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香港過去在國家認同上“欠的債”，現在要兩手抓補回來

11月24日，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黃平接受了觀察者網專訪。

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美國研究所所長、歐洲研究所所長，到如今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副院長，黃平笑言，這些不同崗位聽起來跨度很大，但實則一直是相互關聯的。更何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的香港，正處於世界大勢與國家大局的交叉點上。

黃平認為，在香港由治及興的過程中，文化和教育是兩個很關鍵的領域，解決好人們的歷史認知與文化認同，最終達到對國家的認同；同時，抓好經濟，解決好民生也很關鍵，香港的土地、住房和青年就業等問題得穩步解決好，經濟社會基礎得夯實。

黃平也提到，現在有些人擔心新加坡會超過香港，但要真正仔細地去比較，香港有香港的優勢，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優勢。就文化發展來看，香港近年來喪失了一些機會，但是可以總結經驗，重新出發。

黃平還觀察到，今年，香港迴歸後第一次出現週末兩地間的青年人羣反向流動：週末從香港來內地旅遊消費的人數首次超過了內地去香港的人數。

中美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之後，處於中外交匯之地的香港會受到何種影響，又該如何自處，在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的同時規避被外界操縱的風險？在“一帶一路”未來十年的建設中，香港能貢獻什麼？黃平和觀察者網分享了他的觀點。

黃平在上海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採訪實錄整理如下，供讀者參考。

【採訪/觀察者網 嚴珊珊】

觀察者網：一直以來，香港作為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定位深入人心，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為香港勾勒“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藍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將成立“文化委員會”，制訂“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您認為這些藍圖要從哪些方面着手實現？如何發揮香港的優勢？

黃平：“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嚴格地説算是香港新定位之一。香港經歷2019年修例風波以後，當地愛國愛港的社團在兩位前特首董建華、梁振英的倡導下，成立了一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再出發的新定位下，也要築牢原有優勢並新建一些平台。

首先，這個新定位確實有基礎，因為香港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國際化、多種文化共生共存的地方，也沒有出現所謂文明衝突。香港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之緊密，當地人甚至有一個説法叫“超級聯繫人”。這也與“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相呼應，這是其他很多小的經濟體完全沒有的優勢，香港也因此具備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本條件。

第二，國家層面也有這個需要。中國文化、歷史源遠流長，不僅一直延續，而且還不斷生長，但是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欣賞並不多，有些還是有隔膜，有誤解，甚至可以説無知之外還有偏見和傲慢。但是香港是一個現成的、天然的對外開展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橋樑，下一步是如何用好這個平台，挖掘它的潛力。人們注意到，現在已經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了（觀察者網注：由故宮博物院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合作建立，於2022年7月3日對外開放），三星堆的文物就正在那展覽。

圖源：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官網

通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及其他眾多的展覽館、博物館、劇場、戲院，把內地一些好的文物、瓷器、銅器、當代藝術都展現出來，這是一直在做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在香港開展這樣的文化藝術活動，本身就已經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因為香港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他們在香港經商、旅遊、學習、定居，更不必説還能再通過香港走向東南亞、東亞、南亞，一直到中亞、中東、歐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位於香港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觀察者網：您剛才講到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根據您的觀察，當地普通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如何？

**黃平：**因為粵語是香港主要語言，所以它作為一個地方文化，跟廣東是最接近的，廣東人到香港來感受到的文化差異也是最小的，其他地方的人來居住、生活、工作或旅遊，感受到的是屬於大的南方文化圈中的一部分。

當然，客觀上講，英國對香港有150多年的殖民式統治，這個時間可不算短，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就此而論，香港普通人對祖國文化、歷史的認知是較少的，甚至是欠缺的，殘缺不全的，有些還是扭曲的，顛倒的。從普通人乃至於所謂中上層，在文化認知歷史認同這一塊都是有短板的，這個必須要看到，要承認。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這塊“短板”也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重要任務，目前，仍有部分香港“夾層偽精英”留戀消散的殖民文化，您認為應該如何從文化、教育方面實現香港社會的撥亂反正，增強民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國家認同感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黃平：**對於香港來説，要提高國家認同，也不只是文化和教育問題，是一個綜合的社會治理問題，但文化和教育是最直接的兩個領域，比如説“去殖民化”就要從教育做起吧。在教育和文化以及輿論這些領域，有許多需要補的短板、空白和缺憾，過去有忽略的地方，甚至有些方面可以叫“欠債”。

根據這些經驗和教訓，完善教育體系、修改教材，提高教師對國家歷史、文化、制度等的認識和認同都很重要，這樣對孩子們的教育才能有所改變。輿論上也是要先從國家安全、國家主權角度解決，按照基本法和國安法等，從看得見的底線、紅線來治理，“亂港反中”的輿論陣地該取締的取締、該限制的限制、該停業的停業，這是從“硬”的方面必須做的。

從“軟”的方面來説，要真正改變人們的知識、意識、感情，解決國家認同問題，還是要讓香港更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不是遊離在外，或留戀“英式統治”，“戀殖”，精神上文化上成了“漂泊者”，這些僅僅通過法律還解決不了，解決不好。

同時，為什麼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到那麼高的位置？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就業、收入、住房問題都沒解決好，或越拖越嚴重，那怎麼提高國家認同感？如果剛回歸，還可以説是過去英式殖民統治留下的，或一回歸就碰到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但現在迴歸26年多了，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解決認同問題，當然一代人太短了，真正解決是幾代人的事，但是物質和經濟的基礎要夯實，民生問題不能越來越嚴重。

作為東亞的一個發展成功的經濟體，收入分配或者再分配，財產、財富和機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包括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政策，這些都很重要。現在香港一方面正由治及興，另一方面還有土地、住房、青年就業與發展等問題。這些問題要是解決得不好，或者越積越多、越來越嚴重，那學校教育在文化與歷史方面即使有所改善，從教材、教師，到課程設置甚至輿論氛圍都有所改善，那也還是不夠的。國家的認同不能沒有經濟和社會基礎。

但是也要看到，並不是只要經濟提振、收入提高、住房也有了基本保障，就一定會有認同感。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也包括歷史上的中國，可以説古今中外吧，有些分裂並不是發生在民不聊生的時候，而人們有了一定的經濟和物質條件，或者説經濟有了一定發展時，如果歷史認知不夠、文化自覺不足、國家認同方面也會產生不穩定因素。

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教育、輿論，特別是文化和歷史的認知方面做得很紮實很深厚，那麼即使經濟出現波折、處於下行甚至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都未必會影響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感。經濟本來就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如果有基本的文化歷史認知和國家認同，有時候經濟危機來了，通脹衝擊來了，失業大潮來了，更能眾志成城、團結一心。社會基礎、民意基礎、羣眾基礎要從認識，到欣賞，再到熱愛，一步一步來，逐步夯實、鑄牢。

當然，這存在難度。第一，文化、教育、輿論都屬於“軟”的東西，做起來也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也不容易用“指標”去衡量，甚至需要政府、社會砸錢去做。將心比心，如果是一個教育、文化、藝術工作者，其實需要社會和政府去支持的。但是工作看不到硬指標，一幅畫可以説是價值連城，也可以説毫無價值，這使得業績啊，績效啊，説好點也行，説差點也行。第二，假如是一箇中學校長、小學校長、小學教師，甚至是教育局長、文化局長，在任時負責的其實就是一屆兩屆，但教育是百年樹人，文化認同要很長期才能見到效果，但一個人也許就只考慮其任期內的事。

這樣，一個由於“軟”而缺乏硬指標，一個由於需要長時間耐心做，使文化和教育都不比土地和住房更好做，加上香港有那麼長時間的殖民式統治，迴歸也才26年，何況還有“亂港反中”、蓄意破壞“一國兩制”實踐，故意抹黑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制度，甚至“挖坑”、“埋雷”的勢力。

在由治及興的過程中，文化和教育是兩個關鍵領域，解決好人們的歷史文化認同，最終達到對國家的認同，同時也要下大力氣抓好經濟，解決好民生，包括青年人就業、人們住房問題。這樣“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兩制”也能彰顯其價值和優勢。

觀察者網：您身邊有香港普通民眾對內地認知提升的例子嗎？

**黃平：**最近有一個事情很有意思，香港迴歸後第一次出現週末兩地間的人羣反向流動起來：週末從香港來深圳旅遊和消費的人數，首次超過了從深圳去香港的人數。

這不是文化和教育的直接結果，那是什麼原因呢？其實就是香港的經濟沒有深圳好。香港普通人是用眼睛、用親身感受，對香港和深圳比較，用腳給出了答案。比如説，深圳的東西更便宜，生活更方便、更舒適，包括吃在內的選擇也更多樣。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為了拉動香港經濟，鼓勵內地人來香港消費，還出現過搶購奶粉的情況，當時香港本地居民還有意見，現在疫情後放開，深圳到香港旅遊的人數也不如香港人去深圳的多。而且，幾乎再也沒有內地遊客大包小包、臨時增加行李袋的現象，這個變化很有意思，值得注意。

還有一個現象也值得重視，香港舉辦的演唱會吸引了很多內地青年歌迷。前一陣周杰倫來香港開演唱會，那幾天維多利亞港，一到傍晚就水泄不通，露天場館裏幾萬人，場館外幾十萬人。一個星期下來，光是從深圳過來就幾十萬，大都是青年和學生，聽完當天晚上又回深圳，好在有幾個口岸是24小時開放，他們聽完了就回去也沒問題。

香港維多利亞港夜景（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都是兩地交融、交匯的表現，下一步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當然也不侷限於大灣區，有很多香港人跑到長沙、成都、蘇州、杭州來度假，甚至今年夏天去新疆旅遊的也多了。廣東省剛剛發佈了便利化兩地證件的行動方案（觀察者網注：廣東省政府11月21日發佈《“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推動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電子簽名互認，實現企業和居民高頻事項“跨境通辦”），這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具體措施。更多規則、制度、法律的對接、銜接，有利於強強結合，優勢互補。當然，大灣區合作中一定要堅持“一國兩制”，這也考驗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背後的智慧，既堅守好一國原則，也發揮好兩制之利，還要做好兩制間的互補，使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成為1+1+1大於3。

觀察者網：香港文化產業曾經助推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而近年來，它在香港的短暫迷失和全球媒體消費習慣變化中陷入瓶頸，您認為香港文化產業應如何把握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再次為中華文化的傳播貢獻力量？

**黃平：**香港曾經在文化、影視、歌曲上確實也創造過奇蹟，在那麼小一個地方出了那麼多有影響的作品和明星，這股“港風”不僅在內地，還吹到了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甚至在歐洲主導的國際電影節上斬獲各種獎項，但那個現象現在似乎不再有了。香港也應該總結反思，重新收拾行裝再出發。

如果橫向比較，日韓後來在創意文化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動漫，他們佔領和拓展市場，各地的青年人也喜歡。那是從國家戰略層面花了功夫，認真研究後有意識地去部署、投資、培養、扶持和推廣。香港有點“任其自然”，當時繁榮過，後來自己不在意，機會不知不覺就丟了。

香港現在要重新把這塊做起來，得認真總結經驗，包括虛心向別人學習。當然不是簡單模仿日韓和其他地方，香港要重新找到適合自己的文化發展模式，同時和內地形成一個良性關係。

2023年10月4日，香港國際機場舉辦“香港國際機場文化藝術節2023”活動，在機場多個地點舉行展覽及表演，讓市民及旅客在抵港及離港之際沉浸於香港充滿活力的文化及藝術氛圍之中。圖為市民與香港特色美食雞蛋仔的佈景板合照。 中新社記者 李志華 攝（圖源：視覺中國）

第二就是乘國家文化強國的東風。我們今天講“兩個結合”，要和幾千年優秀文化結合，現在重視文化從投入到方方面面的參與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要文化強國，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那不能例外，也不能落下，何況香港有很多潛在優勢，有待挖掘和再發現。

很多香港青年人看就業困難，就想往外跑，傳統製造業確實短期內撿不回來，連那三個支柱——金融、貿易、航運——能解決的就業也有限，但是如果把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起來，我指的不只是靠政府砸錢、社會捐贈、慈善那種有錢才搞起來的狹義的文化，而是創意產業，那情況會不一樣。

看看台灣有一些年輕人來大陸發展，也有在搞創意產業，江南和成渝地區吸引了很多這樣的年輕人。我認為，香港恰好在這方面大有潛力可挖。有些青年可以到內地來搞創意產業，反過來也一樣，香港正在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很多優才來自內地，香港的青年也大可以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開拓和創業，把文化也帶出去。在消費文化、創意文化和藝術上，整個東南亞其實有相似性，也有需求。一些好的文化創意產品，它在馬尼拉、曼谷、首爾、東京都有市場，不會僅僅侷限於香港700多萬人的市場。

由中國香港演員佘詩曼、馬國明主演的劇集《新聞女王》開播，是近年來為數不多在內地社交平台引起討論的港劇

創意產業可以“小而美”，一開始不需要很多投資，不需要像大工業、大企業那樣玩法，創意好就能讓這個文化產品得到受眾喜愛。何況現在技術發展那麼快，利用技術來發展創意產業，把文化與技術、市場結合，那潛力就更大了。而且香港具備很多特點與優勢，除了使用普通法，資本資訊流動相對寬鬆，營商環境也比較好。現在有些人擔心新加坡會超過香港，要真正仔細地去比較，香港有香港的優勢，很多短時間內還是無法被取代的，關鍵是看怎樣用好。

觀察者網：您曾説過，處於中外交匯之地的香港，必須慎防把內部問題高度政治化，以免成為美國遏華的工具。您認為，在中美元首此次舊金山會晤後，香港如何發揮自身優勢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同時規避被外界操縱的風險？

**黃平：**迴歸以來，香港確實經歷了風風雨雨，還出現了幾次很嚴重的挑戰，包括對“一國兩制”方針、基本法的挑戰，甚至對中央政府權威和國家主權的公然挑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港被外部勢力、敵對勢力給“政治化”了。舉例説，本來是個民生問題，或者發展問題、就業問題、住房問題，本來是兩地歷史形成的語言差異、文化差異、法律差異，結果被外部勢力蓄意“政治化”，非要扯到迴歸上，扯到我們實行了“一國兩制”上，甚至發展到“亂港反中”的地步，搞出大亂子來，我們依法由亂及治，又污衊説“沒了兩制”，這個教訓確實深刻，也確實要隨時提防。

但從香港的文化特點上講，商業化、世俗化，多種文化並存共存、融洽互補，才是香港本來的特色******，而不是和國家唱“對台戲”，更不是走向衝突**。

所以我們首先要防止境外勢力、敵對勢力以及它們在香港培植的反中勢力蓄意將香港問題政治化。其次呢，香港一定要全面準確理解和長期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變形，才能確保繁榮穩定。同時也要守正創新，從再出發、新定位角度找機遇、求發展，而不是故步自封，更不是不思進取，例如如何鞏固住原有優勢，還要建設新的中心，發揮出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挖掘出各種潛力。

對於香港的安全和發展來説，毫無疑問最大的優勢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最大的外部影響就是美西方的力量。因此，中美關係怎麼處理？對香港來説，是直接相關、息息相關、密切相關的。香港實行的是聯繫匯率制度，是港元與美元掛鈎；香港實行普通法，普通法系最大的國家就是美國；香港是繼紐約、倫敦之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等等。香港國際金融地位的鞏固和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等下一步規劃，都和世界大局尤其是我們國家同美西方關係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説，香港擺不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美大博弈直接影響，香港甚至處於風口浪尖，逃不掉，躲不開。

這次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我用一個詞形容是“止跌回穩”。之前有媒體問我是不是“回暖”，我説“暖”字我還不敢説，但是“止跌”已經可以看見了，在“止跌”的前提下爭取能夠“回穩”，至於能穩多久？在哪些領域更穩一些？還有待觀察。因為在一些領域，分歧不但存在，還很尖鋭，我們不會讓步，美國也仍然把我們當對手甚至當敵手，當成第一號乃至唯一的挑戰他霸權地位的國家。

但“止跌回穩”是這次舊金山元首會晤看得見的成效，在這個基礎上還達成一些新的共識，包括增加人文交往，增加航班，這些都是很具體的措施。比如説人文交往方面，對香港來説，當然是利好。

如果中美關係大盤子能夠“止跌”，那麼外部勢力拿香港問題做文章的空間也就變小，外部勢力試圖打壓香港經濟、影響香港民生、影響香港穩定的力度至少也可能會減輕。

至於香港如何在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中發揮作用？其實在中美關係大盤子裏，在民間、基層、青年、企業間和地方間合作和人文交流這些領域裏，香港都大有可為。

首先，香港可以在地方合作中發揮直接作用，它的主動性高於內地省份，在香港基本法規定下有一定權限；其次，目前美國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給予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和落地簽證待遇，所以在人文交往、民間交往方面，香港比較便利；再次，香港在商業交往上具有天然優勢，它和美西方企業間的聯繫很密切，而且美西方很多企業在香港不僅有辦事處、分部，還有很大的市場和利益；最後，香港作為中外文化溝通的橋樑和平台，與美國、英國以及整個普通法系國家及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具有很多“天然聯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西文明互鑑方面，香港也是一個平台和橋樑。香港本身就一直有很多普通人怎麼創業、發展，怎麼融入世界、在世界上做貢獻的例子，不止企業家，行行業業都有普通人奮鬥成長的故事。

香港在這幾個領域對自己的位置和作用把握得越準，就越會為中美關係的穩定做貢獻，中美關係越穩定，香港就越能貢獻也越能受益。

觀察者網：今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不斷深化，香港在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平台上，如何發揮自身優勢進一步貢獻力量？

**黃平：**香港這方面更是大有可為，這一點我認為至少新一屆特區政府，從特首本人到特區政府各個部門很多高級官員，還有商界人士，都看到“一帶一路”對香港來説是很好的機會。因為香港原來就跟很多“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關係密切，最明顯的就是東南亞。香港與東南亞的天然聯繫能在“一帶一路”項目中起到橋樑的作用，並在其中求得新的發展機會。既貢獻力量，同時也能從中受益，這很重要，香港民眾能夠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就業，企業能夠在這些項目中獲得利潤，甚至獲得高於本地經營的利潤，或者使成本低於本地經營的成本。

香港能做的不止是大灣區合作、去東南亞發展，還能為內地企業提供豐富的經驗。前十年，“一帶一路”建設的力度很大，速度很快，但是在對當地的瞭解、對當地法律的認知、對當地經營方式的熟悉等方面，香港先走了半步，有些情況下先走了一步，甚至先走了兩步三步。在“一帶一路”重點關注“小而美”項目的“工筆畫”階段，對部分沿線國家和地區更熟悉的香港，可以幫助內地企業和方方面面的參與者。這也是香港對國家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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