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一帶一路”承載的是一種文明形態，這是西方不願接受的
【導讀：值此“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週年之際，10月17-18日，北京高朋滿座，隆重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中，踐行“達則兼濟天下”大國擔當，打造開放包容全球公共產品的行動。十年間，這項全球性發展倡議已經得到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覆蓋全球65%以上國土及人口，實現投資規模近1萬億美元 ，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
而這些項目背後，一大批中企從業人員、專家學者走出國門，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踐行者和見證者。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就是這樣一位“一帶一路”國際農業合作的親歷者。在“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之際，李小云接受了觀察者網的專訪。
作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農業領域的博士，從協助西方援助中國項目落地的“當地專家”，到去非洲推廣中國扶貧經驗的中國專家，在身份的轉變中，李小云經歷了中國從一個受援國，變為“一帶一路”倡議國的全過程。他也在“一帶一路”非洲農業合作項目的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一手經驗，並對如何實現“一帶一路”的共享共建，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了細緻入微的冷靜思考。】
（採訪/觀察者網 高豔平）
兩次到非洲: 體會中國發展的全球意義
**觀察者網：**2007年您帶隊到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展開實地調研工作，您説這在某種程度上標誌着您的身份轉變，主客體關係的轉變。用您《發展援助的未來》一書中的對自己的定位，您的身份也從幫助西方援助項目落地執行的“發展掮客”，變成了一個輸出中國減貧經驗的中國專家。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主客體轉變”的體會？
**李小云：**20世紀末期到21世紀初，全球的地緣政治發生巨大變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就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這個變化雖然看起來非常宏觀，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變化中的一員。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在歐洲學習的時候，有一門實習課我們要被送到發展中國家去寫論文，當時我就選了坦桑尼亞。我選坦桑尼亞的主要原因是，坦桑尼亞在我的童年留下了特別深刻的記憶。
1970年代，中國在援建坦贊鐵路的時候，我在上中學。報紙上，天安門的北京兒童拿着花歡迎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來訪，那個場景印象特別深，所以，實習的時候讓我選擇一個國家，我就選了坦桑尼亞。
來到塔桑尼亞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那是1991年。我到了非洲以後，在那待了三個多月時間，沒有見到過一箇中國人，沒有講過一句中國話。在荷蘭學習的時候，我還可以看到中國同學，可以講中國話，但到了非洲之後，除了我的同學，一個法國人、一個荷蘭人，再加上我，就沒有別的認識的人了。
2004年，我參加了由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中國政府在上海共同組織的世界扶貧大會。
在大會上，當時的世界銀行行長來自澳大利亞的詹姆斯·沃爾芬森，講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減貧經驗對於世界、對於發展中國家、對於全球減貧和全球發展的重要意義。
世界扶貧大會是西方作為一個集體展示市場經濟改革勝利的標誌性大會，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承認了中國發展的經驗的世界意義。
首先這是一個事實。因為中國作為一個非西方國家，它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和大規模減貧的重要經驗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它是基於發達國家幾百年以來的現代化經驗基礎上的學習型現代化。
中國扶貧理念之精髓，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圖為2020年，江西會昌縣富城鄉貧困户在政策動員下種植大棚蔬菜減貧（黃振榮攝）
中國是一個延續至今仍具有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傳統的文明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將歐洲的現代化經驗，與中國自身的現代化進程相結合，這其實也是中國百年以來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恰恰就是有機地吸取世界現代化的基本經驗，並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傳統有機結合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講，作為由西方思想和經驗主導的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系統，它對中國經驗的承認，既有它的客觀性，也有它的合理性，不能説它是全是是假的和虛偽的。
當然他們也有一種功利性，是自由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原因，是中國採取了面向市場的改革。
但不管怎麼講，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所以我自己在浦東的全球扶貧大會會場，就突然有一種感覺：過去我們是向西方學習的，我們是學生，從來沒有一次很正式的場合，有人説中國也是老師。當然我自己還是比較冷靜的。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我們還有向西方學習的地方，絕對不能閉關自守。
在百年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這個歷史悠久、文化傳統深厚的民族，總是希望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這種心理有些外國朋友不太理解，這是因為中國近代以來是個弱者，那個時候，我們還並不是一個強國，但至少覺得我們要能與西方平起平坐。
所以2004年的世界扶貧大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雖然今天講起來有些絕對化，但當時我的感覺是，主客體關係正在發生變化：過去我們中國長期是客體，西方是主體，我們是西方的研究對象，但在那時候，主客體發生變化了。
那段時間，我對中國發展經驗的全球意義有很多思考。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已經發展起來的發達國家的時候，都面臨一個如何追趕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它前面有一個西方發展的模板。所以説中國的現代化註定是一個學習型的現代化，而且正因為它借鑑西方的發展經驗，別人有汽車，中國人也想有汽車，這就產生了一個政治、社會、心理角度的緊迫感，叫現代化的緊迫感。
這種現代化的緊迫感催生了政治上的緊迫感，這就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就必須要在一個高度壓縮的時空裏來推動，所以我們要想10年-20年趕超英美。於是我們定了很多的目標，這樣就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變成了一個有計劃的、干預性比較強的、政府主導的現代化。
在進入現代世界以後，所有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它在社會心理、在政治治理各個方面所面對同樣的問題。解決辦法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講，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發達國家創造了一個發展的模板，給後發國家產生了一種彌合差距的緊迫性。這種差距表現在很多指標上，比如包括人均GDP、人均營養、人均消費等等，這都是基於西方經驗的，並不是發展中國家自己原有的。
但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實現了年平均GDP增速達到9%以上的高速增長。2004年雖然還沒有完全消除絕對貧困，但是我們的人均GDP從幾百美元迅速達到了幾千美元，我們大規模的減少了貧困。
這個經驗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完成和取得的，它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那就不得了，甚至對發展達國家也有參考意義。
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情況是一樣，他們也想早點實現現代化，他們很想知道中國是怎麼搞成功的？
歐洲的發展經驗是自發性的，很難學，它先有農業革命，後有工業革命。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200年，工業革命又有100年，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等300以後才實現工業化，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也存在追趕發達國家的緊迫性。這就是發展的全球化現象。
所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就是這樣構建出來的，是非常有意義的。我當時就想，既然中國經驗的意義這麼大，那我們可以把中國經驗總結一下。於是我就做了一個項目，叫中國與非洲的減貧對比。
2007年我選擇了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去調研。這是我1991年離開非洲大陸以後，時隔10多年以後再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這一次的所見所聞，自身的感受和心理就完全不一樣了。
首先到了尼日利亞，都是中企，到了坦桑尼亞，也都是中企。劍麻農場、中鐵建，都是中國人。我碰到的非洲部長，走訪的非洲各個部門包括農業部、投資部計劃委員會的官員，對我們投來的眼光都是羨慕，他們覺得中國就是發達國家。
我們還沒有覺得自己是發達國家，但是能夠理解他們的感受，就像過去歐洲人到中國來，我們看歐洲人的感覺。
1990年代我們去歐洲讀書，還是很自卑的。我們當年出國沒有信用卡，我們到人家門口撿別人不要的電視、傢俱、烤麪包機，我們學生之間相互討論最多的是，這段時間誰撿的東西最多最好用。
主客體的關係變化有些時候是非常複雜、非常微妙的。有些時候理解中國與世界關係，我們講的大多都是國際關係。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也應該包括人的心理、人的行為的變化。我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對這些微妙的變化是非常謹慎的，是有些文化自覺性的。我覺得我們到非洲，不能表現出那種主導的強勢地位，我要注意和他們平等相處。
2007年，我到非洲，雖然我沒有講，我到那兒是去傳經送寶去了。但是至少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這的確也是中國大規模走出去的一個階段，主客體關係的個人感受不同了。
中國為什麼要援助非洲？
觀察者網：2000以來的第一個十年，也是一箇中國作為受援國，轉變為對外援助國的轉折點。
李小云：對。2007年以後我到了非洲，就產生了一個想法。為什麼我們當年都要到歐洲去學習，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到歐洲可以學到很多我們沒有的東西。那我們為什麼不能讓很多非洲人到中國來學習？
1990年代初期，我是一位德國援助中國項目的中方代表，當時有個問題我不太懂：為什麼德國人要援助中國？2007年以後到了非洲以後，我就突然明白了，中國為什麼要援助非洲。
一個國家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就如鄰居關係，我們都生活同在一個世界、一個村子裏，我們叫全球村。如果把全球村當作一個家庭來看的時候，會存在一個全球倫理的問題：別人有困難，而你生活得好的時候，你是有責任幫助他們的。
其實援助也好、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相處，並沒有那麼複雜，就是一個非常簡單、不可迴避的、最基本的倫理問題。
如果不這麼看，那麼他是非洲人，我是中國人，援助他幹嘛？這就把援助講得太功利了。就拿人和人的相處來做比較，難道你對一個人好，都是為了做慈善？不完全是，肯定你還想着將來有困難他們會幫你一把。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是很自然的人與人的關係。當然你在幫別人的時候，真的就想明天就一定能給你返什麼好處？也不是這樣的。
當時我的想法是，既然中國的經驗是非常特殊的，對於非洲國家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那麼為什麼我們不去非洲推廣這些經驗呢。所以在2007年以後，我就在農大第一次發起了招收非洲留學生的計劃，我應該也是在國內很早參與對非洲講中國減貧經驗的學者了。現在我講得少了，因為這一問題其實很複雜，中國的減貧發展經驗也有條件性。
農業發展經驗是中國經驗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能不能到非洲去和非洲朋友一起來合作農業發展項目。這就有了我們的“小技術大豐收”、“小豆子大營養”這些項目。
到坦桑尼亞種玉米——非洲工業化路徑的思考與探索
觀察者網：剛剛您提到了啓動中非農業合作的大背景。您能詳細講講，又是什麼樣的契機，促使您開展“小技術大豐收”、“小豆子大營養”這些項目嗎？
李小云：從2010年開始，我在世界銀行坦桑尼亞國別辦公室短期工作，在坦桑尼亞和該國總理府、農業部、計劃委員會和財政部等部門的官員溝通和交流很多。
在這個期間，我到了坦桑尼亞南部糧食生產的4個省做了1個多月的調查，之後給塔利亞政府寫了一份“農業引導社會轉型”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坦桑尼亞政府的高度重視。總理專門召開會議，邀請我給他們內閣做了整個報告的介紹。這個報告的核心是社會解決轉型的前提是發展農業。
我對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的城鄉差距和農業短板問題，都有很深的體驗。這跟我過去工作經歷有關，因為我博士畢業以後就分配到了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所以對中國農業政策和農業發展的各個方面，我是有了解的。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被動式的現代化，是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大門，1842年南京條約簽署，我們的沿海城市開放以後，大量的工業品、廉價的農產加工品和絲綢紡織加工品進來衝擊了發達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在此背景下引發中國現代的城市化和工業化。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沒有完成農業革命，我們還是個內卷化的傳統農業，競爭不過國外的農產品，在沿海地區，像蘇州、杭州、常州這些地方的農民失業進入城市，農地拋荒、鄉村衰落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所以，沒有農業革命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歐洲英國的工業化實現路徑完全不同。
英國首先實現了工業革命，三圃制、四圃制加上圈地運動導致的整個制度性變革，大規模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加上後來的現代技術，它真正產生了農業剩餘，這才在其後100年期間推動了工業化。這種工業化路徑，它不是擠壓農業發展推動的工業化，而是通過農業產生剩餘而推動工業化發展的。
所以我對在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後的情況下，非洲直接進入工業化的轉型模式是非常謹慎的。所以我就在世行裏提出我的看法，當時世行三國即坦桑尼亞、布隆迪和烏干達三國局局長非常支持我的想法，首席經濟學家也很支持我的想法。
但事實上，所有的國際組織對於非洲援助關注的重點是腐敗治理和良政，他們援助的重點叫做預算援助，通過審查非洲國家治理透明度等各方面來決定給他們多少援助。再一個，即便對農業的援助，也是推動大規模的灌溉等，他們對於小型家庭農業都不重視，所以我後來決定自己搞一個項目。
我當時是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的首席技術顧問，於是我就和中國國際扶貧中心一起，我也代表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到坦桑尼亞開始做農村合作發展項目。
觀察者網：“小技術、大豐收”農業合作項目，和“小豆子、大營養”的玉米套種大豆項目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具體為什麼選擇了玉米和大豆？您將引入非洲的中國發展經驗稱之為“平行經驗”，這與之前西方的國際合作項目有何不同？
**李小云：**我選擇了在莫羅戈羅省佩雅佩雅村種玉米，為什麼種玉米？大背景就是我剛才講的：農業不發展，就沒有剩餘，沒有剩餘就沒有用於工業化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就得去依靠援助，依靠其他方面來錢，一定會陷入債務危機。傳統的發展經濟學講的兩個缺口之一，就是投資缺口，它沒有錢，啓動不了現代化。
我的想法非常理想主義、非常浪漫：我就想做一個項目推動農業的發展，讓農業發展慢慢來帶動經濟發展。我不可能通過一個村子就帶動全國，我只是做個實驗，看看農業發展的問題在哪裏，所以我們就搞了“小技術大豐收”玉米密植增產項目。
玉米是東非地區農民的口糧，但是玉米的每畝產量太低了，我調查的坦桑尼亞三個省農民的平均產量，一般都是一畝100-200斤。我是中國培養的首位玉米栽培學博士，我對玉米還是很清楚的，我們的玉米產量畝產800斤、1000斤沒問題。就算是過去北京郊區的密雲、延慶這種山區的旱作玉米，玉米產量也可以達到500-600斤。
“小技術 大豐收”項目負責人李小云（右1）與當地村民交談。（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供圖）
非洲玉米產量為什麼那麼低？技術上的原因是它的種植密度不夠，種植不規範。旱作是雨養農業，它沒有灌溉，靠天吃飯，也沒有抗旱保墒的這些措施。
“平行經驗”，就是原汁原味地示範中國自有的做法，而不是去做我們為西方援助所做的那些事，比如社會經濟評價、性別培訓、參與式培訓等等。我們就是在考慮當地發展情況的基礎上，採用那些最簡易、最樸素、最容易被非洲農民接受和採用的技術。這不同於西方援助以直接的附加條件的形式、援助項目實施中將西方原則或發展知識等強勢引入受援國的方式。
所以我就引進了中國的玉米密植栽培技術，一畝地原來他們種植1000株都不到，我提高到2500株到3000株。種植規範也得做到位，我和同事周聖坤等好多老師就跟當地農民一起拉繩，讓玉米的植株能夠排列整齊；我們按照35cm株距65cm行距挖出小坑，一個坑埋入三粒玉米種子，出了三顆苗以後，到了一定得高度，把最小的苗拔掉，這叫間苗，留下一個最壯的苗，保證密度。
大家就覺得中國的農民好像很多沒有文化，其實種田這都是科學。我們給坦桑尼亞農民做培訓時我説，要增產，地得很平整，得拉線，挖坑，撒種，間苗，中耕除草，還要保墒。這一套流程，都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種植技術。
我們在莫羅戈羅省從一個村開始試點，一直到現在全省的很多村莊採用了這項增長小技術，玉米畝產最高的時候增加了三倍以上。
這項技術一下子就在很多村子鋪開了。但是，我們也發現，玉米密植技術是一個高度勞動密集型勞動，非洲和坦桑尼亞地裏一般都看不到男的，搞農業基本上以女性為主，這就客觀上加大了婦女的負擔。
而且還有個問題，非洲太熱了，白天下地幹活太熱，所以在家庭勞動力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耕種太多。所以像這樣一種實驗，也遇到了很多具體的問題。我們真正感受到了非洲發展在土地資源、勞動力、基礎設施、灌溉等方面的瓶頸。
“一帶一路”是發展學習的平台
觀察者網：“小技術大豐收”、“小豆子大營養**”這兩個坦桑尼亞的農業合作項目，已經成為“一帶一路”農業合作“小而美”惠民生代表項目之一。作為一線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親歷者，您如何理解“一帶一路”倡議？**
李小云：回頭來看，我在非洲坦桑尼亞和同事們一起工作10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我提出了一個想法：我們是非洲的學生，我們在非洲學習發展。
最初我的想法是，我們會給非洲帶去更多的幫助。主客體關係中，過去我作為歐洲援助中國項目的代表，我是客體。但是我到了非洲，我變成主體了。我意識到，這種簡單的二元結構式的意識形態其實是有問題的。
2022年1月，坦桑尼亞當地政府團隊在項目村給農民做大豆玉米套種技術培訓 圖|中國農業大學官方公眾號
“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反覆強調的是什麼？我們強調平等互利，強調的是互惠互利，強調的是經驗分享。
我之前的理解，“一帶一路”更多是一個承載中國的經驗，承載中國的歷史，承載中國的傳統，當然也承載着中國責任的平台；“一帶一路”倡議承載的技術、物質、資金，的的確確都是發展中國家需要的，但我現在更多地把“一帶一路”看作是發展學習的平台。
我們看到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合建的雅萬高鐵，中國在肯尼亞修建的蒙內鐵路等等，從培訓到建設，中國正在以更接近發展中國家需求的技術，更接近發展中國家需求的管理，以相應的制度安排來與發展中國家互動，這是“一帶一路”倡議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2017年5月31日蒙內鐵路通車，圖為蒙巴薩西站，一名肯尼亞記者（右一）和火車司機肯西莉亞（中）合影留念。圖|新華社孫瑞博
而且“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恰恰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瓶頸，如何推動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設施，包括能源、交通，尤其是道路機場等等，中國有大量的經驗。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帶一路”本身，不論對於我們的夥伴國還是對中國，它都是一個發展學習平台。像我剛才講的，我們在坦桑尼亞的“小技術大豐收”這個項目的執行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它反過來會豐富中國自身的發展。所以“一帶一路”更多的是雙向的交流，不能把它看作是中國單方面的輸出，也不要把它完完全全看作物質和資本的流動，還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思想交流和學習的平台。
“一帶一路”被負面評價，是西方的一種傲慢
**觀察者網：**您在“一帶一路”一線工作，國際上尤其西方媒體上有一些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評價，您如何理解和回應這些負面評價呢？
李小云**：**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承載的不僅僅是一些技術、貿易物品，它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形態的發展模式，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講它是另外一種文明形態，在新的全球化語境下超越國界的一種流動。
它是一種社會文化形態的流動，我們不要回避。它既承載着思想，也承載着經驗。
因為我們長期被另外一種西方文明發展的經驗所主導，它形成了一個範式。這個範式指導了我們對經濟發展好與不好的評價，效率高和低的評價。所以當面對“一帶一路”的時候，所出現的所有爭議和評論甚至負面的評論是正常的。
今天，意大利還計劃要退出“一帶一路”，我把它更多看作是一種西方的傲慢。
去年年底，我和德國的智庫學者和政府官員非正式交流的時候，我對此有一個簡短的回應。過去我們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從西方後殖民主義的社會科學中學了一個詞叫差異（difference），差異意味着多元化，意味着平等，包括核心的性別平等和種族平等。他們告訴我們，差異是美好的，多元化是美好的，這些都是後殖民主義社會科學思想的核心。
今天突然間才發現承認差異是很難的。中國的“一帶一路”承載着中國的資金、技術、發展模式走向全球，當中國真正給西方提供了一個差異化的國際合作模式的時候，發現他們不願意接受。
“一帶一路”：中國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區別
觀察者網：我們強調“一帶一路”倡議的共享發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與有着殖民主義者歷史的西方國際合作不同，您之前也代表發達國家組織和國際多邊組織在非洲開展國際合作，您在一線體會到什麼樣的區別？
**李小云：**中國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我們正遭遇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重要組成部分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首先是中國對人類共同命運的認識。
我對“一帶一路”有兩個認識：一，它承載着中國的經驗和社會文化，我們不能迴避；二，它是一個發展學習的平台。為什麼講發展學習的平台，就是説，我們要在這個平台裏學習、領悟和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內涵。
什麼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共同的、命運，這三個詞決定了其深刻含義：人類是一個整體，又有共同的命運，這説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普遍主義的內涵。
人類命運構建是非常複雜的，是要有一些共同價值支撐的，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價值支撐，何談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的意義遠遠超過我們出去做生意。在今天的新語境、新的變局之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中國與新興國家的關係，所有這些關係都發生變化了。
發生變化的原因就是，中國過去被動學習的他者身份在急劇地發生變化。我們要認識到這個變化的客觀性、歷史性和不可避免性。哪怕是一個小島國，它的社會經濟發生變化都會對全球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影響。何況中國這一個大國，一旦出現身份的急劇變遷，它的影響是深遠的。
今天，中國和印度的關係、中國和南非的關係、中國和巴西的關係，在金磚國家內部、在20國集團內部最近所呈現的一系列複雜的互動和變動，都説明我們不能夠把發展中國家，不能把全球南方，不能把任何一個分類體系看作是鐵打的一片，它實際上都是在發生變化和重組的。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一帶一路”是一個符號，是一個象徵，它是中國主客體關係，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變化並進行重新組合的象徵。
西方人把“一帶一路”看作“中國的野心”。我們把“一帶一路”看作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指標和手段。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把“一帶一路”看作是一個更有意義的、更接近其實際需求的戰略選擇和發展機會。大家看法不一樣，這也恰恰“一帶一路”倡議本身獨到的價值所在。
改革開放40年來的前20年，是外國人走進來，但是後20年的最重要的特點是，我們中國人走出去，我們走出去看世界，走出去做生意，走出去研究世界。
要在“一帶一路”實踐中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不能帶着傳教士態度的，不能帶着傳經送寶的態度的。這是很難的一件事，就是你擁有很多東西，擁有一些優勢，當你到一個沒有這些優勢的地方去的時候，會產生文化優越感，這些東西都是殖民主義的心態。
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第一條，你必須消除殖民主義心態，這樣才會實現對以往的超越。
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關係，是建立在長期以來對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化和劣等化的基礎上的，這是泛種族主義的社會基礎。從宗教傳教一直開始到現在。
所以直到今天，全球發展思想體系裏，還充斥着大量的泛種族主義，這是客觀存在，因為當代的全球發展體系的主導思想，是植根於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思想體系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這樣的一個南方國家提出來的。首先它的社會心態，社會心理基礎，傳遞的經驗等各個方面，與具有優越感的西方體系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更多地和南方國家講，我們有共同遭遇的國家一起來解決這個世界存在的問題。
2022年6月，項目村兒童向中國農業大學團隊塔桑尼亞協調人慕康果先生（Ernest Mkongo）展示對豆漿的喜愛。 圖|中國農業大學官方公眾號
比方説，我們在坦桑尼亞工作10多年，我們不會按照西方人的做法做。我經常會跟我們同事講，去坦桑尼亞一定要給他們買特別好的禮物，坦桑尼亞的朋友缺這些電子產品，看到我們送的禮物，他們幹活會很高興。
這種經驗就是東方的處事經驗，而不是西方的經驗；這就是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心理，送禮物會讓對方有一種被重視的心理。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個大空話，你得去在實踐裏中挖掘，要從實踐中體驗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不要東施效顰給他們灌輸我們沒有的東西。我們的文化是禮尚往來，禮輕人意重，熱情好客。所以有些時候報銷也不好報，我們自己掏一點錢，但這些做法，就是我們實踐中的共同命運的一種文化表達。
如何構建包容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仍未破題
觀察者網：“一帶一路”十週年之際，中國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性的，但是這些年中國與西方關係日趨緊張，於此同時，中國在加強與全球亞非拉南方國家的關係。而且從建國以來對外關係歷史來看，中國和亞非拉國家仍存在的“革命友誼”，似乎也有利於我們鞏固這層關係。但我看到您專門為此寫過一篇文章，您持不同的看法？
**李小云：**我們過去曾援建坦贊鐵路，但是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與過去的援助是不一樣的。今天的“一帶一路”更多是在一個新的語境下、新的時代，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的標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非常複雜的，我覺得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是一個簡單的做生意的關係，如果不在社會文化層面找到共同點，人類命運共同體怎麼建？
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處理和西方世界的關係。我們不能迴避，不能説我們就把南方國家團結起來去反對北方，不是這樣。
我寫過一篇全球南方的文章，我不主張中國領導全球南方去與北方對抗，我更多的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包括北方發達國家在內的更廣義的共同體。
中企承建並運營的非洲第二條跨國鐵路亞吉鐵路，連接埃塞俄比亞和吉布提，被譽為新時代的坦贊鐵路。圖為亞吉鐵路德雷達瓦車務段段長艾米爾（左一），正在對當地員工進行行車組織管理。圖|北京日報
我覺得今天的地緣政治新語境，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最大的難題，我們和全球南方國家曾經共同遭遇過反殖民的歷史，因而我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那麼，我們怎麼面對一個變化中的、多樣性的全球南方，我們不能再用曾經對全球南方的想象去和他們相處。
經過了幾十年之後，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整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首先，中國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了；很多原來的全球南方國家，如韓國已經變成發達國家了。所以我們不能再按照去殖民化和反殖民化階段的全球南方概念去認識他們，認為南方國家一定和北方國家存在結構性的關係。
第二，同樣地，在新的語境、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我們遇到的很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和北方發達國家的關係。我們既不能像過去那樣，僅僅當個學生，處處讓步，處處妥協；同樣，我們也不能過早下結論，認為西方國家就會衰落，美國就會衰落。
我們要把握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這個規律，我們就會產生戰略誤判。
所有這些挑戰，我們需要系統性的研究，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本身告訴我們，不能完全按照自身戰略、自身經驗和自身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
習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博大精深，給我們的學者，尤其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社會科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大的課題，這個題至今都沒有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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