒有多大意義的，尼采早説過，這類比較是心智弱的表現。

西方開始談論中國主要是18世紀以後。整個西方的所謂近代歷史學是從伏爾泰的《風俗論》開始的。在他以前的西方歷史都是按照聖經開始的，西方的所謂聖經上自然沒有中國。18世紀以後西方知道還有這麼一箇中國，怎麼辦呢？西方的上帝據説要管全世界全人類的，現在突然有這麼大一塊土地沒有在上帝的管轄範圍之內，是很麻煩的。

我們如果把伏爾泰《風俗論》前面一百多頁的導論拿掉（導論是後加的），直接從正文開始，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脈絡，即伏爾泰那裏，人類歷史是從中國開始的，然後是印度，然後是波斯，阿拉伯，然後是歐洲。但這些不同文明之間都是什麼關係，世界歷史怎麼個説法，伏爾泰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只是説中國肯定是最古老。這樣一來，西方本身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就成了問題。

這個問題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解決的。黑格爾這《歷史哲學》如果去掉導論看，第一章就是中國、然後是印度、波斯，但黑格爾很高明，他論述説最前面最古老就是最低級最差的，因此最古老的中國是最低級的最沒有價值的，波斯就比中國高級很多，因為波斯在黑格爾看來是西方的內在一部分，沒有波斯也就沒有歐洲和西方。學西方哲學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學的源頭是所謂“伊奧尼亞”學派，可是這“伊奧尼亞”並不是在希臘本土，而是在亞洲的，當時是波斯人統治的，因此西方學界歷來有人論證“伊奧尼亞哲學”是受波斯文化影響產生的。

總之，從伏爾泰開始，突然有一個全新的世界出來了，這麼大一箇中國怎麼擺，聖經上並沒有講過，聖經並不知道，因為上帝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比較麻煩。黑格爾來了一個從最低到最高，把它化解了，最早是最低級的，因此中國是最低級的最差的，最晚是最高明最好的，因此歐洲特別是德國是最好的。因此人類歷史從中國開始，到黑格爾的德國結束。90年代以來西方的所謂“歷史終結論”，本是從黑格爾那裏來的，不過把德國換成了美國而已。

這樣一個西方中心論，今天的西方人是不會這麼明説了，因為這種説法顯得沒有教養，顯得非常可笑而不文明。不過不這麼説，不等於就不這麼想。今天的西方自然認為他們就代表正義代表真理，他們談起中國來個個都象法官一樣，還不如黑格爾至少要給個哲學的論證。

我其實認為，西方人以西方為中心，並沒有什麼錯，難道要他們以中國為中心？西方反對西方中心論的人可能更危險，因為他們以為自己免除了西方的偏見，是最公正的，代表全人類的。我寧可西方人老老實實主張他們的西方中心論，不要説他們是反對西方中心論而主張什麼世界主義，他們説這話就表明他們是西方中心論，因為今天高談闊論世界主義者恰恰就是西方中心主義，難道世界主義是説中國主義或印度主義嗎？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人看世界應該以什麼為中心？中國人也應該以西方為中心嗎？這就是今天的問題所在。

我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世界，我們有必要了解，中國文明原先是自成一體的，西方也是相對而言自成一體的。西方最近數百年統治了全世界，一度想當然地以為中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都要接受西方的統治，都必然被納入西方的世界，西方在鴉片戰爭等也確實一度打敗了中國。但今天的西方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中國今後到底會怎麼樣，他們不得不考慮，中國可能將按她自己的邏輯，而不是按西方的邏輯。

Ramo的“北京共識”説就是這種西方看法的表現。這種看法認為，中國很多的情況都是按西方的邏輯解釋不通的。比如説我們剛才講到中國晚清時代，整個傳統中國文明徹底瓦解，按照西方的邏輯，一個古老文明在現代崩潰，就不可能再維持自己成為一個統一國家，比如説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都瓦解成了無數國家。我們看西方的歷史地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有很大的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的鈔票上要印20幾種文字，因為它包括很多不同的所謂“民族”，而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崩潰以後，這些“民族”都變成了獨立的民族國家。

按西方的邏輯，中國在晚清瓦解以後如果分裂成很多國家，方才是符合邏輯的。但看今天的中國版圖，除了台灣還沒有迴歸以外，中國版圖現在跟清朝幾乎是一樣的，這對於西方人來説很不可思議，在西方的邏輯中，中國整個近代歷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人似乎很自然地認為，中國歷史從堯舜禹夏商周秦漢一路下來到現在，這整個歷史是通的沒有間斷的，這也是西方人認為很奇怪的，因為西方自己的歷史是斷裂性的，是不連貫的。例如古希臘和現代的希臘，根本就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上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在希臘的雅典，口號是“奧林匹克重新回到雅典”，可是現在的雅典跟古代的雅典有什麼關係嗎？沒有關係。現在的雅典和希臘是1830年獨立，既不是從英國獨立出來，也不是從美國獨立出來，而是從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獨立出來的，這希臘七百多年是在亞洲人土耳其統治之下。希臘要標榜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七百多年的歷史怎麼辦？就必須把這七百多年的歷史先否定掉。但是問題是，即使否定了這七百多年，還有再前面這希臘屬於拜佔廷，也不屬於真正的歐洲，因此這類國家的歷史比較麻煩。

中國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只有晚清曾一度有過類似的問題，當時孫中山和章太炎要推翻滿清，因此不承認滿清是中國歷史一部分。章太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認為中國在1644年就已經亡國了，他不承認滿清是中國人，這是非常符合西方邏輯西方版本的。但這只是章太炎老先生一時糊塗，把兩百多年的歷史劃了出去，後來滿清推翻以後，他和孫中山都馬上收回原來的論斷，談“五族共和”了。後來章太炎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説當時也沒有想別的，只想着推翻滿清，沒想過推翻了以後怎麼辦的問題。

黑格爾説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這個事情比較麻煩，西方人因此心裏會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釋你，要解釋得你符合他的邏輯。而他們可以這麼做的本錢之一就是中國很多人也跟着他解釋，西方人這麼説，中國人也跟着這麼説，西方解釋不通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很多幫着他解釋。

但嚴格説來，中國自成一個世界。我想提出一些問題跟大家討論，中國的許多事不但是西方難以理解的，而且實際上有些也是我們自己都很難理解的。比方説我一開始講到，中國25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並不那麼容易解釋。

很多人在強調改革成功的時候，總是隱含着一個對毛澤東時代的一種全面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毛時代才能夠解釋中國的改革成功，這實際是很膚淺的。另一方面，近年來的很多爭論，有些人又常常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改革，也是不正確的，我覺得是大可不必的。

不管中國今天有多少的問題，但是25年來改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實質性的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幅度上升，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來，中國曆代人夢寐以求的。對於擁護毛主席的人來説，應該認識到，毛主席如果看到改革的成就，即使毛主席也不會否定改革的。

我現在就回到我前面提出的問題，也是很多西方學者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一再提出來的問題，即按照常理，中國改革應該是難以成功的。蘇聯、東歐工業化的程度，教育的程度要比中國高得多，他們都不成功，為什麼中國會成功？

有個美國學者叫謝淑麗（Susan Shirk），她後來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遠東助理國務卿，亦即美國政府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但在她當官以前，曾出版一本專著，是我特別願意向大家推薦的，這書是根據她從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結果寫的，她瞭解的中國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這個書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為她實際覺得，中國經濟改革的這個“邏輯”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邏輯的，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非常符合西方的邏輯，問題是，為什麼符合西方邏輯的蘇聯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改革卻空前成功？

這就是她實際提出的問題。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給他自己設定的目標，自然不是要把蘇聯瓦解，他希望蘇聯像中國一樣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鄧小平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是鄧小平成功了，戈爾巴喬夫卻搞垮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經理的水準、工業化的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和蘇聯怎麼能夠相比，怎麼會中國是成功了？

她的書為什麼值得推薦呢？因為她寫這個書最早的出發點，也是象其他西方學者那樣，認定中國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帶着這個基本問題詳細考察中國以後，她在美國學者當中是比較早認為，中國經濟有可能走出來，有可能成功的，這確實不同尋常。

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實隱含着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國的改革事實上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軌道上進行的，而且這是蘇聯無法仿效的，因為蘇聯沒有毛澤東。最根本的一點在於，由於毛澤東的的“大躍進”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毛澤東不斷的破壞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作，使得中國實際在改革前就從來不是一個蘇聯意義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

這個美國學者實際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定會成為象蘇聯東歐那樣的失敗過程，亦即如果中國像蘇聯那樣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想象中國的改革會與蘇聯東歐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來。

毛澤東不斷破壞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是中國人自己都知道的，但一般人卻沒有從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連續性這個高度來看問題。當然毛時代與鄧時代有根本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把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僅僅這個轉移並不足以保證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因為蘇聯東歐很早就放棄階級鬥爭，很早就把一切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可是他們卻不成功。

為什麼中國要轉就成功了，蘇聯東歐反而不成功？根本問題就在於中國有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性地破壞了中國建國後想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因此雖然他的大躍進等造成了破壞，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説法，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毛的大躍進和文革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破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創造性破壞”，就是破壞了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創造了中國經濟體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權，而是高度“地方分權“的經濟結構。謝淑麗（Susan Shirk）認為這個“地方分權化”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而她強調這個政治邏輯不是鄧小平時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澤東奠定的，鄧小平是繼承毛澤東的這一政治邏輯，鄧小平的整個改革是在毛澤東所奠定的這個政治邏輯和政治基礎上才有可能的。

這裏還可以推薦另一個美國學者的一本著作，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這本書對中國與蘇聯體制的不同有非常深刻的分析。這本書我認為是從政治社會學角度分析中國的傑作，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是入木三分的，雖然此書也被批評為取向上太社會學功能主義。

舒曼認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佔領全中國要開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後，實際面臨一個基本選擇，就是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現代化道路應該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還是應該繼續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發展。蘇聯道路是高度依賴技術專家來貫徹中央計劃經濟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則是一切首先發動羣眾依賴羣眾的道路。走蘇聯道路就要強調技術專家，就要強調知識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則要首先強調人民羣眾，要強調所謂“人民羣眾的首創精神”。

因此，毛澤東從五十年代開始強調的所謂正確處理“紅與專”的矛盾，強調所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在舒曼看來實際都具有深刻的社會學內容，是與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有關的。這就是建國初期中國的技術專家極少，（陳雲曾説中共從國民黨那裏接受的技術知識分子一共只有二萬人），而中共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則是最廣大的農民和工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應該主要依靠少數的技術專家走蘇聯道路，還是可以繼續走中國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數當時沒有文化不懂技術的普通民眾，在舒曼看來就是中國建國初期面臨的基本選擇。

舒曼指出，中共最初的決定是必須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全面的蘇聯化，整個按照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做法來奠定。但是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就已經懷疑蘇聯這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思考如何擺脱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

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意味着高度專業化分工，所有的企業都要納入中央的經濟管轄，一切經濟計劃都要在中央計劃部門來決策。中國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這種蘇聯模式搞的。如劉少奇當時所言，計劃經濟就是“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計劃。全國是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動。不列入計劃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不能一部分是計劃經濟，一部分是無計劃經濟。”但這種把所有經濟和所有企業都納入中央計劃的工業化道路，正是毛澤東很快就堅決反對而且從實際上加以摧毀的。

1958年毛澤東把中國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而把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毛澤東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要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61年以後劉少奇把所有的工廠又都收回中央管轄，但毛澤東64年以後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毛澤東説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從地方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出去，連人帶馬都滾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沒有計劃，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實際上把中國正在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舒曼這本書曾深刻分析為什麼毛澤東要這樣幹。舒曼指出，仿效蘇聯經濟模式對當時的中國必然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即這種計劃體制必然使得所有經濟工作都依賴於少數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專家，而中共的社會基礎農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數幹部包括多數高級幹部都將無事可幹，處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之外。

近年公佈的一些文件證明了舒曼當年觀察的洞見，例如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黨工作重心真正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就説：“黨的領導幹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1957年北戴河會議以後。過去不過是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現在是大家擔當起來。過去省一級的同志沒有抓工業，去年起都抓了。過去大家幹革命，經濟建設委託一部分同志做，書記處、政治局不大討論，走過場，四時八節，照樣簽字。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子，但大家都抓工業了。”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就是要全黨幹部都抓經濟，要全國普通民眾都投入工業化建設。這個過程是我們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但舒曼的看法遠為深刻。在舒曼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大躍進”，要各省各地和各縣的第一書記都要抓經濟抓工業，並且提出“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都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有關的，即毛澤東強烈地要求中共的社會基礎農民工人和黨的幹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他怕的是農民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幹部被邊緣化而被置於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之外，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強烈地反對把工業化和現代化變成只是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知識分子的事。

舒曼認為，從大躍進開始，實際意味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開始擺脱蘇聯模式，重新回到毛澤東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這就是毛澤東一貫的發動羣眾、發動地方的道路。毛時代的一個特點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會議都是在地方開的，例如鄭州會議、南寧會議，杭州會議、武昌會議，等等，老是在地方上。

從前文化大革命時的一個傳説説只要毛主席的專列一出動，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幹什麼，因為毛澤東總是要移出中央，靠發動省地縣幹部甚至公社幹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從地方從基層發動的。與此相應，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中共領導層結構與蘇聯東歐共產黨的結構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員會的構成裏面省地幹部佔了最大比例，43％，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員會中普通工人和農民黨員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時候達30％，他要把整個政權權力基礎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會對此很不以為然，以為應該強調知識、科學、技術、文化等才對，靠農民工人有什麼用。但這種看法其實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學常識的。任何學過一點西方政治學的人都應該知道，現代政黨的政治生命取決於它是否有西方所謂“草根基礎”，即中國所謂羣眾基礎。如果一個黨由一大批諾貝爾獎得主組成，那不但是什麼用都沒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為何物。這在任何西方國家的政黨都是基本常識，即政黨的生命取決於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礎，取決其民眾基礎。

實際上毛澤東在1969年前後提升工農在中央委員會比例的做法，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也都在做類似的改革，他們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黨更有羣眾代表性。美國的民主黨在68年首先規定黨代表中必須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隨後美國的共和黨也只能跟進，因為都要爭取羣眾基礎。而毛澤東文革中則是要求中央委員中必須有工人多少，農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強調這個，他是要求把這個社會結構帶進來。我們今天過份強調學歷、學位、實際上是有片面性的，從政治上講，並不是説你文化程度越高越好，如果沒有草根政治，沒有羣眾基礎，只有一大批高學歷高學位的人指手劃腳，有什麼用。

不過這裏有必要強調托克維爾提出的一個重要政治學區分，即兩種“集權”和兩種“分權”的區別。托克維爾在其名著《民主在美國》中比較美國政治和法國政治時指出，很多人都錯誤地認為美國政治和法國政治的差別就在於美國是分權的，法國是集權的，他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是混淆了兩種根本不同的集權和分權概念。這就是他提出的“政治集權”和“行政集權”的區分，以及與此相應的“政治分權”與“行政分權”的區別。

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要繁榮昌盛必須要“政治集權”，而英國和美國恰恰是這種“政治集權”的典型，亦即英國和美國能形成統一的政治意志，“整個國家就象一個單獨的人在行動，它可以隨意把廣大的羣眾鼓動起來，將自己的全部權力集結和投放在國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標”，而法國卻恰恰是“政治分權”的典型，即總是被內部分歧撕裂而難以形成統一政治意志。但同時法國卻是“行政集權”的典型，即一切具體管理事務的權力都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機構，在這些具體事務上地方反而沒有什麼權力，而美國則是“行政分權”的典型，即各種具體事務的管理特別是地方的發展是由地方政府管轄的。

我們實際可以認為，毛澤東時代實際形成了中國式的“政治集權”與“行政分權”的統一。毛時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權，即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但另一方面，則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權”特別是經濟結構向地方傾斜的“地方經濟分權”，擺脱了蘇聯中央計劃經濟的高度“行政集權”模式。上面提到的謝淑麗（Susan Shirk）的專著指出，毛澤東破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而走向“行政分權”的道路，實際導致了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同於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結構。例如中國在計劃經濟最高度的時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種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而蘇聯則高達5500種。換言之，蘇聯的體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無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轄之下，中央計劃之外幾乎沒有經濟，但中國經濟體制則是多層次的、區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國經濟決策和協調特別向地方政府傾斜。

謝淑麗的研究發現，中國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國國營企業是直接歸中央政府調控，其餘的企業都為各級地方政府管，其利潤也多歸地方政府。這種高度“行政分權”的結果，是中國和蘇聯的經濟結構截然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特點是企業數量少，但企業規模大，專業分工程度高，現代化程度高，中國的經濟分權化特點則是企業數量多，但規模小而且非常土。

謝淑麗指出，1978年的時候，蘇聯一共只有四萬個企業，但規模都比較大，中國卻有三十四萬八千個企業，其中只有四千規模比較大，其餘三十四萬四千個企業都是中小企業，而且當然都是很落後。這樣大數量而且落後的中小企業是不可能被納入中央計劃體制的，大多數甚至都不是省級企業而都是地縣以至鄉鎮管轄的企業。

但在謝淑麗看來，正是中國和蘇聯體制的這種不同，決定了蘇聯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可能成功。因為在蘇聯體制下，中央計劃經濟以外幾乎就沒有經濟，因此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完全取決於國營企業改革，如果國營企業改革無法成功，則整個經濟改革就必然失敗。但國營企業的改革事實是最困難的，因為涉及無數利益關係。而中國經濟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於毛澤東時代已經造成大多數經濟都不在中央計劃管轄內，而是在中央計劃以外。

毛澤東把相當大的財權和企業經營管理權已經給了地方，所以中國的許多縣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經濟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最根本的特點就在於它並不依賴國營企業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計劃以外的地方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在於它能夠在計劃的國營企業之外又發展了一套新的經濟主體，是由地方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所帶動的。而這種改革道路是高度專業化分工的蘇聯體制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蘇聯的地方並不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並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獨立經濟系統，因此蘇聯東歐的特點就是其經濟改革無法形成一個在計劃體制之外快速發展的活躍經濟。

謝淑麗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條與蘇聯東歐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於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鄧小平改革，實際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地方分權化”基礎上進行的。她特別強調，鄧小平的改革同樣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與毛澤東依靠地方發動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轍。不但如此，在她看來鄧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權道路，只有在毛澤東已經造成的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高度地方分權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鄧小平時代的地方分權化實際是毛澤東時代地方分權化的延續。

但是謝淑麗特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鄧小平尚未重新掌權以前，中國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的中央計劃經濟，這就是華國鋒主政的三年。當時文革剛結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復五十年代，大家認為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黃金時代，那時候管得多好，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實很成功。華國鋒當時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是認為石油危機以後國際石油價格會很高，因此企圖用“再開發十個大慶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來換取外匯，然後買西方先進的科技，着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

這整套設想實際是想重新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計劃經濟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國自己的石油儲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換取外匯的設想整個就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華國鋒的這一經濟方案必然要求把經濟大權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來，謝淑麗指出，這是完全不符合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來，在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分權化以後，重新走回中央計劃經濟的道路在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可能，這就是為什麼華國鋒那麼快就下台的原因。

鄧小平主政以後的中國經濟改革，在整個八十年代過程中常被稱為“讓權放利”，亦即把權力和權利讓給地方和企業。但當時很多人其實強調“讓權放利”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地方。換言之，許多人的思考和蘇聯東歐一樣，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國有企業上，而認為把經濟主要讓地方搞不是經濟學的正道。但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比蘇聯東歐更好，而完全是因為中國新的經濟是在地方上發動起來的，尤其是由當時誰也看不起的鄉鎮企業所帶動的。

我們都知道，鄧小平本人就講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根本作用是誰也沒有想到過，中央也沒有想到過，完全是鄉鎮和農民自己搞起來的。但西方學者幾乎一致認為，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正是當年毛澤東的“大躍進”奠定的，大躍進本身當時雖然失敗，但卻在很多鄉村留下了當時的所謂“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就是日後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費孝通先生當年寫江村經濟，他是最早看到中國現代性的可能性在發展鄉村工業，但是他同時指出，這種發展在當時即解放前的中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鄉村工業的發展需要很多條件，比方説至少要有電，有公路，所有這些條件是那時中國的大多數鄉村沒有的。沒有電、沒有水、沒有交通運輸通達城市，怎麼可能有鄉村工業的真正發展呢？但是費孝通的夢在中國八十年代實現了，其原因就在於，由於毛澤東從“大躍進”開始力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引入到鄉村，不斷把中國的企業和經濟下放到社會基層，使得中國的鄉土社會不是外在於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之外的。

在毛時代，交通、水電以及至少小學教育和赤腳醫生的進入鄉村，都是中國鄉鎮企業在七十年代後可以大規模發展的根本性基礎。八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的運作方式也幾乎完全是“大躍進”式的，所謂“村村冒煙”本身就是“大躍進”的傳統。雖然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非常多，比如重複生產和環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規模的放權給地方導致後來的中央財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實。但是我要強調，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我們不能用後來出現的問題就否定中國的經濟改革根本上是由鄉鎮企業搞活帶動的。許多人常常想當然地以為應該而且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一條一勞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謂正規的現代化道路，但這種思路本身不過是削足適履而已。中國的事常常是前五年正確的做法，後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確的，需要不斷調整，不斷創新。

從毛時代和鄧時代的連續性着眼，實際上我們不應該把改革25年來的成就和毛澤東時代對立起來，而是要作為一個歷史連續統來思考。如剛才説的，鄧時代的改革是以毛時代為基礎的，所以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把這兩個時代對立起來。我以為我們需要擺脱那種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把改革的25年完全孤立起來，把它與前面的中國歷史對立起來，卻看不見毛時代與鄧時代的連續性。我們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與毛時代的關係，而且同樣需要重新看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的關係，不應該把現代中國與中國的歷史文明傳統對立起來，而是同樣要看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連續性。

我們今天應該特別強調，中國漫長的獨特文明傳統對於中國的現代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現代社會的普遍特點是社會分殊化高、離心力大，因此一個現代社會如果沒有足夠的傳統文明凝聚力，社會分崩離析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們前面曾經講到，幾乎所有傳統大帝國在現代轉型中都解體而分裂成許多民族國家。冷戰結束以來我們也目睹了蘇聯的分崩離析、南斯拉夫的解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個國家，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有英國的蘇格蘭問題、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等等。

從這種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高度地方分權化的過程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如此高的地方分權化從西方理論來看必然隱含中國解體的危險，許多人因此一直在預言中國不可能逃脱其它古老帝國的解體命運。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文明的獨特性之一似乎就在於其巨大的歷史連續性和不可思議的高度文明凝聚力，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時期例如三國時代、南北朝時代等等，如果換成任何其它文明，都足以分成多個國家而很難再恢復統一，但中國似乎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成為黑格爾所謂世界史中例外的例外。

有許多事情我們中國人自己習以為常，而不覺得有任何獨特，但在其它國家的人看來則常常覺得非常奇怪而難以理解。我在這裏因此想特別提出一個觀點，即中國傳統文明本身就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的例證之一就是改革開發以來中國海外華人大量回國投資的現象。我們現在都知道，中國大陸有很多海外華人資本的投資，例如港商，台商、新加坡商人，還有全世界各種各樣的華人資本。我們對這些早已都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任何特別之處。但世界上很多國家對這種現象覺得又奇怪又妒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印度人。

我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有一個好處，就是從許多同事那裏學到了許多以前不瞭解的東西。我們中心一個法國同事是專門研究印度的，她告訴我説印度人非常奇怪，印度人看到中國總是酸溜溜的，不是一點點酸溜溜，而是很酸溜溜，因為印度人心裏覺得印度應該比中國好，他們最酸溜溜的就是為什麼西方的焦點都放在中國上。但也是因為這種心理，印度人總是在和中國比，對於中國和印度的差異也就特別敏感。我曾參加過一些關於“中國－印度”的研討會議，發現印度學者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就是，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的海外華人資本，而印度同樣有那麼多的海外印度人，但卻並沒有在印度經濟改革中成為重要因素。

印度和中國都是海外同胞最多的國家，現在中國官方數字海外中國人是3300萬，印度2005年宣佈有海外印度人2500萬，其中在美國的就有150萬，而且美國的150萬印度人在美國都是屬於中上階級。尤其是九十年代IT技術產業，美國的硅谷有一個説法認為其中 40％最好的工程人員都是印度人。但印度人自己非常奇怪，為什麼海外印度人並沒有成為印度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為什麼印度與中國這麼不同？

印度人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1999年以來，這個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來投資的問題尤其被印度政府提到了印度的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印度政府首先在1999年設立了海外印度人身份證，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四代以內的印度人，包括你的配偶不是印度人的，都可以申請這個“海外印度人卡“，有了這個卡可以隨便往返，不需要簽證，二十年內有效，包括可以在印度投資、購房等等，都是朝這個吸引投資方向發展。2000年印度政府又專門成立了”海外印度人委員會“，專門研究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來投資的問題。這個委員會提出而印度政府立即立法批准的一個措施，就是建立一個“海外印度人日”，定在每年1月9號。這個日子是特別有象徵性的，因為1月9號是當年甘地從南非回印度號召發起反殖動的日子，甘地本人就是海外印度人，他是在南非開始當律師的。確定1月9號為“海外印度人日”，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海外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樣，為印度的發展出力。印度政府在2003年正式發起第一屆“海外印度人日”，全世界來了兩千多人，規格非常之高，都是印度總統、總理親自出席講話。而且在第一次2003年會議上印度政府正式宣佈，印度開始承認雙重國籍，首先對六個國家開放。印度和中國一樣是在1955年宣佈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但到2003年卻宣佈放棄這一政策，而承認六個國家的雙重國籍：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但這個政策宣佈以後，引起很多印度人的不滿，認為僅僅對這六個國家承認，明顯地是偏向富人，都是對着富人國家開放，因此有很多的批評。之後印度政府又做了一個改革，2005年，就是今年海外印度人日印度政府宣佈，只要對方國家承認雙重國籍，印度就承認雙重國籍，印度把現有海外印度人問題放在這麼高的國家發展戰略上，基本上都是因為看到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海外華人資本的投資是一重要因素，他們很納悶為什麼中國有，印度沒有，因此作出種種努力希望中國有的，印度也有。

以印度作為對比，我們實際就可以看到，所謂海外華人投資的問題，並不是那麼想當然的事。並不是任何國家的海外同胞都那麼感興趣回母國投資或發展的。大多數國家的人移民以後就和母國沒有什麼關係了，也沒有那麼多的感情牽連。我們知道現在中國還有很多“海龜”，而且“海龜”太多了，都變成海帶了，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但在印度人看來，卻覺得非常奇怪，不是很容易明白的。猶太人號稱是最有凝聚力和認同最強的民族，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猶太富商，但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的經濟是完全靠美國政府的，並不是靠世界上的猶太富人投資。

我們現在有必要強調，海外華人資本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是起了極大作用的。如果沒有海外華人資本，至少最早的“經濟特區”可能就不會那麼成功。我們知道鄧小平在79年三中全會後宣佈，中國將首先建立四個經濟特區，第一批四個特區就是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鄧小平自己後來講得非常清楚，這四個特區的地方選擇，都是着眼於海外華人的。

深圳當時是不毛之地，但是和香港是陸地上相連的；珠海則是因為與澳門相連；汕頭則是潮州人的老窩，而海外很多華人大資產包括李嘉誠先生都是潮州人；廈門則是閩南人的中心，因此利於建立與台商的關係。我們可以想象，這四個特區如果沒有海外華人資本的話，那麼這些特區恐怕不會那麼成功的。中國從整個八十年代一直到1992年，外商直接投資的70％都是華資。1992年中國修改外商投資法後，美國和其他國家投資開始多起來，但是從92到95年，華人資本仍然佔外商直接投資的50％。八十年代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啓動時代，海外華人投資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我們自己對這種現象早已習以為常，但是從印度和其它很多國家如俄羅斯的角度來説，就非常奇怪，為什麼有那麼多海外華人資本如此熱衷於回中國投資，為什麼海外印度人或海外俄羅斯人就沒有那麼大的熱情？而且我們知道香港、台灣很多人都是49年以後逃出去的，很多人是仇恨共產黨的，很多人是很怕共產黨的，但一有機會他們仍然想回來。

好像這是中國比較獨特的問題。中國人尤其是老一代，葉落歸根的觀念非常強。最早19世紀中國開始移民到美國去打苦工，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些人死了怎麼回來？我有一個香港朋友有一個很好的研究，指出當時是用棺材運回來，整個運的過程很複雜。中國人怎麼會那麼複雜，埋在哪兒不行，非要回來。我可以再補充一個，有一些現象是中國文明特有的。

例如在台灣，兩蔣的遺體問題是個非常大的政治問題，蔣介石已經死了那麼多年了，卻不能安葬，老是放在上面，因為按中國傳統他要回老家的祖墳去安葬。這個問題在台灣變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兩蔣一定要回大陸安葬，實際成為國民黨堅持“中國認同”的一個象徵性事情。我們知道蔣家第三代很慘，蔣家第三代男的基本上都死光了，而且死的很早，都是很早死的，台灣人是比較相信風水的，風水師就認為，這是因為兩蔣棺材老是暴露在外面，破風水的，不利後代。這些問題是中國文明當中比較獨特的，非常麻煩。

兩蔣最近是安葬了，但是仍然不叫正式入土，而是叫“借葬”，暫時入土，也就是臨時的安葬，以後仍然要遷回老家去安葬的。我們不要小看這些事情，這次連戰，宋楚瑜回大陸拜祖宗三跪九叩，我們都很感動，感動什麼呢？有中國文明的因子在裏面。我們最近從連戰在大陸的講話也可以看到，傳統的中國歷史文明對整個中國和中國人具有很強的凝聚力。

我今天想提出的問題就是我們要重新去看我們的中國。可能我們對中國的瞭解都還只是剛剛開始，我們要重新去了解。包括這25年的改革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成就，都需要重新瞭解。 要重新認識中國改革成功與毛澤東時代的聯繫和連續性，重新認識整個傳統中國歷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我們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套用從前中國公羊學的一個説法，就是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

總結地説，21世紀最大的問題是要重新去認識中國，而且要在比較當中我們才能真正的瞭解我們中國。因此有一點我不希望被誤解。我不同意有些人主張可以完全不理會西方，就中國研究中國。我歷來強調的是，要深入研究中國，必須首先研究西方。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世界中，西方的影響無所不在。所以研究中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只有深入研究西方，我們才能有自己的辨別能力。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100多年來實際上我們都是用西方的視角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的。中國人從20世紀以來，當我們説“中國是這樣這樣”時，實際總是隱含着“西方是那樣那樣”的看法。20世紀以來，所有談論中國其實都是在做這類比較。比較本身沒有任何不好，問題只在於很多人自以為了解的很多東西實際是靠不住的，你以為你瞭解西方，但通常而言大言不慚談西方如此這般的，其實都是對西方不甚瞭解的人。我們深入瞭解西方以後，就會知道很多中國人所説的西方都是不知所謂的東西，西方並不是象這些人談論的那樣膚淺。成天説點西方意識形態的外在話語例如什麼民主自由之類是容易的，不需要什麼智商的，但要深入認識西方則不是那麼簡單那麼容易的，即使西方人本身也並一定就是了解西方的，就象我今天所説並非中國人就一定了解中國一樣。要認識西方和認識中國都是要化大力氣大功夫的。

中國人真正瞭解西方的其實不多，亂套西方的多。比如説，今天的中國人其實人人都在參考所謂西方，我們當然要不斷參考西方，問題是怎麼個參考法。比如説我們今年是2005年，是不是中國的2005年就是要參考西方的2005年？是不是2003的北大改革就是要參考最新最近的哈佛大學的做法？這種胡亂的所謂“國際接軌”就是沒有頭腦的參考，就是根本不懂西方歷史的表現。

我個人認為，今日中國最值得參考的西方，可能是1800年前後的英國和1900年前後的美國，比較接近2000年左右的中國。1800年前後的英國是英國工業革命造成英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1780年以後，一方面是大幅度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是大規模的貧富差距，社會矛盾尖鋭，我們需要了解英國在其現代轉型的這個關鍵期是如何解決現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尖鋭社會分化和社會衝突的。另外是1900年前後的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從1870年到1930年左右是美國的現代轉型期，經濟和社會結構都發生最大的變化，同樣是一方面的高速經濟增長，一方面是巨大的社會分化和社會衝突，所有的情況都同我們現在非常相像，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有對於美國新富人階層的強烈抨擊。

這一轉型期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一直到三十年代羅斯福的所謂“新政自由主義”才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政治格局，是一個社會各方多少可以接受的，大家妥協的產物，雖然很多人仍然不滿意，但是好歹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社會共識。英國和美國在現代轉型的關鍵期的許多做法對我們是有參考價值的。因此我們對於西方的瞭解和參考，是要從我們的問題意識出發，才能知道西方的哪些方面對我們是有啓發的。因此問題並不是要把研究中國和研究西方分開來，而是要更深入、更廣闊地研究西方。我們要大規模的研究西方，深入地研究西方的整個歷史，即使暫時我們做不到，但是要有這個心。不管怎麼樣，西方在各個方面影響着我們，影響着我們的思考。只有造成一大批深入瞭解西方的人，就會發覺很多人説的所謂西方往往是胡説八道，所以研究中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