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農民窮是因為“懶”嗎?

【導讀】“懶惰和貧困是難兄難弟”、“鐮刀掛上壁，家裏沒有吃”。長期以來，貧困更多地被視為個人的失敗。一個定見是：窮人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他們懶惰，缺乏內生動力。

本文作者結合自身扶貧經歷指出：所謂的“貧困個體責任和貧困文化論”，忽視了制度和結構在財富、資產、教育、機會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對貧困的決定性影響。從某種角度講，“貧困是因為懶惰”是一個謊言，很多人的貧困其實早已深深地嵌入到制度結構裏。正因為如此，過去多年的中國扶貧行動，試圖從根子上解決貧困問題。既然如此，那就必須思考：貧困的元問題究竟是什麼？

作者認為，貧困的根源在於人的現代化理性不足。人類社會有兩大驅動力量：一是自我利益擴張的力量，二是羣體間相互分析的力量。處於前現代的人，往往缺乏第一股力量，難以實現對新事物的快速學習和對產業的資本積累。對於那些依然處於傳統之中、不太具備現代性思維方式的“現代化的窮人”，扶貧要從“心”開始，需要一點點改變人的理念，而不能盲目冒進，也不可絕望懈怠。

貧困是因為懶惰嗎？

有一次，在我扶貧的河邊村裏，一個北京來的朋友看到村裏很多公共空間的髒亂差，隨口説了句：“他們窮還是因為懶啊！”我笑了笑，説：“我在北京看到很多至少是中產階層集中居住的家屬樓，樓道也是髒亂差，你説他們也很懶嗎？”

一説到村裏的工作，很多人都會説“要發動農民一起幹，這是他們的事”。我剛開始在村裏的時候也這樣想。

最初，我組建了“河邊發展工作隊”，希望成員能作為骨幹為村裏做事。但時間久了，事多了，很多人就不來了。後來我又組織了“河邊青年創業小組”，還是希望有一批人能為村裏的建設做事。

在河邊村的建設中，村民的確做了很多義務勞動。但是組織集體義務勞動有一個難題——只要有人不來，很多人也會説“他們不來，下次我也不來了”。前面説到的“工作隊”和“小組”最後都不了了之了。

反過來想，我們住在城市，如果沒有市政服務，每天社區的人都去每家每户找人搞衞生，一次可以，經常做可能嗎？

難道説城裏乾淨是因為城裏人勤快，農村髒亂差是因為農村人懶惰嗎？很顯然，城裏乾淨是因為有市政。

那麼，城市有市政，為什麼村裏不能有“村政”呢？

我們這些被服務得很好的城裏人，為啥到了農村就高高在上地指責村裏人懶惰呢？

這幾年扶貧工作熱鬧，農村裏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標語。有的彰顯政府扶貧的決心，如“精準脱貧，不落一人”；也有彰顯愛心的，如“扶貧濟困，你我同行”……也有很多如“人窮志不短，政策不養懶漢”、“扶貧不能等靠要”等這樣激勵窮人脱貧的。

2018年，貴州省安順市普定縣（圖源：活力普定）

仔細想想也有意思，假如我自己很貧困，有人來幫我，我會不想脱貧嗎？“要你脱貧變成我要脱貧”這句常常掛在很多人嘴上的話，邏輯到底是什麼？

一次，一個基層幹部朋友説：“李老師，現在扶貧不好搞，老百姓難搞得很，你給他養豬，他説不要，讓他脱貧他都不脱。”

我説：“養豬能脱貧嗎？勞動力增加成本，再遇到非洲豬瘟，賣都賣不出去。”不能想當然地讓農民脱貧。

我剛到村裏時，有人説：“李老師，你搞不出啥新產業，辦一個公司來搞冬瓜豬。”於是我和農民商量，他們總體的反饋並不積極，表現得“不想脱貧”。後來我發現，真正的冬瓜豬就是一家一頭，兩頭滿山跑，生長很慢，個頭也小，一旦規模擴大，勢必要用飼料。規模大了，吃的不一樣了，豬病就來了。

外界往往會把這種對“脱貧方案”的遲疑視為“麻木”，認為他們不想脱貧。但如果換一種情境，有人勸你去投資股票，估計不少人也會遲疑。難道他們不想致富？我們這些城裏人端着“鐵飯碗”，一旦沒了這個碗，也沒有土地，處境可能比農民還困難，我們怎麼能理直氣壯地去教育農民如何脱貧？

當然，我們不能搞“農民本位”，不能説他們不需要外部的支持，他們需要。我做扶貧二十多年，最近到很多地方看，包括我自己扶貧的村莊，變化很大，精準扶貧扶出了成效。2012-2018年，8000多萬貧困人口脱貧。難道説這8000多萬人全都在幾年裏由懶惰變成了勤快？真是那樣的話，估計會是全世界社會學家最感興趣的案例了。

按照2011年調整後的新貧困線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的標準計算，2011年全國貧困人口為1.239億，到2015年底，已經減少至5578萬

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阿爾傑的小説描述了數百個由貧窮到富裕的故事，主人翁無論開始多麼貧困，到最後幾乎都依靠他們的內生動力和不懈的努力擺脱了貧困，這些故事的核心含義是一個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這就是至今都在影響社會大眾觀念的所謂“個人努力脱貧的模式”**。**在類似觀點的影響下，一旦遇到貧困，我們自然就會認為窮人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他們懶惰，缺乏內生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發展條件相對平等，引發了市場改革下千千萬萬農民生活的改善。不能説改革開放之前農民懶惰，改革開放之後他們突然就勤快了。貧困並不是因為他們懶惰。

河邊村的案例

河邊村是一個地處深山的瑤族村寨。2015年我第一次到村裏，第一印象就是村裏沒有一棟磚混房，全村房屋都是沒有窗户的破舊木房，進村的的路是八公里的曲折土路，開車要40分鐘，雨季來臨時就無法通車。那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303元，45%來源於農業，其中27%來源於甘蔗種植。由於地處亞洲野象的棲身地，野象羣不斷侵害甘蔗，經常造成當地甘蔗絕收，而由此得到保護區的補償每畝只有700元，正常情況下，每畝甘蔗收入可達2000多元。

河邊村屬於少數民族村落，很多人不會講普通話。由於語言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很少出遠門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2015年，村民每天的打工收入大致在80-100元，但並非每天有活幹。而同年村民日常開支高達總支出的41%，小孩的教育支出高達25%。在低收入的條件下，現代消費文化不斷推高農户的實際支出，致使相當多農户依靠債務維持消費。現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醫療等又繼續構成農户的剛性支出內容，加之農户傳統的支出，使得河邊村農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債務）的貧困陷阱。

如果讓我待在這個村裏，我估計會是最貧困的農户。

我到山下的村子調研，外面的人説，“你在那裏扶貧啊？河邊寨子的瑤族可是懶啊”。可是當我們真正瞭解這些村落的基本情況時，又有多少理由認為他們的貧困是因為懶，因為愚，因為沒有志和智呢？

河邊村裏傳統的屋舍。（圖源：滇西法眼）

我看到村裏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點就出去找豬食餵豬、砍甘蔗等等，有時甚至還會半夜去割膠。婦女到其他的村去收西瓜，需要在温棚悶熱的環境下作業。河邊村的婦女們下山去做零工，主人家不管飯也不管油費，她們早上五點多就得騎車下山，在大棚裏幹到天黑，一天掙得100元。

村人常説，“找錢太難，不會找”。他們習慣將掙來的錢稱為“找來的”、“苦來的”，這一地方化的表達事實上非常準確地描述了他們的狀態**——**對他們來説，掙錢是一件很難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從別人不屑於去幹的工種中尋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錢”，換取到了低廉的報酬，也要比尋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勞動。

河邊村有28户家庭存在教育支出，2015年平均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20%。在教育支出最多的10户人中，只有兩户的家庭純收入（扣除生產性支出）減去教育費用後還有結餘。家庭純收入減去教育支出後，結餘負數最大的那一家人，因其2015年虧本過多，家庭純收入已是負數。2015年全村醫療户均支出4233元，人均花費1141元，醫療費用佔農户家庭總支出比例為17%。這其中共有16户家庭因病、意外有過住院或手術開支，佔總户數的29%，所花費用佔醫療總支出的37%。

全村沒有一個富裕户，沒有一間像樣的房，他們的境遇是因為懶惰？事實上，他們的貧困深深地嵌入到了現有的制度裏。類似河邊村村民這樣的“窮人”，無論進入就業市場，還是從事任何創收活動，都難以和其他人競爭。在一個日益不平等的社會，雖有馬雲這種憑個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樣板，但是整體上講，窮人和富人遠遠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窮人依靠個人努力而致富的難度越來越大，市場可能惠及窮人，但是市場不是窮人友好的制度。從某種角度講，“貧困是因為懶惰”是一個謊言。

貧困的元問題是什麼？

貧困的問題很多，你們可以提一百個有關貧困的問題，但是貧困的元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我們研究貧困問題的理論核心，也涉及我們想辦法縮小人與人差距的努力。我們做扶貧研究的人，常常會遇到很多困擾、挑戰和困境。以涼山彝族為例，有一種説法是非常落後，還有一種説法是被扶貧慣壞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覺得我們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往往失去了方向。

要回答什麼是貧困的元問題，我們需要從這幾個方面來思考。

從去政治化的視角來看，人類社會有兩個不同方向的力量在驅動我們每天的行為。一是基於生物學——生存性的個體利益最大化。人類從最原初的狀態逐漸社會化，再進入到現代化社會，一直有這麼一個驅動力，這個驅動力形成了一個結構化的東西。什麼是結構？男和女、好和壞就是結構化的。一定要有兩個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能稱之為結構。　　

在狩獵社會，行動快速、強有力的人能夠捕捉到很多獵物，容易被神秘化，人們會認為這個力量是天生就有的，是不可動搖的；而且還將其崇拜化。在這個過程中，差別和權威就形成了。每個人都希望像他那樣，因為那樣可以獲得更多的物質。大家可以看一下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他解釋了在生存性的倫理基礎之上，如何由於競爭產生出差異，這種差異又如何進一步地社會化和政治化——這就是國家的形成。

政治權力形成以後，即使在物質缺乏的狀態下，處於政治權力中心的集團和個人都是趨向於擁有較多的物質財富的，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非洲部落，它雖然呈現出低物質供給的均衡，但部落酋長會擁有更多的牛或者皮革，他一定會用物質的豐裕程度來象徵自己與他人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會受到人類最基本的生存動力的弘揚和崇拜，而非貶低——他們具備的這種物質上的優越，主要不是來源於剝削，而是來源於對於人“能力”的力量感的崇拜。

今天我們對財物的獲得也會有崇拜，也會覺得人家有本事，是應該的，我們自己沒有這種能力。所以，不平等就這樣產生了。

與此同時，我們又有另一種和上述力量相制衡的東西。比如，你拿了很多東西，會自然地把東西分給自己的弟弟妹妹，再給周圍的親戚朋友。所以在相對原始的社會形態中，人們的“兄弟姐妹”很多。非洲的朋友和我們交談，總説“my brother”、“my sister”……他會説出幾十個brother、sister，但不全是血緣上的。他會讓自己的社會網絡展現得越過自己的家庭、血緣關係，到整個社區。他們很自然地説，“我有東西就要分享”。今天很多的社會形態都依然保留了這種狀態，就是在物質層面一定要分享。有些學者認為，那是因為有很多戒律和要求才會這樣做。但我不認同，因為他們是非常自發地做這些事情。　

前面講的是非制度化的，接下來我們會説更制度化的一些東西。人類社會不同於動物世界，動物之間也有相互幫助。我在非洲看角馬過河，發現一些強者先過河了，但那些強者會回過頭來幫助困在馬納河中間的角馬，實在幫不了，它們就走了。有了宗教，我們就進入了非常社會化、組織化的階段。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是歧視商業的，他們認為做生意是可恥的。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裏也講了，“就知道做生意、賺錢的人是可恥的”。這種力量進來以後，對我們前面説的那種自利性的力量構成約束、相互制衡、不斷消長，形成了一個結構的關係體。

宗教改革後，接着是啓蒙主義、新教形成，資本主義的出現。人類那種要求獲得更多物質東西的第一種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這就是理性主義。所以韋伯對人類的未來產生了悲觀，他認為，人類的理性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就是極限了，沒有什麼“後理性”了。　

接着，“萬惡的資本主義”思想根源、意識形態就出現了——新教倫理，它倡導人們努力工作、創造財富。但同時新教徒又不斷告訴每個人一定要節儉，不管你有沒有錢，你都是上帝派來的財富的守護者，而不是擁有者。現代西方社會通過宗教形成了一種新的財富分配意識形態，它超越了原始集體性的生存性質倫理。因為，宗教是大眾化的，所以這種意識形態也就成為“大眾”的行為準則。

回過頭來講，那兩種不同的張力，其中一個力量一定會產生貧困、產生差異；第二個力量一定在制衡差異。這兩者構成了我説的貧困和扶貧的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難道富人天生是偉大的嗎？難道窮人天生就該貧困嗎？這就觸及一個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學問題。

再回到現實，消除貧困為什麼這麼難？實際上消除貧困就是個很難的過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話語是不平等的。富人針對窮人的話語是“不開化、懶惰、懶散”，但富人很少暴露他致富的真實故事。要是有窮人問富人是怎麼富起來的，富人敢講嗎？不敢的原因在於，致富的真實故事恰恰是利用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某種差異。扶貧的元問題就是——富人和窮人的差異足以導致兩者在福利方面存在如此之大的不同嗎？

這就是原罪，人的原罪都深深埋在心底，呈現的東西又比較虛偽，神秘化又道德化。“我跑得快、我勤勞”，富人就是這麼對窮人説的。窮人説富人，就是“人家能幹、聰明、有文化、關係、技術……”話語完全不一樣。話語差異的道德尺度在於：現代社會的富人永遠不會披露致富的真相，窮人永遠被話語迷惑。有人會發現，“我一輩子認真工作，一點錢沒掙到”。窮人認為，把孩子送到大學就可以掙錢了。其實貧困問題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接下來再看看“助貧人”的話語。我們不是富人，也不是窮人，我們是助貧人。我們經常帶着富人的視角講窮人，説他們窮就是因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們給了窮人致富的神話——要脱貧先立志。作為“職業的非富人”和作為“社會人的非窮人”來工作，助貧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們的行為、話語呈現出邏輯上的不一致。在這裏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我們需要把窮人的角度和我們的預期結合起來看扶貧的效果。

回過頭來，貧困的元問題是什麼？可能就是：生存性競爭導致的基於物質獲取差異的社會化過程，基於對物質的崇拜和基於物質貧乏而產生的恥辱，社會化的道德出現；社會階層對於差異的固化以及現代社會理性擴張導致的不同種羣和國家之間在物質供給方面的差異。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裏也提到現代性倫理的問題。也就是説在同一文化條件下，個人之間的福利差異可能更多地出於“能力”的差異，而不同文化條件下，可能更多地出於現代性倫理的差異。

那麼什麼是扶貧的元方案？剛才我提到，我們的扶貧出現了話語和行動的一種邏輯混亂。我們需要基於貧困的元問題，提出相應的元方案，這就構成一個隱喻，也就是現代國家的倫理和道德——集體性生存倫理的維護和對現代性過度擴張的控制以及協助落後於現代化的羣體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扶貧的哲學含義）。

扶貧的元方案，就是把現代性擴張到沒有掌握現代性倫理的羣體。在少數民族地區和一些特別貧困的地方，他們可能自己覺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們告訴他們——你們過得不好，孩子沒上學，生了病沒醫療，豬圈和居住空間交疊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變。這些人沒有我們這些概念，處於低物質均衡的階段，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邏輯。但是我們要打破他們，就像馬雲説要打破窮人的思維。

“現代化的窮人”是指沒有或很少被現代性倫理影響到的，不具備現代性倫理思維方式的羣體。讓他們接近或把握現代性倫理的約束，真是太不容易了。在特別貧困的地方搞一個合作社太難了。我扶貧的那個村莊來了一個温州小夥子，他説，“要是這個地方在温州，早就變得巨好了”。有人建議我做合作社，我也沒做過，但覺得在貧困地區搞產權、股份制，真的是很天真，那裏只有平均主義。在傳統的地方讓他們很快掌握現代性的東西是不容易的。　

韋伯曾經認為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性的，但我們實現了，這是個很大的謎，理論上還沒有解開。但我們現在還是不具備源於歐洲那套理性的東西，整個社會依然有失範。比如北京路上一些司機開車都亂開，亂按喇叭，而且也沒有能超越傳統慈善的那種公益倫理，所以社會才有這樣大的差異。

所以，扶貧的元方案在於，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特別傳統的羣體發生改變？一個人改變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個羣體就很難改變了。深度性貧困地區是扶貧的難中之難。“深度貧困”從特徵上講，還主要在於現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們常説的“發展“問題。理論上來講，對很多處於前現代的羣體而言，難就難在如何讓他們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成功案例一定是對接市場的，失敗也是因為難於對接市場。

陝西安康：農户屋頂鋪設光伏板 助力鄉村扶貧（圖源：視覺中國）

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例子，我是一個發展實踐的工作者，我的工作是讓更多的人接近和把握現代倫理，從而改善福利。但我不希望自己的發展實踐是盲目的，不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沒有框架，我希望這個發展路徑是可以自圓其説的。我在雲南一個村莊做扶貧，這個村莊不是完全與現代化隔離的，但是他們的生存性倫理與現代性倫理有很大的距離。我要找一個把它和現代性連在一起的對接點，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思考，終於在村民的房子裏找到了。

當地瑤族幹欄式建築沒有窗户、沒有陽光，因為山地只有木頭，沒有玻璃和磚頭，只能靠着木料的縫隙透進陽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曬太陽。感受陽光，是他們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對接現代性的線索。我實踐的對接點就是建造一座充滿陽光的房子，然後再接上他們沒有的概念：一個瑤族特色的客房來賺錢。簡單地説，我做了一個實驗來説明我們有可能突破一個結構、改變一個社會。

至於是否成功，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回答。

結語

很多人將這一研究觀點簡單地移植到貧困的研究中，一般化地將貧困視為窮人個體和文化的責任，認為貧困是因為窮人的懶惰，愚昧。“等靠要”幾乎成了主流的批評窮人的話語。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個體的失敗，個人的努力無疑是獲得財富的必要條件，但是並非充分的條件。貧困個體責任和貧困文化論忽視了制度和結構在財富、資產、教育和機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條件下對貧困的決定性影響。這一理論也同時弱化了我們追求一個平等社會所應肩負的神聖責任，轉移了我們推動制度變革的注意力。

大規模的脱貧攻堅的成就恰恰説明了消除制度性因素在減貧中的作用。針對貧困户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三保障”就是從制度上消除貧困的具體案例。而脱貧攻堅，難也恰恰難在如何繼續推進制度的變革，從而建立一個公平的經濟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