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拉哈特：澳大利亞，一手絲絨手套，一手鐵拳

【文/ 傑克·拉哈特，翻譯/ 薛凱桓】

1818年2月，當麥世英踏上悉尼港的土地時，他一定沒有想到自己這麼快就適應了澳大利亞的生活。

麥世英是第一個有記載的移居澳大利亞的中國裔定居者，後來他將自己的名字英國化為John Shying，並與一位英國女孩結婚，他們孕育了後代並在不斷的摸爬滾打中最終確定了自己的事業，經營最具澳大利亞特色的場所：一家好酒館。

圖為麥世英曾工作過的農場，由温莎•多伊爾提供。新華社記者郝亞琳攝

從中國廣東省長途跋涉後，這位即將成為酒館老闆的人經過帕茨角（Potts Point）踏上了澳大利亞的土地。帕茲角是悉尼著名海港的一站，如今這裏提醒着人們，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帕茨角是澳大利亞海軍東部艦隊基地的所在地，也是澳大利亞東海岸海軍的主要作戰基地。7月，美國海軍正是在這裏宣佈堪培拉號戰艦正式服役，這是第一艘美國在盟國領土上投入現役的美國軍艦。

這次不尋常的部署，是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地緣政治平衡戰略的一部分。10月25日，他作為美國總統喬·拜登的客人對華盛頓進行了正式訪問，繼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於2021年宣佈建立AUKUS聯盟後，這兩個盟國尋求進一步鞏固關係。

但當阿爾巴尼斯與自由世界領導人坐下來享用豐盛的晚餐時，他的心思卻可能在另一次旅行上。他將於11月飛往北京，成為2016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澳大利亞總理。

阿爾巴內斯的這兩次訪問，突顯了澳大利亞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地位。澳大利亞是五眼情報聯盟和美日印澳四方夥伴關係（QUAD）的成員，長期以來一直是華盛頓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但它也與北京發展了深厚但有時不穩定的經濟聯繫，2023年上半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達到創紀錄的1025億美元。

澳大利亞和北京的關係是矛盾的。它既沒有選擇冷漠處之，也沒有選擇無關緊要地高高掛起。它解決中國難題的辦法一直是緊密擁抱北京，但試圖從“強勢地位”出發來這樣做。

阿爾巴尼斯談到了他的政府為“穩定兩國關係”所做的努力。他表示，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澳大利亞必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與之合作”，但它又強調“在必須反對的地方……應該始終以我們的國家利益為重”。

到目前為止，這種策略似乎正在發揮作用。

絲絨手套

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據報道，中國商人在1750年代或更早時期就訪問過澳洲地北海岸——這遠早於英國的詹姆斯·庫克船長，此人於1770年抵達併為英國佔領了澳洲。

麥世英先生抵達悉尼的創舉，拉開了華人南下漫長曆史的序幕。澳大利亞有140萬華裔，佔總人口的5.5%。如今，悉尼唐人街坐落在市中心的乾草市場（Haymarket）附近，位於中國友誼花園以南。該花園於1988年落成，旨在慶祝兩國關係的發展進步。花園的入口兩側有兩隻石獅，周圍環繞着一條養滿錦鯉的護城河，看起來像是城市綠洲和堡壘的結合體。

中國友誼花園

“我們是中國境外為數不多的幾個正宗的中國園林之一。”當你進入這個花園時，熱情的導遊會這麼告訴你，並指出新南威爾士州周邊地區與廣東省（麥世英於1818年從家鄉廣東省出發前往澳大利亞）的淵源，新南威爾士州目前與廣東省結為了友好省份的關係。

近幾年，中澳兩國之間最重要的交流是貨物貿易，主要是鐵礦石、煤炭和天然氣等原材料從澳大利亞流向中國，除此之外，還有一條較小的製成品貿易從中國迴流到澳大利亞。2023年6月，中國佔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比例高達40%。

堪培拉對其北方鄰國的經濟依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此前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呼籲對病毒起源進行調查，這番冒犯言論的後果是一場貿易戰，導致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和其他商品徵收額外關税和發佈進口禁令。

儘管兩國在一些問題上仍存在分歧，包括澳大利亞禁止在5G網絡中使用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技術等，但兩國關係一直在緩慢改善。北京仍然禁止進口澳洲的銅和木材，但已恢復進口石油、牛肉、小麥和大麥。在中國決定審查對澳大利亞葡萄酒的懲罰性關税措施後，這場世界貿易組織近年來最大的爭端也已經偃旗息鼓。

人們普遍認為阿爾巴尼斯即將對中國進行的訪問，是為了緩和剩餘的緊張局勢。“我們自當選以來就明確表示，希望穩定與中國的關係，”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曾表示。“我想你已經看到了緩和的一些好處。”

鐵拳

如果説阿爾巴尼斯的北京之行代表了澳大利亞對華解決方案的其中一個支柱，那麼另一個支柱就是在該國北部紮下軍事根基。

澳大利亞計劃將約400至500名士兵調往昆士蘭州北部的湯斯維爾，作為該國武裝部隊重大重組工作的一部分。

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的發言人近期表示，澳大利亞國防軍“需要能夠比過去更遠地投射力量”。這位發言人補充説，印太地區正在經歷“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常規軍事集結”。

作為計劃的一部分，駐紮在湯斯維爾的澳陸軍第三旅將進行改革，以與澳大利亞海軍一起開展兩棲作戰。目前駐紮在澳大利亞炎熱、廣闊的北部領地達爾文的第一旅，將成為一支具有快速部署能力的輕型作戰部隊。

“我們一直在為衝突做準備，”第一旅指揮官尼克·福克索爾（Nick Foxall）説。這位旅長説，他的部隊在14個月內就從一個機械化旅轉變為一個針對海防進行微調的輕型濱海作戰旅。“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如此快速的變革。”他説。

福克索爾補充説，這些變化為澳大利亞政府“在升級軍隊規模的較低端角度提供了更多可用的選擇”。

而當福克索爾專注於澳大利亞北部海岸線時，澳大利亞的其他軍隊也能醖釀更大的改變。

澳大利亞陸軍的裝甲攻擊部隊和中型運輸航空兵將駐紮在湯斯維爾。在南部，阿德萊德將成為一個“着眼未來”的導彈軍事基地，以鞏固澳大利亞的遠程打擊能力。高機動火炮火箭系統（HIMARS）以及美國援助的導彈防禦系統將設在這裏。

目前，澳大利亞的火炮只能打擊40公里外微不足道的目標。國防部希望通過從美國購買戰斧導彈，以將遠程打擊射程增加到1500公里。“我們軍隊的目標是，為之前的威脅做好充分的準備，而不是注重於未來。”福克索爾説。

澳大利亞的目標非常明確：通過增強遠距離打擊能力，澳大利亞希望迫使中國重新考慮其在印太地區可能採取的任何軍事行動的成本，也就是所謂的“專注於過去的威脅”。

押注華盛頓

澳大利亞的對華戰略還有第三個支柱：爭取一個強大的盟友。

作為AUKUS聯盟戰略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將在2030年代末購買三艘核動力潛艇。2022年末，澳大利亞還確認美國將在其北部的廷達爾皇家空軍基地部署多達6架可攜帶核彈頭的B52轟炸機。英國也將在2040年代初向澳大利亞交付新造的核動力潛艇。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勒斯的發言人將AUKUS描述為一個“全國性的項目”。這是一個恰當的描述，因為根據堪培拉的預測，到2050年代，澳大利亞納税人將為AUKUS項目花費高達3680億澳元（2350億美元）。

儘管AUKUS的規模、成本和軍事潛力都可能讓澳大利亞捲入美國與中國的任何軍事對抗中去，但AUKUS在澳大利亞國內卻得到了令人驚訝的政治支持。該協議是在莫里森的上屆政府領導下啓動的，阿爾巴尼斯政府在2022年上台時高興地接過了接力棒。

事實上，澳大利亞政界、媒體和智庫對澳大利亞的地緣政治戰略只有少數反對聲音。其中一位是薩姆·羅格文（Sam Roggeveen），他是洛伊研究所所長，也是《針鼴戰略》一書的作者，該書呼籲重新思考當前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共識。他擔心澳大利亞進一步搭上美國的“軍事馬車”，從而增加與相關國家軍事衝突的風險。

“我們在AUKUS相關事務上採取的行動存在很大的機會成本。”羅格文説。他表示，澳大利亞應該把重點放在與印度尼西亞、太平洋島嶼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而不是過度依賴與美國的軍事聯盟。

“我們自身政策的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美國是否真正致力於維持自己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他補充道。“我認為這個賭注太大了。”

堪培拉號戰艦

歐洲的教訓

如果澳大利亞認為自己已經解決了中國難題，那麼它就會努力説服其他國家加入其努力。

自上台以來，阿爾巴尼斯政府一直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動外交攻勢。自2022年上任以來，阿爾巴尼斯已訪問該地區11個國家。他不止一次登陸印度、印度尼西亞、斐濟和日本。此外，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佩妮還帶頭推行了一項新的外交政策——深化與許多周邊太平洋島國的接觸，同時與印度尼西亞等地區大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澳政府心中有一個戰略目標：讓該地區國家全力支持北京的成本越來越高，讓他們認識到支持北京“不值得”。

更廣泛地説，澳大利亞認為自己的中間道路戰略——也就是與中國接觸的同時明確表示自己不會被擺佈——可以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

例如，歐盟長期以來一直在試圖制定清晰的對華戰略。與澳大利亞一樣，歐盟也試圖平衡其做法——他們將北京稱為“合作與談判夥伴”和“系統性競爭對手”，二者並行不悖。

但澳大利亞在外交和軍事上的立場一直很明確，而在歐洲，歐盟的立場卻相當混亂，歐盟內部利益的不一致導致其對北京方面的共識分歧不斷擴大。歐盟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多種多樣，從立陶宛的挑釁（例如口頭支持台灣）到德國的鴿派（主要是出於經濟擔憂），應有盡有。

話又説回來，對於澳大利亞的平衡行動是否有效，目前還沒有定論。近幾個月來，中國變得更加自信，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AUKUS的存在無疑加劇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對於如何與中國達成平衡的關係，這非常考驗阿爾巴尼斯政府的水平。

阿爾巴尼斯對美國的訪問已經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北京之行將受到更密切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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