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蘇斯曼：“一份給我們，十九份留給自己，發達國家就是這麼對待我們的”
【文/馬克·蘇斯曼，翻譯/薛凱恆，校對/郭涵】
今年六月，在巴黎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峯會閉幕式上，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提出了一個看似與國際金融無關的話題。在面向數十位全球領導人發表講話時，他就新冠疫苗問題表示，2021年第一批新冠疫苗問世時，南非人“感覺在獲得疫苗供應方面就像乞丐一樣”。
“北半球國家……正在霸佔它們（疫苗），他們不想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將疫苗投放到市場中，這引發並加深了我們對北方國家的失望和怨恨。我們感覺，北半球民眾的生命似乎比全球南方國家民眾的生命重要得多。”
拉馬福薩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看待事情的人。2021年，津巴布韋商人兼慈善家、現任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理事的斯特里夫·馬西伊瓦（Strive Masiyiwa）也曾表示，富國在疫情期間的行為是“一種蓄意的全球不平等體制”的延續。他稱，這種深深的背叛感腐蝕了國家間的信任，對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然，新冠疫情時代圍繞疫苗的齟齬僅僅是北方國家同南方國家之間一系列未兑現承諾中的一小部分。但隨着發達國家未能充分理解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對俄烏衝突模稜兩可的回應——新冠疫情期間南方國家那種被拋棄的沮喪感帶來的持久效應，仍未得到充分重視。
對低收入國家而言，新冠疫情時代暴露出了北方國家的兩個缺陷：在公平分享抗疫資源方面猶豫不決，以及不願將南方國家視作應對共同危機的平等夥伴。除非富裕國家採取具體補救措施，全球南北國家之間的裂痕只會越來越深。
今年6月，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新全球融資契約峯會期間發言。
一份給你，十九份給我
新冠大流行期間，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很大程度上放任較貧困的國家自生自滅。但事情本不應該是那樣——有那麼一瞬間，看上去也不會走到那種地步。2020年4月，一個由20國集團政府、慈善組織和多邊機構組成的聯盟，啓動了名為“獲取抗擊新冠疫情工具加速計劃”（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簡稱“ACT-A”）的項目，意在推動疫苗研發、確保各國公平地獲得新冠檢測與治療手段，以及疫苗。該項目下總計120億美元的疫苗接種計劃“COVAX”旨在確保每個國家——無論其資源稟賦，都能公平獲得新冠疫苗。
自疫情爆發伊始，蓋茨基金會就認為能夠拯救性命的疫苗、新冠檢測與治療手段應該根據需求而不是財富來分配。基於這一信念，我們（蓋茨基金會）協助創建並資助了“獲取抗擊新冠疫情工具加速計劃”和COVAX計劃。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各國開始為低風險人羣接種疫苗之前，先保證為高死亡風險的那10％的人口（例如老年人和嚴重基礎病患者）接種疫苗。
COVAX計劃的目標是到2021年底在全球範圍內提供20億劑新冠疫苗，其中13億劑將提供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當時由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領導的美國和俄羅斯醒目地沒有加入這兩個計劃，但有18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
為了準備為民眾接種新冠疫苗，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國家的政府下力氣培訓醫護人員，並與相關國際組織合作，準備了足量的工具和設備。其中許多國家因過去抗擊麻疹、脊髓灰質炎和艾滋病毒等傳染病的經歷，已經具備了開展快速、高效的大規模疫苗接種運動的專業知識。
然而，只有當發達國家願意合作並提供大量資源時，COVAX計劃才能成功。在這兩方面，發達國家均沒有盡到應盡的義務。為了使COVAX計劃的融資模式發揮作用，發達國家至少應該向該計劃採購一部分的疫苗供應，從而為COVAX計劃提供足夠的資金用於同企業談判，以達成低收入國家負擔得起的疫苗採購合同。但在各國監管機構於2020年底批准疫苗上市後，發達國家卻推遲了他們承諾好的財政援助，單獨同疫苗生產商簽署協議，在任何人尚未接種疫苗之前就買斷了大部分的疫苗供應。
這些行為的負面影響在非洲尤其明顯，那裏也是蓋茨基金會重點開展工作的地方。2021年2月，第一批COVAX疫苗運抵加納和科特迪瓦，此時距離英國等國家開始為其公民接種疫苗已過去了三個月。即便如此，運抵兩國的疫苗劑量也僅佔總需求量的一小部分。截至2021年5月，美國35%的民眾已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而非洲這一比例僅為0.3%。據STAT網站報道，發達國家——包括在拜登就任總統後於2021年加入COVAX計劃的美國，曾承諾向COVAX計劃捐贈共計7.85億劑新冠疫苗，供發展中國家使用。但截至2021年9月，這個數字僅僅落實了18％。
2021年2月，COVAX計劃下采購的首批疫苗開始發往非洲，但數量遠不及預期 圖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
發達國家的拖延交貨不僅使數百萬人無法獲得疫苗，也讓關於疫苗的謠言和陰謀論有更多時間搶佔輿論高地，進一步導致民眾對疫苗的排斥。到2021年秋天，當美國和英國的民眾開始接種加強針時，低收入國家還有98%的民眾尚未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不平等現象極其嚴重，在美國，筆者8歲的兒子和許多其他美國兒童一樣，在馬拉維97%的人口接種第一針之前就完成了他的第一針疫苗注射，儘管他面臨嚴重感染的風險非常低。
嚴重的“宿醉狀態”
非洲各國政府絕非只能坐以待斃。2021年11月，南非科學家第一次向全世界發出了奧密克戎變種毒株出現的警報。作為“答謝”，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立即禁止了從南非起飛的航班入境。即使非洲人在流行病防範領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他們依然受到了發達國家毫不掩飾的蔑視。
“獲取抗擊新冠疫情工具加速計劃”計劃確實起到了挽救生命的作用。截至2022年11月，該計劃已向146個國家交付了18億劑新冠疫苗。它還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援助了近1.8億份新冠檢測試劑，並跟蹤和分析了1000多個臨牀試驗，以尋找有效的新療法。但如果發達國家信守承諾，如此多的不信任本是可以避免的。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階段似乎已經結束，但低收入國家依然在受到新冠大流行餘震的衝擊。疫情期間，發達國家推出了大量的量化寬鬆舉措來提振經濟併為民眾提供社會服務。平均下來，20國集團國家將GDP的20%用於這些優先事項，而低收入國家只能投入GDP的百分之三。為了在2020年維持民眾的基本生活和社會服務，一些低收入國家借貸了數十億美元來維持國家運轉，而他們國內的迫切需求還在不斷增加。
即使疫情造成的最嚴重威脅已經過去，低收入國家仍然要用大筆財政收入去償還債務，而不是投資衞生事業、經濟發展、教育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2021年，在有資格獲得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援助的70多個低收入國家中，其償債額佔GDP的平均比例躍升至199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世界近一半人口現在生活在償還外債的支出大於醫療保健支出的國家，這一比例自2020年疫情以來增加了25%。債務後遺症正在阻礙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它們讓低收入國家的民眾產生了一種世界存在雙重標準的幻滅感。
“信任赤字”
全球北方國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不願履行其承諾，是南北裂痕日益擴大的一個特別容易被低估的因素，但絕不是唯一的因素。全世界對氣候危機的回應也出現了類似的違反諾言情況。
2015年巴黎氣候峯會上，發達國家承諾每年投入100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但自那以後，這些發達國家每年提供的援助距離設定目標都差了數百億美元。更糟糕的是，發達國家當時承諾的氣候援助資金70%都是以貸款的形式發放，低收入國家實際上是在借錢（連本帶息）來為發達國家所造成的氣候問題買單。
在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達國家再次做出了強有力的承諾：這一次，他們承諾到2025年前將應對氣候變化的支出增加一倍，其中大部分資金將幫助那些在推動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貢獻相對較少，但承受後果最嚴重的國家。然而，許多高收入國家仍然沒有就他們願意付出的貢獻做出具體承諾，這增加了外界對他們能否兑現承諾的合理懷疑。發達國家的每次拖延都會導致解決方案變得更加複雜且代價高昂。
2022年11月，在埃及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同意設立氣候引起災害的損失和損害補償機制。圖自：聯合國網站
目前確實出現了一定進展。今年6月，塞內加爾與加拿大、歐盟、法國、德國和英國達成了總計27億美元的綠色能源合作協議，以支持塞內加爾的經濟復甦並增強該國抵禦未來衝擊的能力。同月，在新冠疫情期間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的贊比亞經過漫長談判，達成了一項突破性的債務重組協議。但來自發達國家的援助仍然是緩慢、零散的，且援助規模遠不能與低收入國家所面臨危機的嚴重程度相匹配。
打破僵局的嘗試
許多低收入國家現在想要尋找新的合作伙伴，或者在思考獨自解決其問題是否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但全球北方和南方國家的命運仍然緊密相連。
某種程度來説，由於債務危機和疫情對各國財政預算造成的限制，我們這一代人正面臨全球衞生與經濟發展事業最艱難的時刻。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數十年來在消除極端貧困和降低兒童死亡率方面取得的進展，目前面臨付之一炬的風險。各國有必要共同努力以應對這些挑戰，然而，如果不協力修復全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裂痕，在任何地方或領域都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發達國家不僅有采取切實行動的道義責任，也因為這樣做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地方的不平等現象都會破壞全球各地的安全與繁榮。
承認新冠大流行時代出現的信任危機將是一個好的開始。但修復南北間裂痕需要的不僅僅是道歉或下次會做得更好的空洞承諾。確切地説，全球北方國家的領導人必須確保他們已經公開承諾的援助能夠及時送達受援國。擴大多邊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能力也會有所助益：這些機構應優先向不太可能獲得其他類型資本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提供撥款和優惠融資。
6月在巴黎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峯會，是解決低收入國家急迫融資需求的重要一步。但這從來都不是終點，該峯會最大的貢獻是為中低收入國家領導人提供了表達期望的寶貴平台。除了向低收入國家兑現物質承諾外，發達國家還需要學會將低收入國家的領導人視作真正的合作伙伴。在巴黎峯會上，肯尼亞總統威廉·魯託（William Ruto）表示，非洲國家長期渴望被視作全球問題“解決方案的一份子”，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拖油瓶”。
只有當發達國家不再將低收入國家視作其慈善事業的接受者時，它們才能找到擁有專業知識的有力盟友，這些盟友能夠幫助應對一些最持久的衞生和氣候問題挑戰。
在這方面，一個有前途的框架是非洲開發銀行的混合資本模式。這是一種新穎的合作機制，允許各國將尚未使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產儲備轉移至一個多邊開發銀行，從而增強該銀行幫助陷入困境的經濟體償還債務、為關鍵的發展和可持續性項目提供融資的能力。
這種創造性的模式源於一個由非洲國家主導的多邊合作機構，可以為世界各地的多邊開發銀行與政策制定者樹立可信的先例。通過加強此類合作，當全世界下一次遭遇類似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危機時，更多國家將有能力做好應對危機和恢復重建的準備。這不僅有利於南北國家間的合作共贏，也將增進每個人的福祉。
（原文於9月8日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為：“全球南方國家新生怨恨的根源——富國在疫情期間的自私應對如何引發不信任。”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South’s New Resentment, How Rich Countries’ Selfish Pandemic Responses Stoked Dis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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