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我和中國學者沒什麼好對話的”，這件事情深深刺傷了我

“是中國故事不夠精彩？還是中國學者沒有思想深度？為什麼總是講不好中國故事？”

在9月16日，以“回顧與展望：‘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用自己的經歷，對全場發問。在他看來，西方學者贏就贏在對知識的營銷和議價能力上。隨着“一帶一路”提出十年，越來越多國家願意為中國知識付費，“一帶一路學”已經開始萌芽。

本屆思想者論壇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察者網聯合主辦、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和《東方學刊》共同協辦、上海虹橋國際中央商務區提供支持，匯聚海內外60餘位專家學者和企業代表。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主旨演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參加思想者論壇

**王文：**再次感謝邀請，向張維為老師、金仲偉總編表示致敬。復旦大學中國院成立十多年了，觀察者網也十多年，人大重陽也11年了，“一帶一路”同樣也是十年了。堅持就是一種力量，偉大是靠熬出來的，很不容易。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一帶一路’與全球話語體系重建”。這十年來，“一帶一路”的確在推進中國話語的崛起，用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這張圖是2013年以來人大重陽“一帶一路”全球調研與宣講圖，藍色部分是我與同事們去過的國家，差不多有100多個，南極洲也去過了，如果不是疫情，非洲和中美洲部分應該也能走遍。

經常有一些領導或同行來調研，都會在這張圖面前感慨，問我們得花了多少錢？我非常自豪地講，這些調研幾乎沒有花過學校和重陽教育基金一分錢。為什麼沒有花？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觀點，“一帶一路”助推中國學術話語的國際價值。

沒有“一帶一路”之前，中國學者在國際知識體系中並不佔優勢。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金融，這些都是西方人的知識，外面很少會請中國學者去講這些。但有了“一帶一路”以後，大家都在問什麼是“一帶一路”？這是中國獨創的知識，當然要請中國的學者去講。“一帶一路”提出後，助推了中國學術話語的國際價格，越來越多的學者受邀到國際上講學，越來越國家願意為中國的原創知識付費，這是以前沒有的事情。

但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對知識的營銷能力和議價能力非常強，他們的思想可能並沒有那麼有深度，但是他們懂得如何高度濃縮自己的知識，用一個詞就讓你明白。我講一個自己幾年前親身經歷的故事。西方有位極其著名的經濟學家，他發現的一個概念，幾乎所有上過大學的成年人都知道。他唯一一次到中國來，是我牽頭邀請的，演講費高達12萬美元，而且來回頭等艙，前後在中國只呆了一個晚上。

原本我還想安排一些中國學界同行與他交流，他説，到中國來沒什麼好和對話的，中國學者的思想太貧瘠了。他內部講了一個多小時，吃了頓飯，就飛走了。

這件事至今仍刺痛着我。是我們中國學者的思想深度不如他嗎？我覺得不是。是我們不會包裝自己！美國學者的知識包裝營銷能力極其強，這是美國知識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十年下來，西方很多概念都被中國學者解構了，這是一代學者的努力，但是還不夠，雙方差距還非常大，這從一個數據上就可以看出來。

2021年中國圖書市場進出口貿易數據是一個折射。當年，中國圖書出口數據是多少？不到1億美元，這裏還包括大量古代名著、兒童讀物等等。而中國進口的是多少？將近9億美元。1：9，可以説是外國碾壓中國學者、碾壓中國的知識生產力。是我們的思想太差嗎？不是。是我們知識包裝、溢價與營銷能力太差。

西方把自己的話語通過包裝、營銷賣給我們，我們花了錢買他們的知識，還要被他們忽悠，這就是西方話語的營銷能力。所以，我認為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標價、溢價能力需要極大的提升，尤其是年輕學者要學會在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之內抓住人的心，讓他們聽進去。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也在助推中國經濟話語的崛起。中國道路的成功，讓世界開始重新思考經濟增長的邏輯，基建先行模式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以前西方講“市場萬能論”，但我們強調的是政府規劃與市場需求結合，這也是“一帶一路”的邏輯。我們在非洲修了8000多公里的鐵路、1萬多公里的公路，10億美元以上的基礎建設投資了130多個，對當地的拉動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而且相比於西方抵消的跨境融資模式，中國推行的是F-EPC多元融資模式，這是西方沒有做過的，我們的多元融資模式是巨大創新。

2019年8月2日，在安哥拉洛比託鐵路項目現場，中國中鐵二十局本格拉鐵路項目員工在進行鐵路維護。新華社發（柳志攝）

我們的基建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對應的是索洛的全要素增長模式。我們的國家規劃、市場需求結合是和諾斯的國家理論相對應的，諾斯講國家制度要健全，實際上是為他的自由主義理論、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制度辯護。我們的EPC多元模式對應的是的投資組合理論，馬科維茨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從這個方面看，哪位中國學者能破解“一帶一路”經濟邏輯，就有可能成為第一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人。

另外我們的組織力量也要走出去。我們現在約有800萬中國人長期在海外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約8萬家中國企業長期在海外經營，約8萬億海外資產存量。在國內，中國是服從黨的領導。在海外走出去的過程中，黨組織的三大優勢潛能即紀律性、奉獻性、組織性現階段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有時候讓人感受不到中國的強大，感受不到中國的組織性、紀律性，以及中國發展背後的奧妙和哲學魅力。

西方講國際政治都是現實主義那一套，講大國邏輯都是“國強必霸”，“一帶一路”提出後，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受到空前挑戰，“國強必霸”的大國政治邏輯被重寫，合作共贏而不是利益博弈，正在逐漸佔據非西方世界政治的主流。

在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也在呼喚中國國際政治學，未來我們的話語崛起是用共贏主義去對抗摩根索、沃爾茲主義；“一帶一路”公共產品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更文明的未來，是文明型的國家；“一帶一路”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世界歷史的重新開始。

在我看來，要構建“一帶一路學”，還面臨七大問題：

1.理論體系構建問題。“一帶一路學”是一個融合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學的交叉學科，如何做到理論自洽？怎樣加強可操作性，我們要做成本收益分析、主體行為分析，不要老是掉入西方的“債務陷阱”話語裏。另外還有內外部理念表述的認知統一問題。

2.定位與目的研究，想明白我們要什麼和不要什麼？我們經常説不要霸權，不要掠奪，那要什麼？我們現在就是沒有説清楚這一點。

3.運行邏輯研究，經濟學邏輯是研究包括重塑全球價值鏈、雙向“嵌套型”分工環流、全球化區域主義、對外經濟開放新格局、外貿新業態、優化地區要素稟賦與資源配置、重構陸港海運的經濟地理等等，非經濟學邏輯主要是指新制度建設、全球治理觀、世界秩序重構、親誠惠容理念、義利觀、大國博弈。

4.治理結構的研究。“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麼？是國際組織？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雙多邊合作框架？關税同盟？共同市場？這些都沒有説清楚。它的邊界在哪裏，到底是區域主義的還是多邊主義的，還是周邊合作的？另外還有導向研究，是一種機遇，還是合作機制，一種新型公共產品？還有機制性的研究，投融資機制、税收機制、安保機制、爭端解決、組織協調等等，這些治理結構的研究都沒有深入下去。

5.對接研究。經常講要和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戰略進行對接，但是很多對接機制研究得不夠透，以及與西方領銜全球治理體系、區域合作機制的對接，也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6.風險研究。包括風險本質與演變、風險的種類與形態、風險的來源與追溯、風險的規避與化解等等。

7.案例研究。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大量走出去案例，但具體的項目分析、城市企業個人的案例研究太少了。

1992年中國改革開放15年的時候，中國知識學界還在討論“姓資還是姓社”這樣現在看來非常愚蠢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十年對“一帶一路”來説還是太短了，很多問題都還是懵懵懂懂，“一帶一路”助推中國話語的崛起才剛剛開始，“一帶一路”學科化、理論化的進程仍須艱難前行，也需要像今天在座各位這樣務實的話語構建者。

再次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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