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晨陽：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麼？

11月15日至17日，美國舊金山進入“APEC時間”。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這一西海岸港口城市召開，包括21個經濟體的領導人、部長、企業高管等在內的數萬人齊聚於此。

當前國際局勢複雜多變，全球經濟面臨重重暗礁。為此，會議發表的《2023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舊金山宣言》強調，亞太經合組織必須利用技術和經濟進步，繼續釋放本地區的巨大潛力和活力，促進經濟增長，應對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所有環境挑戰。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的亞太發展“三問”——要把一個什麼樣的亞太帶到本世紀中葉？如何打造亞太發展的下一個“黃金三十年”？在這一進程中如何更好發揮亞太經合組織作用？——引發廣泛共鳴的同時也引來熱烈討論。

APEC可以通過哪些措施“為所有人創建強韌和可持續未來”？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相應地，其自身機制又該如何完善，以切實提升合作的實效性？圍繞相關問題，觀察者網採訪了曾擔任APEC願景小組（AVG）中國代表的南開大學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劉晨陽。

【受訪者/劉晨陽】

·“主渠道”

觀察者網：今年APEC會議的主題是“為所有人創建強韌和可持續未來”。結合當前局勢，如何深刻理解“強韌”這個詞？具體表現應有哪些？

**劉晨陽：“**強韌”這詞並非在這次會議首次出現，而是近幾年在APEC中較為常見的一個關鍵詞。

首先，“強韌和可持續未來”與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亞新願景緊密相連——布特拉加亞願景設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個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的目標。因此，“強韌”一詞對於打造亞太共同體而言也是非常關鍵的。

圖片來源：NBC

從當前大背景來看，我認為“強韌”之所以成為APEC會議中經常出現乃至成為新願景的關鍵詞，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個是從應對挑戰和危機的能力方面體現韌性，即當遇到較大的結構性衝擊或突發事件時，APEC能否協調組織大家一起有效應對。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來的新冠兩次疫情，這些都屬於突發的大規模的對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會產生影響的事件。APEC在面對這些危機時採取的措施，體現了它作為一個非常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的特點和能力。

另一方面，韌性體現在能否為經濟增長提供一種強勁的內在驅動力。這種經濟增長不是單單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個階段內過快實現，曇花一現；而是長期擁有內在驅動力，實現健康的、可持續的發展。這驅動力是多元的，包括創新和新技術的發展。要想通過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讓各個成員充分參與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是關鍵因素。

觀察者網：這次APEC峯會看上去成果頗豐，在您看來有哪些點值得大家多加關注？

**劉晨陽：**這次的《領導人宣言》有幾個地方讓我印象較深。

首先，它非常明確地強調APEC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過往這麼多年的《領導人宣言》都從未明確強調過這點。

其實，這也是過去多年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經濟體經常表達的一個訴求，而這次《領導人宣言》正式把這句話凸顯出來，這説明在當前全球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演變趨於複雜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認識到APEC所獨具的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價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優勢所在。

先前大家對於亞太路徑之爭可能有些擔憂，比如擔心美國的“印太戰略”會不會對APEC形成根本性衝擊，並分散APEC成員參與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認為如今這個“主渠道”的表述，為APEC未來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共識基礎。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會前，一些媒體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員們的共識，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領域，更加有效、明確地推進新願景的落實。這應該也是本次會議大家期待的重點之一。

通過這次的宣言，我認為在找交集共識方面，大家已經達成了許多實際的合作意向和開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遠景三大主要支柱領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續發展領域。因此，我注意到這次宣言中的很多內容與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轉型、低碳發展、糧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經濟發展模式及能源轉型衝擊的弱勢羣體，幫助他們更好地參與經濟活動等內容密切相關。

從這個角度看，在下一個階段，APEC作為區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亞太共同體或中國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涉及民生和不同羣體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參與合作，讓大家共同從包容和可持續的角度實現合作共贏。

·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麼？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印太戰略”對APEC的衝擊，這次美國一邊舉辦APEC，一邊召開由其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部長級會議。除了IPEF，亞太地區還有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貿協定》，並且類似組織、協議還在不斷增加和發展。在您看來，這些與APEC是互為補充，還是某種程度上存在競爭或干擾？

**劉晨陽：**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從區域合作機制的類型劃分，我們可以將其分為約束性和非約束性兩大類。APEC始終將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自身框架下的一個重要議題，因此你剛才提到的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協定的衍生和發展，都是APEC在積極促進，並起到協調者的作用，讓自貿協定之間平衡發展、相互促進，而不是產生封閉式貿易集團相互競爭的效果。

在某種程度上，一方面，我認為APEC發揮了驅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度發展的角色；另一方面，這些協定與APEC的自主自願、靈活漸進、協商一致以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觀上形成了互補關係。成員們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接受市場開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適性更高的模式，參與基於自主自願的開放；當條件成熟或具備能力時，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貿協定。我認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衝突或相互競爭。

另一方面，APEC在設定2040年新願景時，也將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貿易投資的重要方面；同時，將亞太自貿區作為一個最能體現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水平的中長期目標。也就是説，APEC現在要做的是解決亞太地區已存在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數量眾多且標準不一的現狀——這是一種類似“意大利麪碗效應”的複雜局面。

通過亞太自貿區，它將構建一個涵蓋整個亞太地區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較理想的模式是將現有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這樣的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各自平行發展路徑，再通過融合對接或進一步擴員等方式實現亞太自貿區。

寧波舟山港北侖港區集裝箱碼頭作業場景（資料圖/新華社）

從這個角度來看，自貿協定能否健康發展乃至最終融合對接，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實現亞太共同體目標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換言之，我認為建成亞太自貿區應該是亞太共同體目標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APEC與地區自貿協定之間的關係。

觀察者網：您多次提到APEC“非約束性”“自主自願”等原則，這些原則自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在實踐過程中難免也帶來不少困擾，尤其是在成員利益日趨多元化甚至產生衝突的情況下，對成員缺乏約束力，也容易導致運行效率低下、合作實效性較差等問題。您幾年前的一篇論文也曾點出這些問題。如今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好的改進建議麼？

**劉晨陽：**確實，如何加強APEC的效率，讓其變得更具有成果導向，這不僅是我個人表達的觀點，可能也是APEC多年來討論後達成的共識之一。然而，現在我覺得我們還需要關注國際或區域合作的新形勢、新趨勢以及外部各種因素的影響，這些情況也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説，在不同情況下，誰更有效率、誰能在較長時間內推進合作、誰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辯證客觀地看待。

比如，WTO作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約束力的多邊合作機制，從2001年多哈回合談判啓動至今已有20多年，始終無法達成最終協定，甚至連最重要的WTO爭端解決機制都已經停擺。也就是説，在形式上具有約束力的合作模式，在當前複雜的多種因素影響下，可能無法實現其本身應體現的合作機制優越性。

再有，現在以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的區域一體化，同樣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由於數量眾多，標準不一，實施成本相當大。另外，以“印太經濟框架”為代表的區域合作機制，背後摻雜了眾多地緣政治因素，使得許多成員既無法獲得真正的經濟收益，還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挾和綁架，從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選邊站。在這種情況下，它本身是否基於市場開放原則推進合作，這點都存疑。

IPEF領導人合照（白宮視頻截圖）

考慮到這兩個因素，我認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讓大家能夠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識，再由領導人最高層面推進，之後通過委員會工作組等機制落實，這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經過談判或主權讓渡才能參與合作的模式更容易達成階段性成果。例如，“APEC環境產品清單”在2012年領導人會議達成一致後，大家迅速明確了清單目錄，然後降税。APEC在該領域的合作對促成WTO《環境產品協定》談判的啓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認為下一步若要強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採取類似於之前APEC推進的“部門自願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們不要求所有成員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讓部分成員先行動起來，起到示範作用，再讓其他成員自願加入。在未來的合作項目和領域中，這種模式可以繼續推廣。

另一方面，APEC可以與其他多邊機構或組織加強聯動，共同參與項目投入，彙集更多資源。如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們現在又強調數字基礎設施，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開發銀行（亞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都可以參與。

觀察者網：實際上，您這答覆也回答了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談到的“如何打造亞太發展的下一個‘黃金三十年’？在這一進程中如何更好發揮亞太經合組織作用？”。

劉晨陽：對。再引申一點，也是許多專家的呼聲，認為APEC不應侷限於亞太，而應該是一個全球性的APEC，讓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承擔更多重要作用，彌補目前多邊合作機制存在的缺陷。

實際上，近年來APEC在推進包容和可持續發展、全方位互聯互通等領域與G20等合作機制之間的聯動關係越來越明顯。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大家在多邊合作層面的很多利益訴求；下一步，APEC應該能夠提供一些機制化設計，讓它在多邊層面發揮更多作用，並與各種不同層次的區域合作機制形成互動。

此外我認為，以工商界為代表的社會各界可以更好地、實質性地參與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為領導人們與工商界代表開展對話提供了平台，雖然這很重要，但我們仍需設計一些機制或加強項目實施，讓工商界和私營部門的資源能更充分地參與到各領域的合作中。

蘋果CEO庫克出席APEC晚宴（視頻截圖）

在落實方面，應該加強項目引導，加強合作計劃與行動計劃的階段性實施評估，以此來吸引工商界和社會羣體的參與。這可能也是下一步讓APEC更具效率和影響性的模式。

觀察者網：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強合作的實效性”。提到地緣政治，近幾年中美關係的變化對全球經貿往來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宏觀層面來看，它是主導性因素之一，您剛剛也提到，一些國家和地區有時面臨選邊站的難題。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們是否有數據統計過，中美關係的變化會如何影響亞太地區的經貿聯繫？

**劉晨陽：**客觀來説，儘管中美關係總是在曲折中發展，但過去30餘年來中美雙邊經貿總體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因此並沒有對亞太地區整體的貿易投資格局產生非常直接的負面影響。

我認為過往亞太地區經貿在數據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為週期性經濟危機或疫情，這些因素的影響是最直接的。中美關係變化對亞太地區的影響，更直接體現在亞太區域合作的整體氛圍方面，也就是影響成員們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幾年，美國開始推行“小院高牆”和“脱鈎斷鏈”，亞太地區原先基於市場規律優化佈局產業和完善供應鏈體系的進程受到了直接衝擊。令人高興的是，這次中美峯會上，雙方領導人在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方面達成了一些新的共識。

而且我注意到這次《領導人宣言》中也明確提到，APEC要在亞太地區致力於以市場驅動方式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這是一個非常積極且重要的信號。我認為這次宣言中提到的氣候變化、能源轉型等事項，如果下一步能轉化為APEC的具體合作項目或合作計劃，將有助於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

·中國：從“初學者”到“引領者”

觀察者網：在這屆APEC會議上，中國繼續展現了大國擔當。您能否為讀者總結一下從1991年加入APEC至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發生了哪些變化？

**劉晨陽：**1991年，中國加入APEC。需要重點強調的一點是，這是中國加入的第一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就是説，那時的中國是作為一個新手和初學者，加入到區域經濟化浪潮中。

考慮到亞太區域合作的總體客觀情況，即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多樣性顯著，因此中國自加入APEC以來，就致力於打造適合這個地區特徵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和合作理念，將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這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前提，可能無法讓大家真正平等地、充分地參與合作。

因此，所謂“APEC方式”（APEC Approach）包含幾個關鍵要素，即自主自願、靈活漸進、協商一致，以及將單邊行動計劃與集體行動計劃相結合，我認為這種模式的打造，中國在其中發揮了積極推進的作用。直至現在，這種模式仍是APEC的典型優勢，是開展合作的制度性優勢。

在設定目標框架時，我們強調了在推進市場開放、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這一大支柱的同時，也必須將經濟技術合作作為另一個重要支柱，更好地考慮廣大發展成員參與合作的能力、意願以及利益訴求的平衡。這就是著名的“兩個輪子”一起轉，共同推動APEC貿易目標的實現，與中國發揮的積極作用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中國不僅積極推進相關合作理念和框架建設，實際上從1991年加入直到2001年“入世”，這10年間，中國一直將APEC視為一個自主推進自身開放、更好地對接國際經貿新規則的有效實驗場。

儘管説是自主自願，但當時我們關税的總體水平快速降低、很多非關税壁壘的削減，實際上都是在APEC框架下完成的。因此，我個人認為在當時階段，中國是以單邊行動計劃的方式推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那個階段，在所有APEC成員中，在推進貿易自由化方面，中國的貢獻度可以排在最前列。

自2014年中國第二次主辦APEC會議以來，我們的角色實現了質的飛躍。中國在打造APEC合作的新議題方面，能力大大提升。這表明中國能夠與時俱進地根據亞太區域合作的最新趨勢和大家的利益訴求，主動發起議題或將議題主流化，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全方位互聯互通、亞太自由貿易區及全球價值鏈合作等。

2014年11月10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舉行，北京在奧林匹克公園舉行焰火表演。（圖/新華社）

現在，關於2040年新願景的形成，因為我自己也是作為願景小組的中方代表，連續兩年參加了這項工作，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對於新願景的關注。特別是將創新增長、包容和可持續增長，以及在貿易投資中如何實現互聯互通等因素都納入其中，中國在這方面的工作中確實發揮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對於2040年新願景的形成和未來20多年APEC的合作藍圖制定，我認為“引領者”這個角色更為突出。而且我要強調的是，中國的這種引領，不像傳統的有約束力的多邊合作機制，有賴於擁有更多的投票權、發言權；不是這樣的，而是我們所提出的觀點、建議、主張更加適應組織自身發展的規律，更能契合大多數成員的利益訴求，使其被接受並轉化為APEC的實質性文件或合作計劃。

觀察者網：對於您的這番描述，我想到一個可能不是那麼貼切的比喻：剛加入APEC的前10年，我們在盡力藉助這平台與國際“接軌”；後來，我們基於自己的體驗、觀察和努力，試圖讓更多人搭上這條“軌道”，與此同時，儘量讓大家搭得方便、舒心；而如今，我們希望能與大家一同設定“軌道”前進的方向。

**劉晨陽：**我認為你的總結非常準確和客觀。在參與APEC合作的早期階段，我們確實可能更多地會考慮藉助這個平台，為自身的改革開放、融入區域和多邊合作創造更多機遇。

隨着中國參與多元化合作機制，成為WTO成員，並參與了多個FTA，我們的自主開放和參與多邊合作的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我們開始嘗試打造合作議題，或在某些領域主動地、更深入地發展。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一方，開始針對全球和地區的大形勢，探討如何創造更良好的地區合作環境和制度環境；在貢獻和創造地區合作公共產品方面，中國已經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種角色變化也是水到渠成，隨着自身經濟實力以及市場化水平的提升，中國的角色會自然達到這麼一種效果。

觀察者網：您剛剛提到您也參加了願景小組的工作。在這個項目中，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劉晨陽：**我們這項工作持續了兩年時間，之後向領導人提交了一份報告，再由領導人們進行進一步磋商。所以，實際上新願景的達成過程大約持續了三年。這本身説明，大家就什麼能形成共識，這個確認的過程是一個有難度且複雜的過程。但反過來説，最終能形成的願景結果，真的是大家認為非常重要且能共同推進的。

雖然過程很複雜，但願景小組的代表們無論是政府背景、學術背景還是工商界背景，大家對APEC的發展潛力及應該發揮的作用仍懷有高度共識。大家各抒己見，再逐步排除爭議較多的問題，將目標縮攏，形成共識。我認為這個過程真的是體現了APEC多年來的獨特傳統，就是協商一致、靈活漸進，儘量想辦法協調立場，求同存異，這種意識非常重要。

APEC新願景，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里程碑意義，就在於達成不易，但是一旦達成，就為大家在現有基礎上推進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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