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弗裏德曼：面對中國，美國總統不能露怯，但更不能冒險

【文/傑弗裏·弗裏德曼 翻譯/寧櫟 校對/周子怡】

目前，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許多事情上存在分歧，比如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墮胎，以及拜登是否真的贏得了2020年大選。但在國際事務方面，幾乎所有候選人都採取了激進的強硬立場。前四名領先者德桑蒂斯、妮基·黑莉、維維克·拉馬斯瓦米和前總統特朗普，都主張攻擊墨西哥以打擊該國的販毒集團。例如，特朗普表示，他將向墨西哥派遣“所有必要的軍事力量，包括美國海軍”。這些候選人還呼籲升級與伊朗的對抗。從總體來説，他們要求對中國施加更多敵意，不惜使用聳人聽聞的措辭。例如，德桑蒂斯宣稱美國必須像對待“蘇聯”那樣對待北京；黑利斷言中國正在領導一個新的全球“邪惡軸心”；拉馬斯瓦米稱中國為“我們的頭號敵人”。

2023年9月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和生物技術投資者維維克·拉馬斯瓦米在加利福尼亞州西米谷參加總統候選人辯論

從表面上看，這些立場似乎與美國人的態度脱節。路透社2023年9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只有29%的選民贊成在沒有墨西哥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攻擊墨西哥的販毒集團，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墨西哥政府不會同意。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今年1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22%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手。儘管全國性調查不一定反映初選選民的觀點，但特朗普在2016年能在共和黨裏勝出，靠的確實是主張放棄軍事幹預主義並承諾減少美國的全球介入。因此，向墨西哥派遣美國士兵或對中國發動冷戰的主張，明顯違背了美國的傳統智慧，即美國人希望總統避免耗資巨大的海外行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內。

但是，儘管美國人説他們反對本國侵略性的單獨干預或者行動，但他們的投票行為表明，他們喜歡強硬、好鬥的總統。根據我的研究，認定政治家是一位強大的領導人，比認同他的外交政策立場，前者吸引選民投票的可能性是後者3倍。當選民被問到為什麼一位總統候選人在處理外交政策方面會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時，選民提到候選人的個人品質（如力量和果斷）的可能性，是讚揚候選人外交政策綱領中具體內容的2倍多。這些模式表明，只要這有助於顯示總統和總統候選人是個夠格擔任總司令的強人，他有可能採取不受歡迎的外交政策立場。

政客們早已發現了這個秘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兩黨候選人都經常使用激進的外交政策來證明他們有足夠實力領導美國。這種強硬態度有助於贏得選舉。但這也產生了一系列違背了公眾意見的後果，包括高漲的國防預算，隨意捲入戰爭，單邊外交。

鑑於冰冷的選舉邏輯，修復這種脱節並不容易。但是，如果候選人將他們的強硬從國際對手轉向好戰的國內精英，他們就可以看起來強大而不強硬。政治家們還可以解釋説，強大的領導需要堅持一系列重要優先任務，例如加強美國領導的聯盟的信譽，而不是擴大美國的外交政策承諾。與此同時，選民和專家應該意識到，選舉一位強大的總司令這種看似合理的願望，實際上可能扭曲美國的外交政策，鼓勵總統作出更強硬的決定，以至於超出了美國人的願望。

硬如釘子

當肯尼迪在1960年競選總統時，他認為外交政策是他的主要政治弱點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肯尼迪曾在海軍服役，但他幾乎沒有處理國際事務的深度經驗。相比之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因領導美國參議院的反共調查而名聲大噪，還在電視直播的“廚房辯論”中反駁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尼克松在艾森豪威爾手下當了8年的副總統，幾乎跑遍了世界，而艾森豪威爾仍然是美國在全球問題上最受信任的權威。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顧問中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他在一份競選備忘錄中總結了這一挑戰，指出“尼克松會宣揚他處理過很多麻煩和危險的問題，是個老手。應對這點將是我們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也許最難的。”

肯尼迪的團隊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靠提出選民喜歡的外交政策。正如為肯尼迪提供公眾輿論建議的政治學家喬治·貝爾納普所寫的：“很大一部分人會表示關注‘維持和平’，但他們不關注具體的外交事務。”相反，貝爾納普解釋説，大多數選民傾向於把外交政策的討論變成對候選人領導力的全民公決。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家伊契爾·德·索勒·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也為肯尼迪的競選活動提供了建議。普爾贊同貝爾納普的看法：“在問題上的特定姿態不會直接影響許多選民，”他寫道，“肯尼迪處理具體外交事務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展示他的知識和能力來拔高他的形象。”

1960年9月26日，美國總統競選首次展開電視辯論 尼克松肯尼迪唇槍舌戰（圖源：視覺中國）

為了做到這一點，肯尼迪將他的外交政策綱領聚焦於增加國防開支，特別是擴大美國的核導彈規模。從理論上講，這麼做贏面不大。根據蓋洛普的數據，只有22%的選民認為國防開支太低，19%的人認為太高，45%的人認為不高不低。顯然，最受歡迎的政策是保持國防開支不變，這也是尼克松的主張。但正如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顧問之一沃爾特·羅斯托所解釋的那樣，在國防開支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將使肯尼迪看起來能在國際政治中“抓住主動權”，同時使尼克松在面對蘇聯威脅時顯得反應遲鈍。肯尼迪的民調專家路易斯·哈里斯説：“這代表肯尼迪處於進攻地位，尼克松處於防守地位。”因此，肯尼迪在競選演講中大力宣傳他的提議，宣稱他在國防開支上的激進立場表明他將是“國家利益的積極支持者”，而不是“一個認為賬本收支平衡時就能交差的記賬員”。肯尼迪競選團隊進行的調查顯示，他的支持率在關心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選民中穩步上升。肯尼迪最終認定，在國防開支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對他以微弱優勢獲勝至關重要。

候選人充分利用選民的衝動進行決策

4年後，當約翰遜總統競選連任時，他也認為外交事務是他的主要政治弱點之一。約翰遜的共和黨對手戈德華特似乎勢頭很猛，他指責約翰遜面對越南的共產主義運動表現膽怯，反應遲鈍。戈德華特呼籲做出更積極的回應，並在他的政治演説中指責約翰遜如何讓美國“陷入一場漫無目的、羣龍無首的戰爭”，以及越南如何“成為本屆政府優柔寡斷的犧牲品”。約翰遜的私人民意調查表明，越南是他最不利的政策弱點。約翰遜對他從前的導師、佐治亞州參議員理查德·拉塞爾説：“每個共和黨人都抓住這個大做文章。”拉塞爾表示同意：“這是他們唯一的牌。”

約翰遜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只有15%的美國人支持美國在越南的軍事介入。但約翰遜的顧問們仍然相信，在越南政策上強硬將有助於讓約翰遜擺脱軟弱的指責。約翰遜的助手比爾·莫耶斯在一份備忘錄中解釋了這一邏輯，指出“政府官員特別是候選人，很難從支持和平中獲得多少好處”，因為首先需要“保證他不是軟蛋”。問題是，約翰遜如何才能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同時又不嚇到不願參戰的美國人？

約翰遜決定要求國會授予他在越南不公開入侵但使用武力的無限期授權，這樣就能一舉兩得。約翰遜政府於1964年5月開始準備方案，到8月“東京灣事件”發生時，這個方案立刻被拿了出來。正如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在一份名為《國會決議案的理由》的備忘錄中所解釋的那樣，這一措施使約翰遜能夠“繼續展示美國的堅定立場”，而不必向公眾解釋他實際的越南政策。

儘管約翰遜的策略很巧妙，但還是遭到了阻力。起初，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阿肯色州民主黨人富布賴特告訴約翰遜，他反對升級美國在越南的軍事介入。但約翰遜説服了富布賴特，表示使用武力的決議只是一個工具，只用來扭轉公眾對他面對共產主義軟弱的擔憂，並承諾他將在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隊時向國會尋求進一步的批准。富布賴特隨後帶頭在國會以最短辯論通過了《東京灣決議》。富布賴特私下向持懷疑態度的民主黨人保證：“你放這個決議過關，就能給約翰遜一個競選工具。”

約翰遜的目的確實實現了。儘管約翰遜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在此之前，58%的美國人反對他對越南的政策，但一旦《東京灣決議》通過，高達72%的人支持約翰遜對戰爭的處理。約翰遜的民意調查員哈里斯寫道：“一擊之下，總統‘把他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政治弱點變成了他最強大的資產之一。’”但《東京灣決議》也給了約翰遜發動一場選民沒有贊同的戰爭的能力。第二年，約翰遜違背了他對富布賴特的承諾，在沒有國會批准的情況下派遣美國士兵前往越南，並將美國推向了代價高昂的恥辱失敗。

近期的選舉提供了許多類似的例子，表明領導人利用強硬外交政策立場來打造個人形象。根據政治評論員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的説法，美國總統克林頓1996年的競選經理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鼓勵克林頓“轟炸塞爾維亞以顯得強大”，儘管只有少數選民支持對巴爾幹半島進行軍事幹預。在克林頓同意轟炸塞爾維亞軍事陣地並派遣美國軍隊到該地區維和後，他意識到莫里斯建議的好處。據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説，總統反覆表示“儘管60%的公眾反對在波斯尼亞部署美國軍隊，但不管怎樣，在他下令部署之後，公眾對他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上升而不是下降了。”伍德沃德寫道，克林頓的結論是，“即使人們不同意”他的政策，“強硬和果斷也是受歡迎的。”

在美中關係上裝腔作勢的政治風險很高

美國總統小布什2004年的連任利用了類似的邏輯。根據全國安納伯格選舉調查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收集的民意調查數據，只有43%的美國人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戰爭政策。但是，小布什沒有宣佈新的政策，而是堅持表示儘管有政治壓力，他將在伊拉克“堅持自己的立場”。布什的競選經理肯·梅爾曼(Ken Mehlman)在選舉後的一次採訪中解釋説，他認為小布什的伊拉克戰爭政策不如其中透露的小布什個人品質重要。在伊拉克“堅持到底”可能不會吸引選民的支持，但它能幫小布什打造堅定的戰時總統形象，梅爾曼認為這是值得采取的立場。“問題通常是關於品質，而不是問題本身，”梅爾曼説，小布什的品質中“對選民最重要和緊要的是，他是一個強大的領導人。”

從某種程度上説，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打破了這種模式。他批評他的前任發動戰爭，他的大部分外交活動，包括他努力談判從阿富汗撤軍，以及他自己沒有發動任何新的戰爭，反映了選民要求避免代價高昂的軍事冒險。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領域採取了激進的強硬立場，最明顯的是他對美國傳統盟友和夥伴的嚴厲批評。例如，特朗普稱北約“過時”，指責墨西哥“在經濟上殺死我們”，並説美國人“厭倦了被世界上所有人敲竹槓”。特朗普承諾，他將勇敢地對付這些國家，包括宣佈他將在美國南部邊境建牆，並讓“墨西哥為此買單”。

從理論上講，這樣的言辭本應是一種政治責任。數十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希望他們的領導人與其他國家合作解決全球問題。這些態度甚至在特朗普上任後仍然存在；根據2017年5月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意調查，8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總統公開支持盟友很重要。但特朗普聲稱自己是一個精明的討價還價者，會阻止其他國家利用美國，這有助於説明他的決心。在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看來，這對他的政治成功至關重要。

擺姿態的力量

強大並不是選民判斷總司令是否稱職的唯一個人品質。選民們也希望總統擁有良好的判斷力，換句話説，就是避免承擔不必要的風險。1964年戈德華特的壓倒性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戈德華特選擇極端的外交政策立場，並用魯莽的方式表達想將核武器“扔”到克里姆林宮。戈德華特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狂熱的反共主義者，不夠資格掌握核武器密碼。約翰遜利用了這種擔憂，發佈了一個後來臭名昭著的攻擊廣告。廣告中的小女孩在鳥語花香中摘下雛菊花瓣，並用天真的聲音數數，接着數數聲音切換成核彈發射倒計時，最後是核彈爆炸場面。在廣告的最後，一位解説員指示觀眾投票給約翰遜，因為“（戈德華特當選的）風險太高，你不能呆在家裏（而應該出去給約翰遜投票）。”

但試圖向選民展示自己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良好判斷力，大多數總統候選人能從中獲得的好處相對較少，原因之一是這種判斷力非常難以傳達。良好的判斷取決於環境：在一種情況下合理的外交政策在另一種情況下可能過於冒險或過於謹慎。即使是事後覆盤，外交政策專家也經常很難區分國際事務中的好判斷和好運氣，外行人就更難做出評估。相比之下，總統候選人很容易利用強硬外交政策來展示實力。通過表態對抗對手，拒絕做出外交讓步，並擴大軍事能力，候選人可以讓選民覺得他們將堅定地保護美國的利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得克薩斯州的競選集會（圖源：紐約時報）

特朗普決定在2020年1月暗殺伊朗將軍蘇萊曼尼，就很好説明很難評估政策的智慧，但很容易展示決心。在特朗普下令暗殺後，許多觀察人士指責他魯莽地冒着與伊朗開戰的風險。還有人説，美國早就應該把蘇萊曼尼作為打擊目標，這次打擊有助於威懾伊朗，使其今後不敢挑戰美國。即使事後覆盤，也很難確定特朗普的決定是否反映了良好的判斷。伊朗對蘇萊曼尼被暗殺的報復沒有許多人預測的那麼嚴重。因此，有可能特朗普仔細分析了形勢，準確理解了這並不像批評者所説的那樣危險，但也有可能是特朗普不知道伊朗會如何反應。儘管如此，他還是選擇了在沒有把握時擲骰子，剛好運氣好沒有輸。

暗殺蘇萊曼尼明確表明，特朗普會以其他領導人不用的方式懲罰伊朗。特朗普的前任奧巴馬曾拒絕對蘇萊曼尼下手。在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拜登明確表示他不會批准暗殺。特朗普抓住這種對比，在2020年競選連任期間提到這件事，並指責拜登軟弱。

拜登2021年8月從阿富汗撤軍，與暗殺蘇萊曼尼鮮明對比。當時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選民對從阿富汗撤軍好不好缺乏堅定的看法。許多分析人士認為，拜登選擇結束一場長期而不受歡迎的衝突，將獲得大量民眾支持。但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垮台和混亂的撤軍沉重打擊了拜登作為合格總司令的聲譽。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了6%，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拜登因政府從阿富汗撤軍受到的批評增加後，縮短假期並返回白宮 (圖源：法新社）

玩火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選民高度重視候選人是否適合擔任總司令。影響總統政治遺產的許多事件都與國際事務有關，如杜魯門處理朝鮮，肯尼迪處理古巴導彈危機，以及小布什處理9·11事件。當這些總統競選時，這些事件都是料不到的。由於世界政治經常被突如其來的挑戰所衝擊，選民們有充分的理由關心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是否有處理外交政策的總體能力，而不是事先準備好一套具體的外交政策。

然而，候選人利用外交政策問題打造自己形象的方式可能會產生重要而真實的後果。例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關於攻擊墨西哥的説法很容易放棄，因為這是一種嚇唬，不會影響總統在任的決定。但總統們面臨着兑現強硬承諾的壓力，往往只能硬撐到底。大多數選民不贊成肯尼迪還是增加了國防開支；約翰遜拿到國會授權後，一步步陷入戰爭泥潭；小布什在他剩餘任期裏，一直陷在伊拉克；特朗普在任的四年裏，與盟友關係緊張。

今天，當涉及到美中關係時，裝腔作勢的風險特別高。很難知道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關於怎樣更有可能壓制中國，甚至專家和政策專業人士也分歧很多；當然不能指望選民能斷定哪些政策更好。但總統候選人有明確的動機利用中國來展示他們贏得大國競爭的決心，來表明他們不會在壓力面前退縮，並指責競選對手反應遲鈍，看不到美國面臨的威脅。要是這麼做，候選人有可能使本已緊張的美中關係，升級到美國人不希望的對抗程度。

候選人可以看起來強大卻不強硬

要克服這些衝動並不容易，因為美國人容易被強硬的領導人所吸引，但他們更希望看到剋制的外交政策。在過去，政黨通過提名具有豐富軍事經歷的總統候選人來實現這個目標，這些候選人可以依靠他們的經歷讓選民看到他們的強大，而不必採取強硬立場。艾森豪威爾的軍事經歷無疑是他在限制國防開支和使美國避免國外戰爭上取得非凡成功的部分原因。但歷史上很少有候選人擁有艾森豪威爾的資歷。除了德桑蒂斯，2024年的主要候選人都沒有任何軍事經歷。因此，如果他們想倡導不那麼強硬的立場而又不顯得軟弱，他們必須找到其他方法。

其中一種做法是用對抗性的語言來掩蓋外交政策的剋制，這在今天的進步左翼中很常見。這些政客們非但沒有攻擊美國的國外對手，反而咄咄逼人地談論要對抗外交政策機構的有害因素。例如，2020年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在《外交事務》上指出，美國人需要“扳回”走錯路的領導層，以便“採取一種適用於所有美國人的外交政策，而不僅僅為富裕精英服務”。另一種不同的觀點是，強大的領導人需要用“盯緊球”方式來管理大國競爭，而不能被不必要的戰爭或多餘的軍事計劃分散注意力。這是小布什政策的核心，他在2000年大選期間的外交政策立場，就是指責克林頓把美國軍隊拖進了人道主義干預和國家建設的瑣碎計劃上。

但近幾十年來，進步派總統候選人一直難以贏得總統初選，更不用説大選了。儘管小布什承諾保持克制，他還是成為歷史上最干涉主義的總統之一。如果美國人真的希望他們的領導人少一些強硬行為，他們最終需要改變他們對領導人的評價方式。美國人應該意識到，通過要求總統候選人公開展示他們的強硬，他們只能迫使這些候選人優先打造有吸引力的個人形象，而不是實現選民想要的剋制外交。

要選民們集體改變長期以來對合格總司令的偏好是很難的。美國公民有權決定他們有多麼希望選舉強大的領導人。但選民們也應該意識到，候選人是如何系統地利用他們的衝動，而且往往用冷酷的方式。否則，美國人將繼續對美國全球地位的成本和影響感到失望。

（原文於11月8日發佈在“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為：“打造強大形象的政治——美國人喜歡説硬話做軟事”The Politics of Looking Strong: Americans Like Tough Talk More Than Tough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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