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第一學習丨習近平總書記這樣格物究理

◇深入挖掘格物究理思想方法的豐富內涵，並將其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機融合，可以幫助我們拓寬思維視野，豐富思維方式，提升思維能力，不斷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創造性。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首先就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我們應充分吸收借鑑古人思想方法中的系統觀念，更加註重統籌兼顧、綜合施策，不斷增強各項工作的關聯性、協同性、平衡性。

****◇格物究理的目的，歸根到底也是為了以行求知、以知促行。應把中國古代思想方法中的這種知行關係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統一起來，不斷提高幹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位於長沙市嶽麓區的嶽麓書院（2023年6月8日攝）。陳思汗攝/本刊

日前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明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標誌着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藴含的豐富思想方法，有着深刻哲學內涵和廣泛思想價值，可以為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啓迪，也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啓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屆一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要充分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藴含的“治國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處世的道德理念”。

這一要求，突出強調了格物究理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大意義，為我們理解、把握中國古代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切入點。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第二個結合”，應繼承和發揚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賦予其新的內涵，激發其當代價值。

格物究理“知其所以然”

格物究理，是中國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的重要概念。

“格物”的思想，最早出自《禮記·大學》的“致知在格物”。“格物”意思是對事物規律進行研究，“致知”意思是獲得知識與智慧。宋代理學家們提出“理”的概念，認為“萬物皆是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是有理”，“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將“格物”和“理”兩個概念聯繫在一起，就是格物究理，意為通過對客觀事物的研究，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道理、本理、哲理。

格物究理的實質，是把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作為一種思想方法，格物究理提倡透過現象看本質，搞清楚事物發展變化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反對那種浮在面上、淺嘗輒止的認知態度。通過格物究理，客觀外在得以轉化為主觀內在，以實現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飛躍。

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國內外風險挑戰接踵而至，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異常艱鉅繁重，對黨員幹部的思想方法提出了很高要求。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對頭，認識問題才能站得高，分析問題才能看得深，開展工作也才能把得準，做到張弛有度、收放自如。

黨員幹部要掌握的思想方法，歸根到底就是如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同格物究理在內涵上是相通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認識問題就是格物，分析問題就是究理，解決問題就是通過格物究理實現主客觀相統一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

深入挖掘格物究理思想方法的豐富內涵，並將其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機融合，可以幫助我們拓寬思維視野，豐富思維方式，提升思維能力，不斷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創造性。

始終做到實事求是

中國古代思想方法歷來崇實黜虛，主張唯實是務。做到格物究理，嚴謹求實也是根本前提。我們黨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新時代，各級領導幹部應始終做到實事求是，將這一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實事求是的原義，是一種嚴謹的治學方法。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自班固所著《漢書·河間獻王傳》。西漢時期，由於經歷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古代典籍傳承大量中斷，以致出現不少偽書、偽經。河間獻王劉德是當時重要的經學家，他在典籍收集整理過程中態度嚴謹、恪守古文原典，取得了很大成就。因此，班固評價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對此作注時，認為“實事求是”就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同樣給予了高度肯定。

實事求是承載着務實、求實的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反對誇誇其談、追求虛名、華而不實。“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大人不華，君子務實”，“名必有實，事必有功”，“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偽事”……這些論述深深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處事之道。

魏晉時期，文人學士清談空論、放縱怪誕，以致國家分崩離析，後世歷代都引以為戒，成為深刻的歷史教訓。古人提倡的格物究理，同樣排斥虛妄、拒絕空想，追求唯實唯真、腳踏實地。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並提出關於實事求是的“四個堅持”：“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深入實際瞭解事物的本來面貌”；“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清醒認識和正確把握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堅持實事求是，就要堅持為了人民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堅持實事求是，就要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這“四個堅持”，是對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進一步系統化和昇華，是新時代我們弘揚偉大實事求是精神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實事求是，是新時代黨員幹部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過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實事求是。今天，我們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還是要靠實事求是。

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藴含的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首先就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理論建設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正創新，更好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在推動發展上，樹立正確政績觀，追求實實在在、沒有水分、速度質量效率相統一的發展，堅決杜絕譁眾取寵、裝點門面的假大空做法，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成績。

在黨性修養上，把説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為黨性修養和鍛鍊的重要內容，敢於堅持真理，善於獨立思考，堅持求真務實，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注重堅持系統觀念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萬物的普遍聯繫，追求事物的和諧統一。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也藴含着豐富的系統思維、辯證思維。應充分吸收借鑑古人思想方法中的系統觀念，更加註重統籌兼顧、綜合施策，不斷增強各項工作的關聯性、協同性、平衡性。

系統觀念是整體論宇宙觀的自然體現。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具有突出的整體性，主張“物無孤立之理”，認為萬事萬物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整個世界是相互依存的整體。由此，中國哲學形成了一氣充塞、陰陽互補、變化生生、自然天理、天人合一等許多重要思想，體現出典型的整體論、系統論。

系統觀念藴含着樸素的辯證法。從整體論宇宙觀出發，中國古人形成了許多樸素的辯證觀點。比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強調的是萬物的普遍聯繫性；“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強調的是客觀世界的運動性；“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強調的是矛盾的轉化和對立統一；等等。

基於這種辯證認識，中國古代思想方法反對形而上學，提倡全面地、聯繫地、發展地看問題。盲人摸象、鄭人買履、坐井觀天、削足適履、畫蛇添足等許多典故，都體現出古人對形而上學的摒棄。

系統觀念是新時代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

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到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從構建新發展格局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從統籌發展和安全到堅持底線思維、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到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從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到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一系列重大理念和決策部署都體現出鮮明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強調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係，從系統觀念出發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這些都體現着中國哲學的系統思維、辯證思維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有機融合，為我們把握各方面情況、做好各方面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黨的二十大以“六個必須堅持”總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應把堅持系統觀念的要求同中國古代思想方法中的系統論、整體論有機結合起來，加強對各領域發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佈局、整體性推進。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繫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係。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問題，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有效應對各種複雜矛盾與問題，牢牢掌握髮展主動。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更好統籌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解決好影響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突出問題。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係，使改革發展各項舉措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正確把握知行合一

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學用一體，經世致用。格物究理的目的，歸根到底也是為了以行求知、以知促行。應把中國古代思想方法中的這種知行關係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統一起來，不斷提高幹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知行並重是中國古代思想方法的重要特點。知行關係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命題。《尚書》的“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禮記·中庸》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墨子》的“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荀子》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都體現了知行並重的思想。

宋代朱熹主張知為先、行為重，認為“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明代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他們對知行關係的具體認識雖不相同，但都強調了知行並重、躬行實踐的重大意義。

以知促行是中國古代思想方法的最終目的。格物究理的目的絕不是單純的哲學思辨，而是要把思想理念運用於外在實踐之中。《禮記·大學》所説的“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就是一個把思想認識內化為道德修養、外化為政治實踐的過程。

宋明以降，“實學”日盛，強調“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倡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讀書明理就是要“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跡”，為政治實踐提供參考借鑑，這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知行合一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重要要求。馬克思主義認為，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科學的理論只能從對實踐的總結和歸納中產生，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運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更加深刻地揭示出“知”“行”二者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牢記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道理，堅持知行合一、真抓實幹，做實幹家”；“要用知重負重、攻堅克難的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赤誠”。

這要求我們在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上堅持知行合一，既要有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思想自覺，更要有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行動自覺；在理論學習上堅持知行合一，把自己擺進去、把職責擺進去、把工作擺進去，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把黨的創新理論轉化為堅定理想、錘鍊黨性和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強大力量；在幹事創業上堅持知行合一，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不做坐而論道的清談客，在風險挑戰面前敢於負責、勇於擔當、主動作為，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切實把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做實做好；在全面從嚴治黨上堅持知行合一，既要着力堅定理想信念，從思想上固本培元，又要全面從嚴要求自己，着力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嚴守黨的各項紀律和規矩。

（文 | 劉凱鵬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瞭望》2023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