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舉辦《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3）》發佈會

2023年11月25日，同濟大學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了《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3）》。本書分析了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的德國“交通燈”聯合政府執政第一年（2022年）的主要情況，尤其是在“時代轉折”下，德國所採取的內政與外交舉措以及烏克蘭危機帶來的各方面挑戰。

在國內政治上，2022年，德國“交通燈”聯合政府面臨多重危機與內外矛盾。在能源與氣候政策深受烏克蘭危機影響的背景下，朔爾茨政府的政策調整整體上呈現出以危機措施、中短期緊急應對政策為主導的特點，調整初具成效，德國暫時克服了能源價格飆升帶來的能源危機。但是，對俄羅斯制裁的反噬效應已經折射出德國社會矛盾叢生、民眾不滿情緒高漲的現狀；在社會層面，“挺烏制俄”的社會共識逐漸消解；在政黨政治層面，右翼民粹主義出現回潮；在政策層面，社會動盪助推德國政府加速社會紓困計劃的制定。德國社會動盪的未來走勢取決於烏克蘭危機局勢和能源危機的發展，以及政府救助計劃能否真正滿足底層民眾的需求。

中國歐洲學會德國研究分會會長、研究員顧俊禮在《德國發展報告（2023）》發佈會上致辭 圖源見水印

在經濟上，2022年，德國經濟形勢好於預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8%。德國經濟部門表現各異，消費服務行業實現復甦，製造業和建築業表現不佳。德國私人消費強勁，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德國通脹率升至創紀錄的6.9%，遠高於德國曆史平均水平。德國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但長期看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德國對外貿易盈餘大幅收窄，製造業面臨更嚴峻挑戰。德國企業整體破產率高於上年，不過仍處於歷史低位。舒爾茨政府的，中短期政策主要包括針對居民和企業的紓困政策和能源供應保障政策，該政策雖然在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上存在爭議，但整體的佈局較為完善，效果可期。在長期戰略層面的調整主要集中於能源的綠色轉型，該戰略總體較為薄弱，缺乏對企業能源轉型的實質性引導。

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發生重大轉向

2022年2月27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德國聯邦議院特別會議上稱俄烏衝突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轉折”，並宣佈了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重大轉向，展現出德國在軍事上進一步邁向“正常國家”的態勢。

俄烏衝突局勢的升級，促使德國“瞬間”打破了其二戰結束以來長期存在的種種“政治禁忌”：一是德國一改以往一直堅持的“不向衝突地區運送致命武器”的政策，決定支持烏克蘭從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庫存中獲取武器，包括重型武器；二是德國一改以往不願大幅提高國防支出的態度，宣佈撥款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為德國聯邦國防軍提供更好的裝備，並且將每年的國防支出至少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以上；三是德國一改以往不願損及對俄經濟和能源利益的立場，表現出將聯盟團結置於自身經濟利益之上的姿態，包括宣佈暫停“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的審批程序，並承諾採取措施減少對俄羅斯油氣的戰略性依賴。

不過，必須看到柏林仍在適應其新角色，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轉型仍然很脆弱，對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依然猶豫不決，比如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方面，這尤其體現在德國對“豹2”主戰坦克提供上的遲疑。因此，德國“時代轉折”的實施，特別是在防務政策方面，進展依然是緩慢的，而且顯然缺乏一個系統的計劃，其轉折動力的持久性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在外交上，2022年，德國政策調整的步伐明顯加快，這一轉型動向背後的驅動力主要有烏克蘭危機的刺激、德國地緣戰略意識的抬頭和對於全面政治戰略的需求。

在對法關係方面，德法在2022年上半年法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之初合作得很好，然而下半年在武器和能源政策、歐盟財政規定等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烏克蘭危機加強了歐洲對美國領導下的北約的安全保障的依賴，德法合作關係也因此受到削弱。在對美和對俄關係方面，聯美抗俄成為德國政府和德國主流政治力量的一致選擇，而與俄羅斯政府的對話則基本處於停滯和難以取得成果的狀態。

德國不斷根據國際格局的變化調整其外交政策在全球範圍內面向的重點地區，日益將更多政治和外交資源投放至印太地區，繼續維持對於非洲地區的重視，同時逐漸將視線投向以前相對忽視的南美地區。其主要基於三個方面的考量：推行多元化戰略，將降低對單個國家的過度依賴性確立為優先事項；提升在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在對重點國家的外交往來中不忘就國際秩序、俄烏衝突等重要的國際問題拉近立場，凸顯人權價值理念，以期提升話語權；解決現實需求。德國日益看重這些地區對於解決德國及歐洲現實問題的重要性，例如在解決俄烏衝突帶來的能源危機、降低供應鏈斷裂風險以及解決難民問題方面的現實意義，尤其看重這些地區在礦產資源、原材料、能源以及勞動力等方面的資源。

德政府政策調整不會根本改變中德經貿關係走勢

在對華關係方面，德國政府對華政策發生轉向，價值觀成為對外經貿政策的主導因素，德國通過外資審查、投資擔保制度調整、供應鏈審查及對特定產品的出口管制貫徹其價值觀導向的對華經貿政策，給中德經貿關係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同默克爾時期相比，德國新聯邦政府更加強調在中德雙邊經貿關係中德國對中國過於“依賴”的風險。中國企業在某些新興產業領域進行大力投資和具有比較優勢，如太陽能光伏模組、風電機等在德國佔據很大的市場份額；在德國一些優勢出口產業供應鏈上的一些環節中國供應商也佔據了較重要的地位，比如電子配件、汽車芯片、一些高科技產品的原料（稀土、鋰等稀有金屬）；在一些重要的最終消費品領域，中國產品質量高、物美價廉，在德國市場上得到追捧，如手機、電腦、家用電器和紡織品服裝。中國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正是近年來雙邊貨物貿易穩步增長，中國連續7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的原因。但是德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在加強對雙邊投資政策審查的同時，準備通過“回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方式，減少所謂的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藍皮書主編、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教授介紹報告內容 供圖：同濟大學德國研究所

儘管價值觀主導的對華政策在短期內會給中德經貿關係帶來一定波動，但是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德經貿關係的發展勢頭。原因在於：第一，從德國經濟制度來看，社會市場經濟原則要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設定框架條件，維持企業公平的競爭環境。雖然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參與德國社會和國民經濟活動，但是政府深度干預企業決策仍會遭到企業較大的抵制。

第二，從國家的經濟利益考量，德國若減少經濟出口導向，大幅度減少與一些經濟體的經貿往來，會導致極大的社會福利損失。根據慕尼黑Ifo研究所的分析，實施“回岸外包”將導致德國GDP下降9.68%，實施“近岸外包”將使德國GDP下降4.17%。因此，該報告認為：德國不可能只與和德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相似的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畢竟在價值觀接近的發達國家之間，貿易衝突也不可避免，例如2022年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實施的產業補貼引發美歐之間潛在的貿易爭端。德國未來對其經濟模式的調整不應是減少德國經濟的國際聯繫或者是將經濟合作僅限制在西方國家，多元化戰略並不應該是限制對華合作。

第三，從企業角度來看，利潤最大化是企業決策的目標。中國擁有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和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人羣，以及全球最為完備的製造業產業鏈，這是德國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難以拒絕的機會。2022年朔爾茨總理結束訪華之後，德國8位知名企業家在《法蘭克福匯報》聯合撰文，呼籲加強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反對離開中國市場。

結語

2023年烏克蘭危機的持續甚至進一步升級，將給德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跌宕的能源危機正在慢慢演變為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德國經濟將保持極低的增長率，甚至將自2008年以來首次陷入經濟衰退。面對國內民眾對政府執政滿意度的下降，聯合政府內的矛盾和內鬥不可避免，甚至不排除其在某種程度上的局部激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進一步上升，將給執政各黨帶來更顯著的壓力。

儘管如此，聯合政府在中期內預計不會解體，因為德國民眾在文化上對不穩定狀況有着根深蒂固的厭惡，這使聯合政府的解體變得相當困難。與此同時，德國儘管有明確意願推進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轉型，但在實施過程中仍舊行動遲緩，計劃中的《國家安全戰略》一再延遲推出就是一個明確的例證，因此，所宣稱的“時代轉折”給人留下的更多的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印象，這一局面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總體上，德國渴望在戰略自主和歐美同盟關係之間尋找平衡，但仍舊無法擺脱“美主歐從”的現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