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爾孫·艾拜：西方涉疆“強迫勞動”謬論是如何產生的？
【文/吐爾孫·艾拜】
近年來，西方反華勢力炒作所謂“強迫勞動”謬論，對我國進行系統性污名化，抹黑中國的國際形象，削弱中國的國際聲望，離間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西方反華勢力通過制裁擾亂國際經濟秩序，破壞我國投資環境，損害我國經濟利益。其中，西方媒體、智庫、非政府組織和政客之間協作緊密，共同促成此話題的發酵。
只有掌握所謂“強迫勞動”謬論的演變歷程及背後的政治經濟目的，探析其話題操控策略、傳播路徑和方式，我們才能制定切實有效的應對方案，維護我國國際形象和國家利益。
本文對15個國家和地區22家媒體3萬餘篇涉疆報道進行統計，並從中選取散佈所謂“強迫勞動”謬論的13家媒體的189篇報道進行分析。同時，本文還研究了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涉疆報告、鄭國恩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以下簡稱“ASPI”）的“研究報告”，梳理所謂“強迫勞動”謬論的演變過程。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一、“強迫勞動”謬論的演變過程
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佈所謂“中國新疆人權關切”的評估報告，基於西方提供的虛假信息，攻擊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其中，提及所謂“強迫勞動”謬論時，從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職業技能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教培中心”）結業學員的安置就業兩個方面對我國進行抹黑。
其實，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新疆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攻擊長期存在，但在不同時期的話語模式和敍述框架有所不同。早期主導敍述框架為所謂“對少數民族同化”，後演變為所謂“對少數民族勞動權利的侵犯”。同時，我國對教培學員的安置就業成為所謂“強迫勞動”的新攻擊點。
實際上，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是我國政府推動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徑。這一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國穩步推進，新疆響應國家號召，採取措施拓寬農牧民轉移就業渠道。
1995年至1998年，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下發《關於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辦法》《關於招收使用農村勞動力（外來勞務工）實行計劃管理的補充通知》《關於進一步加強招收使用農村勞動力（外來勞務工）管理的通知》，為引導新疆農村富餘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維護勞動雙方合法權益提供政策保障。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在援疆省市的支持下，新疆轉移就業工作順利推進，促進全疆富餘勞動力到沿海發達地區務工增收。2001年，全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人數達14萬人次。
2000年3月，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農業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京召開農村就業促進政策高級研討會並下發會議紀要，要求各地“積極探索多渠道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就業問題的路子，合理確定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制定相應的規劃和措施，並建立目標責任制和部門分工合作機制”。
2002年，中辦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02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拓寬農民增收渠道。2002年12月，農業部印發《農業部關於做好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工作的意見》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區做好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推動農民跨區域就業。2003年，新疆轉移就業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近100萬人次。
2004年4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下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自治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等七部門關於進一步做好自治區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技能培訓和轉移就業。2007年，新疆轉移就業人數達145萬人次，就業總收入達40億元，人均收入達2 750元。
但是，新疆勞動力轉移就業政策引起西方反華勢力的攻擊。他們將其污衊為消滅維吾爾文化的手段。
2009年7月11日，《衞報》發文稱，“富餘勞動力轉移是一項有爭議的計劃，旨在為新疆150萬富餘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2008年以來，20萬維吾爾人蔘與並離開家園來到潮濕的亞熱帶地區。”西方媒體甚至將“7·5”事件的發生與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聯繫起來，誣稱轉移的勞動力多為維吾爾族年輕女性，旨在讓他們背離傳統，與內地居民結婚並進行“同化”。
隨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加大政策宣傳力度，採取疆內外就業相結合的模式，廣大少數民族羣眾漸漸轉變理念外出務工。2014年至2019年，“新疆年均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達276．3萬人次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3．47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31萬元。”在此背景下，西方反華勢力對新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攻擊有所減少。2020年以後，西方反華勢力轉變話語模式和敍述框架，將新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描述為“強迫勞動”並進行炒作。
在嶽普湖縣包裝材料產業園，一位工人為生產編織袋準備物料（資料圖：新華網）
此外，為了從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環境和土壤，將暴恐活動消除在未發之前，新疆堅持“標本兼治”方針，依法設立教培中心，開展幫教工作。這屬於國際通用的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西方發達國家等均有類似機構。但是，中國新疆的教培工作卻引起西方反華勢力的攻擊並誣稱其為“集中營”。
西方政客、媒體、智庫和各類組織聯手炮製“100萬維吾爾族被關押在教培中心”的謊言，“中國人權捍衞者網絡”向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提交報告，誣稱“約有100萬穆斯林被關在教培中心，約有200萬人被迫參加相關項目”。“ASPI”發佈報告，鼓譟“中國拘留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西方反華勢力使用駭人聽聞的詞語和捏造的故事，對我國治疆政策進行抹黑攻擊。
為此，2019年8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白皮書，指出“新疆通過依法設立教培中心，開展教培工作，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動多發頻發勢頭，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發展權等基本權利，取得了反恐、去極端化鬥爭重要階段性勝利”。2019年12月，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宣佈，參加“三學一去”的教培學員已全部結業，在政府幫助下實現了穩定就業。
但是，西方反華勢力將安置就業捏造炒作為重塑意識形態的“強迫勞動”。此時，西方反華勢力形成了所謂“強迫勞動”謬論的兩種類型，即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和結業學員的安置就業。
從所謂“強迫勞動”謬論的演變過程來看，勞動力轉移就業作為我國長期穩定的富民政策，在提高全國各族勞動者的經濟收入和改善生活條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工業基礎相對薄弱，農牧業占主導地位的西部地區，轉移就業是提升各族羣眾就業率和收入的重要措施。從20世紀90年代起，西部地區轉移就業人數和收入持續增加，人民羣眾外出務工的意願日益強烈。
但是，西方反華勢力出於“以疆制華”的戰略圖謀，形成由政客、媒體、智庫和各類組織組成的輿論操控網絡，攻擊抹黑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其間，依據形勢變化，他們採取不同的話語模式和敍述框架。隨着敍述框架的變遷，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新疆採取的遏制措施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和升級，從單一的輿論攻擊逐漸轉變為輿論攻擊、“法律”制裁和經濟圍堵並重的漸進模式，呈現“全政府化”“聯盟化”和“罪行化”趨勢。
此外，通過教育和就業增收消除極端主義蔓延的土壤是全球通用的反恐策略。但是在西方反華勢力的話語體系中，新疆的類似做法成為一種“強迫勞動”。“事實上，自詡為‘世界警察’的美國國內存在着嚴重的強迫勞動問題。在美國的農業生產、血汗工廠、移民拘留中心等領域，均存在着嚴重的強迫勞動問題。”但是，美西方刻意忽視自身問題，卻對他國扣帽子、無端指責。
可見，所謂“強迫勞動”謬論背後是根深蒂固的價值偏見和遏制我國發展的戰略圖謀。
二、“強迫勞動”謬論的發展階段
西方反華勢力炮製的“強迫勞動”謬論是一種新的話語模式和敍述框架，從早期的輿論操控逐漸演變成對中國新疆的全面經濟封鎖和打壓。西方反華勢力採取輿論先行、經濟制裁和圍堵緊隨其後的策略，政府部門共同參與、反華國家和組織形成聯盟等方式，逐步實現“強迫勞動”謬論的工具化和政治化。
本文對13家海外媒體的189篇報道進行分析，發現“強迫勞動”謬論的演變過程和操控策略可分3個階段。
13家海外媒體有關“強迫勞動”謬論的報道篇數分佈
其一，話題醖釀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
2018年12月，美聯社率先報道稱，新疆和田市一家公司與新疆教培機構合作，教培學員制作的服裝銷往美國。《華盛頓郵報》《阿拉伯新聞報》《香港01》等媒體轉載，並引起美國相關部門的注意，要求阿迪達斯、瑞典跨國服裝零售公司、美國户外娛樂產品公司等企業檢查產業鏈，禁止進口所謂“強迫勞動”產品。
2018年12月18日，《美國之音》發文聲稱，“中國政府‘強迫’部分學員在製造和食品業工作，有些人沒有報酬或拿到微薄的收入並受監視。”
2018年12月20日，《美國之音》刊發《美國審查來自中國“勞改營”的進口產品報告》一文，引用“世維會”成員茹鮮·阿巴斯、“ASPI”網絡政策研究員內森·魯澤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肖恩·張的言論誣稱，教培中心存在“強迫勞動”。
2018年12月17日，《紐約時報》發文稱，“新疆全面拘留計劃旨在將分散的少數民族變成一支紀律嚴明、講中文並忠於共產黨及工廠老闆的工人隊伍。”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稱，進口“強迫勞動”產品違反美國法律，已關注並審查媒體發佈的相關信息。
“強迫勞動”作為新話題被提及並引入媒體，傳播範圍和主體以美國及其媒體為主，攻擊對象是教培學員安置就業工作，涉及服裝行業。
此時，“強迫勞動”謬論的核心特徵是輿論攻擊，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相對有限。
我國政府和媒體從輿論層面進行批駁並澄清事實。例如，2018年12月20日，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明確表示：“現在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和所謂的‘強制勞動’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2019年7月15日，我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發言人發表聲明，嚴詞批評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傳播虛假信息。
其二，話題發酵期（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
2020年3月1日，“ASPI”發佈所謂《“出售”維吾爾族》的“研究報告”，攻擊援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和教培學員安置就業工作，西方媒體大量轉載和引用。“研究報告”認為所謂“強迫勞動”“涉及全球82家品牌和公司，主要表現形式有勞動人員在隔離的宿舍居住，行動受到監視，不能參加宗教活動，接受意識形態和語言訓練”。人權組織和媒體制造輿論，要求英美等美西方國家政府調查企業產業鏈，要求當地企業與使用維吾爾族勞動力的中國企業切斷關係。
2020年3月，瑞士棉花良好發展協會（BCI）以新疆的棉花生產“侵犯勞工權利”“違反人權”為由向各大品牌提議禁用新疆棉花。美國國會議員隨即提出所謂《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案》，要求企業獲得美國政府的認證，以證明任何從新疆進口到美國的產品都未使用“強迫勞動”。該法案要求美國總統“識別並指定”任何參與“強迫”新疆少數民族勞動的外國人並予以制裁。同時，“強迫勞動”謬論在歐盟議會持續發酵。
2020年12月，歐洲議會通過涉疆決議，誣稱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要求歐洲各國制裁新疆官員，抵制來自新疆的所謂“強迫勞動”產品。
2021年3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人權與跨國公司問題工作組特別機制專家在人權理事會上，散佈所謂“強迫勞動”謬論。同年6月，七國集團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稱，將通過國內手段和多邊機構保護個人免受“強迫勞動”，並確保全球供應鏈不使用“強迫勞動”。隨後，美國和歐盟發表“美歐聯合聲明”造謠所謂“強迫勞動”謬論。
2021年8月，澳大利亞參議院通過了所謂禁用“強迫勞動”進口產品的法案，將新疆的產品抹黑為“被奴役的人員”製造。
2021年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年度“國情諮文”演講中首次正式提議禁止“強迫勞動”製造產品進入歐盟市場。
2021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為進一步制裁我國企業、遏制我國發展製造“法律”依據。
期間，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海倫娜·肯尼迪中心教授勞拉·墨菲、美國和英國的行業組織、企業連續發佈所謂“研究報告”並進行遊説，督促英美政府擴大制裁範圍，促使所謂“強迫勞動”謬論持續發酵。法國、日本的地方司法部門對相關企業進行調查，當地企業抵制新疆生產的棉花和番茄。
此時，“強迫勞動”謬論的核心特徵是攻擊範圍進一步擴大並形成“法律”依據，攻擊對象包括新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攻擊的目標延伸到新疆的番茄、光伏、太陽能產業。
話題操控的主體呈現多元化和聯盟化，美國聯合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部分歐洲國家形成聯盟，對我國進行抹黑攻擊並通過所謂“法案”，為其經濟圍堵提供輿論和“法律”依據。西方國家立法機構、司法、邊防、商務部門紛紛介入，形成利益共同體。西方媒體、非政府組織、智庫、企業緊隨其後，從輿論和“學術”層面密切配合，話題的操控從輿論層面進入“法律”和“制度”層面，併為進一步轉入實踐階段提供基礎。
我國以發佈白皮書、召開新聞發佈會、發表聲明等方式應對。2020年9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新疆的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介紹新疆勞動力就業現狀和政策，有理有據地批駁西方反華勢力的謬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多次召開專題新聞發佈會，各類行業組織發表聲明，展示全疆各族羣眾勞動權利得到保障的現實。
其三，話題工具化和政治化時期（2022年1月至今）。
本文選取的樣本中，2022年1月至4月，8家媒體發表了24篇炒作新疆話題的報道，均為英國和美國媒體。可見，各國媒體對所謂“強迫勞動”謬論的關注度有所下降，英美媒體成為主要炒作者。
2022年6月，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生效。歐洲議會隨即通過兩項議案，禁止由“強迫勞動”製造或運輸的產品進出口。國際勞工組織標準實施委員會發布“研究報告”誣稱，中國新疆的勞工政策具有歧視性。鄭國恩和勞拉·墨菲發佈2篇最新“研究報告”稱，新疆聚氯乙烯（PVC）工廠存在“強迫勞動”。
鄭國恩（資料圖）
同年8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佈報告聲稱，“新疆地區的勞工和就業計劃在性質或效果上似乎具有‘歧視性’，涉及‘脅迫’的因素，需要政府透明澄清。”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所謂“強迫勞動”謬論再次進入國際社會視野。
9月14日，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法規提案，建議歐盟採取措施禁止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產品。
10月6日，美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1屆會議上提交涉疆問題決定草案，企圖利用聯合國人權機構干涉中國內政，推進其“以疆制華”圖謀。
2023年4月，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海倫娜·肯尼迪中心再次發佈“研究報告”，造謠所謂“強迫勞動”謬論，誣稱我國“存在着一個巨大的、多方面的強迫勞動制度，並存在相互關聯的原因，即‘控制人口和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和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
2023年6月，總部設於柏林的人權組織歐洲憲法和人權中心向德國聯邦經濟和出口管制辦公室舉報大眾、奔馳和寶馬三家企業涉嫌“強迫勞動”。到目前為止，美國國土安全部審查4000批價值超過13億美元的涉及我國企業的產品，將我國22家機構列入黑名單。2023年7月，加拿大企業責任監察員辦公室發佈所謂“評估報告”。
期間，我國政府和媒體邀請外國政府官員、駐華使節、學者、媒體和行業組織到新疆參觀，線上線下召開新聞發佈會持續進行批駁。我國有關部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和兵團相繼出台政策，支持新疆相關企業發展。
此時，“強迫勞動”謬論核心特徵是從“輿論化”和“法律化”階段進入“實踐化”，攻擊的藉口是中國新疆的勞動力轉移就業，攻擊對象是所有在新疆生產的產品和新疆企業，以及與新疆企業存在貿易關係的各國公司。西方對我國的經濟打壓全面升級。同時，歐美所謂的涉疆“法案”相繼生效實施，美國對我國部分涉疆企業進行制裁。
西方反華勢力完成將“強迫勞動”謬論從輿論攻擊到出台“法律”和經濟“制裁”的過渡，進入實踐階段，輿論戰變為經濟戰。“強迫勞動”謬論徹底成為西方反華勢力對我國實施戰略遏制的組成部分。
三、“強迫勞動”謬論的操控策略
“強迫勞動”謬論的出現並非偶然，具有長期的謀劃過程和明確的操控策略。
西方反華勢力以人權為幌子，利用各國對人權理念的認知差異，捏造謊言進行炒作。事實上，人權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深受不同國家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各國對人權概念的理解既有共性，也有差異性。因此，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歐洲人權宣言》沒有對人權的標準進行準確和具體的描述。
資料圖：聯合國官網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政府將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始終充分保障各族羣眾的各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並在實踐中不斷推動人權工作向更高層次發展。我國將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和黨章，進一步推動人權保障工作系統化和法制化，同時，舉辦人權論壇和發佈白皮書，全面闡述我國的人權理念。
1991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全面闡述了我國關於人權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政策。至今，我國共發佈13部綜合性的人權白皮書和65本有關人權的白皮書。2009年至今，我國制定4部《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央有關部門委託中國人權研究會、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對《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實施情況開展評估。“人權從理念價值到政黨綱領、法律制度與行動計劃三位一體，邁入全面實施和具體落實新階段。”
同時，我國積極參與國際人權事業和人權發展對話，履行國際人權責任。我國先後批准或加入了26項國際人權文書，其中包括6項聯合國核心人權條約。截至2021年4月，中國先後邀請宗教信仰自由特別報告員、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等9個特別機制11次訪華。2016年9月以來，我國與歐盟、英國、德國、瑞士、新西蘭、荷蘭等舉行了近20次人權對話。
但是，西方反華勢力無視中西方人權理念的差異和我國人權事業取得的成就，將人權政治化、武器化和工具化，捏造“強迫勞動”謬論。西方反華勢力對我國政府進行“罪行化”、對我國轉移就業扶貧政策進行妖魔化、對勞動力轉移就業具體幫扶措施進行污名化、對勞動力轉移就業人員的服務管理工作進行惡意揣測和曲解。西方媒體採取傾向性引用策略，對我國人權狀況肆意攻擊，推動“強迫勞動”謬論廣泛傳播。
其一，對我國政府進行“罪行化”。
“強迫勞動”謬論誣稱，轉移就業的目的是剝奪維吾爾族的文化身份並進行“同化”。在此基礎上，西方反華勢力進一步捏造謊言稱，我國在新疆犯下“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
例如，2020年3月2日，《華盛頓郵報》發文誣稱：“勞動力轉移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主要目的是剝奪維吾爾人獨特的文化和身份。”
2021年11月25日，《環球郵報》發文誣稱：“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被強迫勞動，這是中國‘控制’該地區維吾爾族人口計劃的一部分。”
2022年4月11日，《環球郵報》引用所謂批評人士的言論稱：“強迫勞動和被迫搬遷到其他省份工作，是政府指導下對新疆實施控制的最新階段。”
2021年8月23日，《衞報》引用西方政客言論妄稱：“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殘暴的獨裁政權’，任何企業都不應該從奴隸制中獲利。”
2021年8月23日，《華盛頓郵報》引用反華人士的言論妄稱：“任何美國公司都不應該在一個針對宗教和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運動焦點的地區做生意。特斯拉應停止對種族滅絕的經濟支持。”
實際上，在黨的關懷下，新疆實現和平解放和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維吾爾族人口從1953年的360．76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1162．43萬人，增長3．2倍，而同期全國人口增長率為2．4倍。維吾爾族人口的增長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其二，對我國轉移就業扶貧政策進行妖魔化。
“強迫勞動”謬論誣稱：“維吾爾族員工被迫離開家鄉在內地工廠務工，拒絕政府資助的工作任務的少數民族公民面臨着被任意‘拘留’的威脅。”
例如，2021年6月25日，《華盛頓郵報》發文誣稱：“通過國家勞工項目招募和僱傭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是面臨拘留或其他懲罰威脅的居民無法拒絕的一種‘強迫勞動’形式。”
2022年3月7日，CCN發文誣稱：“如果員工不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將被送到教培中心。政府的扶貧項目通常是非自願的，拒絕接受的人可能會受到拘留的懲罰。”
實際上，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國家扶貧政策的組成部分。2021年全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總量達3072萬人，其中新疆為317．4萬人。隨着穩定就業人數的增加，全疆各族羣眾的經濟收入持續提高，地區人均生產總值（GDP）從2017年的45 476元達到2020年的53 593元。新疆各族勞動者包括轉移就業人員和教培中心結業學員，都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職業和區域，依法簽訂勞動合同並獲取報酬，享受各項社會保險福利，不存在任何強迫行為。
其三，對勞動力轉移就業具體幫扶措施進行污名化。
“強迫勞動”謬論誣稱政府選派工作人員監視維吾爾族員工，對他們進行語言和愛國主義教育，甚至將企業所在地民族宗教管理部門對維吾爾族員工的慰問誣稱監控，將心理疏導室誣稱為窺視維吾爾族員工思想動態的場所。
例如，2021年4月27日，《衞報》引用反華人士的言論誣稱：“維吾爾人‘被關押在安全的場所，工作時間極長，受到持續監視，並將政治灌輸作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20年3月9日，《華盛頓郵報》發文稱：“在一個專門建立的‘心理疏浚辦公室’（心理疏導室），來自當地婦女聯合會的漢族和維吾爾族官員進行‘心靈’會談，提供心理諮詢，幫助提升維吾爾族工人的‘先天品質’（素質），以幫助他們的融合。”
事實上，維吾爾族年輕化程度高，但受教育程度偏低，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為8944人，60歲以下人口占84.7%。語言能力偏低將影響他們長期就業和收入的提升。據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結果顯示，新疆維吾爾族羣眾能用普通話交談的比例為19.9%，排在全國56個民族的倒數第5。
企業出於關心員工的角度，為維吾爾族員工提供免費語言培訓，政府通過選派雙語幹部、民族宗教管理部門定期走訪等方式，協調企業和維吾爾族員工之間的關係。同時，為及時排解員工心理和思想壓力，避免出現心理疾病，國內外相當部分企業設有心理疏導室，這是國際通用的公司管理運作方式。2019年11月，國家衞生健康委等7部門聯合發佈《健康企業建設規範（試行）》，明確要求企業重視員工身心健康並鼓勵企業設立心理健康輔導室。這與“窺視員工思想動態”毫無關係。
其四，對勞動力轉移就業人員的服務管理工作進行曲解。
“強迫勞動”謬論稱：“維吾爾族員工乘坐封閉隔離的專用列車前往內地，工作處於依賴地位，薪資低於漢族職工並受數字監視工具的監視。企業對他們進行軍事化管理，生活在嚴格隔離的區域，禁止從事宗教活動。他們在新疆的家庭成員受到‘威脅’。”
2020年3月2日，《華盛頓郵報》在其報道中引用“ASPI”研究員許曉椿的言論誣稱：“維吾爾族工人經常乘坐特殊的隔離列車在中國各地運輸，工廠老闆繼續密切‘監視’他們。”
2021年6月25日，《華盛頓郵報》引用所謂匿名人士和美國工會主席的言論誣稱：“被僱傭的少數民族員工可能受到監視。‘民族事務’委員會‘監督’在企業務工的少數民族工員工。”“一名維吾爾族工人説，他是自願來到企業工作，但面臨‘限制’。他會説中文，但被要求在企業上普通話課程。他被‘限制’在新疆。企業不讓他離開。”
2020年3月6日，《美國之音》引用所謂前新疆籍人士的言論誣稱，“在安置就業期間，其工資遠低於當地最低標準。”
2021年4月27日，《衞報》引用反華人士的言論誣稱，“維吾爾人與家人的溝通有限或沒有溝通，母親與孩子分開，家庭破裂。”
實際上，為了更好地服務轉移就業人員，為其外出務工提供便利，新疆各地政府主動聯繫鐵路部門預定車次。這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
我國在法律、政策和實踐層面充分保障各族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實行同工同酬，不存在對任何民族的歧視。法律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維吾爾族員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同等權利，企業無權也不會限制其自由。企業甚至為其提供專門的清真餐廳和舒適的住宿環境，通過開展各類文體活動豐富他們的日常生活，加深員工之間的感情。
我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國家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動。維吾爾族員工完全可以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企業規章制度以及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從事宗教活動。
其五，媒體採取傾向性引用策略對我國肆意攻擊。
我們對13家媒體的189篇報道進行分析，發現在炒作“強迫勞動”謬論時，海外媒體主要採納“ASPI”和勞拉·墨菲發佈的“研究報告”以及“世維會”及其下屬機構的言論。同時，相當部分報道引用反華政客言辭來論證觀點，缺乏實地調研和第一手資料，更沒有對維吾爾族員工的訪談，並未提供切實可靠的信息。
2018年12月18日，《美國之音》刊發文章，誣稱新疆教培中心存在“強迫勞動”，並引用“ASPI”和“世維會”成員茹仙·阿巴斯的言論。《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同時刊發類似報道，引用信源均相同。
2021年6月25日，《華盛頓郵報》在其報道中引用所謂匿名研究員和前當地居民的言論誣稱：“新疆一家硅工廠通過國家勞工計劃招募和僱用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目的是讓他們進入工廠。這些項目是‘強迫’居民勞動的一種形式，因為他們面臨拘留或其他懲罰的威脅，無法拒絕。政府把他們的家人送到‘拘留營’，讓他們收割棉花，從事其他工作，並恐嚇他們停止與外界的聯繫。”
2022年4月11日，加拿大《環球郵報》在其報道中刊發《加拿大監管機構被要求調查中國“強迫勞動”的進口指控》一文，引用總部位於渥太華的所謂“維吾爾權利倡導項目”執行主任馬合木提·土赫提的言論誣稱，“希望對‘強迫勞動’進口產品的調查能促使加拿大就此採取更大的行動。對中國棉花的依賴可能意味着在企業供應鏈存在‘強迫勞動’”。
可見，西方媒體通過片面引用所謂匿名信源、反華分子的不實言論，使用駭人聽聞的新聞標題，將偏見隱藏其後，達到誤導受眾和傳播謬論的目的。所引用和報道的材料缺乏對現場和實際情況的調查，缺乏可驗證性，其傳遞的信息充滿惡意揣測和謊言。
四、結語
西方反華勢力炮製所謂“強迫勞動”謬論是手段，遏制我國經濟發展是目的。他們顛倒黑白、違背事實真相，制裁打壓新疆企業，侵害新疆各族羣眾的勞動權和發展權。
顯然，一切攻擊抹黑都抹殺不了新疆繁榮穩定的事實，更阻擋不了中國發展的腳步。謊言就是謊言，唯一的歸宿就是歷史的垃圾桶。
（本文刊載在《統一戰線學研究》雜誌2023年第5期，錄入時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