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瑾：英國的工業落伍與技術人才政策調整（1900-1950年）
【文/ 張瑾】
19世紀科學和科學家職業日趨成熟，科研方法越來越複雜多樣，學科領域分工也進一步細化，各類人才急劇增加，這一趨勢在20世紀繼續延續。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發展催生了越來越多受過訓練的各行業人才。科技活動實現了從自發到自覺、從個人行為到社會行為的轉變。科技推動經濟突飛猛進，工業經濟競爭激烈，國家肩負的科技責任更為重大。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各國政府開始設立資助和管理科技研究的專門機構。“二戰”後，科技政策上升到國家層面，發展為獨立的公共政策，受到各國政府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首先完成工業革命，其科技人才發展起步最早，科技實力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世紀上半葉，英國政府未能適時調整科學教育和科技政策，導致科學教育和科技事業落後，在國際上失去競爭力。“一戰”後英國政府雖然意識到教育和科技的落後局面併力圖改善，但因重視不夠、投資不足和決策失誤等原因而錯失良機。20世紀上半葉英國的科技人才政策處於起步階段，國家層面的引導不成熟、不繫統。儘管如此，作為科技活動主體的科技人才發展並沒有受到侷限，英國皇家學會等組織和各行業的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一定程度提升，對英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支撐作用。在分析20世紀上半葉英國人才環境的基礎上探討科技人才政策及其科技人才的發展變化，可以增進對這一時期英國科技實力變化的理解，並得以窺見科技教育和科技政策與國力變化之間的緊密關係。
一、工業、技術與教育的脱節
近代史上的英國利用航海的霸權策略和工業的優先發展成為世界強國，它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大英帝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殖民掠奪和壓榨形成的原始積累也使英國的發展先於他國。率先發展起來的英國在技術、資金、人力等方面佔據優勢地位，在國際政治、貿易及規則制定等方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世紀下半葉起，由於工業生產力和生產水平大大提高，同時海外殖民擴張加劇，英國的工業品輸出量激增，銷往全球各地。當時的英國成為執世界市場之牛耳的“世界工廠”。19世紀80年代以後，石油、內燃機和汽車相繼問世並大規模生產，成為第二次技術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初期正值第二次技術革命末期，是科學發展史上又一個激動而又瘋狂的年代，世界正發生巨大的革新、推動與進步。第一次技術革命中的鋼鐵、煤炭、機械等傳統工業在新的技術革命中有了新發展，進而促發了電氣、化工、汽車、航空等新興工業的興起，使整個工業面貌煥然一新。兩次世界大戰中眾多新式武器的出現也引起了各國的極大關注，對各國的科研管理、工業體制、教育體系等產生一定影響。
20世紀上半葉，英國經歷了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戰爭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如遭到嚴重損壞的設備亟須更新，生活資料奇缺引起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國內市場萎縮，國際競爭加劇，戰爭遺留的內債和外債等。“二戰”後，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被極大地削弱，美國的勢力滲透到未被軸心國軍隊佔領的某些英國殖民地和保護國。外來的震動和衝擊進一步激化了英國國內的各種矛盾。隨着世界經濟、政治形勢的複雜變化，20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優勢地位已被德國、美國等國超越，“英國病”爆發並進一步發展和深化。
工業方面，“儘管歐洲大陸取得了進步，但英國的紡織品製造仍遠遠領先於競爭對手。英國的主導地位在棉花方面最為顯著，……它擁有的紡錘佔世界的五分之三，到1913年末，它擁有的紡錘佔歐洲的一半以上。英國的設備是最新的設備；它的工廠最大；它的勞動力效率最高”。這一時期英國紡織業的地位依然穩居第一，但是更明顯的是，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德國紡錘數量的增速驚人。儘管某些數據上英國仍佔優勢，但其強弩之末的態勢日益明顯。
20世紀上半葉，英國製造業對工業研究的投資大大落後於歐洲其他大國和美國。有學者比較了1900年至1950年間英國和美國工業研究的發展情況，重點分析了英國工業研究投入水平偏低的原因，把英國的滯後歸因於企業結構、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落後。英國經濟表現不佳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英國企業對研究和開發的投資水平低。對政府資助的合作研究機構的依賴、英國工業研究中工程師(相對於科學家)人才的缺乏、學術和工業研究之間聯繫薄弱，以及個別企業未能有效地組織工業研究且未與其他職能協調等問題，都破壞了英國對研發適度投資的有效性。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英國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可能減少了英國企業追求合併和優化的契機。英國政府資助的研究可能部分彌補了英國製造業內部研究水平較低的缺陷。然而，在此期間，英國政府支持的研發很少直接投入到企業中。根據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數據，截至1948年，美國最大的200家製造業企業中，有164家擁有工業實驗室。在英國，前200名企業中只有40家擁有這樣的設施。
眾所周知，工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恩格斯在1892年説：“日益發展的工業使一切傳統的關係革命化，而這種革命化又促使頭腦革命化。”儘管18—19世紀的英國發生了很多新變化，一些新職業替代舊職業，但即便到了19世紀中期，工廠的工人仍然不是一種典型的職業，農業從業者的數目仍超過其他任何職業。一些職業並沒有因機械設備的出現而有所改變，特別是建築業和手工勞動力集中的生產單元。工業生產的發展，對教育事業提出了更高要求。經濟和社會影響力上升的階層對教育產生更大需求，成為教育發展的內在動力。
19世紀下半葉，英國傑出的知識分子、議會發言人、科學學會和研究所的負責人、政府委員會和皇家委員會一直敦促中學和大學培養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使其到工業部門就業，強調這些人才對提升英國製造業的重要性。政府也積極推動學校開展適當的科學教學。隨着德國和美國工業化的崛起，要求將科學與工業結合的聲音變得更加尖鋭，但是企業家們沒有回應。絕大多數在大學受過訓練的科學和工程專業的畢業生、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受僱於教學部門而非企業。製造商們繼續偏愛和聘用的工業化學家或工程師絕大部分都是在其工作中接受培訓的。大學生活澆滅了大部分學子對從商或到企業就職的期望。
擔任過英國科學大臣、世界博覽會委員、化學學會會長、英國科學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BA）主席的普萊費爾（Lyon Playfair，1818-1898年）一直在爭取為英國科學提供更多的國家資助。1885年他在被選為英國科學促進會主席的阿伯丁郡（Aberdeen）會議上提出：“像美國這樣的年輕國家，為促進科學教育保留其大片國土，並先於所有歐洲國家，在其行政辦公室增加了科學職能。……美國的科學出版物是其他政府的榜樣。……在英國，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喬治·華盛頓告別演説的智慧，那就是建立機構將知識作為頭等重要的對象來普遍傳播。”儘管如此，從隨後科學和職業教育在英國大學的發展情況看，英國傳統大學對專業教育重視程度的變化有一個比較漫長的發展過程。
高等教育方面，近代以來英國大學多采用傳統方法對知識分子進行培訓。牛津大學更注重充分發揮個人才華。劍橋大學是着眼於更高的要求，要求學生打牢基礎。英國大學教育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輕視應用技術研究。公學和牛津、劍橋等名校在科技教育方面存在嚴重缺陷，其教育思想中滲透着對工商業的鄙視。19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牛津和劍橋大學的課程中，簡直看不見“現代”課程的蹤跡。當時的社會氛圍對英國經濟企業和實業界精英來説是冷淡無情的，變革受到懷疑，關注經濟效益的行為被貶斥，這種保守主義文化形態和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工業精神的衰落。可以説在20世紀之前，牛津和劍橋這兩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仍排斥職業教育。
早在1826年，受到當時德國大學的啓發，抱着實用教育的宗旨，布盧姆斯伯裏成立了第一所倫敦大學學院。這座學院吸納了許多職業學校，主要訓練工程師和醫生，這些人正是英國工業迫切需要的。但這些學院都受經費困難和學位制度問題的困擾，系統的技能學習在英國大學難以實現。“二戰”尚未結束時，技術對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已經有了清晰的表現，很多有識之士將英國的落魄歸結於科學技術沒有有效地應用於產業，歸結於教育界與產業界的疏遠。20世紀50年代有學者感慨道：“自從決定將技術納入大學課程而不是在大陸模式下創建理工學院以來，已經過去了三代人。但是國家對大學高等技術教育的支持遠遠落後於這一決定。”英國重學術、輕技術的傳統導致應用科學和工程技術人才嚴重不足，嚴重影響了英國的經濟發展。
20世紀上半葉，英國的頹勢明顯，英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中地位的衰落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作為殖民帝國主義國家的英國與後起的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結構和佈局完全不同，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的主要出口工業部門仍是紡織業，而在美國和德國已經是機器製造業。英國發展工業的方向是針對落後的殖民地市場，這一方面阻礙了殖民地的工業發展，同時也導致了本國工業的落後。
二、工業技術的專家化與專業化
20世紀上半葉英國技術人才的規模難以精確描述。20世紀60年代中期，有英國學者表明，“二戰”前，沒有英國用於研究和開發的資源統計數據，無論是研究中使用的人力還是經費。儘管專利統計數據可以追溯很長時間，可能會提供一些創造性的衡量方法，但是極難被清晰地解讀。在研究和技術變革中相對容易忽視對統計數據的採集。另外，經濟學家們忙於關注其他問題，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他們更多地關注了大規模失業問題。還有一種傾向認為，研究—革新（research-innovation）過程完全超出了任何形式的社會控制或刺激，或者認為它主要取決於個人的天才，這些人從事的是發明創造類工作，而這種工作存在不可預測性。這些確實成為當時權威統計數據缺乏的緣由，經過歷史的沉澱和後人的積累，人們只能通過相關資料記載中發掘的某些數據來綜合研判當時英國科技人才的基本狀況。
維多利亞時代的教師和學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世紀初的英國精英人才大多成長於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就專業人士而言，他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適應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貴族教育的需求，他們也心甘情願這樣。”這樣的教育方式對專業技術技能的發展有一定的阻滯。工商界領袖們對當時的大學教育表示不滿。他們不僅不願僱用文科專業畢業生，而且認為理科和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也幾乎沒有用處。所以有學者説：“英國工業界對技術培訓人員的需求很弱，尤其是在1914年之前。”由於大多數科技人力在工業之外的領域就業，英國工業的生產和銷售相對缺乏合格的人才，研究與開發項目也得不到更嚴格的評估，行業、大學和企業之間在研究和生產環節缺乏溝通。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政府對在大學裏發展技術課程有了直接興趣，但傳統上輕視理工科的現象仍然存在。中學和大學的技術和管理教育結構對這一時期英國研發的發展起到重要影響。英國的貴族偏見反對為追求經濟利益而放棄追求純粹真理，部分是由於英國存在業餘私人紳士進行科學研究的傳統所致。對於不得不為謀生而工作的科學家來説，除了教學，主要的選擇是政府服務。但這方面的工作機會也很難獲得，因為政府開設的研究實驗室數量很少，在軍械庫、礦山、天文觀測站、公共衞生服務、大地測量或土木工程項目中只有少量的技術或監督工作。
更為複雜的問題是，英國工程師的培訓往往加劇而不是彌合科學與工業實踐之間的障礙。19世紀末英國開展了夜校形式的技術教育活動，在歐洲國家中規模最大。直到20世紀，英國工程教育的主導形式是夜校和學徒制的結合，這兩者都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學之外進行的。這一制度是促進熟練行業和工程專業之間垂直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代價是大學教育和工程專業教育之間的差距長期存在。英國皇家委員會意識到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和瑞士的化學工廠正在進行嚴格的科學工作，大陸國家工廠管理人員有着較高的科學水準。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間培訓學院（Training Colleges）的學生數量大大增加了，日間培訓學院與大學和大學學院關聯性加強。大學培訓學院的許多學生都在攻讀學位。20世紀初，公立中學學生數量相應增加，從1902年的31000名增加到1912年的151000名。據估算，每年有40000名學生從中學畢業，但僅約2％的人直接上大學。
從現有數據來看，這一時期以研究人員在企業總就業中所佔比例或研發支出在企業經費總額中所佔份額來衡量，英國製造業企業在平均研究強度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同行。根據英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進行的調查，1933年製造業的研究就業人數估計為1724人，佔製造業總勞動力的0.030%，1935年為2575人，佔製造業總勞動力的0.042%，1938年為4505人，佔製造業總勞動力的0.066%，1945—1946年為5200人，佔製造業總勞動力的0.080%。而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美國製造業的總體研究密集度大約是英國製造業的4至5倍。
比如，英國諾貝爾工業公司中受過大學培訓的工程師長期短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公司的首席研究實驗室裏還沒有工程師，也沒有同等或更重要的管理工程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諾貝爾工業才建立了一個研究機構，主要致力於製造工藝的工程研究。也就是説英國的工程師使用未能成為先進科學研究和工業實踐之間的關鍵一環。這歸根到底是英國工程教育不發達所導致的。
英國的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很少有強有力的聯繫。英國工業對技術人員的需求很弱，所以提供研究和管理人員的機構的結構不太可能發生變化，導致英國缺乏從事工業研究的專業工程師和受過專業培訓的管理人員，進而使得英國工業部門和企業的重組緩慢而低效，這幾種情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個閉環，互為因果，併產生不利的結果。
1900—1950年是英國科學領域職業的“專家及專業化時期”（specialist-professional period），這一時期建立了為數眾多的重要科學和工程類學會，如陶瓷學會（1900年）、製冷學會（1900年）、英國標準學會（1901年）、法拉第學會（1900年）、英國鑄造工學會（1904年）、汽車工程師學會（1906年）、金屬學會（1908年）、結構工程師學會（1908年）、機車工程師學會（1911年）、石油學會（1913年）、英國飛機製造商學會（1916年）、採石學會（1917年）、物理學會（1918年）、運輸學會（1919年）、汽車工業學會（1920年）、生產工程師學會（1921年）、橡膠工業學會（1921年）、化學工程師學會（1922年）、焊接學會（1923年）、英國無線電工程師學會（1925年）、紡織學會（1925年）、燃料學會（1927年）、英國鞋靴學會（1927年）、公路工程師學會（1930年）、住房學會（1931年）、塑料學會（1931年）、生物學會（1950年）等。這些專業學會的成立為英國科技人才的發展和職業分類的健全打下了堅實基礎。
英國皇家學會是國家科技精英人才的社會組織，是英國自然科學的源泉，誰一旦被選為會員可視為科學家的最高榮譽。歷史數據表明，隨着時間推移，皇家學會會員的身份朝着專業化增強和專業性更為理性化的方向邁進，從而逐步改變了其組成結構。英國皇家學會的專業科學家大致分為應用和學術兩類，從1881年到1914年，學術型科學家的百分比增長是應用科學家的好幾倍，而從1914年到1953年，應用科學家數量增幅較大，但數量上仍遠低於學術型科學家。這兩類科學家數量的消長情況，非常具有啓發性。原因是這一時期建立了幾所新大學和學院，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援助增加、學生人數的增加以及新學校的建立增加了學術科學家的人數。這一階段也被稱為“教育革命時期”（the period of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教育學比應用科學得到的重視多得多。20世紀初的英國，在550名化學專業畢業的研究生中，有70％至75％的人從事教學工作。之後這一比例穩步下降，尤其是在1918年之後，越來越多研究生畢業的科學工作者進入了教學之外的各個行業，向企業家們證明了他們的價值。
20世紀以來，英國產生了一大批專業的應用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系統地運用科學方法和技術進步來滿足社會需求，增強對自然環境的掌控，以及設計全新的工藝、材料和工具供社會使用。“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科學活動出現時間不長，最多隻有60年的歷史。從事這些活動的人的數量在19世紀初只有幾百人，而在20世紀初則達到了幾千人，而今的人數已達到空前的規模。他們創造了一系列全新的技術，並改造和振興了舊的技術。”英國各行業人才發展都展現出蓬勃的景象。從表1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某些職業人數的統計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英國部分科技人才新的發展態勢。
圖片表1 1841年、1881年、1911年17種職業從業人數
再來看看職業領域性別的差異。女性在科技發展史上是充滿着屈辱的。如，成立於1209年的劍橋大學，在它存在的前660年歷史上沒有任何女性被錄取。即使她們被錄取了，女性的地位仍然不能和男子的地位等同，如不能成為本科生和獲得學位。允許進入劍橋學習的女性人數被限制，以確保90%的學生都是男性。女性獲得與男性同等的受教育和職業發展的權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1881年的人口普查記錄中有25名女醫生，1911年增至477名。
這表明女性職員的比例增長很大，但絕對人數很少，例如，女性職員從1881年的5989人增加到1911年的11.7萬人。英國政治學家、教育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年）提及，1875年的公平委員會發現郵政局僱用少數婦女做低級別工作。“自那時起，女打字員和少數待遇較好的女性，曾因為這位或那位議會領袖或常任長官一時高興而被接納進其他政府機關，但是並沒有做系統的努力利用每年畢業於新老大學、修養高、耐心好的女性的才智來豐富國家的智力。”
再例如，英國皇家學會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裏禁止女性的加入，理由包括女性不是“法人”這一論點。直到1945年才有了第一批女性被批准加入該學會，包括兩位傑出女性科學家，凱瑟琳·朗斯代爾（Kathleen Lonsdale，1903-1971年）是一位晶體學家，瑪喬麗·史蒂芬森（Marjory Stephenson）是一位微生物學家。女性從來沒有像男子那樣從事過獨立的職業，但20世紀起女性在職場上力量的不斷壯大使人們逐漸改變舊思維，但當時離普遍接受男女在職場上平等的觀念還相去甚遠。
從1919年到1950年，英國研究純科學的全日制女大學生的比例從大約15%增加到17％（學習技術的比例一直難以超過可以忽略不計的1％）。從人數上看，從1720人增加到3256人，但很少有女性進入研究職業領域。在工業研究中，女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開始從事測試或分析工作，主要是進行常規實驗，但大多數女性無法超越這些初級職位。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臨畢業生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企業也沒有表現出尋求女性作為新生力量來解決問題的傾向。
三、科技與教育法案中的人才政策調整
在英國的人才體制中，政府、高校、企業和各類社會組織都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為科技人才政策的主導，與高校、企業和各類社會組織在人才制度的建設中保持着密切合作。政府科技人才政策體現在對人才的投資、培養、使用等各個方面。政府積極支持高校、企業和社會組織在人才領域的投資和工作，政府的各項人才政策的落地依靠高校、企業和社會組織在各自職責範圍之內完成。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科技人才政策更多地體現在其科技和教育的相關政策之中。
“一戰”中英國損失慘重，暴露了政府長期忽視科學技術發展的主導作用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引致英國科學界和教育界乃至於全社會的嚴厲批評。英國政府開始重視國家所負的科技發展責任。1916年英國設立了科學和工業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簡稱DSIR），負責控制國家物理實驗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等主要民用政府研究機構，這開啓了科學發展為國家目標服務的新階段。這是世界上最早致力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傳播的政府部門，為英國科研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科學和工業研究部具有不尋常的憲法地位，它被設在樞密院（Privy Council）一個委員會之下，由內閣大臣、理事會主席主持。該委員會很少開會，主席之下並未安排負責該工作的人員。這樣的職能設置為科學和工業研究部的存在既提供了憲法基礎，使其可以接收公共資金，也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擺脱任何部長級人物的直接控制，可以將科學事務很大程度上留給科學家自己。科學和工業研究部一項重要的新舉措是為行業協會提供財政支持，行業協會是一個特定行業內的企業可以自由加入的合作研究組織。
20世紀初，英國與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競爭加劇，英國對技術和管理教育缺乏公共財政支持的傳統，無助於提高工程師的數量或增強專業培訓，英國的工程師稀缺。20世紀上半葉，工業教育計劃在某些國家是根據需要而制定的，而在另一些國家則完全沒有。技術的進步並沒有產生超過工業增加就業所得的正常收益。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中，學徒制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這種情況在英國比較常見。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的合作更加非正式，也不那麼普遍，得到的公共或私人財政支持也少得多。英國沒有在高等教育和技術教育與工業之間建立正式的聯繫，而這在現代工業研究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19世紀中後葉建立的文官制度加強了英國重文輕理的傳統。英國政府高等公務員中，很多來自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人文學科。高等公務員在教育和出身方面都是從一個非常狹窄的社會階層中挑選出來的，這些人員幾乎無一例外都缺乏科學、機械、技術或商業的培訓或經驗。政府文官的高薪與教師、科技人員的低薪形成對比，使英國社會意識的發展落後於時代。
英國理工強校--帝國理工學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根據《1899年教育委員會法案》（Board of Education Act 1899），教育部（Education Department）、科學和藝術部（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被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取代。該法案規定，樞密院教育委員會可以下令將慈善專員或與教育有關的農業委員會（Board of Agriculture）的任何權力移交給教育委員會。1899年的法案還規定設立一個諮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向教育委員會提供諮詢，並編制教師登記冊。《1902年教育法》（1902 Education Act）用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體系取代了2568個學校董事會和14238個學校管理機構。它還規定了教育委員會在中學教育方面的權力。
此外，撥款援助制度也進行了徹底的重組，地方教育局必須提交所在地區的教育計劃，上報教育委員會批准。1902年、1918年和1921年的《教育法》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教育委員會的職責。某些次要的職能被轉移到其他地方。1902年，有組織的科學學校成為教育委員會的A級（Division A）學校。政府獎學金範圍迅速擴大，覆蓋基礎教育和中學教育。獎學金名額的增長速度非常快，1900年為5500個，1906年23500個，1912年52583個。20世紀30年代初的金融危機導致中央政府對中等教育的支持大幅度減少。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國政府從1889年開始向大學提供經費，1906年成立撥款顧問委員會，在此基礎上1919年成立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UGC），此後該委員會長期主管分配國家對大學的資助款項。它的成立標誌着國家對大學資助的系統化和規模化。
“二戰”前英國政府對大學管理並無過多幹預，1919年成立的大學撥款委員會一直作為英國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執行者和大學需求的傳聲筒，這一狀況延續到1946年大學撥款委員會的職責發生改變之時。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面對世界經濟競爭的加劇，英國議會在國內多年的輿論宣傳和動員之下，開啓了對高等教育的教學和研究承擔全部財政責任的新時期。隨着大學社會功能的增強和公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大，英國政府逐漸加強了對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資助。大學撥款委員會為大學持續提供教育資助，包括用於維持其研究活動的費用，例如新設備的成本和研究人員薪水等。“二戰”前，政府只是單純地向大學提供經費資助，由大學撥款委員會負責撥發，沒有任何附帶要求。戰後，大學撥款委員會增強了干預大學發展的權力。
但英國大學對科技發展形勢的反應遲滯，理工科的社會地位仍然偏低，對科學教育和技術教育依然不夠重視。《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從法律上明確了技術教育的地位。在對該法的實施過程中，英國政府不斷根據時代的需求和教育發展的狀況等對其進行修正。20世紀下半葉該法依然在英國教育體系中有重要影響。
1945年高等技術教育委員會報告《高等技術教育：1944年4月任命的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又稱《珀西報告》（Percy Report），指出缺少具有管理、組織能力的應用型專家和人才是當前英國工業的最大缺陷，認為教育的不力是造成英國工業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報告提出了較全面的技術教育發展框架。
1945年12月成立的以巴羅勳爵（Sir Alan Barlow）為主席的“科學人力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tific Manpower）着重研究戰後十年內英國使用和開發科學人力資源的對策。1946年出台的《科學人力：理事會主席任命的委員會的報告》（Scientific Man-Power: Report of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又稱《巴羅報告》（Barlow Report），是戰後英國關於大學擴招與科技教育的第一份重要報告，認為工業的增長要求更多受過高級訓練的科學和技術人力，並提出有組織地進行科學技術的訓練以培養科學家的建議。20世紀上半葉，政府和大學的關係一定程度上邁進了新階段。
四、餘論
20世紀初，英國科技和教育政策的實施未能阻止帝國的進一步衰落，重要的原因是英國政府未能發揮好主導國家科技和教育政策的作用，政府與科技界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結合，科技教育也沒能滿足英國社會發展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需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受戰爭和經濟危機的影響，英國經濟一直處於動盪之中，國家在財政赤字高築和國際軍備競爭的背景下，無法保證對科技和教育經費的高投入，時常出現經費消減的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科技的力量進一步彰顯，決策者對國家與科技關係的認識進入新階段。戰後英國政府才更加重視科研的投入，進一步完善科技發展的應用和管理系統，改進高等教育培養體系，並開始重視人才的流動問題，加強各方面立法。英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真正形成與成熟經歷了漫長和曲折的時期。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工業化進程、引領科學技術發展、邁向現代化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影響非常大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有着對全世界殖民和全球很多區域進行管理的經驗。英國自古就有貴族和世襲人才培養的傳統。在英國工業化的早期，能工巧匠和技術人才的培養主要靠手工業者的家族世襲和後來成立的行業協會來進行。同時，繼承了教會制度下經典學院如牛津、劍橋老校秉承學術獨立和自由的傳統，先後孕育了至今無數青史留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科學家。作為一個幾千萬人口的國家，英國先後產生了一百多名諾貝爾獎得主，引領了一個多世紀的全球發展。但英國政府在基礎研究領域長期實行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科學研究與工業發展長期脱節，許多科技成果在英國本土無法優先被應用，導致英國的國際競爭力和經濟實力落後於他國。
（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