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永雄集團的“催收江湖”：多次上市未果、高提成、多名員工涉案……

被稱為“催收巨頭”的湖南永雄集團，在今年5月宣佈停業後，近日傳出復工的消息。該集團此前曾陷入“暴力催收”爭議，復工的消息迅速衝上熱搜，不少網民對復工表示擔憂，但該公司堅稱，絕對不存在公司違法犯罪行為。湖南永雄集團到底是一傢什麼樣的企業？它的具體經營內容是什麼？為什麼會被人詬病？它所在的催收行業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今天上游新聞帶大家深入探尋一番。

客服對“是否復工”表示無可奉告

11月9日，一份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關於復工復產的通知》在網上流傳。《通知》抬頭疑似為永雄集團員工名字，該員工被列入復工復產有限人員名單，要求2023年11月15日上午8時30分前，前往湖南省婁底市婁星區樂坪大道錦洋鉑宮19樓上班，正常考勤。落款為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時間為11月7日，蓋有永雄集團公章。天眼查顯示，婁星區樂坪大道錦洋鉑宮19樓為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婁底分公司的辦公地址。有網友稱，永雄在陸續打電話發短信聯繫員工復工。還有人表示，永雄婁底分公司早已復工。

10日上午，有媒體記者多次致電永雄客服電話，面對是否復工的詢問，接聽電話的男子表示無可奉告。但根據永雄員工發佈的視頻，今年6月中旬，湖南永雄下屬公司湖南衞成信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已復工，上百名員工在辦公區域開會。公開報道顯示，復工後，公司按所在地最低標準發放薪資，每月除去社保後工資到手不足千元。

公開信息顯示，停業期間，永雄集團註銷了廣西分公司等多家子公司，40家分支機構中，僅剩湘潭、婁底、懷化、邵陽、常德等5家分公司為存續狀態。今年5月25日，湖南永雄發佈《告全體員工書》，宣佈從當日起停業。 永雄集團稱，179名員工被安徽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分別採取監視居住、取保候審、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目前，共有3名員工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批捕。集團賬户和流動資金遭凍結。

21世紀初國內催收行業應運而生

對永雄集團復工的消息，不少網民表示了擔憂，紛紛表示“這種催收行業，必須要嚴厲監管”“居然還可以再開起來”……

永雄集團所處的催收行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乾的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工作呢？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和不良資產數量迅速積累。1999年，國內相繼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來自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進入21世紀後，我國信用卡市場迅猛增長。應對小額不良欠款的民間信貸催收企業也開始湧現，並被准許列入商事登記，催收行業應運而生。

據媒體報道，國內的催收行業誕生於2003年左右，還曾出現了一段高增長期。永雄集團曾經希望上市，其招股説明書顯示，根據iResearch的數據，中國催收行業高度分散、競爭激烈，由大約3000家公司和機構組成，市場參與者包括國內律師事務所、小型催收機構和大型私有的消費者應收賬款管理公司。從2013年到2017年，中國催收市場的總收入以48.5%的複合年增長率在增長，而同期美國市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2.9%。

一位互聯網金融業從業人士向媒體表示：“業內機構的催收業務一向是內催與委外相結合的模式。一般都由內催處理M1（逾期1個月）、M2、M3這類短賬齡的資產，而將M3+的長賬齡資產分派給委外進行催收。儘管各家機構不一樣，但是那些難催的，或者M6+的，基本上都是委外合作。”

他指出，催收是債務管理裏比較敏感的一塊，不論金融監管部門還是執法類監管部門（如市場監督和公安），對於催收的關注和行動都越來越多，監管力度在增加。

一層樓坐了上千催收員都在打電話

國內的催收行業經歷了一波高速發展的時期，永雄集團正是在這段時間發展起來的，而説到永雄的崛起就要從它的創始人譚曼説起。

據媒體報道，在成立永雄之前，譚曼已經在律所跟貸款催收相關工作打了12年交道。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取得湘潭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譚曼，進入廣東天倫律師事務所從事訴訟催收工作。兩年後，譚曼加入廣東信孚律師事務所，以律所金融業務部負責人的身份為客户處理資金信譽管理、財產安全保護等法律問題。

2005年2月，譚曼成立佛山市天曼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車貸清收法律服務。2006年他在長沙創辦裕邦律師事務所，憑藉在催收行業的積累，裕邦律所在兩年之內佔據了湖南個貸催收行業80％的市場份額。

2013年，互聯網金融興起並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市場上更多不良資產需要處置。譚曼於次年註冊成立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正式從律所的訴訟催收業務轉軌到催收公司可承接的非訴催收業務，並在短短几年帶領永雄成為國內催收行業巨頭。據報道，巔峯時期，永雄在全國開設有40多家分公司，僅長沙就有4個作業中心。一位永雄前員工描述了作業中心的場景：“一層樓密密麻麻坐着上千催收員，打電話怒吼的、罵孃的，各種聲音都有。”

永雄在頭部催收公司裏的獨特性，在於其專注於長賬齡資產（長期無能力還款或無意願還款的逾期資產），俗稱催收中的“癌症業務”。面向的催收對象是久拖不還的“老賴”。這部分業務催收難度高，回報也高。一位業內人士説，永雄催收員的提成在10%左右，在催收行業裏屬於頭部水平。

多位永雄前員工稱，公司為總監級別以上的員工配車，為副總裁配別墅。公司裏很多二十多歲、業績突出的女員工，一年下來能賺二三十萬，在長沙早早買車買房。

在譚曼的管理下，永雄從組織構架到企業文化都接近軍事化。“（譚曼）喜歡到處調人，不管業績好壞，管理層在一個地方做兩個月就被調去另外一個區，當天晚上開會，第二天就要去到現場。”公司內部有一句“永雄人隨時準備出發”的口號。

而公司組織構架接近“三三制”構架，3個組為1個部，3個部為1個業務集團，1個作業中心最多有40-50個業務集團。每個作業中心除了有1名業務總經理外，還配有1名總經理專門為員工做思想輔導工作，一名永雄前高層透露：“天天打電話，有的員工也會有心理問題，老是罵人或是情緒不穩，這位總經理就找他談談心，疏導疏導。”

公司員工涉及多起惡性案例引發關注

永雄集團在高速發展中，其員工涉及了“謊稱公交車上游炸彈”“假冒司法文書”等等多起案例，引發社會強烈關注。

2018年1月21日，中國裁判文書網發佈的《陳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一審刑事判決書》顯示，陳某當時是湖南某高校在讀學生、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業務部員工。貴州省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16年11月9日15時44分許，陳某為了催促貴陽市公交集團公交駕駛員沈某強歸還某銀行信用卡欠款，用手機撥打貴陽市報警電話，謊稱自己是沈某強，因和老婆離婚，小孩前兩天死了，覺得生活沒有信念，在自己駕駛的某輛公交車上裝了炸彈，準備於當日16時30分在南郊公園引爆炸彈。

貴陽市警方立即啓動緊急應對措施，公安機關進行現場管制4小時，停運19路公交車約37班次，導致大量乘客出行不便，造成公交公司較大經濟損失。法院認為，陳某的行為已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判處其犯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一位在黑貓上投訴永雄集團的張女士（化姓）稱，永雄集團員工為了催債居然發送給她假的法院傳票。張女士的丈夫李先生曾通過深圳一家銀行的信用卡借款，因為某些意外情況未能如期還款。2022年7月，李先生通過郵箱收到對方發來的一張法院傳票，這張傳票以深圳市福田區法院法官的名義發送，並蓋有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的公章。後來，李先生又收到一份來自深圳羅湖區法院的傳票。

張女士向深圳市福田區法院、羅湖區法院致電求證兩張傳票的真實性，兩家法院告知沒有傳票上案號的案件。至此，張女士懷疑對方偽造了法院傳票，於是向深圳市銀保監局舉報了此事。2022年8月，張女士夫妻與羅湖法院及銀行溝通後，才知道2021年銀行就起訴了他們，但他們並不知道，隨後他們還清了3萬多元的全部費用。

此後，張女士接到永雄集團工作人員的電話道歉，並表示願意代她丈夫償還銀行的欠款，張女士予以拒絕。此後，張女士向深圳和長沙的兩家法院分別提起了關於此事的行政和民事訴訟，起訴對象為永雄集團、深圳某銀行及其信用卡中心。

一位永雄集團婁底分公司一名前員工劉先生（化姓）告訴媒體，他們在工作中會聯繫欠款人的周邊關係人（親戚、同學、同事、朋友等等），以增加還款的壓力。劉先生介紹，他在永雄婁底分公司工作期間，該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一家大型電商平台的貸款部門做催收工作，當時有員工約700人。公司每個月會向員工發放一批新“客户”，包含大約150名欠款人。公司管理層會硬性要求員工從公司調取欠款人的身份信息，包括户籍、公積金、社保等等，公司每個月向員工索取1000元到1500元不固定的資料費用。

劉先生表示，這些信息往往都是公司管理層找人購買所得。員工拿到這些信息後，會向欠款人發送正常的催收短信以及恐嚇短信。如果這招不管用，他們就會聯繫欠款人的親人、朋友、同事、領導等所有能聯繫上的關聯人員，通過這種方式向欠款人施壓。此外，他們還會通過某同城網站，聯繫搬家、送水、修空調等服務人員，讓對方找到欠款人的家，以此方式騷擾對方，施加壓力。“有同事催收時會天天撥打欠款人單位、家人甚至村幹部的電話，一分鐘都不停。”劉先生稱，他們也知道這種催收方式不合法，所以催收時不會表明自己的身份。

劉先生表示，他們的催收方式對於有正當工作的人來説比較有效，催收成功率超過80%。對於員工的違法催收行為，他認為公司肯定是知情的，但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旦出了事情，公司會撇清關係。如果發生客户投訴，公司就會扣員工的錢。

去年營收超8億曾多次試圖上市

永雄集團官網顯示，公司成立於2014年4月，集團總部位於湖南長沙，分支機構遍佈全國20多座城市。在今年1月公司2022年度總結表彰大會上，永雄集團創始人、總裁譚曼表示，2022年公司實現營收超8億元，2023年擬實現人員規模穩定1萬人以上、年營收10億元以上、年上繳利税1億元以上等年度任務目標。

永雄集團曾多次籌劃上市。早在2015年，永雄集團曾計劃登陸新三板，後無果而終。永雄集團曾在招股書中提到，該公司合作客户主要有商業銀行及消費金融公司。其中銀行客户中，包括了中國最大的10家銀行的7家，其一些消費金融公司的客户也不在少數。

永雄集團曾試圖多次赴美上市，也無疾而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官網披露，永雄集團曾在2018年向SEC秘密提交上市申請（DRS文件），後2019年10月永雄在SEC提交IPO招股書，計劃在紐交所IPO上市。永雄集團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IPO招股書顯示，其定位為消費者債務催收商業服務提供商，預估每股ADS的首次公開發行價格將在7.75美元至9.75美元之間，募資不超過2億美元。在2019年11月，永雄集團臨時改變上市計劃，申請撤回IPO。

一位永雄前高層回憶，籌備上市期間，集團在多地擴張籌建分公司，同時關閉多家拿不到工商執照、業務不合規的分公司。譚曼臨時決定撤回上市主要原因是沒有達到所期望的1億美元募集資金目標。公司在香港和美國兩地路演，獲得的機構投資者並不多。永雄無緣“國內催收第一股”後，譚曼以個人利潤分紅的形式賠償了戰略投資者約3億元人民幣。

有永雄前員工認為，永雄之所以敢於計劃進軍股市，是因為律師出身的創始人譚曼具有較強的風控意識。在應對催收風險時，公司至少劃有三條線：一、只從合法持牌金融機構接案，排除高利貸等非法債務；二、公司只進行電話催收，不外訪（上門催收），避免不可控的暴力衝突；三、建立相關制度，公司與員工的行為之間設有“防火牆”，員工違規違法，是其個人行為。

業內人士呼籲對催收行為進行立法規範

多位接近永雄的人士表示，譚曼對集團風控、業務合規管理得十分嚴格，永雄旗下有一家律師事務所專門處理集團的法律風險。一位在永雄工作了5年的行政員工説，永雄在員工入職簽訂的勞動合同中印有“九大禁令”“合規制度”，明令禁止催收員在工作中使用冒充公檢法人員、暴力軟催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9條違規違法操作，“厚厚一沓，二三十頁”。

合規合法催收是入職培訓的重點。此外，公司每週、每月都開展制度學習和合規培訓，告訴員工哪些催收話術不能用、哪些引發了欠款人投訴、處罰措施是什麼，全國分公司通過廣播線上參會。

在永雄總部有一個由七八十人組成的監察部，會對集團所有催收員的錄音做品質抽檢，還會定期檢查催收員手機，一旦發現催收員使用不合規的催收方式，對方輕則會被通報罰款，重則被開除或扭送警方。一位在永雄工作過的催收員説，公司電腦安裝有內網，欠款人的信息不能傳播泄露。電腦上安裝了軟件，監測到催收員在電話裏罵人就會彈窗警告。

但在實際工作中，又是另外一個情況。一位前催收員稱，一方面公司在強調不能違規，但公司安排的業績優秀員工分享的經驗卻是：給欠款人的同事，甚至是孩子的老師、同學的家長不斷打電話。有一次一名催收員找到欠款人的工作單位後，給他點了一份外賣，讓外賣員到達現場後打開手機擴音器播放，欠款人的所有同事知道他欠了錢。

國內有催收行業企業因違法被警方通報。2020年12月24日，公安部通報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黑惡勢力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江蘇泰州“6·17”網絡軟暴力催收案中，催收人員採取電話轟炸、短信轟炸、假裝上門、發照片恐嚇等方式對網貸借款人實施軟暴力催收。“甚至出現連續5天以不間斷電話轟炸等手段騷擾泰州某醫院，導致該醫院急救中心癱瘓，行政和醫務服務無法有序開展。”

該如何進行合法催收？多位催收行業人士呼籲國內對催收行業立法。有催收公司高管對媒體説：“現有法律保護了欠款人的權益，卻沒有保護催款人的權益。”而一方面，現存不良資產規模決定了催收行業將長期存在。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2.98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63%。同時，全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為865.80億元。

今年5月15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下稱協會）在北京召開“催收國家標準研製與催收業務規範健康發展”工作會，希望推出《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後催收風控指引》（下稱《催收標準》）。協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此次標準制定最主要的出發點是根據催收的業務本質制定規範，平等地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該負責人表示，當前需要制定標準來指導金融機構和第三方催收機構應該怎麼做，也讓債務人知曉自己有哪些責任和權利，明晰各方邊界。

就在永雄宣佈停業次日，5月26日，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不良資產清收專業委員會發布倡議書：一是倡議各催收企業嚴格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合規作業不踩紅線；二是呼籲執法部門理性、客觀看待催收行業，既要打擊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羣之馬，也要保護合法合規經營的催收公司；三是呼籲有關部門進行催收行業立法，讓催收企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催收行業是市場需求，肯定會存在，只是如何去規範的問題。”上述催收公司高管表示，催收行業呼籲立法和監管，希望實現合理的政府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