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這一點，是保障“下一個中國在中國”最有效的方法
【口述/鄭永年】
我對未來十年趨勢判斷
今天的全球範圍內，幾乎沒有一個經濟體是沒有問題的，大多數經濟體都面臨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因為世界市場的不景氣，那些出口導向的經濟體都面臨着更大的問題。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全球經濟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只發生在少數幾個階段的少數國家，而低增長甚至滯脹則是常態，具有普遍性。
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經濟發展，必須依靠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傳統的投資、貿易、消費“三駕馬車”已經很難再拉動經濟增長，需提出新的“三駕馬車”：政府投入基礎科研，企業進行技術應用創新，金融機構提供風險投資支持。
現在説房地產出現問題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高峯已經過去了，不用説農村，光是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就達到了40多平米，放在世界也是相當高的了。房地產實際上也已經飽和了，想讓房地產再成為中國的經濟支柱，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長期依靠房地產而成為發達經濟體。但是還要再加一句，我們只能説數量型擴張的房地產已經到了終點，高質量的房地產還沒有開始，這才是我們未來必須要做的。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包括消費社會也是一樣的，消費的增長完全依靠中產階層的擴大，中產社會跟消費社會基本上是同一個詞，能可持續消費的就是中產。儘管我們有4億中產了，但是佔全體人口比只有不到30%。從亞洲四小龍看的話，它必須超過50%，甚至達到65%到70%才能被稱為中產社會。所以我們的中產增長空間還是很大的，如果到2035年有七八億中產的話，才是一個真正的中產社會。
“有恆產者有恆心”，中等收入羣體有財產，要保護自己，因此內化出法治意識。除此之外，中產階層的壯大還有利於生態環境改善，社會秩序穩定，因為這都觸及他們的切身需求。所以在空間還有餘量的情況下，我們提倡共同富裕。
美國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增長是有的，但是它的增長是排他性的增長，少部分人越來越富裕了，大部分人沒有分享到發展成果，反而成為受害者，尤其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縮小。所以我覺得從政策層面我們已經意識到要培養中產多麼重要。
浙江現在是共同富裕的示範區，有三條：第一，上不封頂，鼓勵企業家賺得越多越好，發財致富是光榮的；第二，要保底，把社會的底層保護好，因為社會是資本、政治、社會這三塊裏面最脆弱的一塊；第三，要擴中，把中產階級擴大。
我建議還是要通過改革開放創新，把我們的潛力發揮出來。一句話，改革開放創新是對唱衰中國經濟最有效的回應，也是保障“下一個中國在中國”最有效的方法。那麼實際上我們缺乏的是如何把這些轉化成行動，只有通過行動才能通向未來。
新形勢下中國如何應對
我們把這個時代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從某些方面來看，不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甚至可以説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最大的變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做？用平常話來説，我們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也從方方面面表現出我們的韌性。
面對新形勢，我們更要講好中國故事，為什麼？就是為了讓其他國家承認中國的崛起，接受中國的崛起，跟中國分享共同的發展成果，這個非常重要。我們一直説國際社會有硬力量軟力量，光有一個硬力量，沒有軟力量，人家就把你的硬力量稱為威脅。那麼軟力量的標誌是什麼？第一，願意來讀懂中國；第二，能夠了解中國；第三，接受中國；第四，不僅接受了中國，還向其他人傳播中國的理念，傳播中國的實踐經驗。
中國有幾千年不中斷的文明，近代以來有成功的革命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有成功的建設經驗。1980年代初，中國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達到近13000美元；以前還沒有中產階層，我們現在有4億中產；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去40年讓8億多人口脱貧，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有30%以上。所有這些數據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奇蹟。
更具體地説，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的故事就是要講好三個“可持續”，即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穩定、政治有可持續的支撐和領導。從制度入手來敍述三個“可持續”，基本就可以把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講好、講清楚，從而把中國的經驗轉化為基於概念和理論的“軟實力”。
另外，我非常贊同一句話：“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個世界經歷着前所未有的危機，如何來重塑甚至重建國際秩序是我們所要考慮的。那麼主要是明確我們要做的兩件事情：
第一，我們如何還能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甚至説永遠維持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
第二，我們如何在保證國際環境的前提下，推進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來保證我們2035年目標的實現。
華為“遙遙領先”的幾點啓示
今年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中國要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無論從供應鏈、產業鏈，還是價值鏈來説，我們都剛好處於一箇中等技術水平，具有兩個特點：
第一，從0到1的原創性思想少而又少，甚至沒有。當我們説“中國製造”的時候，我們最多就是“中國組裝”。所以，現在也有人在提倡要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智造”，就是要強調原創。
第二，從1到10的刻度裏面，我們只做到了從4到7，8到10的少之又少。凡是能做0到1原創的，也可以做8到10的應用；但如果不能做0到1的原創，做4到7也就到頂了。
中國是向全世界開放的，體量巨大，進而成為各國資本和技術的首選。世界生產要素在中國得到有效“配置”，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動能。不過，這也導致了一個致命的弱點，即中國的企業過度追求西方技術的應用和改進，而忽視了原創技術的投入和研發。因此，今天當美國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對全球市場進行深度干預的時候，中國就面臨被“卡脖子”和“脱鈎”的風險。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儘管我們應用了大量的美國技術，但是中國也是美國最大的應用技術市場，美國的企業在中國賺了多少錢，又反過來提高它的技術水平。日本韓國學習西方技術三十年以後，科技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轉向原創。
實際上我們也是到了這個階段。尤其是像華為，以前華為的態度就是我買就行了，那個時候沒有考慮到國際地緣政治因素，衝突沒有發生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可以在世界市場採購。但是當地緣政治衝突發生，被卡脖子的時候，沒有技術就要死亡，企業就不得不自己去投入做了。
華為的“遙遙領先”説明了幾個方面：第一，我們是具有韌性的；第二，我們是有創新能力的；第三，我們是可以趕得上甚至超過西方技術的。
所以我是覺得很多企業家現在有點悲觀了，因為之前太順利了，前面幾十年國內的現代化跟國際層面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兩股力量是朝同一個方向，互相強化互相促進的；但實際上從大歷史來看的話，地緣政治跟技術發展是互相關聯的。大部分企業家尤其製造業正在經歷這個過程，所以我想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會像華為那樣，這既是個危機也是個機會。
中國怎麼培養出“馬斯克”？
我們非常需要有像馬斯克、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想要培養人才，高層次的開放很重要。就國際化而言，我們遠遠比不上紐約灣區跟舊金山灣區，外國人口占比達到40%，這40%表明這兩個灣區的開放度，硅谷的外國人佔60%，2/3以上的獨角獸企業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創辦的。
客觀地説，“美國製造”不是美國人制造，是世界聰明人在美國製造。兩個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在人才的競爭，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二戰時吸引了大量的歐洲科學家，冷戰時更是吸引了大量蘇聯、東歐的人才，用世界人才跟蘇聯競爭。我們要看到至少從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人才高地。像馬斯克、喬布斯，都來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區域。不同人才才能帶來文化衝突，這是一種化學反應，化學反應往往能產生新的東西。同類人才更多的是物理反應，培養不出馬斯克、喬布斯。
我們現在的人才觀其實有很多的錯誤導向，比如一定要有個兩院院士、一定要有一個帽子。馬斯克、喬布斯有任何的帽子嗎？我們現在的人才幾乎是用政策的方式，由公務員官僚機構來定義的人才，但在美國，只要是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就是人才。
中國是世界上產業最齊全的一個國家，各個產業裏面都有人才載體。下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僅要有好的政策，還要去行政化，行政和政治的東西對人才的使用會有很多的限制。我們要有意識地構建很多的人才載體，如果沒有人才載體，即使有了好的政策，人才也沒地方去。
所以首先我們的人才觀一定要改變，不是説人才就一定要是兩院院士，或者一定要有帽子；第二就是人才吸引要跟你的經濟科技科學發展結合起來。從大方面來説，我覺得我們需要做基礎科研的人才，還需要能夠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人才，尤其是企業界的工匠人才。
面對當下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國為何”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讀懂中國”事業的重大意義，而“解釋中國”是“讀懂中國”的基礎，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任重道遠。基於這一信念，鄭永年教授最近出版了《中國敍事》這本書，書中通過對長期研究基礎的“非學術”表述，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只要我們有意識，解釋中國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