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4所大學師生自籌經費，推翻這篇Science論文！

“為了祖國的榮譽，可以來一場複製實驗。”

2019年6月，《科學》發表了一篇題為《全球公民誠信度》的研究，中國在40個國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誠信的標準，只有撿到錢包後是否用電子郵件聯繫失主這一條。這一結論引得反對質疑聲四起。

一個由200多名學者組成的“行為經濟學”交流羣，因此“炸”開了鍋。遠在大洋彼岸的“羣主”張琪，發出了“組團”複製研究的倡議。浙江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楊芊最先響應，通過“滾雪球”的方式，除了張琪，最終有來自國內14所大學的100多位師生加入。

2023年7月，這項歷經4年的研究正式發表於《美國科學院院報》。研究顯示，雖然在中國丟失錢包的“電子郵件回覆率”是27.4%，但“錢包回收率”卻達77.8%，而集體主義文化對此有重要影響。

論文的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訊作者楊芊告訴《中國科學報》，是團隊的韌性和凝聚力，才得以為中國誠信“正名”。的確，很多作者至今仍是“網友”，為了儘早與《科學》對話，告訴世界真實的中國，來不及申請經費的他們，整個研究全靠“自籌”。

圖一為作者團隊，圖二至四為參與調研的學生成員

還原事實真相

如果在公共場合撿到一個錢包，包內有失主的郵箱地址，你會郵件聯繫對方嗎？

美國密歇根大學Alain Cohn等4名行為經濟學家在全球40個國家做了相關研究。他們讓研究助理將所“撿”錢包交給酒店、銀行等公共機構的員工，並通過“電子郵件回覆率”來度量公民的誠信度。

2019年6月，《科學》發表了這項研究。在所謂的“誠信排行榜”上，中國位列倒數第一，排在肯尼亞、秘魯等國之後。

2019年6月發表在《科學》上的研究截圖

與現實相悖的結論，以及對“誠信”的狹隘定義，讓研究陷入巨大的質疑中。20多個國家的媒體對這篇研究進行了報道。

浙江大學教授周欣悦和清華大學教授孫亞程曾向《科學》發出郵件。他們辯駁説該研究結論是基於單一而偏西方視角的測試方法，並未考慮到各國之間的巨大文化差異。

遺憾的是，《科學》編輯對於缺乏實證數據的“辯駁”並沒有給予實質性的反饋，甚至關閉了論文的評論區。

一個有着200多位學者的“行為經濟學”交流羣也在激烈地討論着。“羣主”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張琪，有些坐不住，乾脆發出了重新探索Cohn等人研究的倡議。

最先響應的楊芊還邀請周欣悦正式加盟研究團隊，孫亞程也在之後加入進來。通過這種“滾雪球”的方式，很快，團隊就集齊了來自浙江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首都醫科大學、復旦大學、深圳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全國14所高校，以及美國歐道明大學的學者。

“要還原事實真相，糾正外界對中國誠信的誤解，必須拿出完整嚴謹的研究，這也是作為學者義不容辭的使命。”楊芊説。

在這個新的研究中，除了探索Cohn等人的研究，他們還補充了“錢包回收率”作為公民誠信度額外的衡量標準，並在事後對員工進行了回訪調查。

研究發現，如果僅用“電子郵件回覆率”來衡量“誠信”，結論與Cohn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但中國公民27.4%的“電子郵件回覆率”遠低於77.8%的“錢包回收率”，這説明公民誠信度不能僅靠“電子郵件回覆率”單一指標來度量。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電子郵件回覆率”與國家集體主義指數呈顯著負相關，但“錢包回收率”與區域集體主義指數呈顯著正相關。

也就是説，評估“誠信”，還要考慮不同的文化影響。集體主義文化下，公民傾向於“被動地替失主保管錢包”；而個人主義文化下，公民傾向於“主動地聯繫錢包所有者”。

眾人拾柴

挑戰發表在《科學》上的論文，並非易事，尤其是對於這支連專項經費都沒有的團隊。但在全國10個城市近500個點位開展“丟失錢包”的實驗，對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為了儘早與《科學》對話，為中國公民誠信“正名”，他們來不及申請專項經費，乾脆入組時就“自備乾糧”。

不久後，他們自發招募了上百名參與調研的中外籍學生。為了緩解經費壓力，老師們還主動提出負責實驗所需的相關投入。

周欣悦和孫亞程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楊芊負責的全國第一個試點項目，就得益於該基金的“包乾制”政策，這讓他們在研究時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和積極性。

要彌補Cohn等人的研究缺陷，就需要在複製的基礎上重新設計實驗，這也是研究最重要的一環。

“那個時候，我們幾乎是‘從早吵到晚’。”楊芊笑着説，為了結合經濟學、心理學等不同學科的優勢，他們對每個細節都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中國觀察員的引入方式，就是在激辯中產生的。

Cohn等人的設計中，外國研究助理將所“撿”錢包交給場所員工後，只能做簡短説明便要立刻退出。但錢包最終如何處理無法知曉，而且外國研究助理未必能準確分辨員工和客户，在一定心理壓力下，對關鍵環境信息也無暇記錄。

為了克服這些侷限，就要引入中國本土的研究助理作為暗中觀察員，但這也意味着可能會影響錢包的處理結果。

最終，他們決定將研究設計成兩個組。第一組的中國觀察員在記錄現場信息後便離開；第二組的中國觀察員則暗中記錄整個交付過程。每組都配有隱匿攝像頭記錄交付過程，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2019年年底，除了因特殊情況未能完成實驗的4個採樣點，全國496個點的數據全部收齊。這些點還新增了温度、濕度、是否有國旗國徽標誌、目睹人數、噪音、是否有攝像頭等十多個環境參數。

但光是整理和分析這些海量數據，就佔據了張薇薇博士生涯的一半。她是論文的唯一學生作者，剛跟着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世勇加入該研究時，還在西南財經大學讀博士一年級，孩子也才剛剛滿月。

的確。對所有參與研究的作者而言，這都是一場高投入、高風險、高未知的研究。

為了進一步探究造成不同國家公民誠信表現形式不同的原因，楊芊和周欣悦等結合國內和Cohn等人研究的全球數據發現，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化對衡量公民誠信的指標有顯著影響。

這項挑戰《科學》論文的研究，終於在論文刊登的4年後，於2023年7月10日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

2023年7月10日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的研究截圖

“幕後英雄”

在論文的致謝裏，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單。他們是參加現場調研的學生，也是研究的“幕後英雄”。

剛加入團隊時，孔少楠在山東大學讀博士四年級。在一場國際會議上結識張琪後，有過“錢包丟失”調研經驗的她被推薦加入家鄉北京的調研隊。

她告訴《中國科學報》，專業的現場調研不僅需要進行培訓，還要應付各種突發情況，對專業、體力和應變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戰。

在這項研究中，每個地區都設置了50個採樣點，很多采樣點間隔數十公里。

他們要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所有的採樣，因為一旦實驗消息泄漏，就意味着數據可能會被污染，項目只能中止。

暑期中的各地酷熱難耐，學生們幾乎從早到晚奔波於各個採樣點，待回到學校時，宿舍已經關了大門，還要跟管理員好好解釋一番。

回到寢室簡單整理下材料，他們就要立即參加團隊的線上覆盤討論。往往討論完，已是次日的凌晨。

突發情況，是調研時常會遇到的。有一場意外，讓負責成都地區調研的張薇薇印象深刻。

在一次調研回來的路上，學生們不慎將一個含有重要材料的物品落在了地鐵座位上，當時正值下班高峯期，待想起時已經過去了好幾個小時。

幸運的是，當他們一路狂奔回到地鐵站時，在工作人員那裏找到了丟失物。是一名乘客在撿到後，交給了下一站的工作人員。

在為中國公民誠信發聲的路上，他們也被誠信所温暖着。

相關論文鏈接：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13824120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au8712

論文作者：

楊芊， 浙江大學；張薇薇，西南財經大學；劉世勇，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龔文進， 廣州中醫藥大學；韓優莉，首都醫科大學；呂軍，復旦大學；蔣冬紅，深圳大學；聶景春，陝西師範大學；呂小康，南開大學；劉汝剛，南京醫科大學；焦明麗，哈爾濱醫科大學；曲琛，華南師範大學；張明吉，上海交通大學；孫亞程，清華大學；周欣悦，浙江大學；張琪，美國歐道明大學

（《中國科學報》記者 田瑞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