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萊克：一國方案，兩國方案還是無國方案？

【文/伊恩·布萊克】

替代方案簡單而殘酷。要麼一個民族控制另一個，將他們雙雙置於無休止的暴力之中；要麼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能讓雙方生活在基於主權共享的夥伴關係之中。

——梅龍·本韋尼斯蒂

一國方案，兩國方案，無國方案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國際上已達成了廣泛共識，中東最持久的衝突只能通過建立一個與以色列並行的巴勒斯坦國來解決——重新回到了1937年英國皮爾委員會首次提出並在10年後被聯合國採納的分治的老想法。

該方案一直都有反對者，包括拒絕承認猶太復國主義或猶太國家合法性的巴勒斯坦人，他們認為分治忽視了納克巴和迴歸權，將極度不平等的雙方之間沒完沒了的“和平進程”視為以色列繼續擴張、鞏固和控制的煙幕彈。主張擁有全部“以色列地”，拒絕巴勒斯坦獨立國家並堅稱其已在約旦境內存在的以色列人也反對分治。

奧斯陸長期以來的失敗——其臨時安排從未導向最終協議——大大降低了找到解決方案的可能性。雙方支持兩國方案的人數依舊龐大，但正在縮減。2016年12月的民意調查顯示，55%的以色列人和44%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兩國方案，但比起6個月前的59%和51%有所下降。但除此之外，對以前幾輪談判中提出的內容為基礎的永久性詳細協議的支持率，低於對兩國解決方案原則的支持率。

1993年9月13日，美國華盛頓，白宮南草坪，以色列總理拉賓（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國總統克林頓站在兩人中間

《奧斯陸協議》中商定的最後一階段，在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第一個總理任期內，是以色列於1997年從希伯倫撤出一部分軍隊。從那時起過了20年，除了阿里埃勒·沙龍的單方面加沙撤離，現狀紋絲不動。從2000年戴維營首腦會議的失敗，交界期第二次因提法達的血流漂杵，埃胡德·奧爾默特和馬哈茂德·阿巴斯領導下的和平進程的短暫重啓，到約翰·克里2014年的最後努力，耶路撒冷、難民、定居點和邊界仍是核心問題。

這些年來最顯著的變化是生活在“綠線”以外的以色列人人數——截至2016年有63萬人，接近以色列猶太人口的10%——這些人生活在約230個未必經過政府“批准”的定居點裏。從心理上説，時間的流逝讓人們很難再認為佔領只是和平協議達成前的暫時情況，尤其是對巴勒斯坦人而言。

“儘管大多數猶太人聲稱（以非常泛泛且不明確的方式）接受兩個國家的理念，同意將其作為雙方的口號……但他們不接受基於1967年邊界線和其他必要條件的分治以實現和平。”以色列政治學家丹尼爾·巴爾—塔爾（Daniel Bar-Tal）在2014年總結道。許多人相信兩國分治的理念已經名存實亡，毫無可信度。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哲學家拉伊夫·茲雷克表示，“在國家地位這一概念喪失其通常關聯的內涵和含義後，‘兩國’對話被以色列中右翼綁架了。”

內塔尼亞胡，以色列自大衞·本—古裏安至2017年在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從未解釋過要如何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巴勒斯坦國。“當內塔尼亞胡面對那些更強硬的人時，他會説‘在我任內這不會發生’，”工黨政治家、《奧斯陸協議》設計者約西·拜林説，“當他與那些更温和的人談話時，他就會説‘我準備好跟巴勒斯坦人交談了，我致力於實現兩國解決方案’。”

説到底，這名“利庫德”集團的領導人不準備做出讓步，使這種解決方案真正實現。用內塔尼亞胡自己的話來説，他頂多考慮接受一個未定義的巴勒斯坦人的“低限度國家……而非具有完整職權的國家”。無論如何，這意味着非軍事化和以色列實際控制約旦以西地區。這與任何巴勒斯坦領導人，包括隨和的馬哈茂德·阿巴斯，所能接受的都相去甚遠。畢竟，如阿巴斯和其他領導人一再重申的，西岸和加沙只佔委任統治下巴勒斯坦的22%，而以色列已經佔了78%。

“不必再問以色列政府是否支持兩國方案了”，經驗豐富的記者阿基瓦·埃爾達爾（Akiva Eldar）評論道：

答案在它通過的法律和推行的法令裏，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答案在它宣傳的語言和它所支付的資金中也能找到。一個國家，兩個民族——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土地上逐漸建成。在內塔尼亞胡任內，“種族隔離國家”這個詞已從一個標籤變為實質。

未來任何以色列總理似乎都不可能跨出足以超越內塔尼亞胡立場的一大步，做出重大改變。

從第一次因提法達中令人迷醉的“大衞對抗歌利亞”賦權運動，到1988年亞西爾·阿拉法特宣佈獨立，再到馬德里和平會議以及奧斯陸最初幾年的厚望，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自阿克薩因提法達，以色列重新佔領西岸和哈馬斯崛起以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以色列的談判一無所獲，還在定居點活動增加的同時繼續進行安全合作，以至於威信掃地。這增強了伊斯蘭主義者和另外一部分人所青睞的武裝抵抗的吸引力，同時破壞了民族主義者在以色列旁邊締建獨立國家的鬥爭。用一位評論家的話來説，蘇爾塔是一個“失敗的項目”。2015年3月，49%的巴勒斯坦人認為自治政府已經“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負擔”。

此外，它的失敗還是一場持續的丟人現眼。在過去10年中，自治政府安全部門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部門，到2013年——薩拉姆·法耶茲辭去總理職務時——它僱用了14.5萬名公務員中的44%，並佔據了全部預算的26%。2017年4月，當以色列宣佈建立20年裏第一個全新的西岸定居點時——它被隆重命名為“錫安的救贖”（Geulat Zion），位於納布盧斯附近，用來安置從“非法前哨”阿莫納撤離的定居者——巴解組織表示憤慨：“內塔尼亞胡及其極端主義、種族主義的聯合政府依舊堅持其定居殖民主義、種族隔離和種族清洗的系統性政策，表現出對巴勒斯坦人的人權、獨立和尊嚴明目張膽的完全無視。”該組織抗議道。它的言辭激烈，毫不妥協。但自治政府與以色列的合作一切照常。

即便如此，阿巴斯對獲得國際認可這一戰略的追求，也相當於明確承認了與以色列的談判不大可能成功。獨立的巴勒斯坦法律專家們現在反對土地交換——這在戴維營會議期間和之後討論過——這將使以色列保留其大型定居點集團，而且他們認為這對實施任何兩國制的協議都極為重要。而民間社會活動家認為，“抵制、撤資和制裁”組織在結束佔領方面的戰略更勝一籌，儘管需要長期努力。旨在增強巴勒斯坦人自立能力的運動，包括通過草根組織推廣有機巴拉迪食品和手工藝品，似乎比傳統政治活動更有效。這些活動將堅忍不拔與非暴力抵抗結合在了一起。以色列對這一抵制運動相當緊張，官方用各種手段加以打壓，包括收集支持者的情報，禁止他們入境，加強有組織的“反非法化”（counter-delegitimization）運動，這表明以色列是認真對待該運動的這種做法的。

雙民族還是一拍兩散？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兩國方案已經失效，或是壽終正寢，或是瀕臨死亡，或是根本就不可行，因此第二次因提法達以來，關於替代方案的討論越發激烈，一種方案是成立單一的雙民族國家，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論其種族或宗教信仰，在這個國家都享有平等權利。根據以色列—巴勒斯坦聯合民意調查，2017年初，36%的巴勒斯坦人和19%的以色列猶太人支持該方案（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支持率為56%）。

雙民族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温和派淵源頗深。“和平之約”、朱達·馬格內斯和哈什梅爾青年衞士（統一工人黨的前身）都認為確保阿拉伯人同意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至關重要。在國際上廣受尊敬的猶太知識分子如馬丁·布伯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等人表示贊成。但是這個主意在猶太大屠殺和1948年分水嶺之後就幾乎沒有人提了。

鑑於衝突的暴力歷史，雙民族主義是一個極其激進的抱負。這要求以色列放棄其作為猶太民族國家的存在理由，而它不可能自願如此。猶太復國主義根植於它的基因當中。沒有一個以色列政府承認過巴勒斯坦難民迴歸的權利，而猶太人無止境地擔心着以色列和被佔領土上阿拉伯新生兒所造成的“人口威脅”。此事引發的不安多年來始終是公眾議論的一部分，但到2014年，在委任統治時期的巴勒斯坦範圍內，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數量確實大致相同——各有630萬人。在如此情況下，人口結構成了安全的同義詞。

本着這種精神，200名前國防軍高級軍官和安全官員自稱“和平與安全的指揮官”（Commanders for Peace and Security），在2015年回到了一條老路上，發起了“立刻分離”（separation at once）運動，在運動過程中展示了體現巴勒斯坦人口快速增長的聳人聽聞的圖表。他們表示，最初兼併西岸時，猶太人佔約60%的多數，但15年內，阿拉伯人將成為該國人口的多數。

這樣的論調給了諷刺電視節目《這是個超棒的國家》（Eretz Nehederet）一個小品靈感，該節目對痴迷於清點不同種族人數的做法開了個温和的玩笑。其內容是2048年（想必是因為這是個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念週年），一名猶太男子在本—古裏安機場被告知他不能在節假日乘飛機出去，因為他出國離開會“打破人口平衡”並導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和約旦之間佔多數——在一塊巨大的顯示屏上，記錄着一欄欄完全持平、膠着不下的人口數字的列表正在閃爍報警。“（位於西岸的）傑寧每年這個時候都很美，”護照管理人員安慰道，“而且那是我們的地方。”

以色列右翼有自己的一國方案變體：納夫塔利·本內特誘人的構想，是部分或全部地吞併西岸，同時實行“充分的自治”，而非讓巴勒斯坦居民擁有公民身份。總統魯文·瑞夫林不時呼籲以色列進行兼併，給予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這種主張明顯地改變了傳統猶太復國主義者擁有更多領土且儘量減少當地阿拉伯人的願望。瑞夫林此前曾號召猶太人大規模移民，以維持猶太多數。加沙和它現有200萬人口的命運乾脆被忽略了。無論如何，這個想法在以色列受到了普遍的譴責。它可能會引發宗派或社羣間的衝突，正如黎巴嫩、前南斯拉夫或最近的敍利亞經歷的那樣。《國土報》警告稱，一國方案“可能會將兩國人民拖入無休止的內戰中”。以色列中東學者阿舍·薩瑟在證明“兩國方案勢在必行”時指出，“推廣一國理念需要將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之間衝突的激烈程度進行有計劃的輕描淡寫”。另一些以色列人——科學家、藝術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以及認為兩國方案必不可少的“離散”猶太人，為迎接1967年戰爭五十週年，建立了一個名為“SISO”的組織：拯救以色列，停止佔領（Save Israel and Stop the Occupation）。

支持單一國家的以色列猶太人主要是極少數反猶太復國主義左派。他們聲稱“綠線”只是個臨時的擺設。在那些拒絕承認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做了什麼的人眼裏，這是一種懷舊的執迷，懷念的是1967年勝利的“被詛咒的賜福”摧毀他們所謂“小巧可愛”或“美麗”的國家（Eretz Yisrael haktana/hayafa）之前許久的光景。“自由派的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需要‘綠線’，以便將它之外的一切當成暫時的征服，”丹·拉比諾維茨（Dan Rabinowitz）和霍拉·阿布·貝克在他們對巴勒斯坦少數民族的研究中提出，“這使他們不必面對1948年以色列軍事征服和種族清洗所帶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和揮之不去的罪惡感。”

一國方案的巴勒斯坦倡導者——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生活在西方國家——使用的理由不是人口、安全和多數，而是普遍的人權。公正和平等有賴於以所有公民共享的民主國家取代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在他們看來由種族歧視和軍事佔領支持）。他們認為，這是消除根深蒂固的歷史積怨併為和解鋪平道路的唯一途徑。範本模型包括聯邦制或單一制國家，以南非、北愛爾蘭、瑞士和比利時為例。支持者強調公平性高於可行性。他們的基本依據是，1967年的佔領是不合法的，1948年以色列獨立、納克巴開始的那次佔領同樣是非法的，定居殖民項目正處於高潮，它驅逐了巴勒斯坦人，剝奪了他們的權利，還將繼續壓迫他們。未來的方向就是放棄《奧斯陸協議》和“已經垮台的冒牌國家”（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求“河與海之間的……所有居民”享有充分權利。

然而，一國方案的願景並未伴隨着任何連貫計劃或時間框架。兩邊的批評者都認為它缺乏政治和心理兩方面基礎：在單一的國家裏，巴勒斯坦人將不得不與大量猶太人一起生活，並接受位於人口密集的阿拉伯地區中心的猶太定居點。兩族人民經濟差距巨大：2015年以色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7700美元，西岸為3700美元，加沙為1700美元。如果沒有大規模的財富和資源再分配，如此大的差距將使巴勒斯坦人永久成為社會底層。比爾澤特大學的薩利姆·塔邁裏稱，一國方案是“一個口號，而不是一項計劃”。商人薩姆·巴胡爾（Sam Bahour）抱怨道：“沒人能把人們在咖啡館裏談論的東西清楚地闡釋成一個政治計劃。”一國方案的想法誕生自沮喪的情緒，而非實際的政治考量。考慮這個想法的以色列猶太人對猶太人的自決問題憂心忡忡；畢竟以色列1948年得到了國際社會承認，它75%的猶太人口都出生於此並且説希伯來語。既然“定居者”也成了“原住民”，也沒有帝國主義的“母國”可以迴歸，那麼這個問題顯然是不容忽視的。然而一國方案明顯缺乏憲法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細節。

巴勒斯坦領導層中沒有人支持這一想法。也沒有任何推動它的巴以聯合努力。它的熱情擁護者阿里·阿布尼馬（Ali Abunimah）口中的“勇敢無畏的提議”被許多人斥為天真、不切實際和不可實現。梅龍·本韋尼斯蒂言簡意賅地描述了這一選擇：“替代方案都是簡單而殘酷的。要麼一個民族控制另一個，將他們雙雙置於無休止的暴力之中；要麼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能讓雙方生活在基於主權共享的夥伴關係之中。”兩國方案被準確無誤地稱為“最不可企及的選擇”。但即便該方案現在是“痴心妄想”、陳詞濫調或根本就再也無法實現，這也不意味着雙方有任何一致同意創造單一國家的可能性。

在可預見的未來，更可能出現的是單一國家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狀況或説結果，一種“無國方案”，或者用拉希德·哈立迪的話説，“強加的單一國家現實”。這意味着以色列武力維持下的現狀會永遠延續下去，領土被佔、四分五裂且依賴性強的巴勒斯坦人也會一直處於被征服狀態，即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享有自治，無論有沒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協助。然而，或許在未來幾十年內——在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爭取兩族人民平等權利的鬥爭將取得進展並創造出新的、迄今仍難以想象的變革機會。

《敵人與鄰居：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伊恩·布萊克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