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兩岸“兵兇戰危”，融合發展是統一新出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曉笛】

9月12日晚，大陸發佈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消息一出，我朋友圈裏的在閩台灣朋友一片歡呼，期待多年的兩岸融合發展終於有了重大進展。

在眼下兩岸“兵兇戰危”的輿論環境下，“兩岸融合發展”的討論熱度遠不如“武統”有眼球，一度也讓我們忽視了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實際上，自“太陽花運動”以來，大陸對台工作有一個明確的變化脈絡，即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與主動權，而這在文武兩方面都有所體現。

對台工作從來都是一個文武相濟的系統性工程，一方面要增加對台灣同胞的文德，另一方面要對敵對勢力加強武備。武備的部分大家早已耳熟能詳，解放軍與偽軍在台海的各種“親切交流”長期霸榜熱搜。

相較武備的“血脈噴張”，文德的部分可能不夠波瀾壯闊，但也並非不夠精彩絕倫。兩岸統一追求的是江山一統，政令一統，某種程度上，也即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再整合。如果你讓我對當前的文德工程做一個概述，我會説，儘管兩岸看上去處在“分治”狀態，但由大陸主導的對台實質治理之命運齒輪已經轉動。

中國首座公鐵兩用跨海大橋——平潭海峽公鐵大橋

兩岸融合發展：大陸主導的實質治理

如果兩岸統一是由大陸主導並完成，那麼台胞就是人民羣眾的一部分，是我黨服務的對象。

首先要科普一個概念：“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這是對十八大以來黨對台工作的一系列理念、思想、戰略和政策的集大成論述，是當前大陸各界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我們今天要談及的兩岸融合發展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被視作和平統一的基礎性工程，能夠增強統一預期和動力，實現統一過程和目的高度統一，為推進統一大業提供更為充分的條件。

兩岸融合發展是一個包括政策、法規、制度和公共服務等多維度的系統，旨在促進台灣和大陸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和融合，在塑造台胞身份獲得感與認同感的同時，重建兩岸命運共同體。不過受兩岸政治形勢影響，當前兩岸融合發展以吸引台胞“西進登陸”，促進其在祖國大陸的社會融入為階段性內容。

如何促進社會融合？二十大報告説得好：“我們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如何完善增加台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十九大報告又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分享發展機遇，提供同等待遇。這次的意見中也提到：要“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

同等待遇這個原則很王道。理論上，台灣同胞與大陸百姓共享福祉，是作為中國公民的應有之義。然而在明確同等待遇之前，地方對台胞的態度長期存在兩個極端：要麼捧上天，要麼踩到地。

一方面，台胞在諸多領域享受“超國民待遇”，比如在研究生錄取方面的政策性關照。另一方面，台胞又在諸多領域被區別對待，比如無法自由選擇以及入住酒店（三星級以下不接待台胞）。在這種情況下，台胞依然陷在經典的終極命題之中：我是誰？我從何來，要往何去？

表面上，同等待遇是一個惠台福利，但長久來看，是消除身份差異的重大舉措。從此以往，台胞該繳社保的繳社保，該背房貸的背房貸，大家不分彼此，不高人一等，不矮人半分，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顆螺絲釘。

當前，中央和地方以同等待遇為原則而部署的一系列涉台政策，被統稱為“涉台公共政策體系”，而這個體系又是兩岸融合發展這個更大的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廣義來講，從上世紀80年代台灣開放老兵返鄉開始，兩岸融合發展的相關治理工作便已經開始，但狹義來講，兩岸融合發展的治理工作是特指十八大以來以同等待遇為核心的治理工作。兩個階段最大的區別在於，大陸對台胞的態度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仰望，變得更有平常心。

2023年6月，第十五屆海峽論壇在廈門舉行，主題為“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平台化的治理邏輯

如果兩岸融合發展是一種國家治理行為，那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意味着國家治理的推陳出新。

當前，兩岸融合發展出現了治理社會化，以及治理重心下移趨勢。箇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基層才是治理的末段，是人民生產、生活的前沿空間。和過往台商、台幹“登陸”不同，如今“登陸”的台胞自嘲為“台勞”，多數都是為生計奔波的普通人，是996、007大軍中的光榮的一員。他們散落在城市的各個區縣、街道以及社區，可能就住在你的隔壁——反正我家樓上就有一位。

治理重心下移着重解決的是涉台治理的“懸浮化”問題——治理勢能、資源懸浮於基層之上，無法有效下沉，滿足台胞需求。那種感覺就像在你家房樑上掛了一塊肉，而房梁距地面七八米，看着肉香，但吃不到嘴裏。

“懸浮化”的原因要麼是治理資源不足，要麼是治理結構關係“梗阻”，後者的作用更為基礎。如果結構關係不順，即便資源足夠，也無法有效下沉。理論上，國家治理包括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兩個部分，涉及到科層體系結構和政社關係結構兩個面向。從政府端來看，台胞默認的孃家“台辦”，在職能設計上是個協調機構，屬於有責無權，在面對台胞的請求時需要調動相關職能部門，而其他職能部門屬於有權無責，治理勢能就在這樣的條塊分割中空轉。理論上，政府端的條塊分割，可以在社會端——通過加強社會自主性來彌補，然而由於涉台事務的高度政治性，導致社會主體參與空間較小，能動性較差。

破解上述矛盾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實現公共服務的平台化，相關治理創新集中出現在福建——這裏是中央欽點的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擁有“先行先試”的尚方寶劍。

從政府端來看，通過設置綜合性行政服務中心，讓各部門集中在一處，打破彼此之間的“次元壁”，實現“一站式”服務。典型案例如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台胞台企服務中心”，台胞可以在不同的功能窗口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同的功能窗口直接聯動所屬的行政部門。實際上是形成了一個台胞特需的行政服務中心。

不過，政府端的治理創新當前僅能覆蓋區縣層面的治理需求，更為基層的空間需要社會主體的參與。從社會端來看，通過黨政引領，讓社會主體——特別是台胞自身成為治理主體，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治理格局。典型案例如廈門的“台胞驛站”，台胞共享自己的經營空間為公共服務空間，在不影響核心功能的前提下，拓展空間功能邊界，為一定區域內的台胞提供互動聯誼、政策諮詢、法律調解、健康文娛等公益性（或半公益性）公共服務。

廈門思明台胞驛站

為什麼要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一種比較優勢

兩岸融合發展其實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民心工程，具有長期性以及持續性，不僅適用統一前，也適用統一後。

當前，制約兩岸統一的一個關鍵障礙在於，由於長期的兩岸對峙，大陸在台胞心中沒有認受性，會有為什麼要認可你？為什麼要接受你的治理等諸多靈魂發問。所以，缺少認受性的統一是無本之木，即便雷霆手段完成統一，大陸人民也將會為此付出極大的治理成本，香港黑暴事件就是前車之鑑。

一言概之，兩岸融合的程度越高，統一的阻力以及統一後的治理成本越小。“留島不留民”終究只是網絡空間中的情緒宣泄，如果兩岸關係的終局是中國的國家再造的話，那麼民心歸附就是不可迴避的問題。

現代國家認受性建基在由績效、程序與意識形態三個要素組成的座標系上，分別反映了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以及價值理性三種思考邏輯。現實中，三者是一種動態均衡狀態，但亦存在一些側重。比如，美國的認受性偏重程序（如政治程序是否合規運行，包括選舉、法治等）與價值（如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山巔之城”的世界觀是否被遵循）。台灣在政治體制上受美國影響較大，民眾的思維和行動也較多遵循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因而在看待兩岸關係時會有什麼“台灣民主核心價值”“民主對抗威權”“大陸法治侵犯人權”等奇談怪論。

在西方把持話語權的國際政治體系中，大陸在價值維度的論述還比較薄弱。此外，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還有很大的制度性發展空間——《不完美受害者》中女警的有罪推定就是法治不足的表現，依法治國，全過程民主等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所要攻堅的課題。

大陸認受性的優勢在於績效。如今，大陸的高速鐵路、城市化進程、科技創新等都在全球範圍內展現出了驚人的成績，而這些成績不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讓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感受到了大陸發展的魅力。一些研究也表明，充足的公共服務供給，從基礎設施到社會福利，可以幫助台胞在大陸更好地安家立業，享受與大陸居民相同的權利和待遇，有效促進社會融入，進而推動兩岸融合。

當前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路徑在提升大陸全域涉台公共服務水平，這是一種基於比較優勢的理性行為。當然，隨着國家的發展，程序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不足也會逐漸得到補足，從而在整體上讓台胞對國家凝心聚力。可以説，兩岸統一進程其實已經藉由名為兩岸融合發展的治理工程着手進行。這個治理工程時刻體現着大陸的主導性，而主導性意味着兩岸關係的發展走向有了底線，不至於脱離軌道，不可預測。相較媒體鋪天蓋地的“武德充沛”，兩岸融合發展是促統的一條暗線，樸實、低調、略微平淡，但也同樣重要且有意義，需要“循序漸進、持續推進、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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