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慶：研發核彈，卻反對核彈使用，奧本海默到底在糾結什麼？
8月30日，《奧本海默》電影在國內正式上映。這部電影改編自《奧本海默傳》，講述了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一生。
奧本海默因兩個身份而為人所知：“核彈之父”以及麥卡錫主義最出名的受害者。他在核彈測試爆炸後説出的“如今我成死神，世界的毀滅者”也廣為人知。
1945年7月16日的首次核試驗“三位一體”（圖源：美國能源部）
審校《奧本海默傳》中文版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近日接受了觀察者網採訪。他以奧本海默的親身經歷為背景，講述了麥卡錫主義對科學家的影響，研發核彈期間美國科學界的狀態，並介紹了當時圍繞是否研製氫彈的相關爭議。
經出版社授權，文末附有《奧本海默傳》前言，與部分採訪內容對照，供讀者參考。
以下為採訪實錄：
觀察者網：在《奧本海默傳》的開頭，提到了美國共和黨針對奧本海默的指控，包括支持“中國人民之友社”。他對共產主義思潮持何種態度？他跟新中國有過接觸嗎？
**方在慶：**奧本海默同情中國抗日戰爭，也支持其他抗日團體，包括一個叫美國中國戰爭孤兒委員會的組織，但查不到他具體跟新中國有過多少直接聯繫，從目前看來應該是沒有。
關於“中國人民之友社”，書上其他地方沒有交代過。奧本海默倒是跟不少同情中國共產黨的人，比如書中提到的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等人，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奧本海默本人對共產主義深表同情，參加過左翼政治組織的活動，反法西斯聯盟、美國青年大會等等。美國聯邦調查局花了30年時間也沒找到他參加美共的任何確鑿證據。
《奧本海默》劇照
所以當時相關調查人員意圖從上述方面入手，撤銷他的安全許可，這一點失敗了。最後只是在“薛瓦利埃事件”上（觀察者網注：1942年，薛瓦利埃告訴奧本海默，美共試圖從奧本海默處獲得研究情報，傳遞給蘇聯。雖然奧本海默拒絕提供情報，但是因顧及朋友等因素未及時上報此事），他們認為奧本海默撒了謊，這一點是奧本海默被他們抓住的一個比較大的漏洞。
觀察者網：據書中和電影情節，似乎他的絕大多數同僚參與左翼組織活動，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沒有，當時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方在慶：**有這個趨勢，但沒參與的不能説屈指可數，比如勞倫斯（Ernest Lawrence）就不是。
當時有很大一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在二三十年代，尤其是1929年經濟危機出現以後，對資本主義究竟能不能靠自己的制度來解決社會問題都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蘇聯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新的政體，都很嚮往。這不僅是在美國，在歐洲的其他國家，知識分子中持左翼立場的比較多。
觀察者網：這種現象為什麼後來變了？
**方在慶：**我覺得有兩種原因。一開始，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件事情對於很多西方進步知識分子是一種幻想的破滅。還有一些人訪問過蘇聯後，發現蘇聯整個體系的實際運作跟他們宣傳和標榜的都不太一樣，後來這些進步知識分子的想法就開始發生變化。
奧曼海默本人也好，他周圍的人，包括他的妻子，想法後來也都有變化，只有奧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媳是沒有任何變化。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後來奧本海默意識到有可能要參與曼哈頓計劃，那時候他思想經歷了特別突然的轉變，他覺得不能因為這些事情而耽誤了他整個抱負的實施。
觀察者網：美國政府顯然瞭解奧本海默的個人立場，為什麼開始研發核彈時讓他負責，過了十幾年卻又“翻舊賬”？
**方在慶：**我覺得不能假設美國政府全知全能，前面知道但故意忽略，後面又故意再找茬。當時，負責監督核彈研發的陸軍中將格羅夫斯（Leslie Groves）在找項目負責人的時候，他一定要找一個人能夠承擔科學主管責任的人，那個時候不是説對奧本海默政治上的東西沒有考慮，但是在諸多因素比較下，格羅夫斯認為，奧本海默的所謂政治立場，簡單地説，就是出於同理心、公正心，對社會的不公深表不滿，懷有善良的同情，當時很多人都會持有的這種看法。儘管他在“薛瓦利埃事件”撒謊了，但核心是不背叛朋友；這些都不是實質性的。
格羅夫斯看出來奧本海默對美國的認同，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出他的貢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至於後面專門要把這個翻出來，不是針對奧本海默本人，而是麥卡錫主義出現以後，把所有跟共產主義相關的都翻出來，營造“紅色恐慌”，這是全美國的現象。
奧本海默出席安全許可聽證會
其實，如果奧本海默不在“薛瓦利埃事件”上出於特別多餘的考慮説出前後矛盾的話，針對他的人翻不出其他東西，即使是他的弟弟也好、弟媳也好、他的情人也好、他的妻子也好，都是美共的話也不會影響他，因為沒有找到他是美共的證據。而當時支持左翼活動的人也不只是他一個，只是説到了“紅色恐慌”的情況下，都成了懷疑的對象了。
我覺得如果奧本海默後來不反對氫彈，即使他跟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有仇也不至於造這個結果。最重要的是反對氫彈，惹怒了美國政府，惹怒了一些軍方人士，他們一定要把他拿下，沒有斯特勞斯出頭的話，還會出現有其他“勞斯”，替上面“修理”奧本海默，當然斯特勞斯個人的恩怨可能讓這件事情更加醜陋而已，讓後世覺得特別難堪。
當時整個大的局勢對奧本海默已經很不利了，他就是利用他自己的“原子彈之父”的強大輿論影響力，才敢於一人來對抗美國政府，美國政府遲早要修理他的。所有具體針對奧本海默的都只不過是一個工具。冷戰的氛圍，使奧本海默安全審查事情成為一種必然了。
觀察者網：這一定程度上跟大部分人對這段歷史的理解還不完全一樣，大部分人可能主要把它看成是“紅色恐慌”的一段歷史，但是按您所説，這可能更多的是美國軍工複合體成立過程中的一個節點。
**方在慶：**我覺得這兩者都有，沒有“紅色恐慌”，即使軍方要整奧本海默也沒法找出藉口，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想聽到在氫彈問題上有任何異見的聲音。
觀察者網：可否簡單介紹一下“紅色恐慌”對受害者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方在慶：**一旦被列入黑名單了以後，就失業了，基本上就被邊緣化了，言論自由實際上在壓制的恐怖氛圍下也沒有了，而且也沒有任何隱私可言，必須要進行效忠宣誓等等。
勞倫斯還曾拍着奧本海默弟弟弗蘭克的肩膀説，你隨時來找我都可以。弗蘭克在被大學開除後，還以為勞倫斯能給他一份工作。等到他去找勞倫斯時，勞倫斯根本就不理他了。奧本海默後來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在美國國外給他弟弟找了好多位置，但是美國政府不給他護照，他根本出不去。麥卡錫主義影響很糟糕，但導演沒法在電影裏有去講麥卡錫主義，最後把它弱化成個人因素了。
觀察者網：奧本海默在二戰期間似乎能比較有效地協調軍隊、文官與科學家之間的關係。為什麼後來失敗了？
**方在慶：**後來他沒有這個協調的職位了，雖然是在原子能委員會里面任職，但這是一個顧問的身份，他和曼哈頓計劃科學主管的作用完全不一樣了，他也沒有能力來協調各方之間的關係。
奧本海默（戴淺色帽者）和格羅夫斯（奧本海默旁邊軍人）視察“三位一體”後的現場
奧本海默有很強的本領，有效地協調科學家之間的關係，因為有個性的科學家之間是很難協調的，比如説理論物理學家漢斯·貝特（Hans Bethe），還有發明氫彈的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等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説整個過程當中採用哪種辦法來引爆核炸彈，是槍式的、內爆式，用鈾還是鈈，還有究竟誰來主導某一個程序，最後的協調人都是奧本海默，他能確保大家至少是相安無事的。
哪怕是像泰勒這樣的人，在整個過程當中，似乎可有可無，但他也把關於氫彈的這些設想大概做出來了。
觀察者網：奧本海默如果換一個表達反對氫彈立場的方式，會不會不一樣？
**方在慶：**歷史不能假設。那個時候整個政治情形都發生變化了，原來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的事情，到那個時候都要非常小心了，而奧本海默還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他基本上是一如既往講類似的話，跟同僚講的內容大致相同，最終在氫彈問題上惹怒了美國政府。
所以那些搞“紅色恐慌”的人都在追問，他為什麼要反對氫彈？是不是在幫助蘇聯，他是間諜嗎？這樣一來，就把他架到這樣一個位置上去了以後，他再説類似的話時都會被懷疑，但奧本海默自己又完全不知道情形和對象都發生了變化。
觀察者網：您之前提到了發明氫彈的泰勒。奧本海默跟他的故事是恰好相反：泰勒後來變成了美國政府立場的堅定擁護者，卻遭到了同行的唾棄，尤其是因為他在奧本海默的聽證會上提供了最後被用於指控的證詞，兩人本就針對是否研發氫彈發生了嚴重衝突。您如何看待這兩人的關係，以及他們兩個人最後的結局，和後世的評價？
**方在慶：**關於他、泰勒以及勞倫斯等人，有一本書寫得非常好，講述了曼哈頓計劃當中的“Brotherhood（兄弟情）”，兄弟之間也有爭吵，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想把曼哈頓計劃做成功，但側重點不同，分工不同。
然後，還有個人衝突，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所以這幾個人確實走了不同的路。泰勒堅持要搞氫彈，其實氫彈要真引爆的話，必須得有一個引爆劑，這個引爆劑就是“常規”原子彈了。氫彈的原理就是跟太陽裏面一樣的，是一種熱核反應，要在極高温、極高壓的情況下才能出現，才能夠讓氫的同位數氘和氚發生聚變，釋放大量的能量。
泰勒參與研製的“泰勒-烏拉姆設計方案”式核彈爆炸示意圖
既然有原子彈這個前提條件，泰勒參與了研發“常規”原子彈，奧本海默也能夠容納他在期間繼續做這件事情，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
在那個聽證會上，泰勒其實是很矛盾的。當然，他也想出風頭，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他覺得奧本海默佔了風頭，拋開政治立場不談，這裏面也有嫉妒的因素。還有，泰勒是特別希望他的研究能得到軍方的支持，這也與奧本海默不一樣。
按照楊振寧先生的説法，泰勒實際上在旅館裏反覆揣摩怎麼在聽證會上把自己的立場説出來，但同時詞語上又好像不是那麼直接針對奧本海默，説我更願意看到這個權力掌握在別人的手裏，他沒有直接説要撤掉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但實際上這就是否定了他，雖然用的詞很隱晦。
泰勒後來的人生也是必然的結果，他被科學界拋棄了以後，他也要尋找同盟軍，泰勒最後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軍方的，科學界沒什麼朋友。
觀察者網：很多人對奧本海默最不理解的是，既然他最後如此反對核彈的使用，尤其是反對研發氫彈，那他為何要致力於研發核彈？尤其在納粹德國快要被打敗的情況下。
**方在慶：**我覺得都要回到歷史背景下，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通過愛因斯坦給羅斯福寫的信，他當時研製核彈，就是迫於形勢需要；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納粹德國憑藉他們的優勢，很快就能夠研究出來原子彈，比如一流的物理學家、掌控鈾原料產地、領先的重水技術等。這種恐慌心理是沒法排除的，科學家都沒考慮其他的，一定要在納粹德國之前把這件事情做出來，避免納粹德國首先使用原子彈。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是一種愛國主義。
這個時候，奧本海默全心全意地投入進去了。當然到1945年5月8號的時候，德國已經投降了，這個時候主要敵人已經沒有了，按道理就沒有理由再做原子彈了，停下來不就完事了嗎？但這是不太可能的，這是脱離歷史的一種假設。
理查德.羅茲（Richard Rhodes）寫的《原子彈秘史》中第一章第一句話就引用到奧本海默的話， “人們探索科學的幽深之處並不是因為它們有用，而是因為它們有可能被發現”。發明原子彈，並不是説當時一定要用，因為他們有可能被發現出來，即使是後面原子彈不是投到日本，他們也一定要把它製成功。
廣島（左）和長崎（右）上空的蘑菇雲
他後面的反對，我覺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也意識到危害了，尤其是受玻爾（Niels Bohr）的影響，希望原子武器能夠受到國際公開透明的監督，能夠通過限制武器談判等等措施來避免有可能對世界造成的毀滅。我認為，這並不存在自相矛盾。尤其是投了兩顆原子彈以後，整個情況發生變化了。
觀察者網：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美國對他的質疑，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既然奧本海默願意炸法西斯集團，為什麼不願意炸蘇聯？
**方在慶：**這個問題有很大的難度。我覺得，人們一定要理解，科學家在整個政策的決定過程當中是處於從屬地位的，不論炸誰都不是奧本海默這些科學家們能決定的。他們提出了多種設想，但最後都沒有被採納。儘管奧本海默最後也沒有反對投炸日本，但是他一開始還是跟軍方等人表示希望能夠採取比較迂迴的方式，比如説邀請日本和盟友，親自見證核試驗的威力演示，這樣不用實擲，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之類的。
但是這個事情最後是軍方和政府來決定的，科學家已經沒法控制了，科學家呼籲也好，反對也罷，作用已經比較小了。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就是科學家的聲音沒有被聽到，這才是最重要的。
《奧本海默傳》中文版於8月發佈。以下為前言節選：
《奧本海默傳》：凱·伯德(Kai Bird) 馬丁·J.舍温(Martin J.Sherwin)著，汪冰 譯 方在慶 審校，中信出版社
1953年聖誕節前4天，羅伯特·奧本海默的生活突然陷入失控的旋渦，他的事業、他的名譽甚至他的自我價值感都岌岌可危。他坐在疾馳的車裏，一邊盯着窗外，一邊感嘆道：“發生在我身上的這些事真令人難以置信！”汽車正奔向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那裏是他律師的寓所。幾個小時後，奧本海默將不得不做出一個命運攸關的抉擇：是辭去政府顧問的職務，還是反擊那些對他的指控。就在當天下午，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毫無預兆地交給他一封指控信。信中聲明，重新審查奧本海默的個人背景和他提出的政策建議後，他被認定為危及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信中還列出了 34 項指控，其中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據報告，1940年‘中國人民之友社’的資助者名單上出現過你的名字”，有些涉及政治，比如“從1949年秋開始，你一直強烈反對研發氫彈”。
説來也奇怪，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後，奧本海默就隱約有種不祥的預感，似乎自己將大禍臨頭。就在幾年前，他讀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説《叢林猛獸》，那還是20世紀 40年代末，當時奧本海默是美國社會的偶像級人物，是同輩中最受尊敬和推崇的科學家和公共政策顧問，他甚至登上了《時代》雜誌和《生活》雜誌的封面。那時的奧本海默被這篇講述執迷不悟與自負之苦的小説驚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糾纏着，“他註定遲早會遇到某種罕見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驚駭的事情”。奧本海默知道無論將要發生什麼，它都會將自己“吞沒”。
二戰後，美國反共浪潮日益洶湧，奧本海默越發感覺到一頭“叢林猛獸”正在悄悄逼近。他被迫害共產主義人士的國會調查委員會質詢，他的寓所和辦公室的電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竊聽，媒體在散佈對他過去政治活動和政策建議的誹謗之詞，這一切都讓他感覺自己正在被圍獵。20世紀30年代，他在伯克利參加過左翼活動，戰後他又反對空軍的大規模戰略核武器計劃，因為他認為這些計劃無異於種族滅絕，上述行為激怒了眾多華盛頓內部人士，他們位高權重，其中包括埃德加·胡佛和劉易斯·斯特勞斯。
那天晚上，在喬治敦赫伯特和安妮·馬克斯的家裏，奧本海默反覆琢磨着自己該如何抉擇。赫伯特是他的律師，也是他的密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馬克斯曾是奧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時的秘書。那天晚上，安妮發現奧本海默似乎處於一種“幾近絕望的狀態”。經過長時間討論，奧本海默最終決定，無論背後有多少黑幕，面對這些指控，他都不會坐以待斃，這個決定部分是出於他堅定的信念，部分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別無選擇。於是，在赫伯特的指導下，他起草了一封致“尊敬的斯特勞斯”的信，奧本海默在信中指出斯特勞斯是在鼓動他辭職。“你向我提議了一個看似更可取的選擇，那就是我主動提出中止與原子能委員會的顧問合同，這樣就可以避免面對那些指控……”奧本海默説他已經認真地考慮過這個選項。“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他繼續寫道，“這種做法意味着我接受並認可了這一結論，也就是我不適合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經幹了快 12 年。我不能那麼做。如果我真的這麼不稱職，我不可能為國家效力那麼久，我也不會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更不可能一次次地代表我們的科學界和我們的國家發言。”
當晚討論結束的時候，奧本海默精疲力竭，垂頭喪氣。幾杯酒下肚後，他到樓上客房休息。幾分鐘後，安妮、赫伯特和陪奧本海默來華盛頓的妻子姬蒂聽到了“可怕的撞擊聲”。他們衝到樓上，發現卧室空無一人，浴室門緊閉。安妮説：“浴室門根本打不開，奧本海默在裏面也沒任何反應。”
那時奧本海默已經癱倒在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覺的身體擋住了門。他們嘗試用力推門，把他癱軟的身體費力地推到一旁。據安妮回憶，奧本海默醒過來時，“他肯定在嘟囔着什麼”。他説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的安眠藥。醫生在電話中叮囑他們：“可別讓他睡着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後，醫生才趕到，在此之前他們一直扶着奧本海默踱來踱去，還哄着他喝了幾口咖啡。
那頭“叢林猛獸”已經朝奧本海默撲了上來，這場劫難之後，他失去了為政府效力的資格，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磨難日後反而讓他聲譽更隆，也讓他對後世的影響越發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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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紐約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從默默無聞到聞名世界， 奧本海默一生參與了 20 世紀諸多重大的鬥爭與勝利，它們涉及科學研究、社會正義、二戰和冷戰。一路走來，他超羣的智慧、他的父母、他在倫理文化學校的老師，以及他年輕時的經歷都曾給他指引。他在物理專業領域的成長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那時他在德國學習量子物理學，他不僅熱愛這門新興科學，也成為它的傳道者。20世紀30年代，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創立了美國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學研究中心，那時美國國內經濟大蕭條的惡果及海外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深深觸動了他，他和友人積極行動，一起投入爭取經濟和種族平等的鬥爭中，他的很多友人都是共產黨的同情者或共產黨員。那些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可是 10 多年後，為了讓奧本海默噤聲， 他所做的這些被人輕而易舉地用作罪證。這提醒我們，我們信奉的民主原則極易出現偏差，必須小心翼翼地捍衞。
奧本海默在 1954 年遭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麥卡錫時代並不罕見。但是作為一名被告，無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是美國的普羅米修斯， “原子彈之父”，二戰時，在他的帶領下，科學家們為自己的國家從自然手中奪取了令人驚歎的太陽之火。在這之後，他不僅睿智地申明瞭 核彈的危害，也充滿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潛在益處。再後來，幾近絕望的他公開批評了軍方提出的、戰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戰爭計劃：“如 果一個文明一直把倫理道德視為人類生活的核心，但它對所有人都可 能遭屠戮的前景緘口不提，只允許討論如何克敵制勝，我們又該如何 看待這樣的文明？”
20 世紀 40 年代末，美蘇關係惡化，奧本海默堅持不懈地質疑美國的核武計劃，這讓華盛頓的國家安全部門極為不悦。1953年，共和黨人重返白宮，劉易斯·斯特勞斯等支持大規模核報復的人登上了華府的權力寶座。斯特勞斯和他的盟友們決心讓奧本海默閉嘴，他們擔心此人會切實威脅到他們的政策。
在 1954 年的聽證會上，奧本海默的反對者們對他的政治傾向和專業判斷進行了抨擊，但實際上他們是在詆譭他的人品和價值觀，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也暴露出了奧本海默個性的諸多方面：他野心勃勃又沒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羣又幼稚可笑，他果斷堅決又惶恐不安，他堅忍淡泊又充滿困惑。在這次聽證會後，原子能委員會的安全聽證委員會印製了一份密密麻麻的、逾千頁的筆錄，名為“關於 J. 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問題”，從中可以讀到很多有關奧本海默個性的細節。但是，與此同時，這份聽證會筆錄也顯示出奧本海默的對手未能真正刺探到他的內心，作為一個個性複雜的人，他早年間就打造了一副內心的鎧甲。從 20 世紀初奧本海默在紐約上西區度過的童年時光到 1967 年他離開人世，本書追溯了奧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這副鎧甲背後謎一般的個性。這是一部深入內心的傳記，無論在資料研究還是撰寫過程中，作者都秉持一個觀點，那些終生難忘的人生經歷會影響一個人的言行和決策（在奧本海默身上甚至可能還影響到了他的科學事業）。
在本書長達 25 年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參考了成千上萬份文獻記錄，它們來自國內外的檔案資料和個人收藏。本書還參考了國會圖書館中奧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聯邦調查局在超過 25 年的監視活動中積累的數千頁記錄。很少有公眾人物受到過如此嚴密的監控。通過聯邦調查局根據監聽錄音整理的文字，讀者有機會“聽到”奧本海默的談話。然而，這些書面記錄也只講述了個人生活的部分真相，我們還採訪了奧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親人和同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接受採訪的許多人已經過世，但是他們講述的故事讓奧本海默的形象躍然紙上，他帶領我們進入核時代，又步履維艱地尋找着消除核戰爭威脅的方法，雖然他沒有成功，但是我們的努力還在繼續。
奧本海默的故事還提醒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美國人的身份和核文化息息相關。正如E.L. 多克託羅所説的：“從1945年開始，我們就對核彈心心念念。起初它是我們的武器，後來成了我們的外交政策，而現在它影響着我們的經濟。40年後，如此強大的力量怎會不變成我們身份的一部分？這個為對付敵人製造出的巨人成了我們的文化——核彈文化，它有自己的邏輯、信念和願景。”奧本海默曾是釋放核威脅的推手，但後來他致力於遏制核威脅，奮勇地將我們從核彈文化的歧途上引開。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貢獻是一份國際原子能管制計劃，後被稱為“艾奇遜 - 利連索爾報告”（實際上它主要由奧本海默構思和撰寫）。迄今為止，這仍是核能時代保持理性的傑出範式。
然而，美國國內外的冷戰政治註定了該計劃會失敗，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裏，包括美國在內，越來越多的國家大興核彈。隨着冷戰的結束，核毀滅的危險看似已經過去，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 21 世紀，核戰爭和核恐怖主義的威脅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
在後“9·11”事件時代，我們有必要重温“原子彈之父”在核時代伊始對我們的警告，原子彈是一種造成無差別襲擊的恐怖武器， 在它肆無忌憚的攻擊面前，美國自身也可能命懸一線。1946年，在參議院的一次閉門聽證會上，有人問奧本海默：“三四個人是否就能將原子彈偷運到紐約並炸燬整座城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當然可以，他們可以將紐約夷為平地。”一位大吃一驚的參議員追問：“你會用什麼儀器來找出藏在一座城市裏的原子彈呢？”奧本海默打趣道： “一把螺絲刀（撬開每一個貨箱或行李箱）。”消除核武器是抵禦核恐怖主義的唯一出路。
無人理會奧本海默的警告，最終他被噤聲。奧本海默給予了我們原子之火，他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臘神祇普羅米修斯——他從宙斯那裏偷走了火併把它賜予人類。但後來，當奧本海默想避免它失控，想讓我們意識到它的危險和恐怖時，那些當權者像宙斯一樣憤然而起，對他痛下狠手。正如原子能委員會的聽證委員會中支持奧本海默的沃德·埃文斯所寫的那樣，吊銷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是“我們國家名譽上的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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