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阿特金森：美國光提升競爭力不夠，還需要“放慢中國18條”

【文/羅伯特·阿特金森  譯/章如峯  蘭犀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01 美國決策者面臨一個最重要的抉擇問題

面對中國在科技和經濟上的地位追求，當前美國決策者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美國的反應是在多大程度上加快中國的創新和增長步伐，還是放緩中國的創新和增長步伐。

華盛頓的共識是，“放慢中國”有點不合原則——也許是因為特朗普嘗試過。而“加速美國”，就像蘋果派一樣美國化。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從未就這個問題進行過充分辯論，結果是政策搖擺不定，這就麻煩了。現實是，如果美國不同時做到這兩點——讓自己加速，讓中國減速——那麼它就有可能在先進技術經濟競賽中失利，而這些行業對美國的軍民兩用工業基礎和國家安全具有最重要的戰略意義。

(本文發表原文截圖)

毫無疑問，這就是當前趨勢所在。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曾分析1995年至2018年期間的全球產業集中度，對七個先進行業中的四個行業表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的表現一直很弱，而且在退步。從計算機、電子產品到汽車的各個行業，無論是絕對市場份額方面，還是相對於全球平均產業集中水平方面，美國都在節節敗退。這一時期的大贏家是中國，它獲得驚人的增長——從1995年佔全球先進工業產出的不到4%增長到2018年的21.5%。

如果美國不想走英國的老路——工業能力萎縮且大多數先進產品依賴中國進口，那麼就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美國目前還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正如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警告説：“如果我們把關注點從建設美國自己變成拖垮中國的話，那我們將做出一個非常危險和非常不幸的選擇。”

02如果只是“加速美國”，會有什麼問題？

持“加速美國”觀點的陣營認為，對於國家主導的中國“創新重商主義”運動，美國無能為力，也不應採取什麼行動。人們常常會想，我們是誰，有什麼資格阻礙一個人均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的國家的發展？因此，“加速美國”陣營迴避了輸贏思維，認為如果美國工業面臨技術挑戰，那麼美國人就自己解決它；美國的不足，主要是自己的錯誤。因此，如果美國人接受讓美國加速和讓中國減速的雙重使命，就可能會導致廣泛的保護主義，這不是美國人所需要的。

所以，按照這種思路，留給我們的是：“華盛頓應該專注於提高美國的競爭力。”但在這方面，美國政府是令人失望的，它本應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這樣做，而不僅僅是最近幾年。不過，好歹現在有了《芯片和科學法案》，晚做總比不做好。

今年8月，白宮芯片顧問、拜登政府《芯片和科學法案》核心操盤手羅尼·查特吉宣佈離職

然而，光有一個提高競爭力的政策，遠遠不夠。即使有更好的國內政策支持，美國公司，特別是先進行業的美國公司，也很難與中國公司競爭。中國的創新重商主義戰術扶持了一批冠軍企業，在中國國內市場上，外國競爭對手很難招架。在這種有保障的增長基礎上，中國企業“走出去”，與美國公司競爭全球市場份額。

這種策略在以創新為基礎的行業中尤其厲害。這些行業通常固定成本相對較高，而邊際成本較低，因此，增加的銷售額，是賺取收入以繼續投資下一輪創新的關鍵。一旦這種規模被削弱，就會出現一個轉折點，挑戰者在這個轉折點上獲得決定性優勢，並有效地碾壓其競爭對手。我們只需要看看電信設備行業，就能看到這一過程的作用：華為的崛起，愛立信和諾基亞的衰落。華為佔領全球電信設備行業，不是因為它的設備是最具創新性的；它的設備足夠好，加上由於中國的重商主義，它擁有巨大的價格優勢。一旦它獲得市場份額，技術創新領導者的收益和研發就受到削弱，它也藉此提高自己的水平。因此，如果美國對上述策略不加以限制，光靠出台提高本國競爭力的政策，是不夠的。

對於上述問題，“加速美國”論者提出五個論據來支持其立場：

第一，他們斷言，從根本上説，美國工業表現不行，是美國自己的原因，而與中國無關。換句話説，如果美國能把它的工業行動集中起來，推出一長串的政策步驟，包括更多的貿易協定，更多的移民，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監管，更多的科學支出，更好的教育，另一個芯片法案等等，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但現實是，中國正在推動自己的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隨之而來的則是美國競爭對手受損或衰亡——從太陽能電池板到無人機，到電信設備、藥物生產，再到稀土和金屬製品，莫不如此。

此外，美國國會和白宮也不太可能出台一項全方位的先進產業競爭力政策。這既沒有政治共識，也沒有預算空間。事實上，儘管2022年的芯片和科學法案中的“芯片”部分已經得到撥款，但授權用於“科學”部分的大部分資金，不太可能得到撥款。該法案顯示了美國產業政策的高門檻。與此同時，美國似乎無意提高研發税收抵免，來刺激創新。在這一點上，美國的表現在經合組織32個國家和金磚四國中只排到第34位。

我們來看《降低通脹法案》，它的目標是清潔能源，這很好，但美國需要在更多行業競爭並獲勝，而不僅僅是清潔能源。而且不幸的是，政治上也有阻礙——美國的進步左翼人士反對旨在幫助企業贏得技術經濟戰爭的產業政策，而中國則支持一項補貼清潔能源和社會服務的綠色公平產業政策。與此同時，大多數美國右翼人士仍然渴望復活1980年代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他們認為，只要削減税收和規章，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們兩派的議程，都沒有觸及中國在先進產業領域對美國領導地位構成的新挑戰。

第二，“加速美國”論者認為，美國應在其歷史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換句話説，就是美國堅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國模式，成為一個國家干預的經濟體。他們迴避了一個事實：正是以國家干預為中心的漢密爾頓主義，塑造了美國250多年歷史上大部分時期的經濟政策。他們希望美國保持和加強法治、開放移民、尊重知識產權、建立有限而聰明的監管體系、實施健全的貨幣政策及開放貿易。

今年4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發表“新華盛頓共識”演講，強調通過大規模產業政策重振美國製造業

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政策是否足以應對新挑戰？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美國在許多先進行業中已經失去全球市場份額，已經不那麼專業了。儘管上述基礎性的政策很重要，但它們不足以成為美國產業的防禦盾牌。

第三，許多“加速美國”論者認為，美國只需要專注於下一個“新事物”。只要美國更快地在生物技術、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和其他領域開發新的突破性技術，一切都會好起來。這是一廂情願。一方面，考慮到中國的投入，美國能不能在所有這些新技術中勝出，還説不好。另一方面，專注於下一代新技術而不保持現有技術的優勢，也不足以維持一個強大的美國先進技術經濟。如果中國在現有的芯片生產、電動汽車、電子產品、機器人、機牀、化工、航空航天和生物製藥生產等領域佔據優勢，而美國只有新的尖端產品，那麼美國的整體先進工業能力將顯著下降，中國的影響力將更大。

第四，“加速美國”論者認為，沒有必要放慢中國的發展速度，因為國家主導的經濟體不能創新，所以他們已經在放慢自己。這些論者以蘇聯為例，認為那是一個創新失敗。但蘇聯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有着根本不同。西方與蘇聯完全脱鈎，他們幾乎不可能獲得自己以外的技術能力。相比之下，西方已經積極地與中國合作。蘇聯經濟是一種國家控制的經濟，其中市場是次要的。而中國則奉行“無論黑貓還是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原則，結果是所有中國企業都在市場壓力中成長起來。在2022年的全球獨角獸指數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國公司的排名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

最後，華盛頓流行的説法是，創新是發生在硅谷車庫裏的事情。然而事實上，全球創新之戰發生在中型和大型企業之間，在這些公司中，工程能力往往是決定性的，中國在這方面擁有相當大的優勢。

第五，“加速美國”論者認為，美國若想減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適得其反，美國經濟也會放緩。這種擔憂有一些好處，但僅限於少數領域，如出口管制，而這些領域往往都是如此。限制美國先進出口而不妨礙中國通過自主努力或從其他發達國家出口獲得技術的情況下。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的技術經濟財富就會減少，但中國的財富不會減少。但正如下文所討論的那樣，有很多工具可以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而這些工具並不會對美國造成傷害。

03美國為什麼以及怎麼樣“一邊走路一邊嚼口香糖”？

“加速美國”論者反對放慢中國的理由站不住腳，但美國政策確實應該把重點放在加速美國發展上。這兩種觀點不是相互排斥的。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增強其工業競爭力，同時採取反制措施阻止“經濟侵蝕”。

直到最近，持“放慢中國”觀點的陣營認為，美國應該向中國施壓，迫使其放棄貿易和經濟政策。放在15年前，這種方式可能會奏效，但中國現在太強大了，美國政府可以採取的任何行動，都不能動搖中國。特朗普政府的行動和結果，就是證明。中國已下定決心，要推動《中國2025》計劃中的戰略願景，該計劃準確列出了他們打算主導哪些行業。

與此同時，多邊解決方案也不再可能，這不僅是因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無能為力，還因為美國的許多盟友，特別是歐洲盟友，將中國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無法拒絕的經濟機會。相反，他們一直樂於站在一邊，讓美國挑戰中國，而他們卻收穫經濟回報。

拜登政府認識到，美國在迫使中國放棄其創新體制方面，幾乎無能為力，於是決定採用更有限的目標，即通過出口管制，尤其是半導體和設備出口管制，來限制其軍事能力。儘管這些措施可能會限制其生產某些武器系統，也可能減緩其在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等方面的技術進展，但它們幾乎無法保護美國產業免受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美國人主張“去風險”：找出美國在哪些產品和技術上容易受到外國供應商的影響，並加強它們的生產能力。但是，一旦美國的政策開始專注於降低風險，中國的政策就已經在發揮作用了。換句話説，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在最先進的新興產業和技術上實現自給自足，而是要搶佔全球市場份額，就像它以前在鋼鐵、電信設備、太陽能電池板和高速鐵路等行業所做的那樣。加強某些產品在美國本土的生產能力，對於保護美國核心產業幾乎毫無幫助。

德國慕尼黑車展開幕前夕，人們在參觀比亞迪汽車 圖自：路透社

因此，美國需要一個“放慢中國”的計劃，限制中國從工業競爭中獲利的能力——這在技術經濟上相當於導彈防禦系統。

首先一條是修改337條款，對那些在本國政府的保護下系統性獲益的公司採取措施，將其產品和服務排除在外。現行337條款已經變成一個二級專利“法庭”，來自美國盟友的跨國公司經常在其中相互提起專利訴訟。對此，需要進行改革，通過賦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更多權力，來降低受益於不公平貿易的企業的利潤，從而減輕其造成的損害。

在放緩中國發展方面，美國政府及其盟友還可能採取的17項措施包括：

1.阻止中企在美國股市上市。

2.限制華爾街和其他金融機構對中國的投資。

3.對產品傾銷徵收選擇性關税（如稀土礦），確保以市場為基礎的美國企業得以生存。

4.通過增加商業間諜調查、起訴和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懲罰力度，限制其獲得美國的研究能力。

5.停止與中國的大部分科技合作。

6.對於為中國企業提供經濟發展資金的美國有關州和地方政府，扣留其聯邦資金。

7.當美國公司在與中國公司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時，可以不受《外國賄賂法》的約束。

8.擴大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能力，幫助美國公司在第三國市場與中國公司競爭時贏得交易。

9.為美國企業提供反壟斷豁免，允許它們合作而不是與中企分享技術。

10.禁止美國政府採購中企的商品和服務。

11.擴大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查範圍，包括中國對美國初創企業的風險投資。

12.針對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實行互惠原則（如果中國市場不對美國同行業的公司開放，美國市場也不開放）。

13.要求美國的大學披露其獲得的任何中方資助。

14.要求美國公司披露與中企共享的技術；

15.建立從強制性知識產權轉讓中受益的中國企業名單。

16.通過《捍衞美國法院法案》，懲罰任何試圖利用外國禁訴令干擾美國法院主權的一方。

17.與美國盟友建立一個聯合項目，使企業更難向中方轉讓先進技術。

不過，不必與中國經濟完全脱鈎。這與美國政府應該謹慎對待出口管制的原因是一樣的：脱鈎會傷害美國，也會傷害中國。如果不允許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售非敏感商品，就會把中國市場拱手讓給美國的競爭對手，從而減少美國公司的收入。如果好萊塢按照脱鈎者的要求離開中國，那麼更多的外國和中國電影將在那裏上映，美國的就業機會和出口收入將顯著減少。一個行業接着一個行業，同樣的模式會不斷重複：對美國公司來説，研發和投資會減少，美國的全球市場份額也會降低。對中國企業來説，情況正好相反，因為他們將填補真空。

現實情況是，除非美國採取有效行動，在中國創新和生產體系的“齒輪上撒沙子”，否則即使是最有效的國內政策行動，也不足以避免美國在先進行業中的競爭地位受損。時間站在中國一邊，因為它比美國進步得更快，也因為創新產業的性質——競爭優勢的增強可能導致決定性的轉折點。增加一個機制來限制中國獲得外國收益，對於防止美國關鍵產業陷入快速衰落或滅絕至關重要。

因此，美國決策者必須邊走邊嚼口香糖：美國可以實施額外的“加速美國”策略和政策，同時也可以實施“放慢中國”策略和政策。如果我們不兩者兼顧，那麼美國很可能會失去其技術經濟的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