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 米萊的阿根廷：邁向未來，還是回到過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鵬】

2023年12月10日，極右翼政治人物哈維爾·米萊正式就任阿根廷總統。他的執政十之八九將使這個國家很快面對政策調整帶來的陣痛。然而，在陣痛之後，“阿根廷的重建”真的能夠實現嗎？

當地時間12月10日，米萊就任阿根廷總統（AP Photo / Gustavo Garello）

米萊的政治引路人

米萊是一位從政時間很短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的種種激進主張和改革方案令人強烈地感受到前總統卡洛斯·梅內姆的影響。

米萊和梅內姆在2019年有一次見面。當時，阿爾韋託·費爾南德斯剛剛當選總統，政治風潮不利於右派。失意的梅內姆恰好聽説米萊公開稱讚他是“阿根廷歷史上最好的總統”，於是邀請他到自己住所會面。一番交談之後，前者對後者説道：“你必須成為總統！”

梅內姆在1989年至1999年期間擔任阿根廷總統。在他就職之時，國家已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惡性通脹。他的應對策略是採取了一套極端自由化的經濟政策：設定美元和比索之間的一比一兑換，在短時間內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在金融、貿易等領域實行全面對外開放。這些改革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惡性通脹挑戰，穩定了宏觀經濟形勢，經濟增長得以恢復。

梅內姆的執政成績，阿根廷民眾的感受兩極分化。在支持者眼中，梅內姆時代沒有通脹，私有化使公共服務得到現代化。比索和美元的一比一兑換使阿根廷人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來，可以大手大腳地消費各式進口產品，也可以到處旅遊觀光。這是一種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美妙感覺。在反對者看來，數千家企業在梅內姆時代關張倒閉，工業喪失活力，下層民眾陷入失業和貧困。私有化滋生大大小小的涉腐醜聞，而許多相關證據指向梅內姆。他之所以躲過牢獄之災，是因為他憑藉特權地位長期擔任參議員，得以享有司法豁免權。

阿根廷前總統卡洛斯·梅內姆

梅內姆的最大爭議來自其競選主張與執政路線之間的巨大反差。他在就職之後，發起一場他在競選期間從未提及的重大經濟調整。美國學者蘇珊·斯托克斯指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出人意料地”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而那些推行改革的總統（例如卡洛斯·梅內姆、委內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斯和秘魯的藤森）恰恰在競選期間反對新自由主義，親口承諾保護民眾免於經濟困苦和不安全感。

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梅內姆經濟政策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和放大，最終導致阿根廷在2001年底陷入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私有化進程使阿根廷的重要企業幾乎全部被外國資本控制。比索與美元掛鈎的固定匯率制導致幣值高估，不僅使阿根廷產品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喪失競爭力，也使政府無法利用貨幣手段調節經濟。國際資本市場在1998年之後出現風向改變，投資者開始從阿根廷撤出美元。美元儲備的不足迫使該國把利率提升至極高的程度，嚴重抑制了企業生產。

1999年至2002年，阿根廷經濟連續4年負增長。2001年12月，由於國際貨幣經濟組織拒絕提供新的貸款，該國陷入嚴重的危機。許多人把梅內姆視為這場危機的禍根。2003年，他再次競選總統，卻由於支持度太低而退出第二輪投票，他的對手內斯托爾·基什內爾自動當選總統。

當阿根廷再度面對經濟萎縮、通脹高企的考驗時，梅內姆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之中。米萊提名梅內姆的侄子馬丁·梅內姆作為眾議院議長，這一舉動被外界解讀為他對梅內姆時代致敬，也意味着他希望藉助梅內姆家族影響力獲得政治支持。米萊還把梅內姆時代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略讚譽為“阿根廷歷史上最好的經濟部長”。兩人經常就美元化等改革議題進行交流討論。此外，一些曾在梅內姆政府任職的政治人物進入米萊政府，為它留下更深的梅內姆烙印。

米萊的改革：行得通嗎？

目前，阿根廷處於持續的經濟低迷之中。2023年，該國經濟增長率在拉美國家之中墊底（預計為-3.0%），通脹率創下1991年以來最高值，還揹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40億美元的債務。

米萊表示要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分鐘就“讓形勢變得非常透明”：這個國家沒有走漸進道路的可能，必須實施最嚴厲的休克緊縮。迪亞娜·蒙迪諾在就任外交部長之前公開表示，國家面對極為“嚴峻”的形勢，政府“沒錢”，全社會必須為勒緊褲腰帶做好準備。內政部長吉列爾莫·弗蘭科斯此前表示，阿根廷比索對美元官方匯率保持在1美元兑換600到650比索是“合理的”。這一表態意味着比索將迎來大幅的匯率貶值。

米萊的激進主張遭到外界的強烈質疑。2023年11月，也就是阿根廷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前夕，全球113名經濟學家簽署一封公開信，共同批評他的經濟主張。在他們看來，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將加劇阿根廷本已嚴重的貧困和不平等，實行美元化和財政緊縮屬於無視現代經濟的複雜性和歷史教訓，米萊的主張可能導致整個國家陷入經濟災難和社會混亂。在簽名者之中，既有托馬斯·皮凱蒂這樣的著名歐美學者，也有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阿莉西亞·希隆等來自拉美的著名經濟學家。

在媒體評論看來，“米萊要做的事情在梅內姆執政時期都做過，都失敗了”。經濟的極端自由化，主要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關閉中央銀行，經濟的美元化，米萊的這些政策主張對於阿根廷或拉美並非新鮮事，其作用和侷限性也是一目瞭然。

米萊曾經的好友、經濟學家迭戈·賈科米尼強烈質疑米萊捍衞、效仿梅內姆的做法。在他看來，這種效仿之所以不可行，因為兩人所在的時代非常不同。梅內姆在1989年就任總統之際，美國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華盛頓共識的影響力無人可比，自由市場成為阿根廷的唯一選擇。現在，世界形勢已經改變，中美成為世界兩極，而且兩國都強調政府的作用。

米萊的重大調整方案都需要得到國會的批准，因而將在國會面對反對黨的牽制。新國會是一個政黨構成十分碎片化的國會，沒有任何黨團在兩院掌握過半數席位。“自由前進”在參眾兩院僅為第三大黨團，而目前尚在執政的“團結為祖國”在參眾兩院均為第一大黨。米萊現在已經與前總統馬克裏為首的中右翼政黨聯盟“我們變革”結成盟友；由於席位數量還是不足，他在重大表決時將不得不求助於“激進公民聯盟”或更小的政黨。在地方層面，“自由前進”既沒有控制任何省長職位，也基本沒有掌握市長職位。

阿根廷所需的任何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都會帶來巨大的短期陣痛。如果米萊在執政之後取消匯率管制，幣值被高估的比索勢必出現大幅貶值，進而加劇通脹壓力，下層民眾將淪為直接受害者。

米萊迫切希望削減公共支出，但如何處理能源補貼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相關數據顯示，阿根廷政府2022年能源補貼高達124億美元。國家的鉅額補貼使消費者享受低價燃料，但政府的財力越來越難以承受；如果取消燃料補貼，下層民眾的生活將受到損害。可以想象，米萊的改革一旦啓動，大規模的社會騷亂很可能接踵而至；如果抗議聲浪不能得到遏止，政治基礎薄弱的米萊政府甚至有無法維持之憂。

米萊外交：從中美中立轉向親美，走得通嗎?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曾説過：“世界上有4種國家：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日本和阿根廷。”這個説法的含義是阿根廷走出一條非常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道路，一度通過出口農牧產品聚斂財富，卻沒有能夠實現發展質量的突破，反而陷入衰落與破敗。

在20世紀初的很長時間裏，阿根廷曾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在“大蕭條”到來之前的許多年間，兩國都是西半球最有活力的經濟體，都向歐洲出口大量的農牧產品，都能夠吸引眾多的歐洲移民落户本國。按照安格斯·麥迪遜的統計分析，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13年達到3797（國際）美元。這一收入水平不及美國和英國，但超過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在拉美則是遙遙領先。

阿根廷依靠自身經濟實力而堅持與美國外交拉開距離。不同於巴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期保持中立。1945年之後，胡安·庇隆治下的阿根廷堅持獨立於美蘇的“第三立場”，該國最終加入不結盟運動。

20世紀80年代，馬島戰爭落敗、內外交困之中的阿根廷開始改變對抗美國的做法。梅內姆政府使該國外交政策發生巨大轉變，完全放棄傳統的民族主義立場和不結盟戰略，採取非常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尋求與美國“自動結盟”。在梅內姆政府長期擔任外交部長的吉多·迪特利亞甚至用“肉體關係”定義阿根廷與美國的關係。

卡洛斯·埃斯庫德是梅內姆的外交顧問，他竭力鼓吹“外圍現實主義”，為這種外交大轉變吶喊助威。他撰文分析阿根廷在馬島戰爭失敗之後的困境，反對阿根廷採取一種對抗性的外交-安全政策，因為這個國家“並不真的需要丟失已久的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羣島、核技術或不利於穩定的彈道導彈系統”。

阿根廷在2001年年底陷入危機之後，美國拒不伸出援手，兩國關係漸行漸遠。在基什內爾及其妻子克里斯蒂娜執政時期（2003-2015），阿美關係極為冷淡。馬克裏政府（2015-2019）和費爾南德斯政府（2019-2023）基本遵循“等距外交”，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米萊的執政意味着阿根廷外交再次經歷大調整。相較於前幾屆政府，米萊毫不猶豫地轉向親美道路。他在大選期間的表態可以歸納為：疏遠本國的前兩大貿易伙伴巴西和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倒向美國。

米萊（右四）訪問美國，拜登避而不見

米萊在今年8月初選勝出不久之後即告訪美；11月底，他在剛剛贏得第二輪投票之後再度訪美。他之所以如此親美，首先是因為他需要為未來的經濟調整爭取美國的支持。他與美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進行會談，專門討論未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問題，得到美方的同意。其次，親美立場源於他的保守意識形態，也就是對美國霸權、西方文明、民主體制的極度崇拜。換言之，他更加看好美國的發展前景。

米萊公開倒向美國，美阿關係上升空間卻並不令人看好。在他訪美期間，拜登總統避之不見。米萊政府和拜登政府有許多相悖的理念。後者支持改善公共醫療、嚴格管控槍支和應對氣候變化，而米萊對這些主張嗤之以鼻。這種狀況無疑將減少米萊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合作空間。不管誰在2024年當選美國總統，阿根廷都不能指望美國像中國這樣提供大額度貸款或幫助修建大型基礎設施。此外，美國不可能在馬島問題上支持阿根廷的立場。

考慮時代背景，梅內姆奉行親美外交尚可理解，而時隔二十多年後的米萊，採取同等操作就難言樂觀。在阿根廷陷入經濟困境之際，米萊沒有認真對待本國與前兩大貿易伙伴——巴西和中國——的關係。

外交部長迪亞娜·蒙迪諾很明確地表示，阿根廷不會在2024年1月1日加入“金磚國家”機制；至於最終是否加入，新政府將另行“分析加入前景”。在對華關係方面，新政府始終聲稱要對中阿之間的“不透明交易”進行審查。在對巴關係方面，米萊堅持邀請博索納羅參加他的就職典禮，而盧拉總統派外長代表自己參加這一活動。在阿根廷與兩大貿易伙伴的關係同時趨冷之際，米萊這場激進改革的前景令人愈加感到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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