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對美輿論“左右搖擺”？我們該以什麼心態和美國打交道

“中美關係走向緩和，將對全球局勢產生重要影響。”

“美國人出爾反爾，中美競爭已成定局，不能對美國抱有太大希望。”

在此次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前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對美輿論，上面這兩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和美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該如何保持宣傳定力，既不自怨自艾又不妄自尊大？中美兩國交往要“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的內涵是什麼？

觀察者網專訪長期關注對美輿論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行主任王文，解讀以上問題。

**觀察者網：**習近平主席這次出席APEC會議，並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外界一般有兩種聲音，一種認為中美關係將以“舊金山會晤”為新的起點走向緩和，另一種則認為中美競爭擺在那裏，核心問題並沒有解決，不能對此次會晤抱有太高期望。您認為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此次中美元首會晤？

**王文：**其實這兩種看待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的心態，也是外國人普遍的看法。就在上週末（11月17-19日），我與所在機構同事們組織“2023通州·全球發展論壇”，邀請了30多國前政要、學者與使節來北京，幾乎所有老外都在討論中美元首這次會晤。

當天午餐，坐我左右手邊的兩位老外還爭論起來，分歧就在於是否能推動中美關係轉寰：一位認為，見面相當不易，給全球化與國際合作帶來重大的轉機；一位則認為，拜登誠意不夠，中國不能上當，兩國關係不會好到哪裏去。兩人越爭越激烈，反倒是我夾在中間，當和事佬。

這個場景其實恰恰在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中國人應有的底氣與定力。許多外國人比中國人更在乎中美關係的走向，更關切兩個大國互動的一些細節。相比之下，現在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處事不驚地看待中美博弈，這也恰恰是我們應有的對美心態。

過去五六年的貿易戰、科技戰説明，美國會對中國有影響，但美國不能把中國怎樣。美國改善對華政策，可能會對中國發展有利，但並不能帶來顛覆性地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美國繼續打壓中國，可能對中國不利，但也不可能壓垮中國。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與40多年前不一樣，美國影響不可能再有類似“尼克松訪華”相變式的影響，而是主要靠中國人自己。美國在中國對外發展大局中，仍佔據重要地位，但至關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所以，中美元首會晤很圓滿，普通人當然樂見其成，但大可淡然視之。

對中美關係，大可淡然視之

**觀察者網：**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來觀察中美關係，21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有幾個標誌性轉折事件：小布什時期的9·11，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特朗普時期一直延續至拜登時期的中美貿易戰和“印太”戰略，如何評價這20多年來中美關係的波折變化，背後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是什麼？

**王文：**過去20年，美國的戰略重心明顯“東移”，從北大西洋、大中東逐漸轉移至西太平洋。過去，美國戰略優先級是歐洲、中東，然後才是東亞、印度洋。現在一直想加大東亞、印度洋的比重。最大的主導因素就是，亞洲經濟增長帶來的美國全球利益結構的調整。比如，美國排名前20的跨國公司銷售額與年利潤超過40%都在東亞。美國政府的對外戰略永遠跟着大公司走，“重返亞太”或“重構印太”的邏輯就在於此。

然而，美國的全球戰略“尾大不掉”，如同恐龍轉身，費勁且緩慢。2022年初烏克蘭危機、2023年秋巴以衝突加劇，不少美國戰略學者都在疾呼：不要陷入俄烏，不要放慢迴歸印太步伐。但目前看來，美國的“身體”顯然要遲緩於“大腦”。美國軍事力量、情報力量仍然約50%部署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地區，即使歷任總統都在要求轉向，但當前實際情況，還遠遠未達到戰略所要求的程度。從這個歷史角度看，特朗普時期的四年對美國戰略進行了一次“中國轉向總動員”，在美國戰略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如果沒有特朗普，美國針對中國的遏制轉向恐怕還會遲緩一些年。

**觀察者網：**和中美關係變化相對應的，兩國關係在輿論上的反應也是起起伏伏，從知識、媒體精英到草根羣體、普通網民，對美強硬派逐漸佔據上風。您長期在對美輿論鬥爭第一線，從您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國內對美輿論風向的轉變經歷了哪些階段，背後的原因有哪些？

**王文：**早在20多年前，楊玉聖教授曾在《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中講述了數百年來中國人對美國印象的變化。總體來看，除了革命年代以外，近代史上中國人對美國長期處在仰視階段，最頂峯造極的就是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學子在面對巴黎和會對中國主權的出賣時，渴盼當時的威爾遜總統來主持公道。

中國人對美國的長期仰視，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加之後來新媒體時代到來，美國一系列種族衝突、槍擊事件、基建落後、毒品氾濫及特朗普上台後的政治鬧劇，都快捷、鮮活地展現在中國人的視野中，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美國的輿論轉向變得有些俯視。在新媒體輿論圈，尤其是以青年人居多的B站，俯視美國、批評美國成了一種潮流。

從中國年輕人對美國的仰視到俯視，背後是百年來中國對美國實力的消長。21世紀第二個10年是中國對美實力消長的“起始年代”。中國工業生產總值、貨物貿易總量、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總量等一系列經濟指標開始超越美國，帶動的是國民自信的復燃。

不過，就相當長一段時間而言，仰視、俯視都不是對美輿論風向應有之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美都會處在戰略相持期，平視美國是所有國民應當的輿論風向，既要學習美國的優勢與長處，也要揚棄美國的缺點與短處。不要情緒化地看美國，而要站在中國利益與立場上冷靜地看美國，恐怕是中國國民心態與輿論成熟度的重要表現形式。

**觀察者網：**其實與之相對應，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輿論也經歷了一個轉變，從一開始的友華佔主導（當然友華的目的也比較多元），到目前普遍認為中美是競爭對手，中美之間必然要硬碰硬。在您和美國學界、政界的交流中，這種輿論轉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誘發因素又是什麼？

**王文：**1980年代是二戰以後美國對華態度友好最高峯的時代，其次是21世紀第一個10年“911事件”以後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北京奧運會時期。前者是把中國視為反蘇的冷戰工具；後者是把中國視為反恐的盟友。2008年底，美國輿論開始了轉向的萌芽。記得當時在美國短暫工作，見到美國資深媒體人孟捷慕（James Mann）。他在美國國會參議院作證，較早談到幻想中國會變成另一個美國的“接觸策略”將會完全失敗。但當時聽信孟捷慕的美國人還是較少的。

到2012年奧巴馬第二個任期“重返亞洲”時，美國對中國的警覺才開始。我2016年寫過《美國的焦慮》一書，談及那幾年在美國訪問調研時的看法，感覺到美國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困惑、糾結與恐懼。

2017年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所有的搖擺與糾結，2018年美國戰略報告直接把中國定義為最大競爭對手，取代了過去恐怖主義、伊朗、朝鮮或俄羅斯的地位。這裏面最大的誘因是，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強大的真實感知。十八大以後，中國造航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南海造島礁、搞高科技、造大飛機等等。美國人認為，中國就是朝着一個“超級大國”的狀態來打造自己，活生生就是一個19世紀美國崛起時的樣子。但他們只猜對了一半，中國是要謀求國家崛起、民族復興，但中國不會成為美國過去的樣子。

**觀察者網：**對美輿論也是大潮流裏有小浪花，這期間也有對美友好的聲音。但在強硬派佔上風的輿論場裏，這類聲音往往會被認為不合時宜，甚至被貼上“投降派”的標籤。但另一方面，當中美關係出現好轉時，媒體輿論風向又會生硬轉變，給人一種輿論宣傳沒有定力的觀感。您覺得對於友好派和強硬派兩種聲音，我們該如何把握兩者之間的關係？對美輿論如何留有緩衝地帶，保持輿論定力，避免急轉彎對媒體和學者公信力的影響？

**王文：**其實，在我看來，中國學界對美國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友好派和強硬派。對美戰略研究界也沒有很清晰地區分誰是友好派，誰是強硬派。在中國，美國研究的圈子並不大，平時常常會在研討會中見面，私下聚會更是稀鬆。但中國學界與美國學界的最大不同在於，意識形態桎梏較少，務實主義較多。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立場仍是站在中國這邊的。

對美輿論的急轉，尤其是最近的舊金山會晤前後，並非學術界有意為之，也不像過去那樣由官方刻意為之，而是國內輿論從雙邊外交氛圍出發而產生的一種輿論自覺。那些不在學術界、但在新媒體上部分引領着輿論的大V及一些媒體擁有必要的政治敏感性，不願意在這個節骨眼上繼續靠罵美國而獲得流量。我完全同意在對美國輿論上要避免急轉變。平視美國，是最理性的對美態度。

**觀察者網：**再説回中美關係，上次和您交流，提到了“鬥爭性”的問題，這一點在中美關係上體現的特別明顯。我們現在經常講中美之間是“鬥而不破”，“鬥”的技巧有哪些？“不破”的力度又該如何把握？

王文：“鬥而不破”，更多指的是外交戰線上的底線，提醒所有人要在對美關係上掌握火候與底線。在輿論場上，沒有任何人有“破”中美關係的能力與影響力。外交戰績上的“不破”，提醒輿論界的人士在對美評議上，不要把話説得太絕。比如，動輒“中美一戰”的説法，就顯得有失偏頗與武斷。

真正的“鬥”不是在輿論場上説幾句狠話，而是表現在日常工作中的精細與實用。在輿論界，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學者與媒體人能夠在美國媒體中發文發聲，將中國聲音真正傳到美國社會去；在媒體界，是否可以報道更多有傳播率的信息，更好地讓世界看到或聽到中國故事，以逐漸扭轉美國媒體的主導權；在公共外交戰績上，是否可以真正交到美國朋友、爭取美國民心；在學術研究上，是否可以真正找到一些證據、線索或論述，削弱與破解美國主導的國際話語權，等等。這些實際的工作都是“鬥”的表現。

“鬥”的形式很多樣，在輿論界上與美方唇槍舌戰是一種“鬥”，真誠交幾位美國好朋友也是一種“鬥”。在當下中國軍力足以防禦的時代，“鬥”的含義不是説要讓每一個人上戰場、讓每一個都去罵美國，或者在輿論場上鬥狠，而是將自身能力為推動國家實力提升的做出有益的貢獻。

**觀察者網：**這次中美元首會晤前，美國可謂做足了鋪墊，從5月份開始不斷派高官訪華，到近期中美在經貿、軍事、民間交流領域多有會談和破冰，中方也有藉此次會晤與美國達成某些訴求。我們是否可以推斷，未來一段時期內，中美之間利益互換會成為常規操作手段？中美之間還存不存在合作共贏的可能？

**王文：**利益互換，在大國互動中是相當正常的，可以將其視為博弈的一種必要手段。但今年5月以來，美國不斷派高官來訪，與其説是利益互換的結果，不如説是中國對美“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結果。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從去年應對佩洛西竄台到對沖今年氣球事件，中國承受了美國屢屢“極限施壓”之後，對美國的鬥爭能力與經驗都大幅提升。

經過美國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氣候特使等一系列高官訪華之後，中國才派高官回訪的進程看，中國的確是拿捏住了2023年夏季以來美國有求於中國更多的節點。隨着巴以衝突加劇，美國對華的訴求進一步提升。讓兩國關係繼續惡化的代價，進入2024大選年的拜登政府更承受不了。看透了美國“三把斧”之後，中國對美的未來博弈就會更有底氣。

面對中美未來幾年由於實力消長產生的結構性矛盾衝突，中美能夠合作共贏的基礎是鬥爭實力。中美在氣候變化、跨境反洗錢等多個領域是有合作共贏空間的，但在科技、貿易、台灣、新疆、西藏、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上，“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路還很長。與美國的合作共贏，不是求出來的，更不是跪出來，而是“敢鬥善鬥”出來的。

當地時間11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舊金山斐洛裏莊園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 攝

**觀察者網：**普遍的看法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不會改變，特別是在科技、經貿領域，對中國的制裁並不會鬆動，目前也沒有看到鬆動的痕跡。這種情況下，舊金山會晤會如何開啓中美關係新里程？在中美競爭不可避免，“管控風險”成為共識的情況下，這個風險的臨界點在哪裏？又對中美在下一輪接觸中提出了哪些更高的要求？

**王文：**在我看來，舊金山會晤是一次中國對美國“公開講白話”、“博弈劃紅線”、“全球定原則”的新里程碑，背後是中國柔中帶剛式的硬氣。

所謂“公開講白話”，是指中國與美國沒有藏着掖着，在打明牌，習近平主席説“中國沒有超越美國或取代美國的規劃”，就是明顯例證。

所謂“博弈劃紅線”，是指明確告訴美國不能説一套、做一套，要把説過的話落實到位，尤其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火。

所謂“全球定原則”是指，中國首次講“地球那麼大，可以容得下中美兩國”，而過去是講“太平洋之大，可以容得下中美兩國”，從“太平洋”到“地球”，講述的是在整個全球範圍內的包容原則。

很明顯，這些話比一年前在巴厘島會晤時更清晰、更直白，這是為“管控風險”提出更緊迫的警示。畢竟，在過去兩三年的時間，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玩火太久，不只是在允許包括眾議長佩洛西在內的諸多高官訪問台灣，還不斷對台灣售武且總量比歷屆總統總額還要多，這些慫恿給“台獨”釋放了錯誤信號，讓台灣問題成為中美最大風險的爆發幾率直線上升。

這次舊金山會晤將台灣問題定義為“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且明確要求美國要“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實際上是對中美下一輪接觸的可實施方案提出打下輔墊，即如何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如何逐步停止。通過一系列公開的信息，以及中國對美國打的戰略明牌，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離和平統一的時刻越來越近了。

**觀察者網：**習近平主席這次在美國，多次強調了美國人民在兩國友好關係中的作用，並在與拜登的會晤中表示，要加強中美各領域對話合作，包括擴大教育、留學生、青年、文化、體育和工商界交流，等等。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寄希望於美國人民，中國提出這個論斷的依據是什麼？如何在高層交往交流不暢的情況下，推動民間交流，包括二軌外交、1.5軌外交？

王文：《經濟學人》近期有一個民意調查，認為不同年齡段的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很不一樣。認為中國“友好”的美國年輕人比例遠遠高於中年人、老年人。中國網絡上還有兩位“90後”美國青年郭傑瑞、戴三才（Zak Dychtwald），他們都願意用“理解、尊重、求同存異”的態度看待中國的人和事。

從這個角度看，寄希望於美國人民，其實是寄希望於年輕一代，通過兩國技術代差、實力比拼的接近，比如當越來越多年輕人在新媒體尤其是Tiktok上看到繁華的中國城市、祥和的中國社會、先進的數字經濟時，很自然會產生對中國的“理解、尊重與求同存異”。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應該有更多對美國的“接觸”策略。要讓更多中國人不設限地接觸美國人，讓更多美國人進入中國。越接觸中國，可能會讓對方更知道中國的國家實力與社會便捷，也更能理解中國的不易與艱辛。對此，在各個層面上改革外事報批制度，便利化中美人文交流，克服各種條件鼓勵中美民間交流，變得越來越迫切。

拜登向習近平主席展示他38年前在舊金山市考察時的照片 /華春瑩X平台截圖

**觀察者網：**美國精英層和普通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是不一樣的，相比之下，精英層的友好人士可能還要多一些，普通民眾在民粹主義的裹挾下，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更多。您覺得在和美國不同階層打交道時，在交流方式上應該採取哪些不同的策略？

**王文：**我曾去過美國20多個州，每個州之間對中國的觀感是相當不一樣的。一般看來，越遠離華盛頓，越遠離大都市，越有可能對中國更友好、更樸實。尤其是中西部州，對中國的態度普遍沒有像華盛頓那麼敵視。

美國政治精英層們偏好於意識形態或現實主義的視角，看待中美之間“老大易位”矛盾，但普通老百姓想法並沒有那麼複雜。即使他們被一些民粹主義輿論潮流影響，但一旦與旅遊、貿易、教育等與個人事務掛鈎的事件裏，他們對華態度往往是務實的。

由此看，推動全方位開放政策，改善國內旅遊質量與環境，讓更多美國人以各種方式走進中國，喜歡來中國，或許，中美兩國的許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正如著名學者章百家先生的一篇名作，中國一向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據統計，2023年外國遊客排名最多的前十大國家中，已沒有中國。中國的旅遊景點、數字支付、跨境金融、網絡服務等等若都能再往前進一步，外國對中國的印象肯定會進一大截，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也更能夠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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