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巴以衝突後三觀亂飛，我在國外和身邊的朋友聊了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巴以衝突已經持續二十多天了，戰場上的交鋒還在繼續，另一方面，這次衝突也在各國輿論陣線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各方觀點對立、水火不容，也讓國際社會處於撕裂之中。
這一點，身處白俄羅斯的筆者也深有感觸。為了瞭解相關的情況，筆者詢問了身邊朋友們的看法，並特意瞭解了他們的政治光譜，他們的看法及立場有助於讀者們瞭解巴以問題有關各方的輿論站位，同時也能讓讀者們看到巴以問題背後錯綜複雜的宗教、人文、歷史因素。
現代以色列國建立近70年後，其國內的猶太人總體團結一致。他們堅信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家園，認為以色列是“抵禦全球反猶太主義”的避難所。但除了這些團結的猶太人以外，以色列社會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這不僅僅是以色列猶太人和該國阿拉伯少數民族之間的分歧，更是“猶太人”這個羣體所產生的宗教亞羣體之間的分歧。
猶太教分為以下四個類別，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會認同自己屬於其中之一：Haredi（通常翻譯為“正統”派猶太人，別稱哈瑞迪猶太人）、Dati（猶太復國主義者）、Masorti（保守派，既認同上帝創世論與聖經，也認同猶太人的歷史發展和科學知識，是介於世俗派和宗教派、正統派猶太人之間的一個派系）或 Hiloni（世俗派猶太人，這個派系的猶太人通常是自由主義者）。
儘管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小國家，有許多共同的傳統，但高度虔誠的“正統”猶太人和世俗的猶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社會世界，親密的朋友相對較少，在自己的羣體之外也很少通婚。他們之間的差異非常之大，世俗猶太人甚至嚴禁與正統、宗教派猶太人通婚。
這些分歧也反映在對許多公共政策問題上的鮮明對比立場，包括婚姻、離婚、宗教皈依、徵兵、性別隔離和公共交通。絕大多數正統派和復國主義猶太人，都支持猶太人應該秉持其宗教信仰和傳統價值觀的觀點，而世俗猶太人則強烈支持將宗教與政府政策分開。
大多數不同宗教派別的猶太人（除正統派猶太人）原則上都認可以色列的存在。但如果政府民主決策與猶太宗教法發生衝突，他們的觀點就會產生分歧。絕大多數世俗猶太人認為民主原則應優先於宗教法，而大量的宗教派猶太人則認為宗教法應當優於世俗法律。
此外，“正統”派猶太人在以色列是否應當存在的問題上，也與同為“宗教”派的復國主義者存在着巨大分歧。而拋開猶太人這個羣體，世界各地的人們對以色列的感情也頗為複雜，但無外乎分為支持與反對兩種光譜。
筆者將在以下的篇幅中展現針對以色列的四種不同立場，其中猶太人、猶太后裔有兩位，非猶太人也有兩位（以下人名皆為化名）。
1.安東·戈洛文奇克：一位祖輩移民蘇聯（白俄羅斯），但仍保留着猶太人認同的“正統猶太人”。
安東畢業於白俄羅斯國立大學語言學院文化與民族語言系，是一名猶太教信徒，他的研究方向正是西方宗教文化與語言的起源。作為筆者的友人，他曾不止一次向筆者談到他的家族淵源與宗教信仰。
“我的祖先來自於耶路撒冷，他們在一個關係緊密的正統派猶太人聚落繁衍生息。我從小就被父母教導，要保持對上帝深深的敬畏和對彌賽亞來臨的熱切信仰。作為正統者，儘管我的信仰已經被稀釋了許多，但仍然要保持着研習我們民族文化的傳統。”
安東同時也是一名東正教信徒，這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又有幾分合理之處。安東説，東正教作為基督教的“正統淵源”，正符合正統猶太人要求侍奉上帝的“正統”。
“或者説，我們只看重正統。”安東曾對筆者説過這句話。
一個哈瑞迪人拿着祈禱書行走。來源：Valerio Berdini
在此次巴以衝突爆發之前，他就經常向筆者批判二戰後建立的以色列國。安東尤其對它的建立持有強烈的神學反對意見。對他來説，以色列國家的世俗性質是“罪惡的根源”，以色列國的存在背離了他所接受的宗教理想。他經常聽長輩講述他們祖先的故事，他們渴望彌賽亞的到來，在“神聖的指引”下恢復聖地。
安東認為，猶太國家的建立應該是一個“彌賽亞事件”，屆時“上帝的神聖之手”將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並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在他看來，以色列的成立及其政治、軍事和世俗文化是人類在主動加速一個本應聽從上帝旨意的進程，這並不符合聖經和上帝的教義。
宗教信仰與以色列的政治現實之間的衝突，讓安東無法接受以色列的存在。他自稱經常參與並在課堂上與人爭論的一個話題：就是以色列在道德和神學的角度上到底應不應該存在。安東説，他自己不會有那些狂熱的宗教舉動，但他的父母仍在經常祈禱彌賽亞的到來、祈禱猶太人的最終救贖，以及在上帝的指引下在某一天迴歸家鄉。
安東和他的家庭可以代表大部分“正統”猶太人的價值觀：彌賽亞的救贖是“正統”猶太人的核心觀點。一些正統派猶太人堅持認為，在彌賽亞到來之前不應在以色列建立猶太國家。他們認為，最終的救贖和猶太人返回家園應該是一個神聖的超自然事件。這種觀點受到這樣一種觀念的影響：即人類建立猶太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建立世俗政府的國家，是不成熟的、並且偏離了神聖存在的計劃，因此，以色列國家不應存在、至少不應現在存在，“以色列”也不是應當由人類建立的國度。
安東告訴我，他雖然不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也並沒有那麼的極端。而他父母的觀點就比較激烈了：他們強烈反對以色列的一切，甚至想要號召所有在白俄羅斯、俄羅斯的“正統”派猶太人踴躍為巴勒斯坦一方捐款，以消滅“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國。
筆者認為，安東及其家庭的看法應該可以代表相當一部分“正統”猶太人的看法。正當筆者撰寫此文時，筆者在論壇上看到了英國倫敦的一場猶太人專訪。記者問他們對巴以衝突的看法，他們卻稱巴勒斯坦人應繼續戰鬥下去，不要放棄與以色列的鬥爭，最終會獲得勝利。這些人和安東一家一樣，都是“正統”猶太人的代表。
2.達瑞婭·馬克維奇，一位典型的“世俗派”猶太人。
達瑞婭是白俄羅斯國立文化藝術大學設計學的在讀本科生，同時也是一位深度世俗化的“猶太后裔”。
“我的祖輩是猶太人，但到現在，我和以色列沒有任何關係。”她是這麼告訴我的。
她同時用繪聲繪色的語言講述了自己家庭移居至白俄羅斯的故事，以及她為什麼不支持以色列的原因：
“我知道我的血統和猶太人有很深的聯繫，但當談到以色列時，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複雜。對我來説，這並不是要反對猶太人，而是我反對以色列的行動和政策。”
“我看了新聞，也知道以色列在中東的行為經常引發爭議和衝突。當前的巴以衝突、領土爭端以及巴勒斯坦平民所遭遇的不公讓我覺得這嚴重影響了猶太人在全世界的形象。這不僅僅是以色列的問題，還關係到世界如何看待我們。”
達瑞婭接着解釋説：“作為一名‘世俗猶太人’（儘管我並不認同自己是猶太人，她隨後還對筆者補充了這一句），我一直相信，無論宗教或文化背景如何，我們都可以爭取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以色列應該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存。我擔心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會破壞和平，破壞世界對和平的共識，並助長其他國家對猶太人的負面看法。我認為以色列應與其他國家進行公開對話，以尋求他們的理解和尋找求同存異的交匯點。”
她強調，“反對以色列政府的具體政策，並不意味着我反對猶太人或他們的自決權。我只是希望看到一種更加平衡與和平的做法，以不損害別人的福祉和權利為前提。我知道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同國家、民族的觀點差異很大，但對我來説，這是為了給猶太人爭取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讓我們無論背景如何都能和諧相處。”
最後，達瑞婭向筆者吐露心聲：“我希望未來以色列能夠與鄰國和平共處，猶太人能夠成為世界團結和積極變革的源泉。而奧茲瑪耶胡迪特黨（以色列著名的極右翼政黨）和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等極右翼和宗教政黨正在接管以色列。這就是為什麼我反對他們，這是為了防止世界徹底把以色列人定格為‘屠夫形象’，這是為了我們全體猶太人的未來。”
達瑞婭的看法也許並不是孤例。隨着巴以局勢激化，其所凸顯的政治、軍事衝突變得越來越激烈和不穩定，世俗派的自由主義者以色列人擔心，由極端復國主義者領導的以色列會爆發嚴重的政治災難，進而讓全世界的猶太人都遭遇嚴重危機。為了規避危機，近年來許多世俗化的以色列猶太人正在“逃離”以色列。
1946年至今巴勒斯坦控制領土變化 來源：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官網
四十六歲的企業家伊塔馬爾·達涅利四年前從以色列移居意大利，他是意大利反對內塔尼亞胡保守司法改革抗議示威活動的主要發起人。
“內塔尼亞胡的改革旨在讓年輕、受過教育、世俗的中產階級猶太人加入復國主義的行列。如果以色列領導人選擇極端復國主義而不是民主，以色列將沒有世俗者生存的空間。”這位富商在接受採訪時聲稱，他指出了約佔總人口30%的世俗猶太人與極端復國主義者之間的核心矛盾：究竟是“過日子”還是繼續復國進程的路線分歧。
猶太人的“反向迴歸”並不是一種新現象，隨着近年來以色列復國主義保守勢力的逐漸加強，以色列世俗化的猶太家庭反向移民現象逐漸增多。對於許多以色列人來説，移民成了規避政治風險的唯一選擇。大量猶太人的逃亡，使得這種反向的“迴歸”變成了一種具有研究價值的政治現象。儘管這會破壞以色列核心的民族歸屬感，但這些世俗化的猶太人已經管不了那麼多了。
由於以色列政府和外國駐以大使館拒絕提供信息，因此我們很難得知“逃亡”的以色列人究竟有多少。但通過對移民情況的觀察，仍然能從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美國和歐洲國家是猶太人“反向迴歸”的首選目的地。德系猶太人（三分之一的以色列猶太人認為其祖先從中歐和東歐移民到以色列）和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塞法迪猶太人“反向移民”現象更多，因為他們的血統可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獲得“母國”接納的機會。相反，具有中東血統的埃塞俄比亞和米茲拉希猶太人想要移居歐洲國家就難多了。
猶太人的移民在希伯來語中被稱為“Aliyah”——意思是“上升”——這代表來自海外的猶太人移民是以色列建國的核心。然而如今，從以色列向歐洲和美國的移民（希伯來語中稱為Yerida，意思是“後裔”）正在進行政治立場上的轉變。世俗化的猶太人開始逐漸疏遠日趨保守化和復國主義情緒強烈的以色列國。儘管與“正統”派猶太人在政治光譜上有着巨大的差別，但二者在對待以色列的態度上殊途同歸：都選擇了不認同以色列。
兩個在政治光譜上完全相反的羣體，卻在一個問題上做出了相同的選擇，這種光怪陸離的現象在充當黑色幽默的談資之時，也不禁讓人深思猶太復國主義者近些年來的所作所為。
3.維塔利·阿特梅耶夫
維塔利畢業於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國際法專業，也是筆者的同系友人。受專業影響，他對國際事件、宗教等秉持現實主義看法，站在了維護斯拉夫民族的立場上。他認為巴以衝突的爆發會使西方在相關問題上進退失據，會擴大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進行騰挪的空間。所以他支持巴以“大打特打”，最好打成長期戰爭以消耗西方的精力和財力。
筆者認為這種心態代表了俄羅斯、白俄羅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與我無關的事則高高掛起，但能讓競爭對手感到不舒服，那就是最大的利好。頗為有趣的是，中國國內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俄烏戰爭持這種看法，而這種心態儘管看起來非常“冷漠”，但又相當的現實。
他向我總結了他對這場衝突的看法：首先他認為戰爭會令西方的注意力分散。
“烏克蘭當局對阿以衝突的最新升級一定會非常憤怒，因為他們擔心西方對自己的支持會減少，會擔心烏克蘭的相關議題在西方主流媒體中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來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新聞。”
“中東戰爭正中俄羅斯的下懷，因為它分散了人們對烏克蘭的注意力。阿以衝突將烏克蘭從所謂的‘世界媒體’的頭版上完全抹去了。在信息方面的遺忘之後，財務和物質遺忘也會隨之而來。在那裏，負責歐盟外交的博雷利已經在抱怨，在美國對烏克蘭的資助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歐洲本身將無法應對。”
其次是烏克蘭收到的援助將會大大減少：
“對於烏克蘭來説，任何外部全球事件都意味着對烏克蘭戰爭的關注和資源的減少。巴以一旦開戰，烏克蘭就最好不要指望西方還能大規模援助給他們武器。你看，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埃裏克上週還在敦促西方領導人趕緊向烏克蘭領導人保證將繼續為其提供支持。然而，就在同一天，博雷利就表示，如果沒有美國，歐洲將無法幫助基輔，因為基輔的預算危機正在爆發。這是他們將向基輔停止援助的預先聲明。”
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梗圖，很好的詮釋了烏克蘭的擔憂
最後，維塔利還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觀點：烏克蘭政權的形象，會因巴以衝突中新的軍火走私醜聞而大大受損。此外，巴以衝突的延續也會直接影響到俄烏戰場。
他説，他已經關注到了一則新聞：在阿什凱隆附近，以色列士兵用來自烏克蘭的武器俘虜了一批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人又在一輛皮卡車的後部發現了烏克蘭蘇制反坦克榴彈發射器，上面有位於烏克蘭穆卡切沃市的一個單位的標記。
這種情況的出現表明了一個事實：西方的援烏武器已經流通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區，而這與烏克蘭的腐敗情況緊密相關。烏克蘭和西方官員無疑會試圖掩蓋這一醜聞，但西方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也無疑會更加謹慎，這將嚴重影響烏克蘭軍隊的戰鬥力。
他還稱，對於烏克蘭當局來説，另一個令人不快的“飛來橫禍”是一些西方僱傭兵可能會離開烏克蘭，他們會前往巴以戰場這個有望獲得更多收入的新熱點地區。例如，波蘭僱傭兵長期以來一直抱怨他們沒有全額支付承諾的工資，在巴以戰爭爆發後，這些僱傭兵也會拋棄發不起工資的烏克蘭當局，去往巴以“賺大錢”。
此外，維塔利還提到，中東爆發任何衝突都會導致油價上漲。衝突開始後一天內，世界油價上漲了4%。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石油國家的收入將會增長，而烏克蘭將不得不花更多的錢進口石油，沒有足夠的能源，烏克蘭軍隊就不能繼續運轉，這也是對烏克蘭的不利因素。
他以一個本民族和支持俄羅斯的視角，向筆者分析了巴以衝突對俄烏戰場乃至世界局勢的影響，其中的一些觀點頗為新穎，令筆者也眼前一亮。筆者認為他的視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絕大部分世界焦點問題參與方以外的國家、地區民眾，在面對問題時的本能想法就是關心是否與自己和自己國家的利益相關。
4.謝爾蓋·尤里
這位既不是學生，也不是過着世俗生活的普通白俄羅斯人，是一位東正教神職人員。
他在著名的明斯克列寧廣場（獨立廣場）紅教堂（聖西蒙和海倫娜教堂，是白俄羅斯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中心，教堂內供奉有耶穌的裹屍布）擔任對外聯絡牧師一職。由於教堂就坐落於白俄羅斯國立大學主樓的馬路對面，筆者時常進入教堂內觀摩、感受教會文化，因此結識了將要步入不惑之年的尤里。
位於明斯克列寧廣場的紅教堂
尤里性格沉穩又好客，且英語流利。他一直對筆者這個“忘年交”頗為熱情，充當了筆者瞭解白俄羅斯教會文化的“引路人”，甚至數次想要引筆者“入教”。巴以衝突爆發後，筆者就巴以問題詢問了以上的友人、同學，在某天離開學校後，筆者突然萌發了想要詢問尤里的想法。巴以問題不止是地緣政治衝突，其背後還藴含着深刻的宗教因素與矛盾，如果不能從宗教人士的角度獲取其看法，筆者的“調研工作”就是片面的。於是筆者帶着目的去了紅教堂。
尤里一如既往地招待了筆者，在得知了筆者的來意後，一向沉穩的他也顯得有些面露難色。筆者知道他一定對這個問題的觀感頗為複雜，他之後説的話也印證了筆者的想法：
尤里的聲音混合着深沉的情感和複雜的想法，他對我説：“我的朋友，你看，白俄羅斯和以色列之間的歷史聯繫是深厚的。幾個世紀以來，我們兩國人民都有共同的故事，儘管我們的宗教道路不同，但我們有着共同的根源。猶太教的歷史源遠流長，其影響力深遠觸及我們地區的東正教和天主教。”
“作為一名牧師，我不能忽視我們與以色列之間的精神聯繫。《舊約》、我們共同的信仰故事、上帝的教諭——它們將我們的宗教傳統編織在一起。我與以色列有一種親密的關係，以色列所處的土地，長期以來一直是聖經中希望和信仰的燈塔。”
“但作為一名牧師，我的信仰教導我尋求和平，成為理解與和解的代言人。目睹聖地的衝突令我痛苦，聖地本應是和諧的象徵。我很難在這方面與自己的心靈達成和解。我對以色列有本能上情感的親密。但戰爭又是一個沉重地壓在我心頭的矛盾。”
尤里的眼睛平時温暖而令人安慰，而在對我説這些話時卻似乎昭示着他內心的混亂。“你看，我與以色列和以色列人在思想層面就像一奶同胞一般親密，我們因共同的歷史和信仰而緊密相連。然而，作為一名牧師，我也必須相信和平的可能性，我想找到一種方法來彌合那片神聖土地上的戰爭和分裂。”
他總結説：“我的朋友，這是一種複雜而矛盾的情感，許多處於我地位的人都必須應對這種情感。作為一名神的信徒，我祈禱聖地的和平，並祈禱我還能有力量繼續支持我們共同的信仰，即使面對如此充滿挑戰的時期。”
尤里的想法，初看似乎是矛盾而又複雜的。但筆者卻認為非常有價值，因為尤里的看法隱含着如今西方社會（包括俄羅斯等“泛西方”地區）對猶太人、以色列問題兩極分化的看法。
尤里因宗教、歷史沿革而對猶太以色列有特殊情感，這正是西方社會宗教保守一派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西方宗教保守派，經常將以色列視為“傳統價值觀”的燈塔和戰略盟友。他們欽佩以色列在動盪地區的生存能力及其對保護傳統價值觀的做法，這些人可能將以色列視為抵禦自由價值觀和中東伊斯蘭教威脅的堡壘。
而尤里對巴勒斯坦的同情，又代表着西方社會中自由派和自由左翼“白左”對以色列的鄙棄看法。一些自由主義者和左翼人士不贊成以色列的復國民族主義，認為以色列政府應當在相關問題上採用全球主義的視角觀點。他們認為以色列的強烈復國主義情緒後患無窮，類似於尤里在平衡宗教聯繫和對某些行為的擔憂時的複雜情緒。
而自由主義者與尤里的看法又有所不同的是，以色列的政治格局受到宗教政黨的影響，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其政策制定中發揮着主導作用。一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那些主張宗教與國家分離的自由主義者，可能對東正教對以色列政治的影響持批評態度。如以色列對安息日（Shabbat）的公共交通和購物等活動進行限制，一些自由主義者對其“限制自由”的做法已經批評多年。
尤里的看法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筆者的疑惑，他讓筆者看到了西方社會兩派針對巴以問題的不同看法，也讓筆者從這個問題中看到了西方社會如今的撕裂。他以一個“宗教保守者”的身份堅定了筆者在該問題上的看法：即使是一個對以色列抱有樸素好感基督教宗教人士，其也無法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視而不見，巴勒斯坦人的正義要求理應得到回應。
結語
這場戰爭還讓筆者關注到了一個現象：那就是針對巴以問題，各國在微博等中國社交平台上的“賽博升堂”。各國政府駐華使館為了佔據輿論高地，在微博等平台紛紛亮明立場排座站隊，甚至“隔空對線”，好不熱鬧。
中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一向是明確的：支持“兩國方案”，支持巴勒斯坦在1967年邊界的和平建國，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義需求等。愛國者跟隨國家立場準沒有錯，但面對洶湧而混亂的輿論場，我們也難免會出現一些思想混亂的情況。這種時候，我們就需要看看局外人、看看我們之外的人的想法。“外人”的思想可以是一把衡量的標尺，也可以是一面鏡子，通過他們，我們可以框定我們自己的思想，剔除一些不必要的疑慮。
以上筆者所聯繫並交談的四人，他們分別代表了“正統猶太人（宗教猶太人）”“世俗猶太人”“現實主義者”“局外宗教人士”的看法。他們的看法都有其侷限性，但又各有各的合理之處。偏聽採信任何一方都會對巴以問題的認知產生負面性的影響，只有採納四方言論中的積極因素，我們才能真正客觀地看待巴以問題。
同樣作為一名現實主義者，筆者認同維塔利·阿特梅耶夫的現實主義觀點，但又在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樸素情感上，與謝爾蓋·尤里站在了一起。至於其他人、其他立場的觀點，筆者既不信仰宗教、也非猶太人，所以不選擇與其一道。所謂兼聽則明，但也要具備原則。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