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中東地區為何總是動盪？帝國是繞不開的答案-羅伯特·D·卡普蘭
【文/羅伯特·卡普蘭，翻譯/陳佳芮 校對/郭涵】
帝國的歷史總是令人困惑。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帝國總是與歐洲對發展中世界大片土地的統治相關聯，這永遠玷污了西方的聲譽。但帝國也採取過許多非西方的形式，尤其是在中東。
從七世紀大馬士革的倭馬亞（Umayyad）王朝開始，一系列穆斯林哈里發在偌大的領土上建立了統治，有時甚至橫跨地中海。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中，奧斯曼帝國和阿曼蘇丹國相繼建立王朝，奧斯曼帝國將其統治擴展到巴爾幹半島，阿曼蘇丹國則在19世紀把領土從波斯灣擴張到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區，以及穆斯林化的東非地區。只有在帝國曆史的晚期，歐洲人才成為這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整個中東地區經歷了不同形式的帝國統治，這阻礙他們發展出類似歐洲的民族國家形式，也是中東地區缺乏穩定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對許多中東地區的政權來説，如何以最低限度的強制力量來維持合理程度的秩序，這樣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
無論這在當代人眼中多麼令人不安，中東地區數十年來陷入暴力和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該地區在現代歷史上第一次缺乏任何由帝國提供的秩序。西式民主至今未能紮根，哪怕是在突尼斯等一度顯現出希望的國家，這一事實凸顯出帝國統治在中東遺留的破壞性影響。帝國統治給中東提供了一種令人生厭卻持久的秩序維護方案，並阻礙其它方案在這裏紮根。
一個令人沮喪但又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從古至今，帝國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主宰着世界歷史（尤其是中東歷史）。因為至少相對其它統治形式而言，它們提供了最實用、最明顯的政治和地理組織手段。帝國可能會留下混亂，但它們也曾作為解決混亂的方案而崛起。
反映奧斯曼帝國攻克君士坦丁堡的畫作
失序
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延續數世紀之久的“黃金時代”都與帝國息息相關。這段歷史主要是圍繞倭馬亞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統治，但也包括法蒂瑪王朝和哈夫斯王朝。蒙古帝國的殘酷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它主要征服與滅亡的都是其它帝國：阿拔斯王朝、花剌子模帝國、保加利亞帝國、宋帝國等等。橫跨中東與巴爾幹半島的奧斯曼帝國、中歐的哈布斯堡帝國都遵循了他們那個時代最開明的價值觀，為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提供庇護。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並不是發生在奧斯曼帝國完全統治該地區的時期，而是土耳其青年民族主義分子正在取代帝國的時期。與更具包容性的多民族帝國主義相比，單一民族國家形成的民族主義往往對少數民族更加殘忍。
奧斯曼帝國統治了從阿爾及利亞到伊拉克的中東地區長達400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解體。1862年，奧斯曼帝國外交大臣阿里·帕夏（Ali Pasha）在一封信中發出了帶有預言性質的警告：如果奧斯曼人被迫屈服於“民族願景”，他們“將需要經歷一個世紀的腥風血雨才能勉強穩定住局勢”。事實上，在奧斯曼帝國滅亡100多年後，中東地區仍未找到一個足以取代奧斯曼帝國所提供的秩序的國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英國與法國通過帝國命令委任的當局統治着從黎巴嫩到伊拉克的黎凡特和新月沃土地區。冷戰期間，在爭奪權力格局、擴大對中東政權的影響力方面，美國和蘇聯都奉行了帝國主義政策。美國與以色列、北非和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君主國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蘇聯則支持阿爾及利亞、納賽爾領導的埃及、南也門以及其他認同或同情莫斯科共產主義路線的國家。
隨着1991年蘇聯解體，尤其是自2003年伊拉克遭到入侵以來，美國對中東的影響力和軍事投射能力不斷減弱。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並不存在某種帝國統治形式，中東地區逐漸進入了一個動盪時期，國家政權紛紛倒台或陷入不穩定：利比亞、敍利亞、也門等等。也就是説，“阿拉伯之春”不僅表明了當地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也體現了他們對老舊且腐敗的獨裁統治的反對。換句話説，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帝國統治影響，中東，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往往會表現出“某種分裂解體的趨向”，阿拉伯主義者蒂姆·麥金託什-史密斯（Tim Mackintosh-Smith）如是寫道。
負面影響
認為帝國給中東帶來了些許秩序和穩定的觀點，與許多當代西方學術界和新聞界的觀點背道而馳。根據共識，造成中東地區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民主，而不是帝國統治。這一立場是可以理解的。由於許多國家對現代歐洲殖民主義時期的痛苦經歷依然記憶猶新，學者和記者們仍對英法和其他歐洲列強在中東、非洲與其他地區犯下的罪行耿耿於懷。我們生活在一個後殖民主義贖罪和修正主義的時代，歐洲列強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的惡劣行徑自然會成為人們持續關注的焦點。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超越這些劣行的同時，又不將其淡化。
這並非要暗示歐洲列強在中東的行為是無辜的，恰恰相反。今天，中東最不穩定的地區就是那些被歐洲殖民主義打上最鮮明烙印的地區。以黎凡特為例，該地區的全部邊界都是英國與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為生造出來的。因此，現代敍利亞和伊拉克的邊界線未能反映長期以來，在沒有硬性領土劃分條件下依然運作良好的傳統社會的性質。英法的帝國主義者試圖將秩序強加給這片部分由毫無生氣的沙漠所組成的土地，於是現代國家分割了本應保持完整的地區。正如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和中東問題專家埃利·凱杜裏（Elie Kedourie）幽默地指出：“除了在過去不存在的地方突然冒出來之外，‘邊界’還能有什麼用處呢？”
事實上，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現在敍利亞，特別是伊拉克的暴虐的復興黨國家，都是歐洲帝國一手造成的。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結果是帶去了混亂；美國在2011年沒有干預敍利亞，結果同樣是產生混亂。儘管許多人將這兩個國家發生的一切歸咎於美國的政策，但兩國所經歷的背後有一個同樣重要的驅動因素，就是復興黨的遺產。復興黨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和蘇東陣營社會主義形式的致命結合，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歐洲的影響，在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盛行的時期，由大馬士革的兩名中產階級代表（一名基督徒，另一名穆斯林）所構思出來：米歇爾·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和薩拉赫丁·比塔爾（Salah al-Din Bitar）。不僅僅是殖民主義，歐洲在二十世紀初的危險意識形態也導致中東成為全球各地最不穩定的地區。
自奧斯曼帝國崩潰以來，中東所經歷的悲劇既與西方同該地區的互動過程有關，也與中東自身有關。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可算得上是現代最偉大的中東編年史學家。他曾寫道，伊斯蘭世界通過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所表現出的“根深蒂固的不滿與分裂”，歸根結底源於他們在邊緣地帶與具有威脅性的工業與後工業世界進行了深入接觸後做出的反應。西方帝國主義自然也是這種接觸的副產品。
當然，歐洲和美國本無意導致這種反應。但是西方在思想和技術領域具有壓倒性優勢，強制性地在原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推行現代化，這無疑會放大帝國主義的負面影響。因此，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植根於現代西方的思想，影響了生活在中東和歐洲的阿拉伯知識分子，併為敍利亞的兩代阿薩德、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為代表的政權提供了藍圖。對這些支離破碎的國家進行解剖，不僅會發現來自當地的病原體，還會發現西方的病原體。帝國曾經穩定了中東，但後來又間接地破壞了它的穩定。
請看敍利亞的情況。從1946年到1970年，敍利亞經歷了21次政府更迭，幾乎每一次都違反憲法，其中包括10次軍事政變。1970年11月，復興黨政府中的空軍將領、來自伊斯蘭教阿拉維派的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通過一場平靜而不流血的政變（他稱之為 “糾正運動”）掌握了政權。阿薩德的執政一直持續到30年後他自然去世。
前敍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1930-2000）
事實證明，老阿薩德是現代中東地區最具歷史意義、也可能是最被低估的人物之一，他將一個事實上的“香蕉共和國”、一個阿拉伯世界最不穩定的國家，改造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警察國家”。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相比，老阿薩德的統治沒有那麼血腥與充滿壓迫。即便如此，他有時候也不得不依靠野蠻手段來維持秩序。1982年，為了鎮壓遜尼派穆斯林極端分子發起的暴力反抗活動，老阿薩德政權在哈馬城殺害了約2萬人。鎮壓行動是殘酷卻有效的。為了避免出現無政府狀態，老阿薩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所以他在讓敍利亞實現穩定方面充其量只能算勉強合格。這便是奧斯曼帝國和法國帝國主義留下的遺產。
或者看看利比亞，這個國家由本質上毫無關聯的地區拼湊而成，除了共同的殖民歷史之外，缺乏任何歷史凝聚力。利比亞西部被稱為的黎波里塔尼亞，是一個族羣更加多元的地方，歷史上深受迦太基和突尼斯的影響。在另一邊，利比亞東部（或稱昔蘭尼加）則比較保守，歷史上一直向埃及亞歷山大港的權力中心靠攏。介於兩地之間的沙漠，包括南部的費贊，只有基於部族和次區域的身份認同。雖然奧斯曼人承認所有這些獨立的族羣單元，但意大利殖民者仍在二十世紀初將他們整合成了一個單一國家。
事實證明，這個國家的建立充斥着人為捏造的痕跡，正如敍利亞和伊拉克一樣，如果不採取最極端的手段，往往無法對其進行有效治理。2011年，當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被推翻，也就是意大利接管利比亞整整100年之後，這個國家就這樣解體了。與敍利亞和伊拉克一樣，利比亞的命運揭示了歐洲帝國主義造成的後果有多麼致命。
君主至尊
相比之下，埃及、突尼斯這類在歐洲殖民主義或伊斯蘭教到來前就存在的國家，日子要好過得多。以突尼斯為例，經歷了迦太基人、羅馬人、汪達爾人和拜占庭人的統治後，突尼斯擁有獨特的前伊斯蘭時代身份認同。這些帝國的統治可能毫無生氣、充滿壓迫，但它們提供的秩序卻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在於，如何讓這些制度不再那麼蠻橫。然而，即便是突尼斯，也在自2010年由這個國家親手點燃的“阿拉伯之春”抗議潮中苦苦掙扎。雖然中央政府對各省和邊境地區的控制不斷削弱，突尼斯的首都與部分大城市仍在勇敢卻蹣跚地堅持着民主之路，直到去年在總統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的領導下重新陷入專制。
儘管如此，突尼斯仍然是中東地區最有希望的民主試驗“典範”。這隻能説明，在中東地區照搬西方、建立基於非強制性秩序的政治藍圖有多麼困難。作為歐洲帝國主義的衍生品，現代化的專制制度取代了民主，提供了應對無政府主義幽靈的最佳方案。
《紐約時報》報道“阿拉伯之春”十週年時使用的標題：“當革命理想變成政治混亂與經濟蕭條。”
中東地區壓迫程度最低的政權，一直是約旦、摩洛哥和阿曼的傳統君主制。由於他們世代相傳、來之不易的歷史合法性，儘管其政權形式是專制的，卻能以最低程度的殘忍手段實現有效治理。中東的霍布斯主義實驗室證明，與帝國統治一樣，君主制也是那裏最自然的政府形式。例如，阿曼數十年來一直推行絕對的王權獨裁統治，但也出台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主義政策，並保證適度的個人自由。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他們證明了世界不能被簡單地劃分為邪惡的獨裁政權與堪稱典範的民主政體，在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帶。駐外記者大體上能理解這一點，但紐約與華盛頓的知識分子和政客們卻不甚瞭解。
沙特阿拉伯和波斯灣的酋長國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那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着真正的社會契約。統治者提供稱職的、可預測的政府治理，平穩的權力交接，讓民眾過上令人羨慕的生活；作為交換，民眾不會挑戰統治者的權力。當然，石油帶來的財富對於實現這一點功不可沒。但是，海灣地區的統治者也表現出了一種頭腦冷靜、馬基雅維利式的經驗主義，這種經驗主義並非簡單的道德敗壞，而是不存在道德層面是非對錯的考量。在海灣統治者看來，“阿拉伯之春”期間多次試圖推行民主所導致的無政府主義混亂表明，西方談不上有什麼可堪傳授的經驗。
尊嚴，而非民主
當然，以上並非故事的全部。即使沒有沿着筆直的方向前進，中東地區仍在向前發展。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數字技術讓等級制度扁平化，民眾變得更加大膽。他們對當權者的敬畏越來越少，要求問責的呼聲越來越多。如今獨裁者們對公眾意見的重視程度，是他們過去在波斯灣和其他地方從未有過的。
與此同時，儘管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海上帝國幫助中東在近代早期與現代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但隨着時間推移，這種互動的強度正令中東地區不堪重負。中東的未來將與西方以及全球化的眾多支流產生更加緊密的融合，最終有可能為該地區帶來政治上的變革。然而，正是由於中東早在伊斯蘭教誕生前就進入了帝國時代，並且持續瞭如此之久，任何人都不應指望這一不穩定的后帝國時代將迅速落幕。畢竟，在政治的世界中，沒有比對秩序的追求更加永恆的事情。
目前，中東地區與帝國的糾纏還沒有完全結束。美國雖然因發動伊拉克戰爭而影響力下滑，但在安全和軍力部署方面仍是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其海空基地環繞着從西北部的希臘、東南部的阿曼到西南部的吉布提之間，整個阿拉伯半島的大部分地區。與此同時，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規劃了一條從波斯灣出發，直達中國西部的能源運輸網絡，途經巴基斯坦西南端、採用了最先進碼頭設備的港口。中國在吉布提建立了軍事基地，正考慮在蘇丹港和伊朗-巴基斯坦邊境的吉瓦尼（Jiwani）建立類似的基地。此外，中國政府一直在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沿岸投資數百億美元，建設工業和物流中心，並在沙特與伊朗同時投資基礎設施及其他項目。
美國和中國沒有海外殖民地或委任統治地。他們不統治本國國界以外的民眾，但他們在中東確實擁有切身利益。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頭，這些利益需要的是穩定，而非戰爭，尤其是當中國的投資正讓中國經濟更深度地融入到中東經濟的內部運作中時。最近，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特與伊朗重新恢復了正式的雙邊關係。而拜登政府對此事的公開回應表明，帝國，或者説一種更鬆散形式的帝國，依然有可能幫助穩定中東局勢。
今年8月，伊朗外交部長時隔七年首次訪問沙特
隨着地區局勢的相對穩定，中東各國政權可能會有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放鬆內部管控，使國內的社會更具創新精神，能夠在一個聯繫更加緊密、日益緊縮的全球經濟中生存下來。例如，沙特政權儘管有糟糕的人權記錄，但一直在穩步開放社會，放鬆對婦女權益的限制，讓她們加入勞動力大軍。整個阿拉伯世界都在密切關注這一進程，它可以為一個更具靈活性的政權與抵制政治化的伊斯蘭教提供範例。
記者羅伯特·沃斯（Robert Worth）多年來為《紐約時報》深入報道阿拉伯世界新聞。他曾寫道，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阿拉伯人最終想要的與其説是民主，不如説是卡拉馬（karama），即尊嚴：一個國家，無論民主與否，都應當“使其子民免遭屈辱和絕望”。無論是奧斯曼還是歐洲的版本，帝國都曾給中東地區提供穩定，但幾乎沒有帶來尊嚴；無政府狀態則兩者皆不能提供。以摩洛哥和阿曼的本土傳統君主制為範式，通過改革實現更大程度的協商治理，可以開闢一條中間道路。中東繼續向前演進的最大希望可能就在這個方向上，儘管它不一定會遵循西方的劇本。
（原文於8月8日發佈在“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帝國後的秩序——中東地區不穩定的根源。” Order After Empire: The Roots of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本文摘自作者今年8月出版的新書：《時間織機：帝國與無政府狀態之間，從地中海到中國》 The Loom of Time: Between Empire and Anarchy,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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