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里巴爾·約瑟夫、阿夫納·科恩：以色列情報組織為何失敗，衝突升級的災難性後果是什麼？

【文/烏里巴爾·約瑟夫 阿夫納·科恩 翻譯/陳佳芮 校對/周子怡】

10月7日，以色列遭受了史無前例、超乎想象的創傷。縱觀以色列歷史，從任何角度來説都是如此。75年來，以色列從未經歷這樣的災難。就連哈馬斯也從未料到，會在此次行動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事實上，中東各方，尤其是伊朗和真主黨，都對哈馬斯成功突襲感到震驚。

最近幾天暴露出來的問題表現出以色列情報部門的巨大失誤，因為這次攻擊已經超越了以色列軍事參謀所預設的最壞情況——哈馬斯同時襲擊五到七個平民定居點。但這次，哈馬斯的進攻目標幾乎是這個數字的五倍，甚至襲擊了一個音樂節。

10月7日，從加沙的汗尤尼斯（Khan Yunis）向以色列邊境圍欄上的以色列瞭望塔望去，濃煙滾滾。

如果不及時處理這次失敗所反映出的問題，可能會導致重大戰略誤判的發生。鑑於衝突行動仍在繼續，我們應當重視是什麼導致了以色列安全機構內部情報的失誤以及衝突升級的風險。同時，我們必須清楚的是——以色列從未宣佈擁有核武器。

以色列主要有兩個情報組織負責提供戰略預警並防止來自加沙的恐怖行動。一個是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希伯來語稱為“阿曼”），另一個是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希伯來語稱為“沙巴克”或“辛貝特”）。前者主要使用技術手段來蒐集情報。後者主要負責人工蒐集情報（HUMINT），但也會使用一些技術手段來收集信號情報（SIGINT）。

針對加沙的恐怖襲擊，以色列的預警系統主要依靠三道防線。第一層，主要來源於辛貝特情報局的人工情報信息，對哈馬斯領導層已決定計劃和準備實施的大規模進攻發出警告。第二層以阿曼的信號情報收集能力（以色列8200部隊和81部隊）和圖像情報能力（9900部隊）為基礎，監視哈馬斯所做的實際攻擊準備，並收集相關證據。

第三層是沿加沙邊界的地面屏障，其融合了實體障礙、電子傳感器和其他可視手段，為任何企圖闖入以色列的行動提供最後一道防線。但10月7日上午，所有屏障都形同虛設沒有對哈馬斯發動進攻的行為發出任何戰略警告。

這一失誤的根源在於兩個致命錯誤。首先是觀念上的輕視，1973年的著名案例就是如此。辛貝特和阿曼做出了聯合估計，其中包括兩個要素：首先，以色列的軍事和情報優勢將能阻止哈馬斯發起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其次，如果哈馬斯發起此類攻擊，辛貝特和阿曼將及時發出警告。這看似穩定可靠，但最後卻釀成大禍。

近年來哈馬斯相對剋制，並持續從卡塔爾獲得現金流，允許更多的加沙居民在以色列工作，以及緩和與以色列對抗，這強化了以色列政治、軍事和情報領導人的集體誤判。

對局勢穩定的堅信，導致以色列高級軍官忽視了襲擊前的警告信號。過去幾年來，邊界附近的平民一直在監視哈馬斯的無線通信。在一些以色列定居點上，部隊也不斷組織、實施演習訓練。最近幾周，這些軍官收到了哈馬斯非正常活動的報告，如哈馬斯部隊帶着地圖觀察以色列一側的軍事駐地和定居點，並偽裝成農民對邊境的圍欄拍照。對此，以色列軍官置若罔聞。

甚至，以色列方面在最後一刻還有機會阻止襲擊或儘量減少傷亡。10月6日夜間，以色列情報部門偵測到了一些令人警示的跡象，並在深夜與高層進行了一系列磋商，但誤判佔據上風，邊境沿線的警戒狀態並沒有明顯提高；辛貝特向南部增派了幾名特工，但阿曼的負責人阿哈龍·哈利瓦（Aharon Halive）少將卻繼續在埃拉特度假，沒有進行任何重大部署。

第二個更令人詫異的是情報的收集。顯而易見，辛貝特沒有完成其基本任務。對哈馬斯將發動重大襲擊的意圖，沒有發出重大警告。10月16日，該局局長羅南·巴爾（Ronen Bar）為這一失誤承擔了責任。隨後，他在阿曼的同事也效仿了他的做法。

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局長羅南·巴爾表示，安全部門未能成功阻擋哈馬斯的襲擊，他本人對此負責。（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辛貝特的出色記錄，以及知道這次秘密行動的哈馬斯特工人數一定相當多的事實，使這次失敗的原因更加錯綜複雜。儘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很難招募到人手，但沒有一點情報消息從加沙傳出，這一點令人震驚。

其他解釋則更多地與辛貝特的具體特徵相關，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組織文化。它強調行動，強調需要抵禦具體、獨立的威脅，而不是進行抽象推理，針對全面攻擊發出警告。

我們與幾位辛貝特組織的退休人員進行了交談。他們認為，這種文化不僅導致辛貝特的信息蒐集能力退化，還致使其判斷能力下降——即使哈馬斯已出現大規模佔領邊界附近以色列定居點的意圖，但辛貝特仍將其定義為次要任務。

20世紀80年代末，為提供戰略評估，以色列成立了一個大型研究部門——辛貝特。由於組織上的偏好，該部門近年來效率較低。此外，與其長期以來的傳統相反，近年來，辛貝特傾向於提供情報來討好領導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希望扶植哈馬斯在加沙的統治，削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西岸的權力和影響力。而辛貝特出台的的戰略評估均能支持其政策。

這次失敗中，阿曼表現如何，我們知之甚少。阿曼的分析人員數量眾多，整合不足，所以不能將各種線索聯繫起來，這一缺點眾所周知。正如CNN展示的那樣，為佔領以色列定居點，哈馬斯進行了大量演習訓練。而這受到了以色列無人機和其他收集手段的密切觀察。

然而，阿曼的分析人員卻沒有認識到這些演習的真正意圖，而是將其視為單純炫耀性質的演習。據報道，哈馬斯避免在通話中談論新戰爭的問題，來誤導欺騙以色列信號情報監測，把8200部隊、甚至81部隊和辛貝特蒙在鼓中，展示出了更高級的水平，其複雜程度遠超以色列情報機構認知。

最後一道防線，即沿邊界40英里的隔離牆，這給以色列人帶來了莫名的自信。2021年12月，以色列國防軍宣佈隔離牆竣工，總耗資達11億美元。其主體是一個巨大的地下反隧道屏障。據以色列國防軍稱，地下工程所用的水泥足以“修建一條從加沙到保加利亞的公路”。隔離牆外觀堅固，用料紮實，似乎沒有恐怖分子能越過它。而10月7日，屏障地下部分的有效性也得到驗證。

除了在地下鋪設水泥外，項目規劃者還投入精力，為電子收集系統提供有效的網絡保護。然而，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哈馬斯可能使用炸藥破壞隔離牆，並利用無人機向高級觀測哨投擲炸彈的情況。這些觀察哨負責將視覺情報傳輸到地下掩體，之後會有訓練有素的士兵來處理這些數據。但不幸的是，當哈馬斯攻破邊境，襲擊基地時，一些休班的士兵（其中許多是女兵），在熟睡中被殺害。

無人機還摧毀了約100個遙控機槍塔。鑑於之前俄烏戰爭中，烏克蘭已經使用無人機向俄羅斯坦克和士兵投擲手榴彈，所以我們很難理解，以色列會出現這種疏忽。

以色列國防軍還利用三個大型觀測氣球作為二線平台，對加沙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區進行監視。在襲擊發生前的幾周，這三個氣球因天氣不適宜而停止使用，但後來軍方沒有恢復其監視。

儘管缺乏高質量的預警情報是以色列自滿的主要原因，但我們也不應忽視缺乏聯想能力的作用，美國9·11委員會的報告就強調了這一點。

事實上，與9·11事件中基地組織劫持飛機、發動襲擊相比，哈馬斯發動突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料的。因為哈馬斯具有一定的攻擊能力，並且以色列定居點靠近邊界，在這方面，缺乏聯想能力造成了情報收集工作的失敗，而收集工作的不足又使人們更加相信哈馬斯發動全面進攻的可能性很小，最後造成了系統性失敗。

鑑於哈馬斯大屠殺的嚴重性，以色列政府和民眾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徹底消滅哈馬斯軍事和民間力量。以色列政府內外都認識到，承諾完全消滅哈馬斯組織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等人曾指出，這可能無法實現。

這種承諾帶來了巨大風險。截至本報告撰寫時，以色列僅在與加沙接壤的40英里的邊境線上發動了戰爭。除此之外，以色列北部還面臨雙重威脅。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接壤邊境約80英里，與敍利亞戈蘭高地接壤超40英里。目前，北部邊界的衝突僅在醖釀，但它可能會很快升級為全面戰爭。

10月18日，以色列國防部長表示，真主黨比哈馬斯強大10倍。真主黨聲稱，他們指揮着10萬名戰士，擁有數以萬計的火箭和導彈。其中，部分武器攻擊精準度很高，可以瞄準以色列全境，對主要城市和軍事設施造成嚴重破壞。此外，真主黨的靠山伊朗也對以色列構成了潛在威脅。10月14日，在訪問貝魯特時，伊朗外交部長曾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轟炸加沙，否則將面臨“大地震”。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圖源：半島電視台）

為剷除哈馬斯，以色列將對加沙發動長期的毀滅性打擊。沒有人能斷定真主黨或伊朗是否會袖手旁觀。與此同時，因為未能及時發現哈馬斯的突襲，目前以色列的情報組織對出現任何威脅跡象都異常敏感。因此，最近幾天，以色列出現了一系列錯誤警報。

北方司令部司令莫塔·古爾（Motta Gur）少將，戰後在希伯來文回憶錄中描述到，在1973年的失誤後，我們多次就埃及或敍利亞即將進攻發出警報。但需要明確的是，不管伊朗是否參與，也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雙方有意無意，緊張局勢的加劇都會引發該地區空前殘酷的戰爭。

正因為這個重大而不確定的風險，突顯了美國在當前局勢中的重要性。需要提醒的是，50年前的10月7日，即1973年阿以戰爭的第二天——也是是最糟糕的一天，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要求總理戈爾達·梅爾（Golda Meir），動員以色列核武器的準備工作，組裝核武器，進行示威。一些人還聲稱，由於以色列發出核警報，1973年10月12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才決定立即向以色列空運物資。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參孫的選擇》（The Samson Option）一書中就提到過此事。

美國總統拜登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立即命令“福特號”航母戰鬥羣駛向以色列，同時開始向以色列空運軍用物資。一個多星期後的今天，“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戰鬥羣已經在前往地中海東部的途中了。

在過去的任何戰爭中，美國政府從未像現在這樣果斷而迅速地採取行動。拜登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史無前例的，這綜合了價值觀、利益、情感與戰略需求。在戰略方面，拜登的目的非常明顯，那就是威懾，告訴真主黨和伊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曾呼籲，拜登政府應終止關於以色列核武器的雙重標準政策。圖為以色列最大的迪莫納核設施的衞星圖像 （圖自半島電視台）

另一個戰略關注點也不可忽視。雖然美國很少提及，但以色列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這一點很特殊，因為它從未正式宣佈或公開測試過自己的核武庫。半個多世紀以來，以色列建立並維持了一種獨特、不透明的核態勢，有效形成了地區核壟斷、消除了其生存威脅。以色列歷任領導人都將這一戰略資產視為聖物，而從尼克松總統以來，美國一直默許以色列的特殊核地位，只要其以負責任的方式培育即可。

然而，在過去的10個月裏，內塔尼亞胡對這一遺產視而不見，甚至不負責任。他任命政客大衞·阿姆薩勒姆（David Amsalem）擔任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日常工作的部長。但大衞缺乏經驗，只能算得上是一個忠誠的追隨者。

眾所周知，獨立核濃縮能力，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武器化的風險。但最近，內塔尼亞胡不顧核專家的建議，允許沙特保留此項技術來推進沙以關係正常化。在過去的事件（包括20世紀90年代末）中，內塔尼亞胡給他的核監護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缺乏控制以色列核鑰匙的素質。

當以色列對加沙發動戰爭時，真正的風險存在於真主黨可能會向以色列發射數以萬計的導彈。這反過來又會導致那些魯莽且缺乏經驗的部長在應對問題時偏離正道。事實上，就在幾天前，以色列極右翼利庫德集團的一位議員，塔利·戈特利夫（Tally Gotliv）公開敦促政府，對哈馬斯動用“所有武器”，包括“末日”武器。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不能忘記以色列特殊的核地位。或許比起以往的美國領導人，剛剛經歷過俄烏戰爭的拜登，更能認識到全球核禁忌的嚴肅性和脆弱性。人們不禁要問，拜登積極參與海軍部署，並在10月18日對以色列高調訪問，是否是為了確保這一禁忌不被打破。

（原文於10月19日發佈在“外交政策”網站，原標題為：How Israel’s Spies Failed—and Why Escalation Could Be Catastro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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