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一個西方立場的切爾諾貝利故事

【文/ 江曉原】

核電成本為何難以估算

在許多人心目中，“新能源”中當然包括核電。但實際上核電在“新能源”中居於一個非常奇怪的地位，有時它被排除在諸“新能源”（太陽能、風能、地熱等）之外，有時被包括在內，卻又被限定為“聚變核能”——那是至今還遠遠無法實際應用的設想。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在他的《未來：改變全球的六大驅動力》（The Future: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2013）一書中，對於如今備受爭議的核電着墨不多，不過他認為：“最近幾十年來，核反應堆的成本由於各種原因一直在大幅穩步上升。在發生日本福島核電站悲劇之後，核能源的前景進一步暗淡下來。”他還認為，雖然世界上仍有不少核電站正在建設中，“但是以低碳能源選擇評估標準來看，核能源的成本和潛在安全隱患都是顯著的負面因素”。

戈爾的上述措詞已經十分謹慎，而他在另一本著作《我們的選擇——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2009）中，則明確告訴讀者：“核能的利用處於停滯和倒退狀態”。戈爾在這一章中談到了核電目前的兩個致命問題：

一是核電設施本身的安全難以保障（注意此書作於日本福島核電災難之前），二是核電運行中產生的核廢料無法長期安全存放。這兩個問題也正是人們質疑核電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經常被告知，核電是“高效、經濟”的，但戈爾所説的“核反應堆的成本由於各種原因一直在大幅穩步上升”，是指目前很難在美國或歐洲找到一家著名的工程公司願意為核電廠的建設成本作出估算，他還引用“世界核能組織”戰略與研究部門主任史蒂夫·基德在《國際核能工程》中的説法：“要對當前的核電廠建設成本作一個精確的估計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核電廠的建設成本難以估算呢？其實不難理解——在核電的上述兩個致命難題目前尚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核電廠的潛在風險最終都將由社會及政府來承擔，其建設成本當然就無法精確估算了。切爾諾貝利（1986）和福島（2011）的核電災難都證明了這一點。

“與魔鬼同行”

考慮到全球對電力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長，地球上煤炭、石油、天然氣的儲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夠替代上述三者的能源方案中，目前核電相對來説是最為成熟的。人們經常等不及新能源的研發和推廣，所以核電在許多人看來仍是目前難以放棄的選擇，遂有“核電就是魔鬼也只能與它同行”的説法，因為核電確實存在着隱患和難題。

我們多年來習慣把科普看作一種歌頌科學技術的活動，而在傳統的科普理念中，科學技術可能帶來的任何危害和負面作用，都被斷然排除在科普內容之外。例如有關核電的科普，總是強調核電如何“高效”“清潔”“安全”。但對核電實際面臨的問題和可能的危害，則幾乎總是絕口不提。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通常被認為屬於“環保”話題，而不是核電科普的題中應有之義。

例如，核電站最大的問題，是它運行中所產生的放射性核廢料。世界各國都為此事大傷腦筋，至今尚無完善的解決辦法。在世界各地的核電運行中，核廢料繼續分分秒秒在產生並堆積起來。

廢料被儲存在硼水池中，大概幾十年之後再進行永久處置（圖源：網絡）

美國和日本的辦法，起先是將核廢料裝入金屬桶後丟進大海（讓人直接聯想到現今日本悍然將福島核污水排海）。以《寂靜的春天》名世的蕾切爾·卡森，曾長期在美國聯邦政府所屬的“魚類及野生生物調查所”任職（1935～1952年），在此期間她撰有《海洋傳》（The Sea Around Us），在1961年的修訂版中（這個版本的中譯本序是筆者寫的），她向讀者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

人們長期以來把海洋當作一個排污場，所以核廢料也被裝入密封桶中沉入海底。雖然當時説應該沉入1800米深的海中（卡森指出有時它們實際上被丟棄在更淺的海域），但是這些密封桶的設計壽命有限（50年左右），而且人類對海洋深處的情況還很不瞭解，一旦污染物泄漏會有什麼後果？卡森對此提出了深切的憂慮與警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的許多研究也表明，由於海中的動力過程以及生物作用等影響，深海存放核廢料是不安全的。卡森指出，海洋不能無止境地吸納各種垃圾，而是一個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生命體。海洋中的微生物會吸收那些污染物質，而微生物又會被大生物吞噬，而大生物又會四處活動，將這些有毒物質進一步擴散，而人類最終還要吃各種魚……

後來聯合國禁止繼續向海洋丟棄核廢料，美國就計劃在尤卡山的地下隧道存放77000噸高放射性核廢料，但不幸的是他們現有的核廢料已經足以填滿尤卡山；日本則打算在青森縣建立“核燃基地”，計劃在那裏堆放300萬桶核廢料，並持續管理300年。而以核電運行中產生的廢料之一放射性鈈239為例，它的半衰期就長達24000年，持續管理300年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本書的可取之處

在上面的背景之下，再來看這本《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Chernobly: The History of a Nuclear Catastrophe），就容易獲得正確的理解並吸取有用的養料了。

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發生於1986年，到1991年蘇聯解體，已經經過了5年，蘇聯對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的應對，在此期間已經基本完成。當然因為災難後果極其嚴重，各方面的影響至今也無法完全消除。

1986年5月26日，烏克蘭切爾諾貝利，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致命爆炸（圖源：視覺中國）

對於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的發生原因、蘇聯政府和有關機構的應對成敗等問題，西方和蘇聯/俄羅斯都有各自的敍事，已經發表了無數回憶、評論和訪談文章，出版了大量有關書籍，還拍攝了講述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的電影。在這樣的情況下，浦洛基再添加一本著作，意義何在呢？

本書作者沙利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生於俄羅斯，成長於烏克蘭，現為哈佛大學教授，國籍是美國人。這就意味着，他是一個有能力使用俄語文獻的西方作者。他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這個優勢，書中引述了許多當時蘇聯的相關史料。僅這一點，就有可能使他這本《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獲得優勝之處：和一般西方學者相比，他有文獻方面的優勢；和蘇聯/俄羅斯學者相比，他又有話語權方面的優勢。

在上述優勢條件下，浦洛基和其他一些著作一樣，當然也提供了大體完整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始末，不過側重點難免有所不同——這對於讓世人更好地瞭解這場災難來説，至少也會有“兼聽則明”的好處。

在本書中，浦洛基將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與5年後的蘇聯解體聯繫起來，他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是“蘇聯終結的序幕”。這個觀點無論在事實上能否成立，至少是具有啓發意義的。

浦洛基提出的理由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不僅挑戰、而且顛覆了蘇聯舊有的秩序。公開性政策使媒體和公民有權縱論時政，褒貶當局，而這一政策正是源於後切爾諾貝利時代。隨着民眾越來越多地要求政府公開信息，原有的保密文化逐漸退卻。切爾諾貝利的災難使政府承認，生態問題可以成為蘇聯公民成立自己組織的合法理由，這一做法打破了蘇共對蘇聯政治活動的壟斷。首批蘇聯羣眾團體和政黨在生態運動中出現，並且席捲了蘇聯污染嚴重的工業中心。”從浦洛基這裏的敍述，可以明顯看到西方利用生態議題對社會主義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歷史痕跡，儘管浦洛基並不打算引導讀者去關注這種痕跡。

考慮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發生時，戈爾巴喬夫已經在大力推行他那種實際上是自毀長城的新政策，所以切爾諾貝利災難對於蘇聯解體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還是可以商榷的。不過將它視為壓垮駱駝的稻草之一，應該可以言之成理。

本書的問題

不得不説，本書的問題相當嚴重，而且這些問題都具有隱蔽性質。

例如，是在貫穿全書的敍述中，作者刻意將烏克蘭地方當局表達成一個與蘇聯平行的國家政府，全書充滿了這樣的句式：“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自凌晨2電40分起，就一直與烏克蘭政府總理奧萊克桑德·利亞什科進行通話”“包括利亞什科在內的烏克蘭領導人是從莫斯科方面獲悉在自己的領土普里皮亞季所發生的事故”……這種句式在不瞭解相關歷史的讀者看起來十分正常，作者似乎是在敍述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

但事實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發生於蘇聯解體之前5年，那時烏克蘭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實際上就是蘇聯這個國家中的一個行省。而本書原版出版於2018年，那時烏克蘭與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的關係已經急劇惡化，本書作者作為一個入籍美國的烏克蘭學者，他個人的政治立場對本書敍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又如，作者在書中借他人之口，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是俄羅斯人故意將此類電站建在烏克蘭領土上，他們知道如果發生事故的話，主要是烏克蘭人遭殃。”任何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説法的荒謬——建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時，烏克蘭是蘇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然而作者卻對這種觀點毫無分析和批評。

再如，本書初版於2018年，福島核電災難已經發生了7年，但是本書作者只在“尾聲”的末尾提了一句“在切爾諾貝利事件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候，還是發生了福島核事故”，然而才隔了幾行，作者總結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的教訓，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消除孤立主義至關重要”。但是按照西方的標準，日本是“孤立主義”國家嗎？那裏不是有着完全西式的“民主制度”嗎？為什麼也會發生核電災難？

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發生於1986年，到福島核電災難上演的2011年之前，將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歸咎於蘇聯的體制，並指責蘇聯政府應對不力，成為一種非常省事、甚至非常“政治正確”的説法。但是福島核電災難的發生，特別是日本政府在應對上的無能和不負責任，甚至悍然將核污水排海禍及全球，簡直達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這對用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指責蘇聯的説法，至少在客觀上形成了致命的對比和挑戰。這也許就是本書作者在全書敍事中對福島核電災難視若無睹從不提及的隱秘原因吧。

總的來説，本書是關於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的一個西方立場的故事版本，讀者本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之旨，閲讀它還是會有收穫的。但必須注意不要被作者通過隱秘的敍事技巧而誤導。本書譯者宋虹，對自己翻譯的作品難免有些好感，在“譯後記”中對本書作者也説了一些讚頌之辭，不過在最後還是忍不住告誡讀者：“閲讀時應該秉持理性而客觀的態度，獨立思考，莫盡信，莫惘然。”旨哉斯言，真可在開讀本書前三誦之也。

今天回顧切爾諾貝利的意義

在福島核電災難發生之後，再利用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從社會制度方面去詆譭蘇聯，已經在邏輯上失去依據。那麼今天我們再次回顧切爾諾貝利核電災難的意義何在呢？

這個意義就在於：讓我們認識到核電在當下社會中，實際上是一種“高風險高收益”的產業。上文所述戈爾強調核電成本難以估算，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核電當然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在以核廢料為首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之前，發展核電產業基本上只能在如下幾種路徑上努力：

1.研發更安全的核反應堆，並大力加強管理確保安全運行——切爾諾貝利的核電災難就與管理不善有關。

2.從技術上設法減少核廢料的產生，目前主要仍是從研發新型的反應堆入手。

3.加強核廢料的處理和再次利用等措施。法國在這方面可能較為領先，因為法國是全國電力中核電佔比非常高的國家。

核電產業在中國發展迅速，在全國電力中的佔比逐年有所提升。而且中國核電至今安全紀錄良好，目前已開始向國外輸出設備和技術。為了解決核廢料難題，中國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源，在甘肅省建設的核廢料處理基地，也已經多次見諸媒體公開報導。

如果説發展核電真的是“與魔鬼同行”，我們也必須駕馭住這個“魔鬼”，只讓它為我們幹活，而不讓它作惡。

本文原為作者給《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新譯本的審讀意見文。《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美）沙利希·浦洛基著，宋虹等譯，廣東人民出版社，預計202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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