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六十年前的美國人是怎麼給人貼“紅色中國間諜”標籤的？
2023年9月11日，中國國家安全部曝光了一起驚人的間諜案件，美國“功勳”間諜梁成運在中國落網。他不僅竊取了大量機密信息，還被偽造成“愛國慈善家”，最終以間諜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財產五十萬元，終結了他長達30多年的美國間諜生涯。
很多人訝異於和平年代，間諜竟然就在我們身邊。實際上，早在今年7月2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出席在阿斯彭安全論壇時就曾公開表示，已經重建了在中國的情報網絡。
相比較隱秘的情報網絡，對我們而言，更直觀的感受是，美國政學產媒各界對中國的有組織抹黑，對中國內部進行滲透和破壞，試圖阻礙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尤其是民主黨上台後，致力於開展對華價值觀外交，十分熱衷於把中國打造為人類主流價值觀的異類。其抹黑程度之惡劣，竟連美國的反華學者都抱怨，華盛頓容不得一句真話。
這倒令我想起了六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看完這段往事，會令人感到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文/傅正】
美國人素來“不關心外面的世界”，事實上，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們對於東亞的情況仍然是一片懵懂的。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兩天以後，《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鼓勵美國人民，“我們決不是孤立的”，因為“我們有像中國那樣忠誠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有了這些盟友，我們就會找到太平洋戰略的鑰匙”。
這與其説反映了美國輿論對於中國多麼友好，倒不如説反映了美國輿論對於亞洲多麼無知：我們美國人現在必須要跟日本人戰鬥，但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不知道；日本軍隊會怎麼打仗？不知道；美國有哪些優勢？還是不知道。在這一刻，中國的地位就凸顯了出來。中國與日本已經進行了好幾年的戰爭，我們美國可以通過中國獲得對於日本的足夠多的情報。
事實上，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瞭解更加欠缺。賽珍珠的小説幾乎是一般美國民眾瞭解中國的唯一渠道。1937年，好萊塢把小説《大地》拍攝成了電影。這部電影謳歌了中國農民的勤勞質樸。
為了拍攝影片，製作方甚至遠赴中國收集服裝道具，還從中國運來了兩頭水牛。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輕易看出，電影對於中國農民的描繪仍然充斥着美國人的想象。勤勞、善良、吃苦耐勞，但十分貧窮，這可能就是當時美國公眾對於中國人的所有印象。
按理説，這個印象並不壞，然而它卻可能遭到利用。國際關係學家米爾斯海默在評價以色列遊説集團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時，曾指出：
即便是那些相對較小的團體，如果它們強烈地關注某一特定議題，而其他人對此不是很關心，那麼它們也能夠對政策過程施加重大的影響。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中美關係上。直到越南形勢惡化時，普通美國人都不關心中國。1964年的一份評估報告顯示，1501名受訪者，有四分之一不知道中國的執政黨是誰。
因為無知，才會上當，因為漠不關心，才會遭到利用。美國公眾對於中國的無知給了少數人機會，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刻畫和塗抹中國的形象。半個世紀以前如此，今天亦復如是。
這個故事的主角有兩個：一個是“院外援華集團”，還有一個是“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兩者的名字比較接近，卻相互對立，它們最大的區別是前者切實存在，後者卻完全是虛構的。
“院外援華集團”起源於二戰時期的“親華”遊説團體。其實這不是一個固定的組織，它的人員遍及美國的政學產媒各界。比如強硬“親蔣”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約翰·斯帕克曼（John Sparkman）、眾議院發言人約翰·麥克馬克（John W. McCormark）、參議院遠東分委會主席亞歷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共和黨參議員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這個福特後來立場有所變化，1974年接替辭職的尼克松，成為了美國第38任總統。
這些人之間的關係是比較鬆散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凝聚為一股勢力，依靠的是蔣介石政權為紐帶。
其實更引人注目的是學術界和媒體界的人，因為相較於這些議員，學者和記者可以打着“中國通”或“中國問題”專家的旗號行走江湖。有一個親台反華組織叫作“美亞教育交流協會”，其領軍人物是耶魯大學教授饒大衞（David N. Rowe），骨幹成員有吳克（Richard L. Walker）、魏特夫、威廉·麥戈文等人，後來拉進來了一些所謂的中國人，比如夏志清、吳元黎之流。在這一長串名單當中，我們姑且主要記住饒大衞這個人。
正是在饒大衞等人的策劃或者推動之下，一個所謂的“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就這樣被塑造出來了，而所謂“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主要成員，其實只是美國國內那些較為理智和更有遠見的亞洲問題專家。
是的，這既是一個美國反華集團各種抹黑新中國的故事，又是一個美國人自己惡搞自己的故事。在這個故事當中，您能夠看到那些美式反共魔怔人的作派和風格，這樣的風格延續到了今天。
墜入魔怔
美國人對於中國態度的分裂起源於太平洋戰爭時期。隨着中美合作的深入，美國人對於蔣介石政權的態度變得複雜起來。這樣高度腐敗的政權是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它能不能在戰後掌握中國的局勢？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迴避。
從1943年開始，美國逐漸形成了一股對於重慶方面批判的聲音，包括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高斯（Clarence E Gauss）、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史迪威及其顧問班子、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部分中國問題專家，以及來華的進步記者和作家。
比如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畢恩來，他的英文原名是托馬斯·亞瑟·畢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有本書被翻譯過來的書《1937，延安對話》，大家可以找來看一看。1943年7月，畢恩來在太平洋學會的刊物《遠東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比延安和重慶。他告誡美國政府，不要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重慶方面極其不得人心，未來中國的領導權很可能會轉移到國民黨以外的進步力量手中。誰是進步力量呢？畢恩來給出了他的答案，延安作風清廉，行政高校，深受羣眾擁護。與延安接觸，應當成為美國政府的選項。
沒過多久，1943年底，駐華大使高斯也提醒美國政府，國民黨政權現在虛弱不堪，很可能不久以後會發生災難性崩潰。不幸的是，高斯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1944年的豫湘桂大潰敗讓美國政界對於國民黨的能力產生了巨大的懷疑。尤其是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分裂，使得更多的人轉而批判國民黨政權。
一場圍繞蔣介石政權的政策分裂和鬥爭，悄然浮現。正如浙江大學歷史系的張揚教授所言：“在某種程度上，亞洲冷戰的序幕從對華政策大辯論時已經開啓了。”
這場政策鬥爭的第一批犧牲品是幾位中國問題專家，代表人物是三位叫作約翰的人，分別是約翰·帕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約翰·謝偉思（John S.Service）和約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文森特的中文名叫範宣德）。後來美國右派又加上了一個約翰——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 Fairbank），他有個更為我們熟知的名字——費正清。
這四個約翰都建議美國政府不要把寶全押在國民黨頭上。後來麥卡錫主義因此攻擊他們，“四個約翰使美國丟掉了中國。”對此，費正清戲謔道，真正使美國丟掉中國的是另一個約翰——John（蔣）介石。
1944年4月12日，謝偉思在赫爾利的排擠下，黯然回到美國。正好在這一天，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形勢急轉直下。
不到兩個月後，1945年6月6日，謝偉思與其他五人被捕，罪名是“涉嫌陰謀違反間諜活動法”。美國媒體指責謝偉思和伊曼紐爾·拉森（Emanuel Larsen）將絕密文件泄露給了《美亞》（Amerasia）雜誌，為的是反對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並迫使美國對我黨做出更加有利的外交決策。除了謝偉思以外，還有拉鐵摩爾等一批學者捲入其中。這就是著名的“《美亞》間諜案”。
“《美亞》間諜案”是美國政治急劇右轉的信號，也是美國與我黨關係的重要轉折點。
事實上，謝偉思被召回國內之初，我黨還認為他是回國彙報工作去的，還期待能與美國在對日作戰中展開合作。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發表《論聯合政府》，其中還強調，英國、美國和蘇聯是三個偉大的民主國家，能夠始終保持團結一致。（後來的版本對此做了刪改。）
兩個月後，《美亞》間諜案的消息傳來。6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報道了謝偉思被捕的消息，《解放日報》在社論中警告説，如果美國當局選擇支持反動派，那麼它必將從中國人民那裏得到教訓。
直到這時，美國還有一些公正的聲音。1947年，左翼作家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出版了《革命尚未成功》（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一書，深刻揭露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並高度讚揚了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又如費正清一再提醒美國當政者，“中共運動的力量掌握在中國人手裏”，也就是説，我黨絕非莫斯科的傀儡。
然而這些符合實際的判斷已經無法影響美國外交決策了。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另一種聲音，比如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1949年上任之初就叫囂道，“北平政權或許是俄國的殖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斯拉夫的滿洲國。”
滑稽的是，在“沒有最右，只有更右”的極端風潮下，不久以後，包括臘斯克在內的國務院官員居然遭到了美國右派連番攻擊！互開右籍了屬於是。
1950年2月9日，林肯誕辰紀念日，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西弗吉尼亞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了一場演講，他在演講中宣稱，“我手裏有一份205人的名單”，“他們全是共產黨的間諜”，“對此國務卿艾奇遜完全知情，但他仍然任命這些人起草外交政策”。這份演講一經公佈，輿論譁然！這一天就成為了麥卡錫主義開始的日子。
一時間，各種陰謀論甚囂塵上，瀰漫在美國的大街小巷。1953年，朝鮮停戰。按照協議，“自由”遣返，有21名美軍戰俘拒絕回到美國。對此，美國參眾兩院和新聞媒體藉機大肆炒作“朝鮮戰俘事件”。按照他們的邏輯，問題不僅僅是21個人拒絕回國，而是那些回國的戰俘當中有多少人受到了共產主義的“洗腦”，而自覺地成為了紅色中國的間諜？
一種流行的説法是，有超過2300名美軍戰俘接受了中國指派的任務，他們回到美國國內，隨時準備利用各個機會傳播共產主義觀念。美國輿論紛紛哀嘆：“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的被俘士兵最終通牒。”
按照美國新聞媒體和大中小學等意識形態機構的套路，共產黨人善於使用一種神秘的精神控制術，能夠把人們變成一件件為其服務的冰冷工具。現在他們已經成功把熱愛和平的中國人變成了統一着裝、訓練有素的軍隊。接下來，這個“共產主義怪物”將要把它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
不用奇怪，類似的套路直到今天，仍然頻繁地出現在美國影視劇和電腦遊戲當中。無知愚笨、對外部世界極端無知，卻總是自以為是的美國公眾，恰恰為這些陰謀論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儘管麥卡錫本人在1954年底遭到了彈劾，並在1957年5月2日死於急性肝炎，但紅色中國的陰謀論並沒有因此而退潮。
除了惡搞自己人以外，美國人也惡搞了中國。
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軍方曾組織編纂過一部《中國：地區導覽》（China: An Area Manual）手冊，供參戰美軍使用。其中“文學”“思想”“大眾傳播”三大章，以及其他若干小節交給了一個叫作夏志清的美籍華人撰寫。在美國情報機構和新聞機構的支持下，夏志清後來把文學的部分加以擴充，撰寫成《中國現代小説史》，於1961年3月出版。
為了對抗由魯迅、茅盾等人構成的左翼作家譜系，夏志清刻意誇大和吹捧了張愛玲。直到今天，此人的文學史仍然在國內備受吹捧。
事實上，就連張愛玲本人都淪為了美國冷戰的工具。她後來承認，美國新聞處給她擬定好了故事梗概和提綱框架，指使她往裏頭填小説。這部小説名叫《赤地之戀》，出版於1954年，它對於後來什麼《軟埋》之類書具有開創性的作用。
與粗俗弱智的陰謀論不同，上述系統性的抹黑都是以某種“專業”或“中立”的面貌出現的。
康奈爾大學人類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到東南亞考察後，得出結論：東南亞的華人羣體並非共產主義者，但他們都希望一個強大的中國能夠給予他們保護和榮耀。中國大陸顯然是強有力的。為此，施堅雅建議美國政府趕緊大力打造蔣介石政權的民族主義特性，以便把東南亞華人吸引過去。
他的報告很快得到了美國國務院和新聞署的重視，成為了美國對東南亞華僑的心理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個過程當中，香港，這個華人文化輻射東南亞的橋頭堡，得到了特殊的重視。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再講。
總之，麥卡錫主義時代是美國有組織系統化抹黑中國的開始，也是他們內部整肅，把任何對中國持有公正態度的人打為間諜或通共分子的一次高潮。
麥卡錫死了，但美國人互貼標籤的鬧劇才剛剛拉開了帷幕。
《中國：地區導覽》第二卷（饒大衞編）扉頁的作者名單，夏志清排在第一個
虛空索敵
很顯然，沒有“院外援華集團”的推波助瀾，麥卡錫主義的風潮不可能掛得如此猛烈。這股風潮刮遍了美國知識界、文藝界，但它主要的針對對象還是艾奇遜領導的國務院。
其實艾奇遜也挺倒黴的，一方面，我們《別了，司徒雷登》中痛罵艾奇遜親蔣反共，“在這裏強姦了美國的民意”；另一方面，麥卡錫主義卻攻擊艾奇遜有意放縱親共分子，出賣盟友蔣介石。
總之，蔣介石集團藉助麥卡錫主義干擾美國外交，這引發了美國國務院的強烈不滿。1950年，助理國務卿臘斯克當着台灣政客蔣夢麟的面，指責蔣介石政府試圖繞過美國國務院，利用“院外援華集團”干預美國外交決策。國務卿艾奇遜甚至建議杜魯門總統趕緊對“院外援華集團”展開調查。
1952年，美國《記者》雜誌刊文揭露這個服務於蔣介石政權的“院外援華集團”。《記者》雜誌指出，“院外援華集團”有個致命的武器，簡單而有效，就是逼人站隊：你不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是吧？那你就是莫斯科的走狗。任何美國人，無論他是官員還是平民，只要他不贊同蔣介石，他就有可能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
這些曝光當然令“院外援華集團”十分恐懼和痛恨，怎麼辦？行，既然你説我是蔣介石的工具，那麼我就説你是共產黨的間諜。攻擊我的人越多，就説明紅色中國在美國的特洛伊木馬越強大。
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衞星。這給美國的震動非常大，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防教育法》。在這個背景下，美國人開始了新一輪抓“共產主義間諜”的運動。
又過了一年，1959年，美國《水星》雜誌發表文章，提出在美國有一股干預其決策的隱秘力量——“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它的成員包括大批政學要員，比如“對外政策協會主席”塞立格曼，此人1958年曾公開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又如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羅勃特·阿莫萊、杜勒斯的前政策顧問羅勃特·波威，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大批中國問題專家，因為他們被指控為對紅色中國採取“綏靖政策”。
再比如，高級研究機構“美國人大會”的60名專家，因為他們曾聯名上書1954年的聯合國大會，要求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
除此之外，還有12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有幸上榜，他們在1958年10月聯名要求聯合國託管台灣。
在《水星》雜誌的渲染下，這些人通通都是為紅色中國安插在美國的特洛伊木馬，目的是改變美國的外交方向，使美國迎合紅色中國的利益。
然而事實上，上述所有人跟中國都沒有關係，他們大多持有“兩個中國”的主張。
也就是説，在所謂“紅色中國威脅”的恐慌氛圍之下，美國人開始了一場“互開右籍”的運動，而以“親蔣反共”為首要目標的“院外援華集團”，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60年，美國學者羅斯·凱恩（Ross Y. Koen）撰寫了《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書，準備由麥克米倫公司（Macmillan）出版。
這本書揭露了台灣蔣介石政權深度介入美國外交決策的內幕，揭露了“院外援華集團”如何製造輿論，打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並左右美國外交決策的真相。
毫無疑問，蔣介石政權及其在美國的代理人——是的，你沒聽錯，“院外援華集團”真是蔣介石的代理人，他們似乎更在乎蔣介石的利益而不是美國的利益——對於這本書是非常驚恐的。
該書還在預審階段時，“院外援華集團”和蔣政權在美的“外交人員”就獲悉了大體情況。他們立即採取行動，竭力阻撓該書出版。台灣的所謂“駐美大使館”甚至宣稱要起訴出版商麥克米倫公司。
正是在蔣介石集團和“院外援華集團”共同壓力之下，羅斯·凱恩的著作沒能正式出版發行，僅有少量樣書存留在出版商和圖書館的書架上。
這件事讓蔣介石集團和“院外援華集團”意識到，他們已經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反感。僅僅阻撓羅斯·凱恩的著作出版就夠了嗎？遠遠不夠，就算這次攔住了羅斯·凱恩和麥克米倫出版公司，還會有下一個羅斯·凱恩和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站出來揭露他們。怎麼辦？那就只有主動出擊了。
為了對沖羅斯·凱恩的影響，“院外援華集團”決定塑造一個更大的敵人，通過這個敵人再次製造恐慌氛圍，“紅色院外集團”就是一個好的抓手。
在蔣介石政權的配合下，“院外援華集團”炮製了一本著作，題為《紅色中國的院外集團》（The Red China Lobby），於1963年出版。從標題也能看出，這本書大肆渲染，美國已經遭到了“紅色中國”的全方位滲透。它的核心觀點有四個：
第一，除了台灣和澎湖列島，中國已經被一個外來的政權所佔領；
第二，莫斯科—北京軸心（Moscow-Peking Axis）已經發動了針對“自由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前兩次世界大戰不同，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僅僅停留在軍事領域，它是一場波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綜合戰爭；
第三，“紅色中國”的意圖是控制除了蘇聯帝國以外的所有亞洲地區；
第四，莫斯科—北京軸心的終極目標就是孤立並打敗“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
第五，為了戰勝對手，保衞所謂的“自由世界”，美國有必要開展一場整肅運動。首要的整肅對象就是其國內的“紅色中國院外集團”。
為此，這本書提出了大概兩條鑑別“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分子”的標準：
（1）凡是提出離間“中蘇關係”或倡導“與中國接觸”的人，都是潛在的紅色中國特洛伊木馬。比如前國務卿艾奇遜主張過美國應該離間中蘇關係，比如著名學者費正清就是這項政策的積極鼓吹者，那麼他們都是“紅色中國”在美國的代理人。
（2）凡是認為中國持有和平主義立場的人，都是潛在的紅色中國特洛伊木馬。美國學者洛德·林賽（Lord Lindsay）和華爾特·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都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大規模使用武力，中國會採取和平共處的立場。這些人也是“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成員。
總之，“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實力雄厚，規模龐大，包括不僅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等多所頂尖名校的大批專家，更包括康奈爾大學校長迪恩·馬洛特（Deane W. Malott）和羅切斯特大學校長科尼利斯（Cornelis W. de Kiewiet）這兩位大學校長！
這份名單幾乎把所有反對無腦吹捧蔣介石的亞洲問題專家統統一網打盡了。顯然，“院外援華集團”及其支持者蔣介石政權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他們希望編造一個龐大的陰謀論，讓任何理智的人都緘默不語。只要美國越癲狂越意識形態上腦，蔣介石集團和他的美國朋友就越有機會火中取栗。
然而在這本書出版的1963年，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分歧已經很明顯了。隨着中蘇矛盾愈演愈烈，美國國內要求重新評估中美關係的呼聲越來越高。
1966年，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了中國問題聽證會，也稱為“富布萊特聽證會”。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參加了這場聽證會，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是時候調整對華政策了，即現在應該對中國採取一種“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也就是説，美國在保持軍事遏制中國大陸的同時，也嘗試接觸中國大陸。
“富布萊特聽證會”讓“院外援華集團”陷入了一場更大的恐慌。他們意識到，中美接觸的大門一旦打開，他們的謊言和神話將會被徹底戳破，美國將要拋棄他們。
因此聽證會結束後不久，“院外援華集團”修改和再版了《紅色中國的院外集團》一書。新版改名為《“新”紅色中國院外集團》（The “New” Red China Lobby），儘可能地擴大了打擊面。
例如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亞洲研究協會、美國人考察遠東政策協會（Americans for a Review Far Eastern Policy）、全國教會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服裝業聯合工會（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等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連同《紐約時報》等媒體，居然一口氣都成為了紅色中國的院外集團。我們這麼牛逼我們怎麼不知道？！
顯然，“院外援華集團”期待新一輪的麥卡錫主義運動。在他們的渲染下，美國似乎已經不是美國人的美國了，真正掌握美國的是一個由紅色中國控制的“deep State”。這類話術多麼令人熟悉！多少年過去了，他們一點都沒變！
很狗血是吧？更狗血的還在後面。1968年，共和黨人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他在競選中承諾，要在任內解決越南戰爭的問題。怎麼解決？你不試圖改變與中國的關係，越南問題沒法解決。
所以在尼克松勝選後不久，1968年11月6日，一批東亞及中國研究專家就通過亨利·基辛格向尼克松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們包括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孔傑榮（Jerome Cohen）、賴肖爾、史華慈、傅高義，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鮑大可和麻省理工學院學院教授白魯恂等人。這份備忘錄也被稱為《費正清備忘錄》（The Fairbank Memorandum）。
確實，這些真正研究中國的專業人士被“院外援華集團”和右翼分子壓抑得太久了，尼克松的當選成為了改變這一切的契機。
《費正清備忘錄》對尼克松政府後來調整對華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備忘錄指出：
（1）迄今為止美國的對華政策是錯誤的，它建立在“修辭”（Rhetoric）而非“現實”（Reality）的基礎之上。
（2）美國總統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改變過去的錯誤，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比如減少周邊世界對中國的敵意，比如通過接觸給中國領導層提供不一樣的選項，再比如可以使當前和未來的中國領導人對於過去的世界觀產生疑問。
（3）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建議中美高層領導人舉行秘密會談，建議將越南問題會談作為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的一部分，建議修改針對中國的反彈道導彈（ABM）部署計劃，減少對中國的貿易制裁，等等。
應該強調，參與備忘錄署名的中國專家絕不是對華友好人士，他們都是完全站在美國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的。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專業的，這份備忘錄預言了後來中美關係的走向。只不過備忘錄建議的“中美高層領導人秘密會談”，變成了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並取得了重大成功。
“院外援華集團”很快獲悉了《費正清備忘錄》的大體內容，更加驚恐。他們意識到過去對於學術界的打擊還不夠，於是再一次擴大了“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名單。
“院外援華集團”的骨幹分子、美亞教育交流協會主席饒大衞，親自下場操刀。他與右翼刊物《國民評論》共同制定了一個打擊計劃，由饒大衞出面草擬寫作提綱。
在饒大衞的筆下，“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又雙叒叕擴大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統統成為了“紅色中國”的秘密陣地。
此外還包括了一堆民間團體，比如世界事務理事會（World Affairs Councils）、女性選民聯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校際聯合國協會（Intercollegiat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聯合國協會、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mericans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等等。
這些都是NGO哈。除了上述NGO以外，“院外援華集團”還把攻擊目標盯上了美國的所有電視媒體。為什麼呢？1960年代正好是美國電視媒體興起的時候，電視媒體對於青年學生反越戰運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一定得是被紅色中國策反了呀，被紅色中國策反了呀。
所以你看，這就是美式魔怔人的典型操作。
根據這份提綱和名單，“院外援華集團”又炮製了一本著作《紅色中國及其在美國的朋友：一份關於“紅色中國院外集團”》。饒大衞先後找了幾個人寫作，都不滿意，索性自己動手編造。
在這本書當中，他總結了“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思想特徵：凡是那些宣稱“國民黨政權腐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不可避免”“美國不能被國民黨牽着鼻子走”“美國應該主動緩和與中國的關係”的人，統統都是“紅色中國”的代理人，或者被“紅色中國”蠱惑的人。
這本書最終在1971年出版，台灣當局立馬就把它翻譯成了中文，取名《中共在美遊説內幕：美國支持世界自由協會報告書》，後來又多次在台重印。
顯然，僅僅虛空索敵，捏造一個不存在的對手還是不夠的。“院外援華集團”還需要給對手編造一個罪名，而且這個罪名必須是普通美國公眾深惡痛絕的。於是一個巨大的謠言開始發酵。
羅斯·凱恩在著作的序言裏指出，美國對華政策比其它外交政策更加深入地捲入了國內政治，關於中國的爭論已經成為民主、共和兩黨鬥爭的持久特徵。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陳年老謠
這個謠言起源於朝鮮戰爭時期。原本從未關注過中國，也根本不瞭解中國的美國聯邦麻醉品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突然針對中國提出指控，宣稱中國正在國際黑市上大量出售鴉片和海洛因，以此牟利來維持在朝鮮的軍隊。聯邦麻醉局僱員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多次在美國國會和聯合國大會上，出面指證“紅色中國”的“毒品計劃”。
在麥卡錫主義的壓力下，沒有任何人膽敢要求聯邦麻醉局或安斯林格個人提供具體的證據。“中國正在密謀組織一個全球毒品網絡”這種荒誕的謠言居然被“重複千遍”，渲染成為了不容置疑的事實。
包括《時代》週刊在內的著名媒體，紛紛出台標題為“中國正在用海量毒品侵蝕美國”的文章。“紅色中國”“毒品”這兩個形象關聯在一起，所謂“莫斯科—北京”軸心正在密謀操縱世界的説法似乎更加有鼻子有眼了。
按照美國聯邦麻醉品局的説法，中共將數量龐大的毒品走私到越南，再通過其在越南的販毒網絡分銷往世界各地。越南共產黨既是中國販毒的工具，也是中國使用販毒收益資助的對象。
為了掌握“中國政府有組織販毒”的具體情況，195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還真的派人去越南進行了專門調查。調查的結論是，這項指控純屬莫須有，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這樣的販毒網絡，恰恰相反，中國政府對毒品行業採取非常嚴厲的禁止的態度。
中情局的報告同時指出，在中國雲南邊境確實有少量毒品流出，但這應該是雲南當地少數民族村寨所為，並沒有得到中國政府任何支持。
然而美國當局在各種輿論和政治壓力之下，根本不敢把報告的結論公之於眾，相反，報告被打上“絕密”的標籤，束之高閣。這件事情證明了，美國人所為的“調查真相”在政治需求面前一文不值。任何不利於把“紅色中國”妖魔化的材料都將被自動過濾或者忽略。
後來的事實證明，雲南邊境毒品恰恰是殘留在那裏的國民黨軍隊製造的，而且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完全知道這件事情！
剛才提到羅斯·凱恩在1960年的《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一書。這本書就披露了蔣介石政權與東南亞毒品貿易的關係。
可以想見，台灣當局知道這本書後，是多麼驚恐和憤怒！這也成為了它煽動美國“院外援華集團”絞殺凱恩著作的重要原因。
凱恩的著作還沒出版，美國官方就趕緊出面為蔣介石政權背書。於是，羅斯·凱恩對於“紅色中國販毒網絡”的闢謠反而在政治壓力下，不幸成為了“謠言”。
毫不誇張地説，正是美國政府默許和縱容了國民黨軍隊的販毒行為，也變相地默許和縱容了毒品在美國的銷售！
進入60年代，對華理智的呼聲越來越高。為了扭轉逐漸不利的局面，為了進一步打擊美國的理智派，也為了進一步服務蔣介石政權，“院外援華集團”決定抓住毒品問題大做文章。幾年以後，饒大衞在給同事的信中，恬不知恥地説道，就美國公眾而言，妨害中美關係緩和的關鍵因素就是中國的“毒品走私問題”，它是“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阿喀琉斯之踵”。
從策略上來講，饒大衞是正確的。60年代，美國青年反主流運動興起，毒品問題成為了全社會的焦點，只有將毒品與“紅色中國”深度綁定，才能激起美國普通民眾的反華情緒，把徹底否定所謂“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合法性。
在饒大衞、崔戈等人的策劃和幫助下，堪德林（A. H. Stanton Candlin）炮製了《心理化學戰：中共對西方的毒品進攻》（Psycho-Chem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Drug Offensive against the West）一書，並於1973年在保守派出版公司阿靈頓屋（Arlington House）出版。那個時候，中美關係已經拉開了正常化的序幕。
我們應該明白，與美國人打交道，絕不能抱有一種功利的態度，不能因為我們跟美國關係緩和了、好轉了，就忘掉了兩國在性質上的根本不同。事實上，哪怕是中美關係最好的時候，美國人也從來沒有一刻放鬆過在價值觀上徹底否定我們。
請注意，《心理化學戰》出版的時間是1973年，早在六年前，1967年，國民黨殘軍與坤沙民兵武裝在老撾北部爆發激烈衝突，雙方各有數百人傷亡。有美國學者將其稱為“1967年的鴉片戰爭”（The 1967 Opium War）。
這個事件使得“金三角”的真相曝光，根據後來的揭秘文件，參與毒品製作和販賣的勢力不僅有國民黨、東南亞商人和當地割據軍閥，還有中央情報局。總之，這下美國政府很難再給蔣介石政權捂蓋子了。
更加滑稽的是，當時中蘇關係十分緊張，莫斯科居然撿起了美國人和國民黨玩剩下的老謠言，開動官方機構，大規模宣傳中國大陸正在用鴉片毒化“自由世界”！
中央情報局在1972年的一份報告中，就明確指出，關於中國輸出毒品的輿論基本來自莫斯科和台灣。也就是説，極端反蘇反共的“院外援華集團”現在居然在幫俄國人的忙！
我相信，莫斯科出面造謠，這也是“紅色中國毒品網絡”這個謠言在美國消停下來的重要原因。
在《心理化學戰》出版的第二年，1974年，羅斯·凱恩的著作《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終於得以出版發行，其中關於國民黨政權走私毒品的描述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
可以説，這是一個標誌，服務於蔣介石政權的“院外援華集團”走向了邊緣。然而我們無需樂觀，類似的組織從來沒有因此而停止過它的活動。他們只是變換了馬甲。
堪德林在《化學心理戰》一書中虛構的“紅色中國”向金三角販賣毒品路線
變換馬甲
1966年，美中關係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成立。這個機構由來自學界、商界、媒體界、宗教界等60餘名人士組成。背後得到了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大力支持。
美中關係委員會的主要定位就是重新評估中美關係。它成立的第二天，美國國務院就公開聲明表示歡迎，希望它能夠站在“客觀性”“分析性”高度，向美國公眾介紹“紅色中國”的情況。美國務院表示，對於紅色中國的政策“必須進行不斷的研究和考察”。
很顯然，美國外交部門不是傻子，他們也意識到過去“院外援華集團”完全站在蔣介石政權一邊，給他們傳遞錯誤的消息，甚至對他們施加無端的政治壓力。中蘇關係的破裂已經證明了，“院外援華集團”總是在撒謊。
美中關係委員會成立以後，發揮了重大作用。舉個例子，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開啓了舉世矚目的“乒乓外交”。這裏面就有美中關係委員會的推動。
除此之外，1969年10月成立的“對華新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New China Policy）也是一個旨在推動美國當局改善對華關係的重要民間機構。這些機構利用當時蓬勃發展的電視媒體，頻頻出境辯論對華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對此，“院外援華集團”當然不能忍啊。比如其骨幹成員周以德，就利用共和黨內的關係，多次試圖勸説尼克松改變“與中國大陸接觸”的政策，但遭到了尼克松的明確拒絕。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正式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此後，美國“院外援華集團”的部分成員，又組織成立了一個所謂的“自由中國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通過不斷渲染和打造“紅色中國”與“自由中國”的對立，來維護蔣介石政權的利益。
我們注意，從這時開始，所謂“院外援華集團”的重點工作已經不再是全盤否定“紅色中國”了。強化台灣地區的所謂“獨立性”，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國正式斷絕跟台灣的官方往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叫“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的所謂“民間機構”。
事實上，我們確實低估了美國“旋轉門”體制的巧妙之處。類似“美國在台協會”乍看上去並不代表美國的官方意志，然而其成員完全有可能通過“旋轉門”成為美國的政府官員。美國人玩了一個“把東西從左口袋放到有口袋”的把戲。
從表面上看，隨着美國斷絕與台灣地區的官方往來，當初的“院外援華集團”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但這不代表他們不能炒作台灣議題以及其他一切反華議題。
今天美國的對華意識形態冷戰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回望當年“院外援華集團”的種種奇葩行為，真是“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魔怔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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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Stanton Candlin, Psycho-Chem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Drug Offensive against the West,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73.
在以上著作中，本文主要內容參考的是張楊教授的《冷戰與學術》，特此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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