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中國經濟到頂論”流行？不，我們正在走入“芯片自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中國崩潰論”早就唱不下去了，但近來“中國經濟到頂論”又開始流行了。
與中國崩潰論不同，這一次似乎得到了數據上的支持。恒大、碧桂園都陷入困難，PMI連續低於榮枯線，疫後消費反彈沒有如期發生，出口增長開始疲軟，等等。
確實，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建設，鐵公基已經高度發展，進入局部補缺的階段。繼續通過交通和城市基建這樣的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空間已經很少了。
以房地產拉動的模式也疲軟了。一方面，房價普遍高企，而居民負債率已經很高；另一方面，人均居住面積已經極大提高。除了年輕人、新家庭，普通居民買房動力明顯下降。7月以來針對房地產出台各種刺激政策，對於扭轉頹勢有所緩衝，但最終房地產不再能拉動中國經濟，房地產主導的經濟模式弊端也越來越明顯，這條路越走越窄了。
出口也遇到瓶頸。中國製造的市場佔領率已經很高，在歐美市場已近飽和，當前歐美的經濟困難增加了出口下行的壓力。儘管在美國和歐盟的脱鈎壓力下，大批中國製造以“陽澄湖大閘蟹”方式轉道越南、墨西哥等國出口，對中國出口下行有很大的緩衝，但中國的出口壓力還是很顯著。
居民消費也處於低迷狀態。居民財富其實還是在增長，只是大量轉化為儲蓄，僅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儲蓄就增加了9.9萬億人民幣。相比之下，2008年的“大放水”才4萬億人民幣，即使算入通脹調整也遠遠低於9.9萬億。
中國經濟已經來到拐點，需要新的增長模式，這來自於對新質產業的投資和發展，由此激發經濟的結構性升級和勞動生產率的階躍性提高。只有這樣才能帶來收入的大幅度增長、消費者信心的大幅度提升和下一步經濟循環的良性互動。
在大部分基本工業材料、消費產品、機電設備、能源交通、農業產品方面已經佔據世界絕對領先地位之後，中國需要電動汽車、先進製造、新能源和材料、醫藥以及生命科學等新的增長點。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起到發展倍增器的作用，因此也成為美國科技阻擊戰的中心戰場。
美國是想把中國釘死在當前的發展水平上。在經濟上已經釘不住中國了，只能在科技上下手。新政策與以前的“領先一到二代”有本質的不同，之前美國是主動的，是許可，“讓你跟上多少你就別想多邁一步”；現在是被動的，是阻擊，“能把你擋多遠就擋多遠”。
但美國顯然低估了中國的戰略決心。別的不説，被制裁三年後成功上市的華為Mate 60，就是六盤山上的第一面紅旗，體現了中國正在走入“芯片自由”。
工業4.0時代，將通過網絡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完成機器代替人的腦力層面從初步向高度的轉變。領導世界的5G、與美國並肩的人工智能和即將到來的“芯片自由”，使得中國在這方面佔位良好。
這只是工業4.0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能源。在工業4.0時代，光、風、潮汐、波浪、地熱等可再生、無污染能源漸成主角，中國在這方面絕對領導世界。
交通是第三部分。美國的崛起與汽車分不開，便利的通勤使得工商的“章魚觸鬚”極大擴展，大城市更大，中小城市不再偏遠，經濟成乘法增長。中國的高鐵和汽車其實才發展起來沒有多少年，但已經有了明顯的效果。電動汽車極大地降低了通勤成本，是新交通的另一條腿。
中國城鄉經濟的發展也進入到了乘法發展的時代。從大學生返鄉就業和喜茶、瑞幸下縣城，到新一線城市的火爆和二三四線城市的發展，都説明了這一點。
中國經濟的下一個階躍取決於新質產業。廣泛而堅實的傳統經濟基礎決定了一旦瓶頸得到突破，新技術立刻可以轉化為看得見摸得着的高端產品，盈利立刻形成反哺，推動新技術和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華為Mate 60就是一個例子。
人工智能也是一樣。美國或許在人工智能理論和突破性科技方面領先，但Chat GPT至今主要還是“玩具”，尚不具備創造價值的能力。
中國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領先，注重創造價值，拉動滾動發展。華為的盤古大模型沒有Chat GPT那麼炫，專注金融、政務、製造、礦山、氣象、鐵路等，用於全球氣象預報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準確性，甚至不乏超過當地人工氣象預報的例子。京東的言犀專注零售、金融和供應鏈物流，網易有道的子曰專注教育，攜程的問道專注旅遊，用友Yon GPT專注人力資源管理。據説中國已有70多個幾十億甚至更高參數級的大模型在不同程度的研發、推出、運行中。
華為盤古還是通用大模型，但京東言犀、網易有道、攜程問道、用友Yon GPT都是專用大模型，有直通車的行業背景。一方面有現成的數據和應用場景，另一方面能在產生價值中迅速反饋和迭代發展。這是與通用大模型尋找適用場景然後再產生價值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同時，專業大模型從解決個性問題入手，向解決共性問題發展，也有別於通用大模型以解決共性問題開路、再適配具體問題的技術路線，但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匯聚到共性問題。這是理論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區別。理論科學家名垂青史，但工程師才是架橋鋪路、造福鄉里的。
科技進步通過產業升級，最終轉化為收入水平提高，轉化為消費信心增強，轉化為經濟通過內生動力增長。
經常有人會説，國家發展和我有什麼關係？
打螺絲、搬磚頭在現在是低收入工作，但當年這是可觀的收入，千萬農民為此背井離鄉來到城市，最終促成了中國的第一波起飛，使得中國在今天躍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現在比亞迪們、華為們的工廠將提供新的機會，將打螺絲族、快遞小哥們的收入提高到新的水平，最終促成中國的第二波起飛，使得中國躍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就是國家發展的作用。
在領先科技的支持下，以規模經濟和低成本為武器，中國得以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田忌賽馬，但這不是數量方面上中下馬等量的賽馬，而是上下少中間多：上馬以質吃別人中馬的量；中馬質與量全開，吃盡別人的下馬；少量的下馬則由壯大的上中馬罩着。
產業的結構性升級是高收入的保障，但這裏有兩個問題：
1.產業的結構性升級必須得到人才的結構性升級的支持。
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的人才困境我們已經熟悉，美國的人才結構已經嚴重不適合再工業化，這將是美國的結構性困境。中國不能使人才的結構性失配成為中國的結構性問題。中國大學擴招和畢業生就業艱難成為眼下火熱的話題，但這在客觀上成為中國產業升級人才供應的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打螺絲族和快遞小哥們也需要思考，在新的一波產業高潮到來時，如何站在潮頭上弄潮，而不是因為不會游泳而被晾在岸上。當年的農民走出山鄉時，不會開挖掘機，不會用電鑽，不會做大廚，但他們勤學好問，克服了所有難關，完成了自我轉型。如今的打螺絲族和快遞小哥們也要考慮如何自我轉型，機會只對準備好的人微笑。
2.高收入來自高的勞動生產率，這意味着有選擇地放棄低附加產值產業。
低附加產值與高收入是矛盾的。大規模低附加產值產業的存在與普遍的高收入要共存，不僅需要普遍扭曲按勞分配原則，還只有在美元霸權這樣的特殊條件下才有可能。
在就業構成中大部分勞動力屬於低附加產值行業時，普遍提高最低收入只是增加全社會生活成本。北上廣深的收入水平比四線小縣城高得多，但生活費用也高得多，數字上的高收入沒有意義，這是一樣的道理。
只有拿北上廣深的收入，到四線小縣城生活，才會有顯著的生活質量提升。
在國家層面上，這意味着在經濟和收入結構性升級的同時，大面積放棄低附加產值產業和相應的就業。
低附加產值產業分低附加產值製造業和服務/零售業。前者在中國已經受到強大壓力，一方面招不到低薪勞動力，另一方面受到美歐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壓力，開始大批向越南、印度等國轉移。
服務和零售業僱傭大批低技能、低收入勞動力，在短時間裏不可替代，也無法向外國轉移，但在長時間裏必然被機器人、人工智能、電商化大批替代，“旱澇保收”的快遞、網約車都將受到自主駕駛的致命衝擊。剩餘的低附加產值製造業也將大規模機器人化、人工智能化、少人化。
對於不能機器人化、人工智能化、少人化或者成本效益上不划算的產業和相關產品，需要考慮大量進口，通過進出口剪刀差維持中國經濟的高收入、低成本。
換句話説，中國“晉升”到歐美的位置，越南、印度等國接替中國製造曾經的位置。一個紡織廠、一個化工廠製造的面料和塑膠足夠管一堆製鞋廠、車衣廠的原料，勞動生產率高出好幾倍，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中也佔據不成比例的大頭。“中國只賺點辛苦錢，價值大頭被供應鏈拿走，利潤大頭被品牌拿走”，中國人對此很熟悉，現在要換位了。
這會導致越南、印度成為下一個中國嗎？不會。越南製造vs中國好比墨西哥製造vs美國，這是體系性的依附。越南離中國太近，又不具備低水平但完整的工業和基礎體系，導致替代性體系的建設必須成體系一攬子建設，而不能分塊分步進行，成本太高，還沒有足夠龐大而低水平消費的內循環來拉低外循環成本。
印度的情況更復雜，政治、文化、工業基礎、科技抱負都一言難盡，但簡單地説，也缺乏成為下一個中國的條件。
中國牢牢把握住溢價大、批量更大的中端製造，如汽車、手機、光伏、風電、造船、化工、鋼鐵等，碾壓性的競爭力從外部使得越南、印度難以成為下一個中國。這正是中國產業結構性升級的意義：依然保持穩定的金字塔機構，而不是捏住頂端往上拔的啞鈴形結構。
穩定的金字塔結構很重要。
美國曾經擁有健康的產業和就業結構，而且高端、中端、低端都具有世界領先的勞動生產率。這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經濟基礎，導致了壯大的中產階級和健康、穩定的社會構成。
金字塔頂端的高端工業和服務產品通過高溢價的“滴涓效應”滋補龐大的中端，龐大的中端則通過依然可觀的溢價向低端滋補，最終使得這種層層滴涓可持續，而整個社會實現高收入，低負擔，營造出“美國夢”。
必須注意的是：這樣的滴涓是在勞動生產率具有競爭力的基礎上實現的。換句話説，每一個段落基本上靠自己，任何補貼和滋潤都是輕微的。這樣整個經濟的結構性負擔較低，是可持續的。
但這是歷史。收入差異是確實的，勞工改善待遇的要求是正當的，通過法律法規和輿論壓力強制性提高低附加產值行業的就業人口收入，在短時間內起到作用。在長時間裏，普遍而且不可逆地扭曲按勞分配關係，一方面增加經濟的結構性負擔，另一方面促使產業轉移。這才是現實。
結果是，適合轉移的製造業因為比較經濟優勢的壓力而大量轉移到外國，無法轉移的服務業、零售業留下來，繼續因為收入差異而導致加薪壓力，進一步增加僅剩的工業基礎的負擔，促進產業轉移，加速中產階級萎縮，形成惡性循環。美國麥當勞打工人的收入大大高於中國同行，這是美國滴涓效應和美元霸權的結果，但最終是不可持續的。
福利社會只有多數人自食其力、少數人吃福利才是可持續的。美國不是福利社會，但經濟早就全球化了，“同工不同酬”的代價是美國已經不可能與中國堂堂正正地競爭，在違背美國戰略利益的情況下依然不可能擺脱中國供應鏈，否則將動搖美國國本。
但中國保持健康的經濟金字塔，是能夠避免美國式啞鈴陷阱的。
除了科技生產力的拉動力，中國政府還有很多經濟工具沒有動用。在經濟明顯下行的時候，中國政府還是拒絕大手筆刺激，這是相對中立於帶節奏的西方專業經濟媒體很看不懂的地方。
中央政府的債務只有GDP的22%，而不是美國那樣超過100%、日本那樣超過200%。擴大財政力度的空間很大。外匯儲備還有3.2萬億美元，但各大銀行的外匯儲蓄並未計入。
中國的財政赤字還在進一步縮小。根據中國財政部8月21日公佈的數據，2023年1-7月，中國廣義預算赤字約3.3萬億元人民幣，比2022年同期下降37%。同期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的收入總額增長6%，總支出下降4.8%。也就是説，儘管4月以來經濟形勢惡化，各級政府對加大刺激力度一直按兵不動。
中央政府也拒絕為房地產巨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兜底。其實中央政府不需要接盤，只需要提供適當的流動性，就可以避免危機。《亞洲時報》的戈德曼計算過，這隻佔中央財政的很小比例，並不造成多少財政壓力。但這有可能鼓勵房地產和地方債務在錯誤的路徑上繼續下去，不利於經濟去槓桿化和去泡沫化。
“認房不認貸”已經給房地產市場帶來熱度，但這只是把首付從70%降低到35%。比照加拿大的話，“不認房不認貸”的首付是25%，“認房又認貸”的首付可降低到5%（房價不超過50萬加元）。換句話説，政策空間還很大。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儲蓄率佔GDP的46%。OECD和IMF數據顯示，中國家庭儲蓄率約佔可支配收入的35%，遠高於美國的15%、歐盟的13%，以及日本的10%。這意味着中國銀行有大量低利率、長回報的資金可以用於投資。過去集中在旱澇保收的房地產，現在需要轉向工商投資，尤其是新質產業和小微企業。
更加長遠的還有養老制度改革、醫保改革、教育改革、房地產税改革等，在促進社會公正的同時，提高人們的安全感，釋放更多的消費力。
中國政府在等待發力的機會和着力點，華為Mate 60就預示了這樣的機會和着力點。等這些推動力都釋放出來，中國經濟必將越過拐點，再次起飛。
彭博社預計，2030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將放緩至3.5%，到了2050年進一步跌至近1%，低於此前預測的4.3%和1.6%。在美國方面，預計2022年至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為1.7%，在2050年將逐漸降至1.5%。因此，彭博社修改了中國GDP要到40年代中期才會超越美國的預期，現在預期可能永遠超不過美國。
其實西方經濟學家從來沒有看懂過中國經濟。除了西方視角的有色眼鏡和自戀，他們沒有看懂中國經濟為什麼會起飛，也沒有看懂中國經濟為什麼會放慢。其實在今天，中國的購買力等價GDP已經超過美國和日本之和了。
購買力等價GDP與匯率GDP的差距，代表的是經濟內循環與外循環的交融度。相對獨立的內外循壞導致較高的購買力等價因子，中國目前約為1.6；美國作為基準，所以是1.0；主要歐美國家都非常接近於1。作為比照，印度是2.1，越南是2.8。
中國已經是貿易超級大國了，但還是集中在原料、能源、初級農產品進口和工業製成品出口。轉型為從工業品到消費品的大進大出後，中國經濟的內循環與外循環將高度融合，人民幣價值接近“合理價位”，價格結構“與國際接軌”，使得匯率與購買力等價GDP的差距極大縮小，人民幣購買力極大提高。那本身又是中國經濟的一大躍進。
中國經濟到頂了嗎？哪有的事兒。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