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凱：美國總是説一套做一套，中國如何應對？
今年以來，美國高層頻頻訪問中國，近期中國外長王毅也完成了訪美之行，中美關係似乎有了緩和跡象。從“重返巴厘島”到“面向舊金山”，中美關係下一步走向如何？美國總是説一套做一套，誠意又有幾何？
10月29日第十屆北京香山論壇“高端對話”中，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與主持人魯健就中美關係展開對話。觀察者網整理對話全文，以饗讀者。
會議現場（圖/“中國軍號”）
魯健：最近一段時間中美關係出現了一些變化，包括美方的一些高層不斷地訪華，而拜登總統在27日也會見了訪美的王毅外長。我們看到美國恢復對華合作的跡象，但是從行動上看，美國對華的遏制政策和“脱鈎”舉措好像仍在繼續。中方的一些判斷認為美國是説一套做一套，您怎麼看？
**崔天凱：**最近中美之間各種往來確實比前幾年要增加很多，這是好事情。剛才你也提到王毅外長剛剛結束他在華盛頓的訪問，從雙方對外發布的消息來看，雙方進行了深入的、建設性的、實質性的溝通。我們當然希望這種溝通及達成的共識能夠落到實處，雙方都要有誠意，心誠則靈，我們繼續看。
魯健：王毅外長同拜登會見時提出，“在重返巴厘島基礎上，面向舊金山”。這是不是也預示着中美關係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崔天凱：**所謂“重返巴厘島”，是指去年在20國集團會議（G20）上，習近平主席跟拜登總統在印尼的巴厘島進行了非常好的會晤，也達成了重要的共識。當然，沒過多久就發生了一些意外事件，也造成了很多幹擾。所以兩國元首在巴厘島達成的共識是不是已經全面地、真正地落到實處了？這恐怕還是個問號。因此，所謂“重返巴厘島”，就是説還要回到兩國元首的共識上。
而“面向舊金山”，王毅外長在華盛頓也説了，雙方要共同努力實現兩國元首在舊金山的再次會晤。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爭取能夠實現這一會晤，而且還要讓這次會晤能在巴厘島的基礎上再往前走。
特別是舊金山，大家可能還記得正好30年前，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是在美國的西岸——西雅圖布萊克島——舉行，中美兩國元首在這裏也實現了會晤，對於此後幾十年兩國高層的溝通而言是個很好的開端。
30年之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又回到了美國西岸，如果我們共同努力，中美兩國元首還是有可能實現會晤的。這次會晤對於今後若干年的中美關係能不能起到戰略引領作用？我想這就是要“面向舊金山”的含義。
美國總統拜登會見王毅外長（圖/中國外交部官網）
魯健：這次王毅外長還會見了沙利文。沙利文被認為是對華鷹派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曾提出美國要建立“小院高牆”等概念。而當下我們也看到，在大國關係中，“脱鈎”“去風險”這樣一些名詞也在不斷地出現。您覺得美國的“小院高牆”“脱鈎斷鏈”等政策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嗎？
**崔天凱：**首先，把美方一些人分為“鷹派”“鴿派”，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很準確地描繪了他們。美國國徽上就有隻鷹，那是不是所有美國人都應算是“鷹派”？當然不能這麼貼標籤，是吧？
關於所謂“小院高牆”，實際上他最早是想“脱鈎斷鏈”的，後來發現做不到，而且會傷及自身，所以就調整策略弄出個“小院高牆”來。但是我覺得“小院高牆”跟“脱鈎斷鏈”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還是想人為地阻斷正常的科技經貿往來，但這違背了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客觀規律。違背客觀規律的事情，我相信最終是做不成的。
而且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所謂“小院高牆”，就是圍了一個地方，再把牆越壘越高。這畫面讓我想到一箇中國成語——“坐井觀天”。你給自己壘了個井，再坐在底下往上看，這有什麼好處？
魯健：四面高牆壘起來後確實有這樣的感覺。我們現在注意到，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從最初的“四不一無意”變成“五不四無意”，到後來又增加到“六不五無意”，這些變化當中，您覺得到底有哪些在變、哪些實質上沒有變？
**崔天凱：**我覺得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具體的説法，而在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幾個真正核心的問題上能做到尊重中國、接受中國的發展。
首先當然是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問題，特別是台灣問題。其次是中國的道路和制度問題，具體説來，比如中國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制度和理論文化，美國人能不能尊重？中國以符合中國國情的方式實行民主、促進人權，美國能不能接受？當然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要正當地發展，要走向中國式現代化，美國能不能接受？我覺得這幾個是真正的核心問題，而台灣問題是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不管美國的表態講幾個“不”、幾個“無意”，關鍵仍在這幾個根本問題上，看它能不能做到跟我們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而這些，還有待繼續觀察。
魯健：其實這幾個“不”和“無意”裏也包含了您剛才説的這些內容，但關鍵是美方在一些具體的行為上，確實好像和自己的承諾總是有一定的距離。您覺得中美關係的波折，是不是呈現一定的週期性，比如説現在處於對華遏制階段？您覺得什麼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改變，改變會持續多長的時間？
崔天凱：其實中美關係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關係，而是多面性的。美國的對華政策從來都是既有要跟我們協調合作的一面，又一直存在着要遏制甚至改變中國的一面。也就是説，中美關係從來是兩面都有的，有的時候可能合作協調的一面表現得多一點，有的時候交鋒鬥爭的一面表現得多一點。但是不等於説某一面表現得多的時候，另一面就不存在了；另一面還是存在的，到一定的條件下它又會成為主要表現的一面。
所以可能很難界定這一個階段是遏制、下一個週期就是合作，兩面始終都存在的。關鍵是雙方要認識到，作為兩個大國，應該找到一條正確的相處之道。我認為只要雙方都能夠承認和接受中美兩國可以和而不同，那兩國就能做到鬥而不破。
魯健：現在美國也在和它的一些盟友合作，讓它們接受美國的對華戰略。作為美國的盟友，尤其是東亞的盟友，您覺得它們會不會選擇兩面下注，靜觀美國的政策變化？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崔天凱：**美國經常從自己的戰略需要或者它對世界的認知，來要求它的盟友採取跟它一樣的政策。我希望它的盟友也能夠基於自己國家的長遠利益作出判斷、採取行動。
現在國際上有個詞叫“選邊站隊”，很多國家很不喜歡這一個詞，也不支持這一做法，但還有少數國家如日本就自動地這麼做了，它覺得自己就應該選邊站隊。我覺得如果我們都本着要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種精神的話，所有的國家都應該選在同一邊，選在人類共同利益的一邊，選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當然，每個國家做出什麼選擇，取決於它們怎麼認識當下世界、怎麼認知自己國家的真正利益。
今年5月,在廣島七國集團峯會期間拜登與岸田文雄和尹錫悦進行交流（圖/日媒）
魯健：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約瑟夫·奈先生最近也在中國進行訪問，也不斷地談到中美之間爆發衝突的可能性，當然他總體上還是持一種否定和謹慎的觀點。他説中美陷入戰爭的可能性非常之低，因為兩國的決策層都意識到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所以在可能引發戰爭的事件上會謹慎行事。
但是，有時候衝突的發生不是以雙方的理性為基礎，而我們看到現在在南海、台海方向，近距離的摩擦還頻繁存在。您怎麼看約瑟夫·奈先生的這些觀點？
崔天凱：中美兩個大國如果發生衝突對抗，對世界而言肯定是災難性的，當然對兩國自己也是災難。基辛格博士一再警告説一定要避免衝突對抗，我相信兩國大多數理性的人都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但是並不等於説我們啥也不做，就可以自動地避免衝突對抗；還需要我們共同努力，防止最壞的情況發生。
約瑟夫·奈是很著名的學者，提出了很多耳熟能詳的觀點，比方説“軟實力”，之後又衍生出“巧實力”。我過幾天可能有機會見到他，我想跟他説：硬實力也好，軟實力也好，巧實力也好，我們還應該有個“智實力”，即明智的實力、理性的實力，如果大家都能根據這點做事，我們就可以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
約瑟夫·奈（資料圖）
魯健：中國古代有一個寓言故事叫“疑人偷斧”，就是當你懷疑他拿了你的斧頭時，你看他的各種言行表現都會覺得非常像。您在美國擔任大使很多年了，我們雖然不願意加標籤、扣帽子，但是確實有一些議員我們稱之為“反華議員”，他們在對華政策上確實是比較極端的。您覺得美國國內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些人士，希望通過挑起一些局部的衝突來消耗中國的實力？這些人的這些見解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會落實到美國的政策當中？我們的這種擔心是不是多餘的？
**崔天凱：**美國是個很大的國家，“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有各種各樣的人，也有各種觀點，這本身並不奇怪。但是你如果仔細看一下，你會發現那些非常極端的反華的人根本就沒來過中國，他不知道真實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也不瞭解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老百姓在想什麼，他就完全從主觀出發。
坦率地説，有一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可能也研究了一些中國的事情，甚至還會講幾句中文，但是他真的瞭解中國嗎？這些人往往是“半瓶子醋”。這其實很危險的，因為人家以為他們是專家，結果他們講出來的話都是誤導。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國都有責任實事求是，把對對方的認識和判斷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尤其我覺得美國的一些政治家也好，其他人也好，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瞭解真實的中國，瞭解今天的中國，瞭解中國人在想什麼，瞭解中國為什麼制定這樣的政策，瞭解中國為什麼走這樣的道路，瞭解中國為什麼有這樣的制度。他如果對這些毫無瞭解，而是憑想象甚至憑懷疑，“疑人偷斧”也好，“杯弓蛇影”也罷，那就是害了他自己。
現在雙方的交往在恢復，我覺得我們應該大力鼓勵這種交往，還要擴大、深化。
魯健：確實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美國的官員陸續來中國，這幾天加州州長紐森也在中國訪問，我昨天還看到他登上了長城。所以確實這種交流還是要繼續加強起來，相互的瞭解和理解多了，才能夠避免衝突的發生。
另外，現在氣候變化、消除貧困等都屬於全世界共同面臨的話題。您覺得對於這些挑戰的合作能多大程度上彌補中美之間其他方面的分歧？
**崔天凱：**現在有一些全球性的挑戰，像氣候變化、傳染疾病等等，是需要中美加強合作的，合作面始終是存在的，而且在不斷擴大。我們當然也希望中美之間合作面能夠始終占主導地位，但並不等於説因為這些合作需要的存在，雙方的一些分歧甚至一些相當尖鋭深刻的問題就會自動被掩蓋或消失，這也是做不到的。
我們要做的是，始終保持基調是協調合作的，讓兩國找到一條正確的相處之道，在這個前提下，再在框架內找到處理這些分歧的建設性的辦法。
魯健：上世紀90年代左右出現“華盛頓共識”的説法，這個概念包括小政府大市場、貿易金融自由化等理念。這一所謂“共識”不斷地向外輸出，成了美國的政策對外輸出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但是現在看美國的這些做法，讓人感覺當時形成的這一套“華盛頓共識”好像正在消亡，不知道您在美國工作這麼多年，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崔天凱：**歷史總是在不斷地向前發展，所以我們要用發展變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當時提出所謂“華盛頓共識”，很大的一個背景是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覺得它贏了冷戰，所以它的這一套理念以後就應該一統天下。現在證明這也是一個很短視的看法。當時福山還説過“歷史終結論”，現在看來歷史沒有終結，終結的是“華盛頓共識”。
弗朗西斯·福山（資料圖/外媒）
現在也有人説，是不是應該產生新的“北京共識”。我覺得我們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寬一點，他們一定要用華盛頓來命名共識，而我們的共識應該是建立在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上，所以也不一定非要叫“北京共識”。
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共同的訴求，比如希望這個世界是怎麼發展的，希望國際秩序將來是怎麼樣的，以及怎麼各自根據自己的國情實現自己的現代化，但是各個國家走的道路肯定是不一樣的。如果能形成一個建立在全人類共同價值基礎上的共識，我覺得這個共識是可以持久存在的。
魯健：大家最近可能也關注到美國國會的一些亂象，包括眾議長選舉的“難產”，對烏克蘭、以色列的高達1000億美金的援助法案也面臨着非常大的阻力。美國承擔着一定的國際責任，而其國內當前的這些亂象，對於我們整個世界的發展和安全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崔天凱：美國的一些問題是它自身的問題，我們可以有各種看法和理解，但是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還要看美國自己；我們不可能幫它解決，我們從來不想幹涉美國的內政，也從來不想賭美國輸或美國贏——美國輸贏與否，完全看它自己。就像我們常説中國最重要的是先辦好自己的事情，這是一個道理。
美國作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在當下的國際體系當中有着重大影響，甚至它的影響超過所有其他國家，所以它應該充分意識到，哪怕它國內的事情，它做一個決定，是有外溢效應的。比方説美國一調整利率，馬上影響到匯率，進而影響到所有其他國家。因此，它有責任和義務確保它的一些政策不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消極的外溢效應，這個也是大家都關注的問題。美國如果以為自己是世界上的領導力量，就更應該擔起這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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