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第二個結合”意味着中國共產黨走向了新的政治成熟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兩個結合”，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重大創新。
在科技、社會變化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為什麼要重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要重新走回老路嗎？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又該如何解釋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
針對這些問題，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謝茂松在接受觀察者網專訪時表示，“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是我們黨在深刻分析內外環境後做出的判斷，重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增強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心，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也會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帶來新的活力。
【採訪/觀察者網 周小婷，整理/觀察者網 周子怡、周小婷】
觀察者網：“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指出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糾正了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自卑論對中華文明的錯誤認知。從內外兩個環境來看的話，如何理解我們今天重提“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謝茂松：**從外部環境來説，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中國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外部環境，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雖然中國主觀上並沒有想要挑戰美國，但是中國高速發展的勢頭，自然會動搖到美國的霸權地位，這讓美國很擔憂。
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帝國主義國家，也享受着超級帝國主義壟斷而產生的巨大額外收益。當中國的發展衝擊到了美國的超額壟斷收益時，就會加劇美國內部矛盾的爆發，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生存威脅，所以美國一定要向外轉移矛盾，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再到認知戰、制度戰、文明戰。應該説，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是非常強烈的、全方位的。
因此，十四五規劃專門寫入了“統籌發展和安全”，這説明我們已經意識到，在中美博弈中，我們不僅需要在科技上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在關鍵核心技術上的攻關突破。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種根本性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抵禦外界全方位的攻勢。科技自立自強與文化自立自強可謂是新時代中國自立自強同等重要的兩端。
建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深刻理解中國今天的發展，以及中國成功背後的歷史文化邏輯，要搞清楚中國成功的秘密在什麼地方？更深層的歷史文化邏輯是什麼？要把我們的實踐道路上升到中國傳統的“道”的高度，形成一個新“道統”，以此來凝聚民心。
我們今天提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國道路和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深刻關聯性：從中華文明的底層結構出發，將中國的歷史節節貫通，從一個文明史的大歷史視野來理解中國的發展。
首先，我們要把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和改革開放前30年有一個貫通性的解釋。我們還要再往上貫通，就是從1921年到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貫通、1840年到1919年近代史的貫通、再到平民社會出現後的宋元明清歷史的貫通、兩千年秦漢郡縣制大一統的貫通，以及追溯到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之大成的西周，再往上就是對我們五千多年，乃至八千年文明的貫通，打破歷史虛無主義的文化自卑論。
歷史虛無主義有很多表現形式，我剛剛講到的節節貫通中，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有形形色色、或隱或顯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所以我們需要從大歷史的詮釋角度，對整個中國歷史進行全面性的節節貫通，深刻把握文明的底層邏輯，這樣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連續沒有斷裂的文明，並以國家形態一直髮展至今，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源。
建設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
什麼是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走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走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個獨立自主根本上來自於我們的文明連續性，來自於我們的文明主體性。也就是説，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傳統中走出來的，並以此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什麼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簡單來説就是東昇西降，毛澤東1957年形象地説到“東風壓倒西風”，中國要回到歷史的榮光，中華文明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之前長期是世界上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與東昇西降相聯繫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國家之間即南北的升降起伏，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題中應有之義。
美國超級壟斷帝國主義在正處於帝國衰落過程中，暴露出極端窮兇極惡來對抗全世界，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矛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集中地表現在今天中美的大博弈關係中。這又回到剛才的問題上，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前些天華為Mate 60 Pro上市，就引發了中國是否成功突圍美國科技封鎖的討論，其實背後就是美國感受到了這種“東昇西降”，高科技是美國超級帝國壟斷霸權的支撐。
當然，我們要破除我們自身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和認可。1949年8月5日新中國即將成立前，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在白皮書編好之後還沒有發表的前幾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給杜魯門一封信。毛澤東就此連續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來痛加駁斥，這五篇評論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最後，以作為壓卷。
當時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講到中國破除了美國對中國的精神侵略，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正在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他認為，“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説，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正是有了這種無比堅定的自信，我們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勢取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正是這種文化自信與精神主動，讓我們在抗美援朝時把那個強大到不可一世的美軍打到談判桌上。
從內部來看，面對中美博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種空前複雜的環境，一個國家、民族的意志力、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中華文明的文明意識所形成的內聚力，是中華文明能夠保持連續性的關鍵，也是戰勝外部挑戰的關鍵。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我們在經濟上總是會有起有落，因此需要文化價值觀來凝聚人心、穩定人心，讓每一箇中國人都能安身立命、樂天知命。
我國在改革開放時，一方面主動學習了西方的技術和管理，但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思想也同時進來，因此美西方國家一直想借機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在根本上就是爭奪文化領導權，因此要建立我們的文明主體性，破除和平演變，兩個結合就變得非常重要。
今年上半年，有大學請我去給老師們講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源，邀請我去做講座的老師在讀到我之前發表的一篇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源與三重主體性的文章後很興奮，這位老師對我説，他們學校的老師普遍對中國的發展是很有自信的，但對中國文化卻是不自信的，所以這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矛盾和反差，這一點很要命，所以請我就此做場講座。
講座現場效果不錯，當時有好多聽眾提問、互動，他們覺得講座讓他們理解了之前不理解的中國這個發展是怎麼來的，理解了中國成功發展背後的歷史文化因素。我事後的一個感覺是，大學思政課的改革需要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精神，要以兩個結合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底層邏輯，以中華文明為大本大源，將兩個結合的精意徹底通透地貫穿於大學思政課之中，兩個結合應該成為大學思政課的魂之所在。
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當未來在發展道路上遇到想象不到的挫折和挑戰的話，就很容易對道路產生懷疑和動搖，所以從這點上來説，文化的自信就非常重要、非常根本。
還有一點，中國打贏脱貧攻堅戰之後，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是孔子講的“富而好禮”的社會。這個禮，就是中國歷史上被周邊國家認同仰慕的禮義之邦。
什麼叫禮義？禮義就是一種德性。中國政治是一個德性政治，中國社會是一個德性社會，這就是禮義之邦的深刻含義。中國要從一個經濟大國、政治大國，成為一個文化大國。大國不是説你國家大就是大國。什麼叫大？就是我剛才講到的德性社會、德性政治。
孟子講過一句話，“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就是德性的輝光之所謂“大”，也就是文化大國之為文化大國之所在。“有諸己之謂信”，是具有自立的主體性才有自信，才能為別人所信。只有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對自己的發展道路自信了，才能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自信。廣大發展中國家向中國學習中國式現代化，還要結合自己的具體實際，同時也要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特點，來推動自身的發展。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學習中國式現代化時，它們自身同樣存在兩個結合的問題，即既同它們自身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同它們自身的歷史文化相結合，具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觀察者網：如果用改革開放40多年，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經驗和理論來解釋這個成功，還不夠嗎？為什麼一定要追溯到3000年或者5000年這麼久？
**謝茂松：**我們對中國發展成功的解釋有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從現代的實踐來解釋我們的成功，比如新中國的建立以及改革開放40多年間，我們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功以及各方面的成功，這個解釋已經有很大的説服力了。但這並不能解釋所有問題，比如其他國家發展也有科技、市場、資本這些東西，為什麼最終沒有成功？如果我們從深層次去追究這個問題，就會在文明史、大歷史的巨大歷史縱深中，看到中國成功背後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歷史文化邏輯。
而中國最深層的歷史文化邏輯、文明邏輯，正是在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禮作樂時奠定的，甚至推到更早還在《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堯帝時代，而《尚書·堯典》則是對堯帝治國之道的紀錄，這都是中華文明強調的“道統”的開創與延續不斷。
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文明邏輯，相對於今天是“隱”而不可見的，現代則是“顯”而易見的，但正如《易傳》所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不可見、不易覺察之道、體、無，與顯而易見之器、用、有，實為道器一體、體用一源、有無相生。前者就好比大江大河之大本大源與大山、羣峯之來龍去脈之“來龍”。
其實當年毛澤東已經很自覺地講到，“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寫《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就專門讓八路軍辦事處給他找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的《周易內傳》。《實踐論》《矛盾論》這兩論非常重要，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重大飛躍的重要理論成果。《實踐論》、《矛盾論》全篇貫穿着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是顯而易見的，但深層次的、隱性的，《矛盾論》、《實踐論》還具有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比如説執兩用中的辯證思維與知行關係。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寫作的《實踐論》《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重大飛躍的重要理論成果
毛澤東早年在湖南一師範上學的時候，他的老師楊昌濟很自覺地要用王船山的史論《讀通鑑論》、《宋論》等來培養平天下的人才，並在日記中認為得到了兩個這樣的人才，那就是毛澤東與蔡和森。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的讀書筆記《講堂錄》裏面有不少王船山的思想，週末他還經常去長沙的船山學社聽課。我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在研究船山學，研究船山的經學、史論與政治實踐的關係，深深地感覺到作為宋明理學集大成與中國治道集大成的船山學對於毛澤東的深刻影響。
毛澤東為何這麼喜歡讀《資治通鑑》、《二十四史》等中國史書，是因為他有很多思想制度的創新，其實是從中國歷史上活學活用、化用而來的。這就是孟子所説的“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真正意義上的“古為今用”。中國古代的思想資源在毛澤東那裏，“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地高度主動地作用於今天的思想、制度創新。可以説，毛澤東是在實踐上最早開始踐行第二個結合，新時代則是在理論上高度自覺、明確地提出第二個結合，這正是中華文明“行”之後“知”、行中出真知的偉大傳統的深刻體現。
今年的9月9日是個特殊的日子，是毛澤東逝世47週年的日子。我們緬懷偉人，第二個結合正是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最好繼承與發揚光大，誠如《中庸》所言“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民族、國家的大忠、大孝。
所以理解中國的發展，不能只看表面，在深刻解釋當下的鮮活實踐的同時，還要看到這些實踐在深層次隱藏的文明根源。所以第二個結合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文化自覺與政治成熟，在推動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定型的過程中，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改革開放前後歷史的連續性，也是一個曾經在學界有過爭論的話題。是不是可以從“兩個結合”的角度，解釋這種連續性？
**謝茂松：**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強調二者的關聯性。
新中國成立之後，要把中國從一個農業文明國家變成工業文明國家，前30年發揮了很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在舉國體制下，建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還有一個初步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我們今天講國內統一大市場，不是説突然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而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就已經開始在慢慢塑造了。
此外，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的受教育水平空前提高，培養了一批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產業工人，而農民在集體化過程中組織紀律性也得到提升。改革開放的時候，為什麼西方的技術、資金能夠進來？不僅僅因為它們需要中國的市場，而且是巨大的國內初步統一大市場，還因為中國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工人以及農民工，所以才能成為一個巨大的世界加工廠。所以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具有連續性，不能硬性地割裂。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不論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還是在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都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精神。一開始中國學習蘇聯的技術和管理，後來發現蘇聯過度強調中央指令性計劃，對地方的積極性不夠重視，所以毛澤東強調要同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蘇聯經驗比較強調工廠經理在工廠管理中的重要性，但毛澤東時期強調要發揮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甚至一段時間裏工人也與幹部、技術人員三者結合，一同參與到工廠的管理中。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靠自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既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但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底色，使得美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徹底失敗，所以美國才對中國發動空前的全面遏制。
到了新時代，一方面是繼承改革開放而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強調“兩個結合”，這是對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的繼承與發展，在我看來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精神的“集大成”，其文明意義就像三千年前周公制禮作樂是對夏商周禮樂文明的集大成，所以為孔子所極力推崇，認為“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觀察者網：8月中旬，人民日報有篇社評文章《“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中提到“‘第二個結合’作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印象裏以往我們會特別強調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讀中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馬克思主義相對應的部分，從而論證中國有馬克思主義的土壤。“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這句話是不是意味着思考的理論主體將發生改變？
**謝茂松：**可能有人會從“修正主義”的角度來理解這句話，但實際上，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在新時代的一個新發展。“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可以把它理解為目前大家熟知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者更明確地説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説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內在的、自身的東西，而不再是外來的，更不是兩張皮。
我們可以從文明史的大歷史的視野，以佛教的事例來進行説明。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佛教中國化之後發展出了中國大乘佛教，唐代的禪宗尤其是六祖慧能的《壇經》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標誌，明代更是發展出儒釋道三教合一。佛教在其發源地印度消亡了，但在東南亞、南亞的一些國家，如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與斯里蘭卡，它們也有佛教，但主要是小乘佛教。為什麼中國發展出大乘佛教而不是小乘佛教呢？因為小乘佛教追求的是自己的覺悟。中國化的大乘佛教則是要渡己渡人，這和儒家的成己成人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國有佛教發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中華文明中儒道各家與佛教一樣，都強調平等。佛教在其發源地印度消亡，是因為佛教的產生是為了批判、對抗印度的種姓制、婆羅門教帶來的巨大不平等的永久固化，但印度這一特性太根深蒂固而難以動搖，最終佛教在印度消亡。
同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在歐洲產生的。但是在歐洲，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蘇東劇變之後，社會主義在歐洲就變得式微了，但卻在中國發揚光大。馬克思主義轉變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最終變成中國內在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的、普遍性的原理，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當中將繼續堅持，但有一部分具體的結論、做法，也會不斷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改變。馬克思主義在各國、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國際國內形勢會不斷發展，這就是《易傳》“變則通，通則久”的深刻道理。當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就出現了列寧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所以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化”字非常重要，中國歷史上有本書就叫《化書》，“化”代表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文化生命體，它不是拼盤，不是大雜燴，不是雜糅。
説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那麼中國為什麼不能“化”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等其他主義而偏偏是“化”馬克思主義？因為二者彼此是最契合的，所以才有“化”的問題。而中國之所以有“化”的能力，就是因為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和優秀的傳統文化，始終具有高明而博厚的文明主體性。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保持連續性，根本上就在於它的文明主體性。但它不是封閉的，而是善於學習的，具有創新性與包容性，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擴展。中華文明善於學習、創新，根本上在於對文明主體性的堅持，而學習、創新又極大豐富、充盈了文明主體性。
中華文明不是一個過去式，而是一個進行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不是像一般表面理解的感嘆時光流逝、不為世所用的消極態度，而是讚揚我們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就像流水一樣，川流不息，它的活力就在於此。所以傳統不是在博物館裏的封存，而是如流水一樣活着的傳統，流水無分過去、現在、未來之水，是一體而相續不息的。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以及第二個結合的深層次意義，也意味着中華傳統文明向現代的一個轉型，就是要把古今中西之爭，即把古今之爭、中西之爭徹底消化掉。中華文明要成為現代文明，離不開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引進，離不開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因為正是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內在活力。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離不開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將馬克思主義主義轉化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二者徹底融為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周易》哲學所説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一體。
所以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二者辯證統一於兩個結合。
中國近代史上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和救亡圖存的歷史是分不開的
觀察者網：眼下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自卑論仍舊有一定的輿論市場，他們的一個論點就是：五四以來我們好不容易砸碎了孔家店這樣的封建主義枷鎖，現在重提傳統文化，是要走回舊路嗎？如何解釋這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
**謝茂松：**這種現象恰恰説明了我們黨的政治成熟。這種政治成熟也是根植於中華文明傳統文化中強調的執兩用中的“中正之道”，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折中主義，不是歐洲那種所謂第三條道路，而是不趨於一端、不趨於極端的守正創新中的正而且中。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當年為什麼要打倒孔家店，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是當時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一開始覺得是我們沒有堅船利炮，後來覺得是我們的制度不行，文化不行，很多人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自信，對我們的文化全盤否定。魯迅當年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
當時西方處於工業文明，中國還是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是高度組織化的，與此相應的是西方政黨制度的高度組織化。中國在前現代農業文明時代的士大夫政治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組織力的，但到了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後於西方的組織形態。面對西方的入侵，顯示出相較於西方，當時的中國是一盤散沙，沒有西方政黨政治體制下的那種動員能力。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一開始也學習西方的政黨，民國初年時甚至出現了幾百個政黨。後來中國共產黨成立，學習列寧式政黨。為什麼要學習列寧式政黨？一方面，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要克服傳統社會的鬆散，建立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更重要的是列寧式政黨具有的先鋒隊意識，是和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精神高度契合的，先鋒隊意識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內聖外王之道高度契合。
所以這其實就是黑格爾所説的，是一個正反合的問題。面對西方的船艦利炮，中國共產黨要進行改革和突破，打破儒家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和體制。但這種打破不是完全丟棄，而是把其中的精神更加激活、保留。中國革命不僅是一場軍事革命，同時是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面對西方的挑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革命之火的鍛造，才會更加充滿生機。所以中國共產黨在打破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同時，又在結構功能上以及精神上對於儒家德性政治的繼承發展，這才是真正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
所以我們一度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和我們的救亡圖存歷史是分不開的，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是表面看到的全盤否定，因為傳統文化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中華傳統文化內涵很豐富，不僅有儒家、道家、法家等等，各家之間在歷史上還一直存在張力。從歷史上來看，不同時期對儒道法等各家思想也是有所取捨和重新建構的，像西漢初年是黃老道家，魏晉玄學也以道家為主。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也有這樣一個重構的過程，批判某些東西，然後又激活另一些東西。
當然我們講對待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文化是一體兩面的，其實很難把一面從另一面剝離出來，這種區分更多是一個度的問題。過猶不及，超過了度就可能成為糟粕，所以要執兩用中。對傳統文化不能復古式的機械照搬，所謂“禮，時為大”，具體制度是因應當時的時代產生的，因此不能形式主義、食古不化地照搬，對於馬克思主義有“化”的問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有“化”的問題。所以對於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它的精神內核，學習制度背後的真精神、大精神，對這種精神進行現代化的轉化，從而真正有效地作用於思想、制度創新。
所以我們説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我理解它的意義就在於為我們的思想、制度創新打開了一個新的巨大的想象空間。以前我們可能更多是從自身實踐中摸索，摸着石頭過河，在50年代學習蘇聯，改革開放後學習西方發達國家，但現在意味着傳統的中華文明會為我們未來的思想創新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個巨大的思想資源，這是不管怎麼高估都不為過的。
今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更加有力地作用於道路、理論和制度，積極參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熟、定型的進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加強改革頂層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熟、定型，意味着新時代的全面創制與立國規模弘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全面創制與立國規模弘遠的文明進程中，將成為至關重要的思想與制度資源，這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深遠文明意義。
過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不在“名”上卻在“實”上，作為深層文化積澱，習焉不察地在底層邏輯上不自覺地作用於我們的思想創新、制度創新。而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則是高度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這根本上是反求諸己的主體性自覺，是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自家寶藏的自我認識，更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思想創新、制度創新中的位置由自在到自為、自覺的認識飛躍。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指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徵，強調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最後歸結到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些根本上都是指向建設新文明、新道統，具有開中國千年新局的文明意義。
“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正是中華文明最深層的“可大可久之道”。
觀察者網：再回到您一開始提到的我們面臨的內外環境，其實對於世界也好，對於中國自己也好，還有個問題擺在所有人面前：中國講“兩個結合”，之後呢？中國強大了，到底要做什麼？會給世界帶來什麼？這是西方所擔憂的，也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謝茂松：**確實，很多人都在問，中國強大了到底要做什麼？我想用我們現在最熟悉的一句話來回答，就是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不是一句空話，如果從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來理解的話，就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就能夠理解天安門城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那時候雖然沒有説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我覺得這個精神既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精神是相通的，跟中國傳統的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也是相通的。所以在我看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精神的最好繼承與發揚光大。
所以中國強大了要做什麼？其實就是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華文明的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
另一方面，這也是針對過去500年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給人類和大自然帶來災難，中國想要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新文明。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和平性，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贏者通吃，中國的發展會給世界帶來和平和公平正義，並且有能力、有實力給過去五百年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盤剝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內生、持久、長遠的發展機會。
全球跨國資本主義的嗜血性掠奪，在給全球帶來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同時，也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災難，給地球生態帶來災難，還把這種危機轉嫁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繼續收割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是以帝國主義那種方式來發展，我們相繼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強調共同發展、共同安全，強調文明的交流互鑑，反對文明衝突，強調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要立足於自身的歷史文化。
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問，美西方在擔憂什麼？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如果美西方是在擔憂自己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盤剝發展中國家，無法再像過去那樣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的話，更無法再像過去那樣收割作為超級帝國的超額壟斷收益。我覺得中國是沒有辦法消除西方這些擔憂的。因為要是消除了美西方上面的這些擔憂的話，那就要讓美西方國家永久固化它們與廣大發展中國國家之間的中心與邊緣外圍附屬的不平等關係，那全球南方國家就永遠看不到未來。
中國可以不讓美西方擔憂的是，我們不會像美西方那樣國強必霸。因為西方過去五百年的所有經驗，從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大英帝國到美國，都是國強必霸，它們總是將自己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邪惡的歷史和經驗投射到中國身上，所以他們無法理解我們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無法用他們的強盜邏輯來理解我們“止於至善”的德性邏輯、善良邏輯。
其實我們今天跟美西方講這些，在我看來效果是有限的，只有當中國徹底強大了，和美國勢均力敵甚至全面超越美西方以後，他們才有可能來比我們自身還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全面、深入理解中國發展背後的歷史文化邏輯，理解中國國強不會霸。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以前我們總説我們解決了捱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捱罵的問題，我覺得我們不用太在意捱罵的問題，假如美西方國家有一天不罵你的話，説明你是照他那個路走，那才有問題，而且是大問題了。西方的邏輯跟中國的邏輯不太一樣，西方文明是一種海盜式的極端強權，中國人是君子之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如果我們用這個邏輯和西方打交道的時候，往往會吃虧，比如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美國經常表面上釋放善意，一旦從中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馬上第二天就變本加厲地遏制你，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一點也不覺得臉紅、理虧。
西方文明邏輯下的西方人會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極致，而中國人知道適可而止，過猶不及，強調正道、中道，所以《周易》首卦乾坤卦六爻最好的是代表中正之道的九五爻的“飛龍在天”，而最上一爻上九爻則過了，因而“亢龍有悔”。所以我們來看中國的歷史上，為什麼我們老説明朝鄭和下西洋，有那麼強的海軍力量，為什麼不去征服？中國人並不傻，中國人深知在海外搞商業、搞殖民地當然利益超大，但卻不能因為這個影響到大一統國家內部秩序的長期穩定，大一統國家內部秩序的長期穩定是最為優先的。
中國不會向西方那樣無限擴張，因為中國人知止，所以中國的版圖邊界，北方是沙漠，西部是高山，東部、南部是大海，既大自然設限的邊界，也是文化影響所及的邊界而不逾越。中國人深知內外的輕重選擇，不能外重內輕，而西方的海外殖民掠奪則恰恰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前的外重內輕。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體現出的和平性，背後是更深層次的政治智慧，也就是中華文明最深層的“可大可久之道”。
第二個結合正是對中華文明可大可久之道最好的繼承、發展，同時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精神最好的繼承、發展，從而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可大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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