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中國經濟增長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經結束

為什麼一個強大的經濟體會失去增長動力並陷入長期停滯？新興經濟體可以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中學到什麼？如何為當前中國經濟形勢開出行之有效的“藥方”？從根本上説，必須使有些人的支出多於他們的收入，一個經濟體才會增長。著名經濟學家辜朝明在新書《被追趕的經濟體》中提出，中國經濟想要在當前的外部環境下發展，國內企業和消費者必須進行擴張。

【文/辜朝明】

中國經濟增長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經結束

二戰後，美國決定向世界開放其龐大的佔全球GDP近30%的國內市場，而這一行為改變了世界的遊戲規則。自由貿易框架的出現，完全淘汰了“領土擴張是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必要條件”這一觀念。

中國也在自由貿易體制中受益，在短短30年裏就成功地將一個擁有超過10億人口的極度貧困的農業國家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30年，可能是有史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一段時期，超過10億人口的人均GDP從300多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1萬多美元。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吸引了大量的境外直接投資，最早的投資來自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並很快擴展至所有發達經濟體。

之所以能夠吸引那些投資，是因為自由貿易體制允許企業在世界各地銷售自己的產品。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許多聰明的中國學生到西方大學學習，隨着中國逐漸繁榮，大量遊客開始周遊世界。這與蘇聯和東歐完全封閉的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與外國人的接觸受到嚴格控制。改革開放促使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

加入WTO以及藉此進入全球市場，促使世界各地的企業在中國建立工廠。中國經濟增長迅猛，出口最高曾佔GDP的35%。如果不是自由貿易體制下的市場供給，中國可能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實現這樣的增長。

西方那些能夠利用中國低廉而勤勞的勞動力的企業，發現了無限的投資機會，並像資本家在劉易斯拐點前的城鎮化時期一樣投資中國。這些投資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

但這些投資也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正如其自身在劉易斯拐點前城鎮化時期產生的不平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中國迅速擴張的外國企業可能會減少在本國的投資，從而抑制了本國國內經濟和生產率的增長。事實上，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緩慢是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生產率和收入快速增長的反面，這可能是發達國家企業的投資導致的。因此，亞洲其他地區和西方的工人不得不與中國工人競爭，並看到自己的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那些發達經濟體的人，若還在疑惑黃金時代的固定資產投資熱情到哪裏去了，那隻需在天氣好的時候，在從香港到北京（或反之）的航班上找一個靠窗的座位就知道了。他們會看到下面一望無際、向各個方向擴展的工廠羣。這些工廠許多最初是由外資創辦的，因為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已經沒有資本家了。

起初，境外投資主要來自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事實上，正是20世紀80年代的這些商人帶來了管理市場經濟的理念和方法。他們意識到，可以把在中國內地生產的東西銷往世界各地。在他們開創性的努力之後，來自西方和日本的其他人也加入進來，因為這些人也認識到中國的資本回報率遠遠高於本國——前提是中國生產的商品能夠在世界各地銷售。

中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遵循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的規律。實際上中國已在2012年前後跨越了劉易斯拐點，正經歷工資快速增長。這意味着中國處在後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

中國的工資上漲，使中外企業將工廠轉移到越南和孟加拉國等低工資國家。事實上，促使中國在作為成本最低的生產國時受益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制，當前正面臨挑戰。

這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長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經結束。中國如果希望在工資上漲的情況下保持經濟增長，就需要改善國內的商業環境，以使企業即使發現國外的資本回報率更高，仍選擇在國內繼續投資，至少對某些行業而言如此。中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包括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和與美國的競爭。

中國面臨的挑戰：“脱鈎”、人口特徵和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是過去40年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現實例子，例如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結構惡化都是緊迫的問題。中國的人均GDP略高於10000美元，目前處於陷阱的中間位置（見圖5-2），而其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開始萎縮（見圖5-3）。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中國總人口可能最早在2022年開始萎縮。因此經濟學家擔心，中國在完全擺脱中等收入陷阱並加入發達經濟體行列前，會因為不利的人口結構而失去增長動力。

如前所述，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須滿足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製造有競爭力產品的能力，二是進入可以銷售這些產品的外國市場。毫無疑問，中國人已經在滿足第一個條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今天，中國幾乎能以高質量和有競爭力的價格製造所有東西。

對於第二個條件，在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學家需要更多地關注誰將購買中國產品的問題。畢竟，正是這些人將進行中國經濟繼續增長所需的擴張。

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認識到為中國製造的產品爭取市場的重要性。當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向世界開放中國經濟時，激烈的美日貿易摩擦也在上演。中國擔心，如果作為軍事盟友並擁有類似價值觀的日本和美國陷入爭鬥，鑑於中美之間價值觀的差異，中美貿易的前景不可能光明。為了避免這種結果，中國向外資直接投資全面開放中國經濟，使在中國投資的外資公司於當地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是日本沒有做到的。

歷史表明，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速超過了史上任何國家。中國人民是勤勞的，並通過努力學習和工作獲得了生產有競爭力產品的能力，但正是改革開放的決定，使中國獲得了這些產品的市場。改革開放還使數百萬中國學生出國到西方學習。不久後，又有數百萬人作為遊客出國。這與東歐完全封閉的社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改革開放促使中國被邀請加入WTO，並促進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增長。

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促使中國更多地依靠國內需求來實現經濟增長，這被稱為國內大循環或雙循環經濟週期。這也導致很多人都在談論“脱鈎”的問題。

毫無疑問，中國有14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中國人也以願意學習、努力工作以及創業的心態聞名。這些優秀的品質使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不可阻擋的，但與此同時，隨着出口放緩，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挑戰。

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具有競爭力的出口價格。在2006年出口繁榮的高峯期，出口佔中國GDP的近35%。今天，這一數字仍為18%左右。只要出口的價格具有競爭力，外國消費者就會為中國做擴張（即使他們自己認為是擴張不足），而出口迅速增長。

由於出口產品能夠銷售，中國製造商通過不斷擴大國內投資，為就業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換句話説，中國正處於一個黃金時代，中國企業在追求策略B的同時，有充分理由進行擴張，因為它們向比自己更富有的地區出口。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時，中國宣稱，被美國徵收關税的產品中有59%實際上是由外資公司在中國製造的。這並不奇怪，因為當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已經沒有一個資本家，所有資本、技術和管理知識都必須由外資公司提供。這些外資公司還為它們在中國製造的產品提供海外市場。

與西方市場“脱鈎”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不得不向那些不富有的地區銷售。如圖5-4所示，西方經濟體（包括日本）佔全球GDP的56.8%，而俄羅斯、非洲和其他地區僅佔25.3%（中國佔17.9%）。

西方經濟體的人均GDP是其他經濟體的4.5倍。鑑於中國的人均GDP最近才超過10000美元大關，這可能會急劇減少中國企業可以銷售其產品的市場規模。中國市場對西方當然很重要，但要認識到在全球GDP中，西方經濟體（包括日本）佔56.8%，而中國只佔17.9%。

未來經濟增長需要企業和消費的大力擴張

從根本上説，必須使有些人的支出多於他們的收入，一個經濟體才會增長。如果企業和家庭行為謹慎，在每個時期只花自己賺到的錢，那麼經濟可能會穩定，但不會增長。為了使經濟增長，實體必須擴張——要麼借錢，要麼減少儲蓄。

因此，經濟增長需要有持續的足夠多的機會，吸引企業借錢投資，或者令人興奮的新產品不斷出現，吸引消費者想要購買，即使這意味着增加負債或減少儲蓄。許多因素影響着投資機會和“必須擁有”的產品的可得性，人口和生產力只是其中的兩個。是否有這樣的機會，取決於經濟體的發展階段和難以預測的技術創新，從而產生新產品或更有效地製造現有產品的新方法。

中國經濟要想在當前的外部環境下發展，國內企業和消費者必須進行擴張。為此，企業需要不斷推出能夠讓消費者驚歎的和振奮的新產品。換句話説，它們必須採取策略A，儘管它們的客户較少，而且明顯不富裕。這使它們的情況類似於前文提到的追求進口替代型增長模式的國家。

中國有許多公司有能力開發出令人振奮的新產品。但政策制定者面對的關鍵問題是，是否有足夠的公司支持14億人口的經濟並推動其發展。儘管中國在過去40年裏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仍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9億人的收入在2000元或以下。因此，中國仍然可以利用外國市場和策略B為這9億人提供有報酬的就業，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對於中國公司開發新產品，政府還必須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沒有知識產權，公司就不會放心地將資源投入研發。由於策略A在本質上比策略B更具風險性，金融系統將不得不進行改革，以確保這些公司能夠獲得更多的風險資本。實際上，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實施美國政府多年來一直要求的各種政策。

雖然這些政策改革可能真的會發生，但新的環境——消費者越來越少，越來越不富裕——將比中國公司已經習慣的環境更具挑戰性。因此，隨着“脱鈎”的進展，經濟增長可能會放緩。戰後很少有國家在人均GDP還很低的時候轉向更難以實現的策略A，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這一事實表明，中國面臨着巨大的挑戰。

此外，當在中國設廠的外資公司開始縮減業務，以應對其他地方的低工資（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或者面臨中國製造的產品被徵收更高的境外關税難題時，就必須有公司取代它們的位置，以維持產出和就業。儘管出現越來越多有能力的中國公司既能在國內生產，又能在國外銷售產品，但問題是一樣的：在外資公司離開後，是否有足夠的公司為民眾提供有報酬的就業崗位？

一個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應該有意識地努力提高國內資本回報率，以便外資公司和本土公司繼續投資。只有讓企業家保持擴張，經濟才不會受拖累。

在短期內，政府可以通過擴張來保持經濟不萎縮。但是，除非這些公共工程的社會回報率高到可以自負盈虧，否則不斷增長的預算赤字和維持新項目成本的融資負擔最終會迫使政府減少財政刺激措施。一旦這些財政支持措施被取消，經濟增長就會放緩，除非企業不斷成功地推出令人振奮的新產品。

如前文所述，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中國跨越劉易斯拐點的2012年開始萎縮。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整個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個經濟體達到劉易斯拐點的時候開始向左移動是非常不尋常的。日本和韓國都在達到劉易斯拐點後享受了約30年的勞動力增長。

日本例子的指導意義在於，預計最早將於2022年開始的總人口下降將拖累由人口增長帶來的那部分經濟增長。如果中國不能在人口因素帶來的經濟增長勢頭消失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麼作為社會負擔不斷加重的老齡化國家，可能難以實現人均GDP在2035年達到20000美元的目標。

“脱鈎”並不意味着中國與西方的所有貿易在一夜之間消失。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和蘇聯冷戰的高峯期，美國和英國也從民主德國進口了大量的單鏡頭反光相機，並在公立學校的攝影課上使用。這是因為民主德國的相機比聯邦德國和日本的同類產品要便宜得多。

在財政政策的幫助下，如果沒有實際的軍事衝突，中國經濟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繼續增長。然而，在人口老齡化和國內工資已經達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標誌水平時，與西方“脱鈎”可能導致增長率大幅下降。

從這個意義上説，如果中國想在2035年達到上述生活水平，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也沒有政策錯誤的空間。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必須瞭解迄今為止哪些企業在擴張，以及未來哪些企業將會擴張。

被追趕的經濟體：發達經濟體如何理解與應對新現實挑戰

作者：辜朝明（Richard Koo）譯者：徐忠、任晴 2023年11月 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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