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以色列最大底牌其實就一句話，你美國政府支不支持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逸語道破》。
今天想從美以關係的角度切入，談一談處於整個中東地區局勢核心的巴以問題。
從研究的角度上來説，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產物，這個結構就是美國主導的所謂“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種國際秩序在中東地區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戰略結構，其中最核心的一根支柱就是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
這次驟然升級的巴以衝突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認識和理解美國對以戰略的核心特徵以及對地區產生的影響，希望從這個角度切入給大家帶來更深刻的思考。
作為最近一段時間危機當中最熱的具體事件——對於阿赫利阿拉伯醫院的襲擊，究竟是誰實施了這次襲擊？現在兩種答案都已經出來了，以色列方面給出的答案是一個比哈馬斯更加小規模的、更加極端的聖戰者組織發射的火箭失控造成了這次襲擊，火箭燃料造成了火災燒死很多人。
另一個答案是各方更加傾向於相信的本次襲擊就是以色列發動的。儘管以色列給出了許多“證據”，但約旦政府部門領導人明確説“整個地區沒人願意相信以色列的話”，因為以色列在過去的記錄非常糟糕，這個記錄包含三個方面：
第一，以色列襲擊醫院和學校是有先例的；第二，以色列有這麼做的膽子，他不但敢炸巴勒斯坦人，甚至還敢炸聯合國的工作人員乃至美國的軍隊情報員。在中東戰爭中發生過非常著名的自由號間諜船遭遇以色列襲擊事件。這些事件一開始都有“證據”證明不是以色列，但最後都被發現是以色列做的；第三則是美國作為以色列的最大支持者，在重大問題上誤導認知的行為也是有明確歷史記錄的，包括“洗衣粉”和納依蘭證詞。在這種背景下，現在放出來的電話錄音以及視頻信息等等，都被人發現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相當大一部分的輿論和媒體都傾向於認為，本次襲擊的主要責任在以色列一方。
一件事情出現兩種不同答案的場景，讓我想起了經典的《東方快車謀殺案》，現在的我們就處在列車長的位置，大偵探波洛給了我們兩個答案：一種是車上的十二個人共同策劃實施了這起謀殺案；另一種則是車上曾經有過第十三個人，這個人策劃了謀殺然後下車消失了，這個人從哪裏來到那裏去，我們一概不知。這個時候你會選擇哪個答案？
如果從嚴格意義上的事實或者絕對客觀的真相來看，很多時候我們沒法給出答案，因為沒有決定性的證據。這時你選擇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個人基於某種預設的認知標準，所以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斷去認定兇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事件的真相併非無法追究，當你願意追究，是有可能得到相對令人滿意的答案的。當然，關於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圍繞這件事情，我們看到了美國和以色列之間一個非常特殊的關係。在襲擊發生後，內塔尼亞胡的媒體信息官發佈了一個推特，説我們摧毀了一個醫院，這個醫院是哈馬斯的藏身地或者指揮所，並且為此慶賀。然後很快他就刪除了這條推文，這顯示出了什麼問題？
遭遇襲擊後的阿赫利阿拉伯醫院
而且以色列給出是哈馬斯或者聖戰組織火箭彈誤炸的解釋，是在拜登訪問以色列落地之前。拜登很快就接受了，雙方的這種默契體現出美國跟以色列之間的特殊關係。
從博弈的角度來説，美國跟以色列其實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以色列最大的底牌就是一句話，美國政府不支持我對哈馬斯的行動，難道還能公開站出來譴責我？反過來説，美國要支持哈馬斯或者阿拉伯國家，懲罰以色列嗎？如果沒有的話，即使以色列在各方面有求於美國，比如現在以色列向美國提出緊急援助100億美元以支持其後續的軍事消耗，但以色列擺明就是吃定美國的架勢。
其實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拜登現在面臨的選擇也比較微妙。我個人認為拜登政府的最優先考量的既不是以色列問題也不是中東問題，而是即將到來的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
在美國總統選舉中，一個人的得分大致上由三部分構成。作為現任總統，他需要在內政上拿出成績來，需要在外交上拿出成績來，當然還涉及到他個人的形象得分。對於拜登來説，在外交上的得分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至少在外交方面不能出現重大失分。
如果拜登能夠成功斡旋本輪巴以大規模衝突，讓它儘快平息下去，這就是一種得分。而不失分則是拜登不能給人以攻擊他的口實，現在對他的攻擊大概有三個：第一，有美國公民遭遇了不測，如何支持一種必要的報復和反擊？而且還有美國公民被困在加沙地帶，他們需要儘快撤離，拜登政府是否能夠通過外交安排，在保證美國公民生命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撤離？
現在可行的方案就是從南邊和埃及接壤的拉法口岸撤離，因此這次拜登包括之前布林肯去以色列談的重點，就是希望能夠在南部地區實現一個有限的局部停火，達成某種安排，建立一條人道主義通道。交換條件就是一部分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可以從埃及方向進入到加沙地帶，讓加沙地帶的一些人尤其是美國公民，能不能借着人道主義通道提前撤離。
第二，他不能給美國國內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猶太遊説集團以口實，説他沒有對以色列表達堅定的支持，沒有履行美國在理論上、道義上、政治正確的意義上，必須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義務”，所以拜登需要堅定地站在以色列一邊。這種堅定支持就與以色列的有恃無恐聯繫在一起，因為美國有義務在國際社會上，讓任何可能對以色列進行批判、制裁等讓以色列不滿的決議不得到通過。
所以我們看到10月18日，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一項決議草案，這項決議由巴西起草，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馬斯暫時停火，這個停火甚至不是大範圍的，而是可能的小範圍停火，以及保證南部撤離通道打開，當然它還譴責了對於平民的襲擊。
後來大家看到的是12票贊成2票棄權1票反對，這1票是美國。算上這一次，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表決中，使用否決權的記錄大概已經達到了84次，其中有50多次是為以色列投的，阻斷了各方對以色列不滿的決議。因為一個美國代表，阻斷了安理會12個國家達成的一致性意見，讓停火沒有能夠落實下去。
因為這個決議中沒有提到一句話，就是以色列有權自衞，以便認定以色列對加沙地帶行動的合法性。當然決議中也沒有明確譴責哈馬斯，而是表達了對一切傷害平民行為的不滿，等同於委婉地、間接地批評了以色列。以色列對此也是不接受的，因此美國毫不猶豫地使用了自己的否決權。其實美國為此是付出了國際道義代價的，但是沒有辦法，國內政治的算計要求美國必須給予以色列支持。
美國再次為以色列投下反對票
對於拜登來説，還有第三個考量，就是以色列後續開展行動的邊界和範圍在哪裏？這對於美國來説是非常尷尬的。
如果説在俄烏衝突中，美國還能用“烏克蘭消耗俄羅斯”進行合理化解釋的話，那麼突然升級的巴以衝突，對於美國來説當務之急是需要避免它變成一個巨坑，一個充滿戰爭危機的泥潭，避免把美國的注意力以及有限的資源再度陷進去。
避免變成泥坑有兩個關鍵點，一是確保除了哈馬斯和以色列之外，沒有第三方下場，現在各方聚焦的就是得到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會不會在北線跟以色列發生一些地面衝突，從而讓危機進一步溢出，超越加沙地帶的範圍，變成某種意義上的所謂第六次中東戰爭。
所以美國的反應也很清楚，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羣去威懾。用布林肯的話來講，美國已經非常明確地向地區內所有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傳遞出了信號：如果你們想借這個機會做一些對以色列不利的事情，美國是有可能介入的。
當然這種美國直接下場的局面在歷史上並不罕見，比如第四次中東戰爭。當時曾經有一個特殊而微妙的階段，當以色列軍隊的反擊成功包圍了埃及第三軍，讓埃及第三軍陷入困境時，蘇聯向美國傳遞了非常明確的信息，如果第三軍被消滅，那麼蘇聯的軍事力量將直接進入中東。
在危機的頂點，蘇聯的七個空降師以及裝載他們的飛機，已經在機場上開始做出運兵的動作，並且暴露在了美國的偵察系統的面前。當時美國的做法就是派航空母艦進入地中海，表示出“如果你出動的話我也出動”的架勢，同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緊急斡旋，飛到以色列去見了總理梅厄夫人，後來甚至因為他打電話不起作用還飛到前線，親自阻止了沙龍對第三軍的圍攻。
當然世界也極度緊張，因為當時在美蘇對峙的情況下，像這樣一場危機有可能升級成為美蘇兩強之間的直接對撞，那就是世界大戰。後來在最後一刻停了下來，這個事件趨向於平息。所以美國現在依舊想要傳遞這種威懾信息。
另一方面，對於美國來説，他希望以色列現在無條件的衝進加沙，然後把加沙徹底剷平，至少把北部徹底剷平。把所有的樓房全部摧毀，把地下的地道系統全部挖出來，達到所謂在北部地區全面清剿哈馬斯的目標。
而現實是，以色列遲遲沒有發動對加沙地帶的地面行動，這意味着以色列國防軍今天在地面的戰鬥力，可能已經不如打出第五次中東戰爭奇蹟的那支軍隊了。他們現在更加習慣於被錯誤軍改以後形成的特殊的治安戰模式，可以説整體戰力是下降的。同時，也有記者看到以色列徵召和集結的部隊在進行立正、卧倒等基礎訓練，因此可以看出以色列國防軍正處於戰力下降，不敢直接進入加沙的尷尬局面。
整個局勢比較複雜，但更加微妙的是內塔尼亞胡同樣也有國內政治的需求。對於執政的利庫德集團來説，非常重要的是維持民眾的信心，第一是維持民眾對於利庫德集團的信心，相信以強硬而著稱的利庫德集團，繼續有能力運用國家機器去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能夠踐行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強硬報復策略，消除哈馬斯帶來的威脅。第二是更廣義上來説，需要維持以色列的定居者和普通民眾對於以色列國防軍的信心，這個可能比內塔尼亞胡和利庫德集團執政的信心更加重要，它關係到以色列的根本利益。
因此拜登離開後不久，就有消息傳來以色列國防軍將展開大規模行動進入加沙。毫無疑問這個消息是有一些出入的，拜登到以色列是要看以色列的作戰計劃，那就意味着拜登會嘗試説服以色列做出一個適當而有節制的報復，不要過度反應。從拜登的表達來看，他認為這次襲擊事件對於以色列來説，就像美國遭遇了911襲擊，但是他勸誡以色列：可以感到憤怒，但是不要被憤怒所吞噬和支配。
所謂被憤怒吞噬和支配，就是以色列頭腦一熱開始進行大規模報復，把大量軍隊投到加沙地帶，然後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在短時間內取得巨大進展，形成了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如果再次出現重大人道主義危機，出現非常慘烈的交戰畫面，對於拜登來説，在美國國內政治中所引發的反響可能是出乎意料的。真到了那個時候，他對以色列的支持又會陷入到一種極其尷尬的兩難境地。
當然對於拜登來説，最好的辦法就是以色列能夠聽勸，能夠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但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以色列如果能夠有那麼理性和聽美國勸的話，中東局勢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拜登訪問以色列，但內塔尼亞胡聽勸嗎？
但美國國內局勢也不是拜登所能夠控制的。今天在美國的國會山有300人被捕，因為兩個明確反對以色列中東計劃的所謂温和派猶太人的非政府組織，資助了親巴勒斯坦的示威遊行，要求在加沙地帶立刻停火。以色列國內對於巴勒斯坦問題有兩派立場，所謂的温和派也不支持兩國方案，不支持巴勒斯坦獨立立國，而是倡導一國方案，讓巴勒斯坦進入到以色列內部，成為以色列的一部分。當然巴勒斯坦人還是某種意義上的二等公民，比如他們不接受軍事訓練等等。
強硬派則希望以色列能夠佔領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去。他們在加沙南部和埃及的沙漠中已經開始修建了一些帳篷。大家聽到修建帳篷定居點，可能覺得好像還有點人性，但是我告訴你，這一點人性是不存在的。根據國際法，以色列的這種行為事實上是在進行種族滅絕或者叫做種族清洗：把特定族羣的人趕離原有家園並驅趕到一個事實上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區域放任他自生自滅，這在事實上構成了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
然後我們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對於種族屠殺等概念和詞彙非常敏感，經常掛在嘴邊、動不動就給其他國家貼標籤的歐美精英和媒體，在這個問題上集體保持緘默，就像沒有看見一樣。他們願意進行一些人道主義的表達，但是在觸及實體問題對性質的定義上，他們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堅定地站在了以色列這一側。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正確和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等這些問題的底層色彩。
這些底層的色彩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以色列作為這樣一個國家，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為什麼在國際社會明明已經有兩國方案的條件下，巴勒斯坦的獨立建國進程卻遲遲得不到落實？因為以色列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策略，在加沙地帶進行驅離、封閉，把整個地帶改造成為一個大規模的露天監獄，對它進行封堵。
反觀在約旦河西岸，猶太定居點的定居者不斷進行強勢拓展，就像拓殖團一樣，在以色列佔領軍的保護下，對整個約旦河西岸進行事實上的蠶食，最終達到佔領的目的。在美國的偏袒下，以色列在事實上佔據整個約旦河西岸，從而達到獨佔整個巴勒斯坦地區的最終戰略目標。
在做這期節目之前，披露北溪管道爆炸案真相的美國著名調查記者西摩·赫什，提供了這樣一條消息，説有匿名的以色列軍官跟他討論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行動計劃：以色列準備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對加沙地帶進行某種類似於廣島式的轟炸，用大規模的、高強度的常規轟炸配合具備把樓房拆毀、對人員進行大規模殺傷的種類豐富的彈藥，把這個地區炸成一片廢墟，必要的時候還要挖開地面，在事實上把整個地區變為一片平地。然後把巴勒斯坦平民驅趕到南部，把哈馬斯消滅掉，用這樣一種方式對整個加沙北部做一次徹底的清理。
聽到這裏，大家就能感覺出究竟是不是以色列炸燬了這些醫院、學校等民用基礎設施了。當整個以色列開始報復的時候，以色列國防部長説過一句話：“在整個行動中，以色列將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這意味着以色列將解除所謂的交戰規則。以色列佔領的每一寸土地，都將是巴勒斯坦人的血染紅的。
再回到美國。從戰略博弈的視角看，美國在中東的佈局是很有意思的，歷史上以色列是英國在阿拉伯殖民地中建立的猶太國家，將其作為分化阿拉伯世界的抓手。美國則同樣繼承了這一戰略，繼續將以色列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資產。美國需要一個合適的角色作為火苗讓它在中東地區持續的燃燒，因此美國給了以色列大量的武器裝備，確保它能夠在戰爭中佔據優勢但又無法一家獨大。對於美國來説，恰到好處的紛爭和戰亂狀態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戰略，執行這樣一種戰略對美國的決策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我們看到，美國的決策者其實並不具備對這個局面進行系統的、長期穩定的操控能力。
今天在加沙問題上，這一屆以色列政府所推行的戰略，事實上已經讓以色列逐漸成為美國的一個負面戰略資產，可能就像一個debuff一樣，隨着時間的流逝對美國的傷害會持續性生成和發展。而對美國政府而言，這又是一個有國內政治約束的政治禁忌和政治紅線，必須要為以色列的行動擦屁股，哪怕為此透支美國的威望和影響力。
當然另一個方面美國之所以能夠實施這種戰略，是以阿拉伯國家長期未能實現有效整合為前提的。因此要解決巴以問題，不僅是實現政治和外交意義上的和解，還需要整個中東地區國家對巴以問題形成協同一致的政策，要克服一些自我中心的利益計算，真正能夠去為巴勒斯坦的福祉、為中東地區的長治久安貢獻一些自己的力量。
同時從全球範圍來説，美國這種霸權力量在中東地區的相對優勢仍然是比較顯著的，缺乏一種有效的制衡。這種缺乏有效制衡的霸權秩序與以色列這個國家獨特性格和行為模式相結合，再加上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態勢，形成了一個幾乎在戰略上無解的局面，而且這個局面正在持續發酵。
這次巴以衝突以一種非常血腥和殘酷的方式，對世界上所有人提出了一種拷問：我們還要讓這種世界秩序無限制的持續下去嗎？未來如果要構建一個更好的秩序，讓這個地區變得更加有希望，消除這種暴力的報復與反報復以及持續加深仇恨的惡性死循環，各方能夠為此做些什麼？
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容易回答的，也許在理論和邏輯上找到一個答案並不那麼困難，但是要讓這個答案不是停留在紙面上，而是變成一種行動和中東現實，需要各方做出更多的努力。我們也真誠地希望各方能夠發揮自己的智慧，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再加上實力層面的博弈，儘早找到一個有效的、務實的解決方案，至少儘快結束當下正在發生的人間慘劇。
對於各個國家來説，這都是一種考驗，每個國家拿出的方案、戰略、主張，都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究竟是推動歷史前進還是不惜以當地人民的生命和鮮血阻擋歷史的車輪，我們正在親身見證，同時歷史也將作出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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