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白求恩”如何沿“一帶一路”走出去？

白求恩，一箇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名字。

作為一位共產黨員和加拿大胸外科醫生，他率隊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不僅冒着槍林彈雨在戰場上救治傷員，還致力於改進部隊的醫療工作和戰地救治、培養大批醫務幹部，為中國醫療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全球格外需要一大批新的“白求恩”。

一方面，三年新冠疫情使各國醫療體系的脆弱性前所未有的彰顯；另一方面，根植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西方醫療系統已無力革新，無論是最早建立免費醫療體系的英國，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其醫保系統都已不堪重負，醫療巨頭的創新動能也日趨減弱；再疊加“逆全球化”思潮橫風，正常的國際醫療交流和產業鏈分工合作受到干擾。

舊路阻塞，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一帶一路”就是一條新路，10年來，中國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培養了數萬名衞生管理、公共衞生、醫療科研等專業人才，中國醫療隊奔赴62個國家，累計派出醫療隊員6400多人次，救助當地患者近2000萬人。

通過青蒿素治療瘧疾、在非洲抗擊埃博拉、在新冠疫情中提供中國方案……一批批中國醫療工作者和醫藥企業找到新方向，成為新時代的“中國白求恩”。

01. 戰勝“絕症”的“絲路醫院”

在非盟核心區的埃塞爾比亞，由於缺少先進的設施設備和專業醫療人員，神經外科疾病在當地幾乎成為“絕症”。

作為國內神經外科領域的資深專家，凌鋒的行醫足跡遍佈世界各地。在外行醫多年，多樣的見聞和豐富的閲歷，讓她對“醫者大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漸漸意識到，將自己所學以及中國的醫療技術、設備和設施用於救治更多飽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是醫生的使命，更是中國與全球的“軟聯通”。

凌鋒（右二）為當地病人會診

中國網報道，2014年至2018年，凌鋒先後多次到訪非洲，足跡遍佈7國。她發現，在非洲，患有神經外科類疾病的患者超半數以上選擇海外就醫。但因病情複雜多變，途中經常出現病人生命垂危的情況。“因為當地幾乎沒有醫療設備和專科醫生，就醫成本非常高，大多數民眾只能選擇在家等死。”

終於在商務部、外交部、宣武醫院等多方的支持與協調下，2019年，埃塞俄比亞“絲路醫院”正式落成。同年4月，由凌鋒招募組建，囊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神經內科、血管超聲科等多科室醫生的“中國腦卒中援外醫療考察隊”奔赴多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腦卒中篩查。

在凌鋒的推動下，這間無論在硬件還是軟件都已達到埃塞俄比亞當地最高醫療標準的醫院，從現有的80張牀位中特設20張免費牀位，為當地人提供無償醫療救助服務。

據中國網不完全統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來，中國與非洲國家20所醫院建立對口合作，建設30所中醫藥海外中心，併成立“一帶一路”醫院聯盟；與中東歐國家在傳染病防控、慢性病防控、疫苗接種等領域合作；與緬甸、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合作開展瘧疾治療藥物抗藥性聯防項目；與中亞國家開展結核病控制合作；在新疆設立“絲綢之路經濟帶醫療服務中心”，依靠新疆與8國接壤的地緣優勢和領先於周邊的醫療水平，努力打造面向周邊國家的國際醫療中心。

02. 烏茲別克斯坦“火神山”

10月17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召開首日，在中哈高級政府官員的見證下，聯影醫療與哈薩克斯坦頂尖醫科高等院校阿斯塔納醫科大學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國際科研合作、醫學人才培養、臨牀醫學研究等眾多領域開展合作。

這是中國與中亞國家健康合作的縮影和延伸，新冠疫情爆發時，來自中國的設備，曾發揮了重要作用。

聯影醫療國際業務部總裁夏巨松對科工力量回憶起2020年3月。“當時，正臨近烏茲別克斯坦的納吾魯孜節，”他説，“塔什干地區的新冠確診患者數量持續井噴式，醫療系統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為收治病人，當地政府借鑑‘中國模式’，也建造了‘火神山’，承載病人量超過2000人的國家防疫中心（Republican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Zangiota-2）。

馬魯夫瓊·薩洛希季諾夫（MarufjonSalokhiddinov）臨危受命出任烏版“火神山”放射科主任。

烏茲別克斯坦醫生馬魯夫瓊·薩洛希季諾夫正在使用聯影醫療CT設備查看新冠肺炎患者肺部影像。聯影醫療提供

“患者感染率很高，隨時有生命危險，需要隨時注意院內防護，避免醫患交叉感染。超過70%的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有感染，我們放射科每天要為超過400例患者進行CT掃描，負擔很重。”薩洛希季諾夫説道，普通設備無法捕捉微小狡猾的病灶，沒有確鑿清晰的醫學影像，就無法對病人進行診斷。

(圖為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地區“國家防疫中心”Republican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Zangiota-2醫院俯視圖)

（圖為Republican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Zangiota-2醫院門口急救車在接送新冠肺炎患者）

“在疫情期間診斷壓力極大的情況下，中國公司的設備真的幫了我們的大忙。”薩洛希季諾夫説道，“聯影醫療的CT、MR設備是我們這裏最先進的掃描設備。CT可承載超過150人次的日掃描量，極大加快了診斷效率。我們原本對無症狀患者很難進行診斷，但這些設備能清晰地反映出患者肺部感染的情況，令我們鬆了一口氣。”

03. 授人以漁，重塑格局

實際上，中國醫療“走出去”並不一帆風順，尤其是近年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經濟復甦乏力、“逆全球化”思潮等外部環境影響，尤其是美國、歐盟市場需求下滑嚴重。

中國醫學裝備協會數據顯示2023年1-6月，我國醫療器械進出口貿易額481.61億美元，同比下降18.12%，其中我出口236.32億美元，同比下降31%，進口額245.29億美元，同比下降0.17%。

“邁瑞‘走出去’的時間很早，早年也很成功，但當時的經驗在今天的環境下已經難以複製，”一位接近邁瑞的業內人士對科工力量説道。

轉機同樣來自“一帶一路”，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近年來已經成為我醫療器械出口主要市場，佔我出口的30%以上。

2014年，邁瑞醫療海外營收便佔到公司整體營收的33.37%，歐洲和北美市場佔據了主要份額，營收佔比合計達到25.18%。到2022年，邁瑞醫療海外市場營收更加平衡，其中，北美營收佔比8.1%，歐洲市場佔比6.58%，相比之下，拉美和亞太市場佔比已達到14.41%，與歐美市場的差距微乎其微。

目前，邁瑞醫療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9個國家佈局了19家子公司，尤其是在印度、印尼、俄羅斯、墨西哥等國家都發現了本土化的需求，把中國的創新產品複製到當地，進行了本土化的製造生產佈局。

華盛頓非洲戰略研究中心（ACSS）研究員保羅·南圖利亞（Paul Nantulya）曾擔憂中國的“軟實力”輸出。

因為“一帶一路”項目不僅僅提供基礎設施，還為許多其他的倡議提供了制度架構。

這也是要在高端醫療器械領域有所作為的一道必答題：不能侷限於輸出產品，而是要建立一個系統構建全球性的學術討論、產品研發、醫療培訓和銷售服務體系。

以超聲醫學為例，作為臨牀學科，它的設備的使用門檻高，需要超聲醫師具備紮實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礎理論知識，加上在臨牀勤學苦練。中國擁有一支超過20萬人的龐大超聲醫師隊伍，對應的是每年20億人次的超聲檢查數量。

但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大量欠發達國家，超聲醫師資源尤其匱乏。以東非最大的經濟體肯尼亞為例,當地電力和能源服務普及率達到63%，91%的人有手機,移動互聯網普及率為84%。但即便這樣一個在非洲已算發達的國家,超聲應用也是稀缺品——每10000人口,只能分攤1名醫生、6名護士和10家醫院。

因此，中國企業不但要賣設備，更着眼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醫生培訓、學術交流和醫療體系建設，這恰是西方巨頭們不願意做，或者説做不到的事。

“中國近年來在醫療技術方面取得了進步，現在處於進入國際醫療保健市場的有利位置，”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納德·哈比比）Nader Habibi）曾對美國媒體表示，“總體而言，近幾十年來，西方對非洲醫療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支持數量有限。這是非洲國家歡迎中國投資和支持的主要原因。西方國家的私營部門投資者對這類投資不感興趣，也沒有準備好接受在非洲投資的政治風險。”

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行業年會上，邁瑞醫療協辦“一帶一路”國際超聲學術交流圓桌論壇，請到50多名來自歐洲、東南亞、中東非的國際超聲醫師，與中國超聲專家學者交流學科發展及規範化培訓經驗。

邁瑞醫療還提出“Project 2025(2025行動)”，計劃與全球範圍內的基層醫療機構建立超過50個超聲培訓中心及學校,惠及10000名醫學生及醫生；計劃與全球頂級專家，開展超過2000場學術交流活動；計劃助力發表100篇學術論文,為行業樹立診斷標準、專家共識。

在中國醫師協會超聲醫師分會會長何文看來，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超聲醫學領域的合作交流，是我國超聲專家學者應當承擔的時代責任。

“希望國內專家能夠‘走出去’開展現場指導和培訓，為當地打造一支‘帶不走的超聲醫師隊伍’。同時，也歡迎國外超聲醫師來到中國交流學習或進修培訓。”何文表示。

自2021年起，中國醫師協會超聲醫師分會已經與加納放射醫師協會、肯尼亞婦產協會、坦桑尼亞放射協會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術機構簽訂合作協議，建立定期的雙邊學術交流與合作。

健康，是全人類共同追求，也是今天的世界性難題。

1978年，世界衞生組織曾發佈《阿拉木圖宣言》（Almaty Declaration）推廣當時中國普及初級衞生保健的經驗。

當時，受中國赤腳醫生經驗的鼓舞，世界衞生組織樂觀地認為，全世界到2000年就能夠實現初級衞生保健體系的全覆蓋。

但是，因為種種複雜原因，這個目標後來顯然沒有實現。全球醫療資源“相對過剩與絕對匱乏”的問題前所未有地彰顯，醫學本身的發展空間，也隨着“第四次工業革命”前所未有地被打開。

“我們中國的藥品和器械企業過去是站在西方醫療技術現代化這個巨人的肩膀上，做出了一些成績，”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對觀察者網表示，“但無論是CT還是核磁共振，依託的物理原理都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科學發現，發展到今天，只是在技術上有所改善，技術的底層邏輯沒有變。”

“我是學物理出身，我非常清楚量子理論的顛覆性。CT、核磁共振等技術有巨大的創新空間，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再創新的時候，”李玲説道，“西方的GE、飛利浦、西門子這些醫療器械巨頭們，目前處於行業領軍和壟斷地位，創新動力不足，有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企業反而有更大的創新空間，雖然現在這個行業賽道看起來很擁擠，有很多人往裏衝，但未來是一片藍海。”

問題就是機遇，今天，白求恩和赤腳醫生們的精神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隨着醫療設備和技術的普及和平權，出現了走深走廣的客觀條件。

“一帶一路”10年，只是這個歷史進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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