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除了加沙，內塔尼亞胡還有一場仗要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10月7日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後，以色列輿論羣情激憤，內塔尼亞胡也對加沙祭出了猛烈攻勢。只是推進加沙並沒有想象中容易，以軍當然能對平民造成慘重傷亡，但血腥的城市戰泥淖、隨之而來的輿論譴責，都讓政府面臨了政治挑戰。

如今內塔尼亞胡要打兩場戰爭：一場是針對加沙的哈馬斯，一場是針對自己的政治前途。

衝突之初，以色列政壇一掃四年五次大選的混亂，反對黨紛紛對內塔尼亞胡表達了支持，擁有未來黨（Yesh Atid）主席拉皮德、民族團結黨（National Unity）主席甘茨、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Yisrael Beiteinu）主席利伯曼、工黨（Israeli Labor Party）主席米凱利等，更是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會全力支持以色列國防軍與政府，“在這樣的時期，以色列沒有反對派。”

但前述團結只是表面和氣。戰時內閣（又稱緊急團結政府）雖在10月12日宣佈成立，但伴隨戰鬥開展、輿論檢討，內塔尼亞胡面臨了來自拉皮德的攻訐，其民調也持續低迷，甘茨的威望則持續上升。

從左至右，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總理內塔尼亞胡、民族團結主席本尼·甘茨在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1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以色列成立國家緊急政府

根據以色列《馬裏夫報》（Maariv）在10月20日所公佈民調，有80%的受訪者認為，內塔尼亞胡要承擔這次衝突的責任，只有8%的受訪者認為內塔尼亞胡不用負責；即便在2022年投票支持利庫德集團的選民中，也有69%認為內塔尼亞胡有責任。另外在“是否適任總理”的問題上，甘茨的支持率上升為48%，內塔尼亞胡的支持率則只有28%。

而面對民調低迷，內塔尼亞胡顯然深感危機，想借“救回人質”重整威望，所以接受了美國、卡塔爾、埃及斡旋，在11月22日批准為期4天的休戰協議，與哈馬斯進行換囚，並且同意人道主義、醫療援助和燃料物資進入加沙。之後在卡塔爾爭取下，休戰不斷延長，只是戰鬥最後又在12月1日復燃。

局面發展到這裏，“如何挽回民意”就與“如何在加沙收場”一樣，是令內塔尼亞胡頭痛的難題。

內塔尼亞胡的衰弱與政爭

回顧內塔尼亞胡崛起之初，巴以問題是最主要的民意板塊。1996年，以色列舉行首次總理直選，當時距離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不過3年，以色列工黨與左翼卻已大失民心：巴以和平沒有真正落實，簽署協議的拉賓也在1995年遇刺身亡。飽受恐襲的以色列社會開始懷念右翼，46歲的內塔尼亞胡於是以利庫德集團黨魁身份參選，挑戰出身工黨的總理西蒙·佩雷斯。

選戰當中，內塔尼亞胡高喊“要一個安全的和平”，西蒙·佩雷斯的支持度卻因哈馬斯的持續恐襲而下降，最終只能敗下陣來。但內塔尼亞胡執政後，同樣在難解的巴以問題上左右為難：左翼指責內塔尼亞胡拖延了和平談判，右翼則因政府在希伯倫問題上對巴勒斯坦人讓步、與阿拉法特進行談判而不滿，最後內塔尼亞胡又爆發貪腐與婚外情疑雲，在1999年狼狽敗給了工黨的埃胡德·巴拉克，暫時退出政壇。

2003年，內塔尼亞胡以財政部長的身份重返政壇，並於2009再次當選以色列總理，開始了長達12年的執政。在這段期間，經濟建樹、巴以問題便是內塔尼亞胡維持高民意支持的兩大支柱。

首先是經濟建樹。2000年代初，以色列經濟受全球網絡泡沫衝擊，不少新創公司直接破產；2000年爆發的第二次大起義，更是重創以色列的投資與旅遊業，並且直接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安全成本。為了重振經濟，以色列開始探索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新興市場，並且持續投資科技，終於等到了網絡泡沫的觸底反彈，高失業率也逐漸緩和，最後在內塔尼亞胡接手的2009年實現了GDP 的正增長，前者也更有餘裕推動經濟的自由化。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從2009年至新冠疫情爆發的2020年，以色列的人均GDP從27,500美元上升到了43,689美元，增幅多達60%，位居全球排名前20，是內塔尼亞胡引以為傲的政績。基本上在這個時期，以色列自認是世界級的軍事、政治和技術強國，而這種意識也有現實的基礎來支撐：高科技產業推動了經濟成長，實現了技術突破，讓以色列可以用相關優勢發展外交，包括與周遭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也可以加強自己的軍事與情報能力。

2009年至2020年間以色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化

而這也可以和內塔尼亞胡同樣自豪的另一個政績相連結，也就是針對巴以問題打出的國家安全牌。2009年內塔尼亞胡執政後，便公開承諾不會重複從加沙單方撤軍的“錯誤”，因為“單方撤軍既沒有帶來和平，也沒有帶來安全”。此後哈馬斯與以色列爆發不少衝突，內塔尼亞胡不僅提高了各安全部門的反恐預算，也將科技優勢用於軍事需求，例如在邊境部署偵測加沙動向的監視系統，各種雷達數組、傳感器與無人武器等。

所以基本上，加沙衝突雖在內塔尼亞胡任內頻頻出現，多數以色列民眾卻沒有強大的恐慌感，因為衝突很大程度被鎖在了加沙走廊，就像哈馬斯的火箭也大多被鐵穹攔截一般，大部分的哈馬斯襲擊計劃，都能被提早防範與破獲，即便有平民流血、哀鴻遍野，那也是發生在“遙遠的加沙”，流的也多是巴勒斯坦人的血。對希望寧靜生活的以色列民眾來説，他們當然滿意內塔尼亞胡的安全政績。

因此，內塔尼亞胡在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以色列崛起與強大的代表，也是毋庸置疑的全民領袖。在經濟領域，他帶領以色列經濟持續成長、科技蓬勃發展；在安全領域，多數民眾沒有感受到恐襲的威脅，且內塔尼亞胡還實現了與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歷史性和解，因此被認為是唯一能確保以色列強大、又能睦鄰的政治人物。

但這樣的光環最後還是褪色了，經濟便是倒下的第一塊骨牌。以色列的經濟數據確實亮眼，但民眾的生活壓力卻越來越大，關鍵就是生活成本的持續上升。根據2019年以色列議會信息和研究中心公佈的數據，以色列的食品生活成本比OECD國家高出25%，乳製品和雞蛋則高出近70%，家居用品和電器平均高出34%，交通成本高出30%，餐廳和旅館高出29%，醫療費用支出高出20%，文化和娛樂活動支出高出18%。

另外根據Numbeo數據庫，以色列的燃油價格位居全球第四，新車價格位居全球第五。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物價指數，過去十年以色列房價幾乎翻了一倍，住房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34.3%，歐盟的比例只有15.3%。

這樣的負擔，在2017年經濟成長放緩後便愈發沉重。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再度爆發了貪腐醜聞，經濟選民開始大幅流失，利庫德集團的支持度雖然還是政壇第一，卻已不如過往強勢。而反對黨眼見內塔尼亞胡勢弱，便開始籌劃取而代之，於是在2018年借宗教政黨的國防修正案，迫使內塔尼亞胡解散議會，接着開始了4年5次大選的政治動盪：2019年4月、2019年9月、2020年3月、2021年3月和2022年11月。

以色列某地的立法選舉宣傳畫。謀求第五次連任的內塔尼亞胡及幾名其他候選人畫像（圖源：路透社）

2019年4月、9月兩次大選後，執政聯盟直接難產；2020年3月第三次大選後，產生了由內塔尼亞胡和甘茨領導的聯合政府，但政府很快又在當年12月解散；2021年3月大選後，反對黨終於放下歧見，勉強組成了排除內塔尼亞胡的政府，由貝內特、拉皮德領導，但這台拼裝車撐到2022年6月還是隻能解體；2022年11月第五次大選後，內塔尼亞胡再度執政，開始了第16年掌權，但這次已明顯是風雨飄搖。

巴以衝突摧枯拉朽

從前述的2018年至2022年僵局來看，以色列政壇的衝突可以大致總結為：利庫德集團無法在席次上單獨過半，但自由派、左翼拒絕與利庫德集團組成執政聯盟，而利庫德集團也拒絕撤換內塔尼亞胡，於是只能不斷討好宗教政黨，希望最大程度整合右翼光譜。

例如這次的執政聯盟，便是在利庫德集團外，還聯合了沙斯黨（Shas）、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Religious Zionist Party）、聖經猶太教聯盟（United Torah Judaism）、猶太力量黨（Otzma Yehudit）、諾亞姆黨（Noam），並且讓立場極右的本-格維爾（Itamar Ben Gvir）、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擔任要職，分掌國家安全部與約旦河西岸規劃，因此被外界定位是“最右政府”與“最虔誠政府”。

而經歷多年政爭與僵局，“討厭內塔尼亞胡”“只能是內塔尼亞胡”的民意已經激烈對立，所以一遇到爭議性議題的催化，便會引發輿論海嘯，2023年的司法改革示威、巴以衝突便是例證，前者證明內塔尼亞胡的民意威望已經嚴重不足，後者則直接燒燬了內塔尼亞胡手上僅存的國家安全牌。

首先是1月開始的司法改革。內塔尼亞胡宣稱要解決最高法院將《基本法》直接當成憲法、並且進行違憲審查的“司法濫權”問題，所以推出了一系列擴大以色列議會立法權、削弱司法權的改革措施，結果引發輿論不滿，反對派認為這意味執政聯盟可能在未來通過各種侵犯人權、違背《基本法》精神的法律。

另外，因為內塔尼亞胡這次執政明顯仰賴宗教政黨、極右勢力支持，所以有不少聲音認為，所謂“司法改革”其實是極端小黨綁架執政聯盟的結果，目的就是讓以色列徹底變成一個宗教國家，徹底殖民巴勒斯坦。因此也有少部分預備役以 “擔憂未來會收到非法命令”（例如被下令去剷除巴勒斯坦村莊）為由，拒絕服役。

平心而論，反對派的攻擊理由並非空穴來風。眾所周知，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經濟自由化的重要推手，但2023年5月，以色列議會通過了新預算案，大幅增加了對私立極端正統派學校、神學院、其他宗教和社會項目，以及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以色列定居點管理部門的資助，明顯是要滿足極端正統派、極右勢力的要求，好讓他們繼續留在執政聯盟裏面，避免政府垮台。

輿論當然也是相當不滿，因為極端正統派猶太人（Haredim）本就常被詬病不事生產、逃避兵役、只會要求政府供養補助，卻是以色列人口中成長最快的一羣：目前約佔以色列公民的13%。因為高出生率，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比例預計在40年內增加兩倍。不少以色列人因此擔心，國家未來會被一羣只知讀經、不知工作的“吸血鬼”掏空，所以內塔尼亞胡的新預算案當然觸犯眾怒。

接着就是10月爆發的“阿克薩洪水行動”。如前所述，內塔尼亞胡過去的高民調，主要是仰賴經濟建樹、國家安全兩大支柱，但如今經濟牌已經失靈，這次的襲擊則直接擊潰了內塔尼亞胡的國家安全支柱。輿論嚴厲檢討內塔尼亞胡執政十餘年的對巴勒斯坦政策：為何哈馬斯能輕易闖入以色列號稱“高科技防禦”的邊境？為何情報體系事前沒能預警到這場襲擊？為何對哈馬斯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採取分治策略？為何多年來縱容哈馬斯而不是直接消滅？

與司法改革相比，這次事件嚴重挫傷了內塔尼亞胡的民意基礎。據以色列《馬裏夫報》在襲擊之後公佈的第一份民調（調查時間為10月11日至12日），利庫德集團的支持度換算席次直接從28席暴跌到19席，與沙斯黨等其他小黨的支持度換算席位加總，整個執政聯盟只有42席，甘茨領導的民族團結黨則從29席爆衝到了41席。換句話説，如果這個時候舉行大選，內塔尼亞胡必然被甘茨取代，因為甘茨還能聯合拉皮德等人，輕鬆獲得61席過半。

而拉皮德的盤算早在戰時內閣籌組時，便已展露無疑。內塔尼亞胡一開始是希望聯合拉皮德領導的擁有未來黨、甘茨領導的民族團結黨組成緊急聯合內閣，但拉皮德表示反對，稱以色列之所以無法管理這場戰爭，是因“現任內閣的功能失調與極端”，所以要求內塔尼亞胡驅逐立場極右的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猶太力量黨，否則擁有未來黨就拒絕加入。

內塔尼亞胡與政治對手本尼·甘茨（圖源：以色列政府新聞辦）

但如前所述，這些極端小黨是內塔尼亞胡的保命符，基本上不可能被排除，所以擁有未來黨最終沒有加入戰時內閣，拉皮德更是公開檢討內塔尼亞胡：繼續讓未能阻止哈馬斯的無能官員在職、繼續讓本-格維爾與斯莫特里奇等極端分子在安全內閣裏活動，所以自己只會支持政府外部的戰爭努力。拉皮德同時呼籲各方勢力“倒閣”，表示“是時候在不參加選舉的情況下取代內塔尼亞胡了”。

但甘茨選擇了大局為重，決定與以色列防長阿夫·加蘭特一起加入戰時內閣，以色列議會也在10月12日晚間以66票贊成、4票反對的結果表決通過，避免了戰時內閣的難產。

只是內塔尼亞胡拯救不了低迷的民意支持，即便想以換囚挽回民調，但似乎也成效不大。根據《馬裏夫報》12月1日公佈的最新民調，利庫德集團的支持度換算席次雖有上升，卻只有20席，與沙斯黨等其他小黨的支持度換算席位加總，整個執政聯盟只有43席，甘茨領導的民族團結黨則依舊位居40席高位，如果這個時候舉行大選，內塔尼亞胡必敗無疑。

當然，依照以色列的政體規劃，只要內塔尼亞胡現在的執政聯盟不崩解，以色列短期之內都不會再有大選。但問題是，內塔尼亞胡的經濟牌已經失靈，“安全鷹派”神話也已破滅，十幾年的執政光環因為哈馬斯的迅猛一擊而嚴重蒙塵，就算能撐過這次政治危機，下次大選是否還能代表利庫德集團參選，恐怕要打上很大問號。

不過就算沒有內塔尼亞胡，也不代表以色列社會針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右轉趨勢能被大幅逆轉。

11月10日，特拉維夫大學和平指數計劃公佈民調顯示，以色列猶太人對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進行和平談判的支持率，從9月的47.6%下降到了24.5%，另外有57.5%的以色列猶太人表示，他們認為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使用的火力太少，36.6%認為以色列國防軍使用了適當的火力，只有1.8%認為以色列國防軍使用了過多的火力。

另外，和平指數計劃的民調也顯示，以色列猶太人對兩國方案的支持率也有下降，從9月的37.5%下降到了28.6%；當然，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一貫支持兩國方案，並從9月的68.7%上升到了71.9%，但阿拉伯公民的看法並不是以色列的主流民意，原因除了人口差距外，還有階級問題：以色列猶太家庭的平均收入幾乎是阿拉伯裔家庭平均收入的兩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還是相對弱勢的存在。

整體而言，現在的以色列民意比過去內塔尼亞胡執政的任何時候都更鷹派。民眾之所以厭惡總理，不是因為總理鷹派，而是因為總理是個“廢物鷹派”，而威望上升的甘茨即便不如本-格維爾激進，卻也絕不是另一個拉賓，準確來説，應該是略温和的內塔尼亞胡。當然，戰爭下的民調可能有過度激情的疑慮，但搭配以色列近二十年持續右轉的社會氛圍來看，這次的集體創傷當然可能強化左翼對兩國方案的呼籲，卻似乎更可能強化右翼的主張：以色列被一心要毀滅它的頑固敵人包圍，現在不是談判和平進程的時候。

近年來，每當巴以衝突發生，國際總會習慣性地呼籲重回兩國方案，但除了呼籲之外基本上就沒有實質行動，兩國方案成了行禮如儀的政治口號，而不是還在活躍的談判進程，這也讓以色列不斷重複類似的行為模式：遇到襲擊就祭出殘酷報復，殺夠了才會停下來，但問題還是沒解決；而哈馬斯只要沒被徹底殲滅，就會持續配合伊朗發動襲擊、並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爭權，加沙地帶的血仇悲劇因此不斷積累。

而在以色列內部，哈馬斯的襲擊也會不斷削弱左翼的能量，後者雖主張巴以和平共存、呼籲以色列終結壓迫，卻沒辦法給難解未來一個答案，也回答不了如何讓哈馬斯放下武器的靈魂拷問。以色列中間派則相當軟弱，衝突時期，他們默不作聲；和平時期，他們可能同意談判，卻又不堅持基於兩國方案的談判，而是更希望就現有局面進行磋商，讓哈馬斯解除武裝，簡單來説，就是隻接受一個非軍事化的“巴勒斯坦羣島國”。

戰爭總有一天會結束。哈馬斯這次奮力一擊，很可能在干擾沙特、以色列建交外，還意外擊潰了內塔尼亞胡，讓這隻九命怪貓壽終正寢，但內塔尼亞胡倒下不代表以色列右翼的敗退，反而可能是下一段新長征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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