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教師時刻都在忙，但不是忙上課；校長什麼都在管，就是沒管教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我真的好難過，我覺得自己喘不過氣。”
“面對學生很想真的教書育人，但是學校的工作，學校的活動，領導的檢查，真的讓我們這些沒有培訓過就直接當班主任的畢業生像入了牢籠。”
“什麼時候老師才能只做教書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師怎麼能教出積極樂觀的孩子呢？”
近日，河南某小學一女教師呂某留遺書後去世引發關注。呂某姐姐稱，今年23歲的呂某於2022年6月大學畢業，2023年8月考入該校任教並擔任班主任，平時性格開朗。家屬提供呂某遺書顯示，呂某稱除教學工作外，還要應對上級檢查，擬寫材料等，課外行政工作的壓力非常大。
雖然有部分網友認為“別有隱情”“不至於因寫材料而自殺”“讓子彈飛一回”，但這也引發了網友對於基層教育負擔（教師、學生和家長）的大量討論與共鳴。師者，是為了傳道授業解惑。當教學工作逐漸變成“副業”，教師們的職業理想被剿滅在由層層疊疊的表格織成的密網中。同時，當家庭教育由此承擔的細枝末節越來越多，家校矛盾難免在各種拉扯角力中愈演愈烈，而一線教師，是層層異化下被夾擊之人。
針對這一教育困境，筆者與部分學生家長以及老師進行了溝通，以求找到問題的突破口來改善現狀。
河南某小學一女教師呂某留下的遺書
01
“有一週語文老師消失了三天，三天的語文課都變成了體育課。詢問原因後，孩子説老師打比賽去了。”小優母親感到困惑。
小優是南方某市知名小學的低年級學生，對於老師們三番五次參加各機關單位舉行的朗誦、演講、課題研究等比賽，小優父母心有埋怨，卻敢怒不敢言。“老師的主業應該是教書，時不時就‘失蹤’，我很擔心教學質量。”這種擔憂焦慮並非孤例，且大部分學生家長會立即轉化為實際行動——將學業“基地”向校外培訓機構傾斜。
面對家長的擔憂和埋怨，同為年輕班主任的小川感同身受又無可奈何。“現在有個很奇特的現象，特別是小學教師，你認認真真備課上課，某些教育主管部門會認為你不思進取；你三天兩頭不在課堂上，打比賽、參會或要求學生參加各類活動，卻被認為是積極上進的。”
而對於教師的苦衷和無奈，很多網民覺得是“無病呻吟”。在很多人眼裏，學校環境單純，教學工作穩定輕鬆，每天不過三五節課，更何況還有周末雙休和其他職業羨慕不已的寒暑假，所以“矯情什麼？你不做大把人想做。”
除了上課，中午給學生打飯、管理午休，放學帶隊送孩子，教師的工作遠不是隻有上課那麼簡單。圖源：視覺中國
事實果真如此嗎？
如果深入瞭解一線教師羣體的工作詳情，會發現教師的工作生活已經和大眾的固有印象大相徑庭——如今，很多教師已難以堅守在“教學”的主戰場。
小李在青春期時曾經走偏，多虧了當年恩師的教導和糾偏才重回人生正軌。因此，高考後小李毫不猶豫地選了師範專業，畢業後順利當上了一名人民教師。喜愛孩子、熱愛教育工作的她，對於自己能以教師身份重新踏入校園，投注了十二分的熱情。
最初，小李非常滿足。可沒過多久，小李發現自己時間與精力越發“捉襟見肘”，更讓她痛苦的是——她樂在其中的課堂教學，竟慢慢變成了副業。
“現在各種‘表哥’‘表姐’扎堆，各種會議比賽一輪接一輪。稍微捋順班級教學後，就像過了新手保護期，各種非教學活動紛至沓來。”
雙高雙普、平安校園、法治校園、文明校園、綠色校園、智慧校園、健康學校、教育裝備示範學校、兒童友好學校……這些內容本身與校園建設息息相關，也能通過各種主題班會、國旗下講話的形式“校園事、校園畢”，很多老師對此並不排斥。“教書育人，育人也很重要。難的是對應的各種迎檢資料——家長的簽名回執單、家長代替孩子完成的相關主題手抄報、家長給孩子拍照以供學校存檔……”
但近些年，學校的攤子越做越大，越來越多與教學不甚相關的事情攤到了老師們身上，例如創文創衞、家庭燃氣安全甚至河湖水塘管理，且同樣要求學校開展各種活動、報送相關材料並督導檢查評比。
“我覺得某些政府部門領導現在把教師當成社區幹部用，至少我的學校，教務行政化傾向越發明顯。比如創文時老師上街打掃衞生，假期當河長塘長去河湖巡邏……”另一位教師告訴我，“因為學校是工作最好貫徹的地方，首先學校不敢不執行，再加上老師普遍文化水平高、材料寫得好，很多任務還可以‘嫁接’給家庭，佈置給學生和家長去完成。”
每當這種時候，小李就會渾身難受——“我真正在學校忙碌的，與我想要教書育人、為祖國培養棟樑的初心有很強的撕裂感。”
小西也是一名人民教師，“桃李滿天下”是她進入這個行業的初心，也是她職業規劃的最高追求。但進入“圍城”後，小西發現，除了有十幾年或幾十年教學經驗的老教師不太在意，其餘幾乎每個年輕老師，都被各種榮譽稱號、競賽成績、教研教學改革論文所束縛。大家的目標都是不斷增加教務內外的各種“砝碼”以寫進個人材料。
小西以自己所在地區考評體制舉例。正高、副高、一級（中級）、二級（助理級）、三級（員級），中間還有諸如傾斜區、城市和鄉村細分等等，大概13個等級。每級教師都有考核指標，如教委公開課/示範課、省市區科研課題、教訓論文、學生競賽獲獎等。如果完成不了，相應比例的崗位工資就會被扣掉；如果三年考核期過後指標沒有完成，職稱就會下降一個檔次。
我提出疑惑：“嚴格考核，好像本身不是壞事。例如教學能力比賽，取長補短，以達到更好教學效果。”
另一位城市教師聽後嗤笑一聲：“我類比一下吧。我親戚在某醫院做腦部手術。住院時，醫院內部親戚特意叮囑我們，有個大教授，手術千萬別請他做。相反有個看似最普通的主任醫師，是抄刀近萬台手術的真正大牛，但他就是沒有論文、沒有講座、沒有上領導喜歡的節目，所以永遠升不上去。”
小西補充，她所在的省教育資源二級分化嚴重，現在國家刻意將教師編制向偏遠地區傾斜，但教師本身都被大城市虹吸，所以城市大多數學校都是聘用制。“聘用制意味着不太穩定，老師們不折騰如何得證書？沒有證書如何評職稱？學生和家長喜歡、教育部門不喜歡，教得再好有什麼用呢？”
為避免過度影響教師教務工作，學校不是沒想辦法。師資強大的學校會抽出部分教師不再承擔教學任務，專門補齊各類活動資料，搞各種校園文化建設；而師資不足的學校或任務緊迫的時候，被抽調老師的教學任務便被分擔到其他老師身上，令老師們頻於奔走、不堪重負。
“各個職能部門的各類宣傳建設任務、比賽活動教師也要參加，學校只能去一項項地達標。名校的材料報告、參賽和獎牌指標更是多，有的名稱我都沒聽過。”有的老師為了完成補活動資料、補記錄等任務，只得把這些工作帶到課堂或課間，在課堂上讓學生自習或自學，課間把學生“圈養”在教室裏，只求不出安全事故。
學生和家長們不知道老師和學校內部的手忙腳亂，對於老師讓孩子“課堂自學自習”“頻繁在外打比賽”“A學科老師代B學科”的現象，家長難免有所怨懟，部分會反映至教務處、校長甚至教育局。一位家長曾就此對上反映過，事後他並憤憤不平地告訴我：“沒用，他們都是串通好的。”
實際上，不能專注於“講台”已讓老師們苦不堪言，更讓老師無法理解的是，很多“務虛”工作的優先等級和緊迫度竟然高於教學。同時，校長不僅管不了老師的“不務正業”，自嘲“迎檢專業户”的校長也有一肚子苦水。對上，校長要準備好彙報接待，每一項活動都要有方案、有總結，還需要有孩子們參與對應活動的圖文材料做支撐，一項檢查評估下來，可謂材料十幾盒，文圖並茂、精彩紛呈。只有檔案齊全、資料規範，檢查才可能過得了關。對下，校長要時刻督戰，像一個“陀螺”般在不同會議中“打轉”，領導班子會、中層幹部會、班主任工作會、全體教師會，各種學習會和相應的迎檢小組，層層佈置任務，部分檢查甚至還得提前搞模擬演練。
學校精力就這樣花在了這些方面，哪還顧得上教學質量？
“風風火火搞形式，認認真真走過場。”一位校長無奈地説，“更難受的是，年齡大些的孩子難道看不出來？有些孩子已經習慣配合學校取景擺拍了。你想象一下，孩子們聽着老師在課堂上講着‘腳踏實地’，看着校園文化寫着‘務實而不浮誇，行動踏實而不虛妄’時，他們心底又會怎麼想？”
02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教育本是一項需要心無旁騖、持之以恆的深遠事業。但在一些教師的考核機制中，那些對孩子和家庭影響最深遠的講台上的內容，卻總是最難以被量化的，往往會被排到末尾。
本末倒置的結果是，高度依賴財政撥款的公立學校和地區教育部門，會更偏向於將各種機關單位佈置的任務、各種評定指標，這些凌駕於教師本身教育質量之上。相比於短期衝刺一把既可能獲得正面反饋的評獎評優和先進榮譽，教學工作顯然屬於需要深耕的長期任務，費力不討巧。
所謂“會教學不如會寫材料，抓成績不如抓比賽”，對於極個別老師來説，與其把學生教好，不如在每個班選一兩個學生參加教育部門舉辦的比賽，“萬一學生拿到個國獎，那今年什麼都有了”。而新進入賽道的年輕老師，工資低、任務重，若多次看到身邊不如自己的同事通過“捷徑”獲得成功，難免受影響、被“同化”。
東部某學校教師小東直言不諱：“所以老師裏面就出現了兩撥人，第一撥人為了自己往上爬，為了自己的職稱，他可以不管學生。學生好壞，跟他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他只為了自己去拼。另外一種老師呢，就靠良心幹活——我職稱不要了，我就把我這些孩子們帶好。
所以有一些職稱很多、光環很大的‘名師’，實際上他的課堂對孩子是不負責任的；另外一種老師則對孩子非常有責任心，但是呢，他也要花精力去應付非教務工作，所以沒有辦法去拿到那些職稱和榮譽，但你説究竟哪一種老師好呢？”
把課堂還給孩子，把老師還給課堂
除此之外，年輕的班主任們缺乏管理班級的經驗和家校溝通的技巧，疲於處理學生家長之間、家長與班級之間的各種矛盾，難以聚焦教學工作。來自北方學校的班主任小北感嘆：“我在體制內來來回回工作過五個單位，學校是幸福感最差的，因為得不到尊重：得不到領導的尊重，得不到部分家長的尊重，得不到少數孩子的尊重，得不到社會的尊重。不被尊重讓人相當難受，跪着的老師教不出站着的孩子。”
天天被與教育無關的雜事、煩事纏身，尤其年輕班主任們很難做到靜心教書、潛心育人。在初入職場的熱情理想與現實持續不斷的撕裂中，對教學的專注與熱情，也漸漸消散掉了。
在這種氛圍下，越來越多的老師開始想離開“圍城”，旁人看似優越的“鐵飯碗”也開始出現離職潮。其中，江西省臨川市的老師羣體正是其中最明顯的一波——大約70名教師集體辭去了教師工作。
最終的受害者是誰？肯定是孩子們。
壓力層層傳導，到最後都會變成學生和家長的壓力。近些年，網上關於教師的惡評和吐槽逐漸增多，涉及老師的輿情，網民的觀點總是涇渭分明。
但是，造成這樣的局面絕非是老師一個人所致。他們不過是直面家長的最後一環，是一根針，被上面千根線所牽引着。實際上，在整個教育體系中，老師和家長們本是最統一戰線的，除了家長，沒有人比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學生們能夠成人成才。
不管是講課成為“副業”，還是教師團體難以聚焦靜心的浮躁環境，究其根源是行政管理部門眾多，把學校視作搞形式主義、撈取政績的工具。重壓之下的學校、勞而無果的教師、焦慮的家長、學生無止無休的課外補習，讓城市教育環境變得喧囂浮躁，急功近利。
03
正如00後教師留遺書後去世事件，無論這位年輕班主任的自殺原因是否有待商榷，教育去行政化都亟待取得實質性突破。
教育作為兼有“基礎民生事業”和“百年國家大計”的領域，且在實際生活中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和路徑，影響着家庭和社會生活，甚至影響着國家的文化根基。教學最需要靜心教書、潛心育人，最怕的就是被非教務工作反覆折騰。教學被異化的現象，不僅讓教師對教育初心、職業生涯產生了動搖懷疑，各種不合理的非教務工作和教學評估過程甚至職稱評選黑幕，也使家校價值倒錯，最終損害的還是學生的教育資源和國家教育大計。
對此，有教育專家提出的建議值得參考：建立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清單，取消和叫停不必要、不合理的填表、考評、比賽、評估；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形成政事分開、權責明確、統籌協調、規範有序的教育管理體制，建立新型的政府與學校關係。
教育部也多次提出，教育應該回歸本源，把課堂還給老師，還校園一片安寧。
減負，不只是給學生減負，也要給教師減負
但怎麼給學校和老師“減負”，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真正要達到“減負”目標，首先得老師脱下“腳拷”、重回講台，否則連“校內事”都無法“校內畢”。老師連最基本的教學任務都無法完成，家長自然會在校外給孩子各種“添磚加瓦”。只要學校越發嚴重的行政化趨勢不改變，形式主義不減少，給學校、老師以及孩子們“減負”就是一句空話。
養其根而俟其實，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老師應做純粹的教育，還學生一間安放課桌、寧靜致遠的教室。
（應受訪羣體要求，文中小李、小西、小東、小北均為化名）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