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英文”學科也許會衰落，但英語仍是通用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阮煒】

7月9日週日

抵達

11點半後，從五道口乘地鐵去首都機場。路上花了近一個小時，到達時離登機只有不到一小時了，而排隊辦登機手續的隊伍太長，只得走特殊“國際航班”渠道直接進入。仍非常緊張。因為比從前增加了不少程序，例如檢疫就很耽誤時間，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從前沒有的重複性檢查。回頭看，起碼得提前三個半小時。不知道新情況，從五道口出發只提前了兩小時。還好，除了不止一次要求走特殊通道，以及在機場內狂奔十幾分鍾以外，可謂有驚無險，剛剛趕上登機。換錢就沒時間了。

飛行中十多個小時看了六七部電影。很擔心身無一分歐元如何搭車去酒店。還好，用萬士達卡在機場內的自動換幣機上換了500歐元，立即出站找了個的士。一上車司機就語音輸入目的地Hotel Ripa Roma導航，屏幕上顯示的路線跟在地圖上的路線相符，所花費用跟機場人員所講的一致，即50歐。排隊過關時，跟一箇中國同胞搭訕，順便問了一下搭車的情況。他説意大利出租車司機會多繞路以多賺乘客的錢。但至少我這個年輕司機沒這麼做，且態度超好（雖不會講英語），上下車都殷勤幫我提箱子，職業精神頗佳。

賓館與學會

Hotel Ripa Roma賓館位於市中心Via Trastevere一帶，距威尼斯廣場不到兩公里。建築有點老舊，電梯小到一次只容得下標準體重者三人。從房間看出去，看不見十分漂亮的景緻，但寬敞（30平米）、明亮、舒適、裝修前衞，還有一個帶休閒桌椅的小陽台。

Via Trastevere街景

此次赴羅馬所開之會，是IAUPE即國際英文教授聯合會即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English的2023年三年會。該學會創建於1951年，每三年開一次三年會；會員來自上百個國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會員通常是已有一定影響力的資深英文教授，申請入會者必須有兩名老會員推薦。IAUPE的2013年三年會在北京召開，由清華大學承辦，北京外國語大學協辦。

學會似乎沒有接機的概念，根本未安排從機場、火車站或汽車站到酒店的交通工具，甚至連交通信息也沒能提供。我想，學會假定，參會者完全可以自己查詢搞定。雖然給了酒店信息，會務組卻並不幫助具體聯繫，所以參會者得自己聯繫。這對中國人來説可能會有點麻煩，但對西方人而言應該問題不大。

7月10日週一

“全球性”中世紀

酒店早餐非常好，有品種高質量的點心、水果等。

早餐後，順便問了一下三個學者模樣的、看似去要開會的人，會議巴士何時出發？被告知，並未安排酒店到會議地點的交通工具，得自己解決。於是我們要了一輛的士。要是在國內，會議已經砸鍋了。但慕尼黑的學者們除有一人説“ridiculous”外，並無太多怨言。

上午下午都是中世紀英語語言文學。最後就“The Future of Global Middle Ages”自由討論。難為這些英文教授了。首先，如何界定Global Middle Ages？還有，對其他文化傳統幾乎毫無瞭解，怎麼談，談什麼？少數專攻中世紀的日韓學者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顯然更有資格講話，可他們的英語水平明顯低於西方學者，不可能掌握會場主動，所以就成了主要由西方英文學者們自説自話的global。不過，能想到這個話題不失為一種進步。

趁着活動間的空隙，去了約1.5公里外的威尼斯廣場。1985年8月、2013年8月遊羅馬都來過這裏，但只在小山丘台階上坐坐打望城市風景和來往的行人車輛，山丘上邊巍峨的建築都不對公眾開放。今天爬了近兩百個台階才登頂。建築看上去較新，是紀念意大利統一的，1911年才修建。有無名士兵墓，大致相當於中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丘頂展覽廳以教皇英諾森三世（1161-1216）為主題，永志其功德，尤其是對羅馬城市發展的貢獻。12世紀後期至13世紀前期，羅馬教皇權勢處於鼎盛階段，英諾森三世個人修養好，智商高，精於權術，善於管理，不僅對意大利而且對整個中世紀歐洲產生了極大影響。

羅馬威尼斯廣場

大教堂與政教關係

5點開始，會議安排，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羅馬校區主任，皮膚黝黑、大腹便便的Claudio Betti博士作嚮導兼解説員，帶領二十幾位參會學者參觀了Trastevere 大教堂（Saint Basilica  di Trastevere）和附近的一個小修道院。大教堂3世紀始建，後多次修繕，但其早期中世紀結構仍保留完好。博士給我們介紹了大教堂的歷史沿革，和一些建築細節、裝修細節，尤其重點講解了一些教堂裝飾畫的內容及歷史。

博士提到的一些事實特別有趣，如位於羅馬市中心的Trastevere大教堂是梵蒂岡的財產，理論上講，就是梵蒂岡的領土，諸如此類的建築在羅馬城還有好幾處；解決中東問題，為什麼為可以參照這個模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爭議的領土也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如，在意大利共和國成立後不久的1871年，意大利所有教堂的歸屬權一夜之間變為國有。這似乎是一種全新的政教關係。世俗政權壓倒教會了？不是的，天主教會的自由一如既往，教會的權力一如既往，不僅對教徒們該徵多少税就徵多少税，而且因教堂已是國家財產，維修保養現在由國家負責，而賺大了。我想，實際情況可能不會這麼簡單，但意大利政教關係不同於其他西歐國家尤其是新教國家由此見一斑。天主教會影響力之大，從晚至二十年前，所有意大利國立中小學和大學仍然得把天主教思想教育課設為必修課也可見一斑。在其他西歐國家尤其是新教國家，這是不可想象的。

Trastevere大教堂

一個小插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離開教堂時，看到大門兩旁各有一個小個子老齡女性乞丐，她們衣着襤褸，看似全身骯髒，各自端着一個乞討缽佝僂着背行乞。Betti博士跟其中一位熱情打招呼，她也熱情回應，兩人立馬用意大利語嘰裏呱啦聊起天來，像是多日不見的老朋友或老同事。這時，老太太的臉一下子亮了，完全不像乞丐，而更像知識分子。由此想到，乞討很可能是她主動選擇的職業，並非生活不下去才乞討，而是把乞討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更能使人對上帝謙卑、對世界謙卑的生活方式。

晚上與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榮譽教授松田隆美在一家披薩店共進晚餐，AA制。松田的專長是中世紀英國文學，1980年代初在約克大學和牛津大學做的博士學位。獲悉，近二十年來，在日本大學，英語地位有所下降，而全球化課程風頭強勁；其英語系課程設置與西方國家乃至中國大致相當，聘用的外籍教師所佔比例約百分之五，與中國英語系大致相當。

7月11日週二

讓人昏昏欲睡的大會發言

上午聽了荷蘭Croningen大學Richard Landsdown 的“Carl Schmitt and Isaiah Berlin: Radical and Liberal Reflections on Romanticism”，香港中文大學Simon Haines的 “Doing Character in Language：Austen, Smith and Moral Sentiment”。前者貌似學理新鮮、深奧，其實了無新意，同樣的話已被政治哲學界説了無數遍；後者講的是奧斯丁與亞當·斯密對道德情感的認知及呈現，認為二者有一個共同點，即，都用外在“situation”而非內在“良心”來建構人物的道德自我形象，故而有新意。兩個發言者的陳述本身可謂完美，明顯好過一般會議上的presentation。

中午和下午跟香港一位大陸背景的學者聊了聊。這二十幾年他一直在香港。對中央政府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的做法，他的看法明顯不同於一般大陸背景的學生或學者。

下午一個大會主旨發言是哈佛大學教授James Simpson的“The Shock of the Old: Recognition and the Humanities”海德格爾式的玄乎，有點像哲學，又有點像修辭理論，空對空講了一個多小時，讓人昏昏欲睡。答問環節，不止一個學者挑戰了recognition這個概念。學術會議的遊戲就是這麼玩的。

全民皆兵的瑞士

會後的酒會（Reception）很有意思。最初與美因茲大學的Alfred Hornung聊。他做transnational 文學研究，與我所謂“跨文化小説”屬同一類型。這個路數明顯不同於一般英文學者，要求對英語國家乃至西方以外的文化和族裔有較多、較深的瞭解，所以眼界更寬闊。後來瑞士弗裏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ibourg）的Thomas Austenfeld加入。他為人隨和，很能侃，思路明顯比Alfred Hornung活躍。

聊了聊瑞士的政治體制，認為瑞士不是個nation，而是一個federation。這一點一般人都知道，但他還説瑞士無中央政府。什麼中央政府？它完全就是個空架子，因實權即財權都掌握在各個canton或邦手裏。所以瑞士既不參加北約也不參加歐盟，一直中立，可以不養軍隊；養軍隊，拼先進武器，那是“大玩家”們的事。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瑞士比一般歐洲國家富裕（當然物價也高企不下，以至於瑞士人常常跨境溜到德國購物）。

然而，瑞士雖然不養軍隊，卻是全民皆兵；四十歲以下成年男士得考射擊技術，一旦有事，人人都是citizen soldier；各家各户都有槍，但彈藥被國家嚴密管控；若有事，政府會發子彈給公民，但必須一顆顆數清楚，警報解除後又得一顆顆數清楚還回去。我表示，槍支氾濫、校園槍擊案層出不窮的美國應該好好學習瑞士的做法。

向塔斯馬利亞人道歉？

Thomas認為北歐諸國與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等國更有歐洲情懷，這些國家的人更有歐洲認同，即更願意以歐洲人而非具體某國人自居。問，法國不是歐盟的頂樑柱嗎？但他認為，法國的歐洲情懷不如以上國家。順便還聊了俄烏衝突。Thomas説他們很擔心美國人從衝突中撤走，他們早已厭倦了插足世界事務，已從多場衝突（如伊拉克、阿富汗等）中撤走。如果美國人在共和黨上台後撤離，歐洲人還真擋不住俄羅斯。最大的問題是，今天可以侵略這個國家，明天就以侵略乃至佔領任何一個國家，如此這般，豈不天下大亂？所以“侵略”無論有何原由，都是不對的。

他和Alfred都認為，中國是俄烏衝突“最大的贏家”。我説未必，中國人其實很擔心俄烏衝突升級，也擔心其長期化；不斷打下去，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全世界的發展會受很大影響，更不用説中美關係還可能因之進一步惡化。

烏克蘭危機給歐洲帶來了大量的烏克蘭難民  圖片來源：《金融時報》

也聊了聊德國的移民問題，尤其是俄烏開戰以來新增加的一百多萬烏克蘭難民。這對德國社會是一個巨大的考驗。話題轉到澳大利亞，Alfred説澳洲這麼大一片土地卻只有兩千五百多萬人，可謂地廣人稀，可澳大利亞人對移民竟如臨大敵；歐洲各國地方小得多，接受的移民竟大大超過澳大利亞，實在是匪夷所思。

我提到英國殖民者對塔斯馬利亞土著的種族滅絕。Alfred和Thomas表示，這其實是genocide，即種族屠殺，盎格魯撒克遜人至今還未道歉。問題是，若真道歉，誰來接受道歉？塔斯馬利亞人早已被滅，不存在了。向其他澳洲土著道歉？他們雖然被嚴重擠壓，種族不旺，但畢竟沒滅族。

Thomas Austenfeld是德國人，在美國拿的博士學位，之後在美國工作多年，後來轉到瑞士那所大學工作至今，退休後又將回到德國（瑞士物價太高，不適合養老）。他為人隨和，是上一屆IAUPE負責人之一（管財務），盡心盡力服務學會，口碑很好，剛剛如釋重負地退下來。下午在歡迎大會上，學會對他進行了表彰，隆重頒給他一份看上去十分精緻的禮物。這出乎他乃至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參會者報以長時間熱烈掌聲。大會禮堂簡陋，參會人數也只一百來人，但歡迎儀式做得很成功，嚴肅活潑，熱烈有序。

7月12日週三

一百年後英語還是全球語嗎？

上午的發言很是無趣。下午香港中文大學英語系Jette Hansen Edwards作了題為“The Future of English as a Glocal Language: Insights from a macro and micro analysis of English in Hongkong”的主旨發言。這是她二十年實證研究的結果，涉及作為全球語的英語與廣東話、漢語普通話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如何將英語作為其identity marker即身份標識，藉以確立其文化身份乃至社會地位。這是很有意思的分享。

問題是，缺乏地緣政治層面的宏觀認知，把當前的語言間關係視為理所當然，但這背後肯定有權力在起作用，但她竟隻字未提。但她提到，1974年，漢語被港英當局立為官方語言。英國人還算是有眼光的，雖有點遲，但仍在歸還香港二十三年前便這樣做了。現在按照法律，中小學漢語普通話是必修課，漸漸地，教授數理化、歷史、地理以及其他科目都得使用漢語普通話，所以長遠看，肯定是漢語佔上風。

進入答問環節，哈佛的James Simpson先聲奪人，問一百年後，中國、印度甚至尼日利亞都將是世界強國，美英則將淪為二三流國家，英語還有這樣的地位嗎？Hansen Edwards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有人發言説，我們這些將一生精力都投資到英文的學者不必太悲觀，因為印度那時將是強國，而印度又因語言分裂，民族分裂，英語不得不充當國家統一的粘合劑，所以英語一百年後還將是全球通用語。接着這個話頭，我表達了這個觀點：的確不必太悲觀；看看古地中海世界，希臘語一直是強勢語言，但羅馬征服希臘後，拉丁語成為頭號通用語，但同時將此兩種語言用作官方語言，而事實上二者之前已然是羅馬帝國東西兩大區域的日常通用語，故雙語並用，長達近千年時間。

英文學者們對古代沒興趣

古羅馬城遺址

五點至八點，按照會議安排，一當地職業導遊領路講解，一眾IAUPE學者遊了著名的卡皮脱爾丘（Capitol Hill）及鬥獸場、君士坦丁凱旋門、圖拉真柱一帶。效果非常好。前兩次遊這裏就是看看，拍拍照而已；今天每個地點，每棟殘缺建築或遺址都有詳細的講解，故能更真切地領略當年羅馬精英們如凱撒、奧古斯都、圖拉真、涅爾瓦、馬克·奧略留等的日常生活和政治上的起起落落，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以來這一帶的變化，包括20世紀新建的威尼斯廣場所帶來的新面貌。零距離見識了哲學家皇帝馬可·奧略留的大型騎馬銅像。奧略留左右兩旁為Palazza dei Conservtori即守成宮，與Palazza Nuovo即新宮，現在均為Museo Capitalini（卡皮脱爾博物館）。這個小山丘是古羅馬“七丘”之一，中世紀時仍為羅馬的政治與宗教中心。不難看出，IAUPE的英文學者們對西方古代並無太大的興趣，跟普通旅遊者並無兩樣。

7月13週四

圖書館員權力巨大

上午的會議內容沒什麼特別感興趣的。3:45巴士載參會者去天主教大學，聽牛津大學博德里學院圖書館員Richard Ovenden的主題發言。此人口才甚佳，表述精當，但政治掛帥，説全世界圖書館員最不喜歡的就是專制主義，因為這種體制動不動就燒書；圖書館員們最親近的是自由主義，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整理、保護、流通和收藏圖書，所以是民主國家的天然盟友。所給反面例子主要是納粹燒書事件。所給的另一個例子更有意思。他在愛丁堡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該館收藏穆罕默德時代非穆斯林所畫的先知畫像，被人要求毀掉，理由是這對先知是大不敬，但被他們拒絕了。但講得最多的，還是古埃及亞歷山大博物館（亦為西方古代最著名的圖書館）被燒之事。可這跟專制主義、自由主義並不搭界。對最早進入印刷文化時代、有着悠久書史的古代中國竟一字未提，秦始皇焚書事件竟未能進入其法眼。

牛津大學博德里學院圖書館員Richard Ovenden

會後是酒會，跟索邦大學的英語老師Chatal Zabus聊了起來。她是以法語為母語的比利時人。我認為，Richard Ovenden的發言很有啓發性，但他思路若能拓寬一點，而非集中講專制主義政體對信息的壓制，對書籍的摧殘，就會更有意思；一個社會如何保存並傳播自己的集體記憶、集體思維，不僅涉及到什麼信息有價值得保存，更涉及到什麼信息無價值甚至有害得丟棄，得屏蔽，就像人腦每天都得保存信息、刪除信息那樣；這時，圖書館員們的權力非常大，因為正是他們直接決定哪些書應該保留收藏，哪些書應該淘汰；這又涉及整個社會的管理者（包括政府）或者説精英們如何看待有關信息的問題；他們所看重的信息未必是中下層所看重的，他們所丟棄的信息也未必是中下層所願意丟棄的；信息取捨大體上取決於是否有利維繫既有權力結構；當然，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會產生很大影響。

“正宗”英語人 V.“非正宗”英語人

我們笑聲不斷，聲音高昂、熱烈，吸引了Thomas Austenfeld、德國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y Munich的Ingo Berensmeyer教授（下屆IAUPE主席）、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的Sabin Volk-Birke教授等五六個德語區的學者加入。現在，我們這個羣不僅有中國人、德國人，還有法國人、瑞士人。英語國家的學者不大可能入羣。即使在所謂“國際”英文教授學會里，也有“正宗”英語人和“非正宗”英語人之分。

Sabin Volk-Birke告知，東西德國整合仍不盡人意，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民眾認知水平和職業技能等仍有很大的差距。這糾正了我一個錯誤印象：既然默克爾這個東德長大的人能當這麼久的德國總理，説明歷史已經翻篇，東西德已完全融為一體了。

7月14日週五

“政治正確”等於死亡

早餐時恰好與麻薩諸塞的薩萊姆州立大學Jude Nixon教授同桌。已注意到，這幾天他非常活躍，東亞三國的英文學者完全沒得比。皮膚看似黑人，又不太像。準確説，是奧巴馬式膚色。果然，他説他是加勒比海人，祖上不僅有黑人，還有中國人和白人；説整個加勒比海地區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種族大熔爐，中國人與黑人、白人、土著印地安人普遍通婚，所以這裏要搞種族仇恨是搞不起來的，因為人人都可能是多種族多血統，即便較為“純淨”，也可能因親戚朋友有其他種族的血統而不可能仇恨他們。

上午11:30“代表中國”作《英語文學的未來》的大會發言。所作演講以及討論環節的發言效果較好，所傳達的信息、表達的觀點（如英語文學作為一個行當，最終可能會衰落下去，但這個時候不會太快到來，近年來中國的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甚至還在擴招；即便最終會衰落，也會因為是一種簡便易學的全球通用語而長期維繫其既有地位）產生了較大反響，不止一人表示祝賀並與我交流，包括此次大會發言小組組織者英國Exeter 大學的Regenia Gagnier教授。她是美國人，自稱社會主義者。這在美國是罕見的，也應是她落腳英國一所大學的重要原因之一。畢竟，歐洲對社會主義的容忍度比美國高得多。

午餐時與James Simpson和其他兩位學者同桌。一位美國中西部某大學來的老年女性學者稱“政治正確”派所倡導的Diversity, Inclusiveness and Equity（多樣性、包容性、公平或平等）就是DIE,就是死亡。James Simpson貌似同意這個説法，説像您這樣做文本考據的學者，有這種看法不足為奇；可是老太太離開後，他又顯得十分政治正確。

哈佛大學的James Simpson教授

畢竟要在“進步”思潮發源地及大本營哈佛大學立足，不可能不政治正確。可過激左翼思想造成的惡果又不可否認，這應該是一些偏於“進步”的學者立場搖擺甚至曖昧的根本原因。

仍有面對面交流

2點至3點半，就新學會章程進行投票，舉行新舊屆學會領導交接儀式。

總的説來，就IAUPE學會而言，傳統仍非常強大；演講後的問答環節時間充裕，有十幾分鍾至一個小時不等的面對面交流，想發言者都有機會發言，不可謂不充分。相比之下，國內學術會議（至少就外國文學界而言）現在幾乎已無面對面交流，一人發言後，緊接着又是另一人發言，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問答交流環節形同虛設，着實堪憂。另一個值得中國學者學習的地方是，一百多人的會沒太多“會務”，只有兩個在讀博士或碩士生幫忙，再加一兩個線上志願者。若是在國內，如此規模的會，動輒會有一二十個碩士生和青年教師參與“會務”，再加上大量人員參與接機接站，有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費。

3點半至5點，步行瀏覽了1.5公里外的一個金字塔型紀念碑及周邊景觀。是為紀念美國人和加拿大人1944年6月從法西斯手中“解放”羅馬而建的，高約十五米，材質是一種十分搶眼的白色石料，與處處是淺黃色外牆的羅馬市古今建築形成了鮮明對比。

排場壓倒味蕾的宴會

晚7點30分，學會宴會正式啓動。參會者從Hotel Ripa Roma出發。與平時出行的大巴或中巴不同，今天全是同一個型號、7人座、嶄新的黑色van，看上去有點像莊重場合所用的黑色limo。黑色車隊一長溜，真有點浩浩蕩蕩。行車七八分鐘後，來到距澳洲天主教大學羅馬校區100米左右的一家意大利餐館。門面看上去不咋的，卻是一家“高檔”公館型豪華餐廳，帶一個漂亮的游泳池。按國內標準，大堂不僅不大，甚至侷促，畢竟這是一家從私家別墅改造而來的餐館。

大約五分之四的赴宴者包括松田隆美在內着裝正式，剩下的五分之一，穿着跟平時差不多。我是少數派。並非不知道會議宴會很正式，而是嫌萬里迢迢帶上一套黑西服參加個宴會不值得，且打領帶對我來説太受罪了，更何況還有七月份羅馬的高温。事實上，羅馬這幾天可能高達38攝氏度甚至更高（但空氣乾爽，並非太難受）。松田西服筆挺，領帶筆直，比大多數西方學者還認真。韓國學者放得開一些，看似只比平時稍稍正式一點。

宴會上到底吃了什麼？跟預計若合符節。按中國標準，很是一般。是如何吃的？首先是餐前小菜，六七種，沒一種好吃。大家幾分鐘就吃完了，開始與同桌人聊天。一個小時後上了第一個course。這是一種用奶酪、澱粉等原料加香料做成的糊糊拌顆粒狀的米飯，很顯然是功夫菜，十分美味。幾分鐘吃完又繼續聊天。又等了近一個小時後，上了第二道菜。這是一種大型蠶豆狀的麪皮，也是功夫菜，除欠點韌勁外，也非常好吃。幾分鐘後吃完，又繼續聊天，再等了近一個小時，就連最耐心的人也開始抱怨了，主菜才千呼萬喚始出來：一塊質量上好、炙烤的魚，配一種粘糊糊的、略酸的白色汁，還有烤土豆、小西紅柿等。按中國標準似乎並沒怎麼炙或烤，若能炙烤得略帶點焦黃，會更加美味。十來分鐘吃完後，立馬進入餐後點程序。餐後點太差，明顯不及酒店早餐的點心等等。然後，在濃濃夜色中，幾十個微醉的英文教授們鑽進各自的準limo，浩浩蕩蕩打道回府。

所用香檳和葡萄酒很一般，似乎與宴會“檔次”不符。這很好理解——經費有限。總的説來，排場壓倒味蕾，形式大於內容。對我來説時間非常不好，八點後才開始，一直拖到十一點半後，完全是逆人體生物鐘而行，很難真正享受食物。再加上不得不與座位兩旁剛剛認識、完全不熟悉的人聊天，大體上只能是無話找話，也十分難受。如此這般，宴會不啻受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環節——乘車也好，到餐館後就座也好——都不論尊卑，不排座次，完全是隨機的。這值得有儒家基因的東亞人學習，但顯然是最難學會的。

7月15日週六

豪華教堂密集的科索大道

國航航班晚8點55分起飛，有幾乎一整天時間打望羅馬城。

羅馬萬神殿街景

本來計劃做了威尼斯廣場旁的Via del Corso即科索大道後，再做一做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場，後來發現科索大道一帶內容太多，於是縮減計劃，只玩一個地方。這條大道（名為“大道”，實際上相當於中國的“街”，只有十來米寬；十分親和，與動輒幾十米、上百米寬的真正的大道對比強烈）相當繁榮，高檔鞋店、高檔手包店、蘋果手機店，以及餐館和其他商店櫛次鱗比，非常密集。裏邊商品之豐，商品質量之好，整個地方人流量之大，似乎超過國內大多數類似地方。

尤其讓人意外的是，一條十來米寬、約1.3公里長的“大道”竟有五六家天主教堂！跟英語國家大多數新教教堂相比，這些天主教堂內部裝修明顯更復雜、更藝術，顯然也更燒錢；其中最精緻也最奢侈的一個，是距萬神殿不到一百米的聖王路易教堂（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系寄居羅馬的法國人所建的教堂，是我迄今見過的除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之外最精緻、最藝術的一座教堂。這幾個教堂有一個共同特點：因臨街，更因緊接商店或其他建築，只看得見建築的正面，而非整棟建築；外觀雖然相對樸素，裏邊卻是另一番天地，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

在如此小一個範圍內，豪華教堂如此密集，實在是幾十年來打望西方第一次見識。順便看了萬神殿、奧古斯都陵（仍在修葺中，遠非宏偉，跟秦始皇陵完全不在同一個量級）、西班牙廣場、Piazza del Popolo （廣場中心矗立着一根來自埃及的大型方尖碑)以及旁邊的列昂納多·達·芬奇博物館。萬神殿和波波洛廣場是1985年和2013年來羅馬時遊覽過的。

羅馬治理的得與失

城市管理比較差，街道上隨處可見塑料、廢紙垃圾，僻靜處垃圾更多，旅遊熱點垃圾也不少。偌大一個城市，儘管地圖上已赫然印有羅馬地鐵線路，竟沒看到一個地鐵站。電動車很少，油車大行其道，再加道路不寬，空氣質量低於一般西方城市。公共汽車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乘客不刷卡付費，只的極少數是例外。但是亮點也不少：一，同十年前相比，台伯河水變乾淨了，令人感動；二，任何地方步行七八百米至一公里，一定有一個長流水籠頭，一秒不停地流出沁涼的直飲水。

台伯河與聖天使堡

據導遊説，這是aqua water，即古羅馬引水渠引來的水；無論是真是假，這水肯定在地下深處過了一遍，否則不可能這麼涼；雖説不上十分甘甜，但無怪味，一點不亞於商店賣出的瓶裝水。不知是哪屆羅馬市政府的德政。2013年8月遊羅馬時肯定還沒有這種水。在烈日炎炎的夏日，用aqua water解渴或清涼，萬分愜意。

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除了在在處處壽長年高、風姿綽約的羅馬松外，還隨處可見開着紅花、白花或粉紅花的夾竹桃叢；很多大樓入口處有盆栽小種橄欖樹，非常可愛；在某些住宅旁或院落內，更有姿態優美、長勢良好的大橄欖樹；購物時商場人員不懂英語，排着隊的羅馬市民主動上前替我翻譯；服務業人員如酒店服務員、餐館服務員、出租車司機、博物館工作人員或保安人員等工作認真，態度友好，服務意識強，國內服務業還得迎頭趕上；人與自然關係和諧，六七十釐米長的海鷗竟能在不到一米距離讓人類拍照，無需食物賄賂。

意大利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文明古國，為人類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也是唯一一個參與了一帶一路計劃的歐洲大國，望能鋭意改革，再造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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